对潮学和潮汕文化的再认识——潮学札记

    饶宗颐先生1989年11月18日在澳门召开的第五届国际潮团联谊年会上大声疾呼:“我们如果真的有诚意去发扬潮人的传统文化……(就)应该做出一些有建设性的行动,例如设置某种有计划有意义的学术性基金和奖金,来鼓励人们去寻求新的智识,继承唐代常、韩两位地方刺史‘兴学’的精神,与海外培植一些人才,发展某些学术研究,这样才能使潮人传统文化有更加灿烂的成果。我想各位必会同意我的建议而努力去促其实现的。”经过四年的筹划,“首届潮州学国际研讨会”终于在1993年12月20日至23日于香港中文大学召开。饶公在研讨会上作了《潮州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性——何以要建立“潮州学”》的重要报告。从此,“潮州学”或“潮学”大旗才被真正竖起。前此,虽有许多探讨潮汕文化之作面世,但都以微观研究为主,资料收集、分析为多,在宏观理论研究方面,基本上还是空白。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潮人素性较为务实,在理论研究方面历来不擅胜场;另一方面,“如果没有专题研究的支撑,勉强作出‘甲、乙、丙、丁’的概括,表面上顺理成章,其实无异‘蜃楼海市’,是未必于事有补的”。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足够的关于潮汕文化专题研究的成果作为基础,要搞宏观研究也是很难的。或者说出来也是大而空、缺乏实证的东西。因而,潮汕文化的研究者们也就像蔡鸿生教授希望的那样,“多一点实学,少一点游词”了。
   然而,从90年代初开始,已经整整10年过去了,由于有潮汕历史文化中心和汕头大学潮汕文化研究中心、韩山师范学院潮汕文化研究中心、海内外热心于潮学研究的专家学者们和实业家们的共同努力,潮学国际研讨会已开过三届,著作出了几十种,《潮学研究》已出版了8辑,各地刊物上发表的有关潮学研究的论文也有数百篇。应该说,专题研究的成果是有了不少,尤其是在潮剧、人口、碑刻、考古、方言诸方面的研究,成果已引起海内外同仁的瞩目。然而,当我们想为一册普及本的《潮汕文化大观》写篇绪论,说明潮汕文化的性质和特点、潮学的研究对象和任务时,才发觉这十年来,作宏观研究的文章,还是少而又少。笔者不得不找来这十年来的种种著作文章,再从头拜读,并做了几番认真的思考。于是,有了以下的札记。
 
   一、关于“潮州学”和“潮学”
   把研究潮汕文化的学问称作“潮学”,并非最早的术语。 1993年12月在香港中文大学召开的“首届潮州学国际研讨会”上,饶宗颐先生作的报告叫《潮州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性——何以要建立“潮州学”》,杜经国教授的论文题目叫《潮州学建设刍论》、隗芾教授的题目叫《潮州学发凡》,是“首次召开‘国际潮州学研讨会’,正式推出潮州学的名称。”杜文还对“潮州学”这个概念作了界定:“潮州学,顾名思义,是研究潮州文化即广义的潮汕文化的学问。”但是,几乎是在同时的1993年底,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和汕头大学潮汕文化研究中心筹划出版由饶宗颐先生主编的潮汕文化研究集刊时,究竟是用“潮州学”还是“潮学”,却费了饶公和常务副主任杜经国教授及诸位编委们的一番斟酌,最后大多数人认为,还是简称“潮学”好。—个“潮”字,可以是“潮州”、“潮汕”、“潮人”,内涵和外延都扩大了,避免了“潮州”作为小范围地域名称的缺陷。于是,饶公亲自题签,把集刊定名为《潮学研究》。但“潮州学”之称,还同时使用,杜经国教授在《潮学研究》的《发刊词》中尚称:“我们期望,在各方面的大力支持下,《潮学研究》能办出自己的特色,为潮州学的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潮州学”一词之弃用,是从1997年年底被确认的。当时,会议筹委会就会议名称是沿继首届,称“潮州学国际研讨会”还是改称“潮学国际研讨会”这个问题作了认真的讨论,最后确定改称,并征得了饶宗颐先生的同意。此后, 1999年10月28-31日,第三届会议在韩山师院举行,也沿“潮学”之称。“潮州学”之称,基本上便没见有人再使用了。笔者认为,从“潮州学”到“潮学”,虽只一字之省,但却反映了专家学者们对“潮学”这个概念的性质、内涵及外延的认识的深入。“潮州”虽是个历史地域概念,而不是今天的行政区域概念,可以泛指潮汕地区,如至今犹叫得很响的“潮州菜”、“潮州人”、“潮州话”等。但在现在,它毕竟还是一个与当今的行政区域名称“潮州(市)”是同形异义的歧义词,容易使人发生误解,尤其是对潮汕历史文化不甚了解的读者。而“潮学”要研究的,是“广义的潮汕文化的学问”,还是用“潮学”好。
 
   二、关于“潮汕文化的内容”   上文已经说过,“潮学”是以潮汕文化为研究对象的学问。那么,什么是“潮汕文化”呢?十多年来,谈及“潮汕文化”的内容,也即“潮学”所要研究的具体对象的文章较多,认识也比较一致。饶先生在《潮州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性》一文中指出潮人的海外开拓史、潮人与畲族的关系、潮汕的考古、潮剧、潮汕方言、潮汕之外贸等诸方面,为当然主要研究对象。杜经国教授则把它归纳为四个方面:“1.广大潮人所创造的一系列风格独特并在海内外有一定影响的文化成果”,如潮剧、潮州音乐、潮汕工艺、潮汕农艺、潮汕饮食、潮汕文化、潮州歌册等。2.“创造这些文化成果的广大潮人所特有的文化心态,即他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如多神崇拜的习俗、善于经营的潮商、强大的凝聚力、众多的海外潮人等。3.“涌现了一大批在海内外有一定知名度的文化名人。”如古代的“前八贤”、“后七贤”,现当代的杜国庠、张竞生、许涤新、蔡楚生、秦牧、饶宗颐先生等。4.“音调、结构及内涵自成一体,覆盖面又特别广阔的潮汕方言。”⑧杜松年先生则归纳为“古雅丰富的潮州话、艺苑奇葩—潮州戏、优美抒情的潮乐、誉满环球的潮州菜、高洁精致的功夫茶、精美卓绝的工艺品、富有风味的民俗和精明的文化心态”等八大方面。笔者认为,饶公重在“钩沉致远”,指出潮学要主攻的方面。而杜松年先生则八大方面未分主次轻重。杜经国教授之归纳较为科学。
   窃以为,潮汕文化的最具特征的内容是潮汕方言。
   —方面,“潮汕方言是现今中国方言中最古远、最特殊的”。潮汕方言中所保留的古代汉语的成分和特点,历来受到方言学、汉语音韵学、汉语史学家的关注。潮汕方言的研究成果,是潮汕文化诸多内容中最为丰硕的,在海内外颇具知名度。尤其是自从清末民初张世珍的《潮声十五音》同音字典面世以来,至今已出版的字典数十种,估计发行量可达300万。其中《潮声十五音》和陈凌千编著的《潮汕字典》发行量都近百万。解放后吴华重等编的《潮州音字典》和李新魁编的《普通话潮汕方言常用字典》发行量都超过50万。这在国内外的任何一种语言的方言文化中,都是绝无仅有的。   另一方面,语言既是人类进行思维和表达交流思想的工具,同时也是多种文化内容的载体,因而方言也是区域文化中最表象化、最具表现力的文化内容之一。首先,潮汕文化是潮人创造出来的“文化”,而潮人的母语(方言)就是潮汕方言,判断一个人是否属于“潮人”,会不会讲潮汕话应是重要的标准之一。另外,像潮剧、潮州歌册、潮州歌谣等等文化内容则更是以方言为表现形式,没有潮汕方言,就没有这些颇具特色的民间文艺形式。
   其次,潮汕的农艺和手工业工艺是潮汕文化中的重要内容。我们认为,潮汕文化的特色应该用“精细”二字来概括,无论是潮人的精明细心,还是潮州菜的精美可口,工夫茶之精巧别致,潮剧、潮乐的柔婉精致,都源于精耕细作的潮汕农业经济和精雕细琢的手工业经济对潮人文化性格的磨炼和陶冶。故此,从潮汕文化形成的重要性来看,“种田如绣花”的潮汕农艺和“刻木石似微雕”的手工业工艺确实值得大书特书。
   第三,“潮人善经商”的名声远播海内外。潮人在家乡善务农、在外地善经商,当然都源于长期养成的细心、精明的心态特征。自从1861年汕头开埠以来,汕头内外贸易得到迅速的发展,经商者日益增多,以至于潮海关英人税务司辛盛在《1882—1891年潮海关十年报告》开篇中就写道:“汕头的重要性,首先在于商业,居民基本上都是商人。”
   潮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海外潮商,从清朝到现当代,世界各地的潮商真可谓人才辈出,富商如云。而潮商又与华侨史、与潮人不经意创造而留给后人的一笔全国绝无仅有的财富一侨批密切相关。要研究潮人的开拓性、潮汕文化的开放性等等独具特色的东西,如果不探讨潮商,不探讨海外潮人及其与家乡的联系,就得不到潮汕文化的精髓。
   笔者以上所述,是潮汕文化之最具代表性、最重要、最有特色的三个方面。其余方面,不过是一般内容而已。
 
     三、关于“潮汕文化的性质和特点” 
     上文谈了潮汕文化的重要的内容中的三个重要方面。但尚未谈及潮汕文化的本质特征方面。关于潮汕文化的性质,其他著述也少有专论者。偶有涉及,也多语焉不详。从摘录到的只鳞片羽式的语录中,大多数认为潮汕文化是一种地域性(或地方性)文化。如:
   潮州历史文化……是中华民族涵盖下的一种地方文化。——郑午楼《在首届潮学国际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致辞》 
   潮汕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个分支……,潮汕文化包含着不少的文化特质,这些特质构成了既与共存于同一地域中的畲族文化、客家文化不同,也与周边其他地域文化有异的一个体系。——杜经国《潮汕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潮州学首先是一种地域性的研究学科,从而区别于群体性为研究对象的学科。——隗芾《潮州学发凡》
   潮汕文化是属于汉文化的一个地域性亚文化。——黄挺《潮汕文化源流·引言》 
   有的先生则持稍有不同的看法,杜松年认为:“潮汕文化,是居住在本土的潮汕人、居住在国内其他地方及海外的潮汕人和关心潮汕人士所创造的有鲜明地方特色的潮汕文化,属广义文化也即大众文化的范畴,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其外延包括潮人文化,是一种地域性群体文化。”他把“地域性”放在修饰语的位置上,中心语是“群体文化”,与上述各家直接认为是地域文化意见不同。
   笔者认为,潮汕文化是中华文化中的一个分支(这一点是大家都承认了的)。这个分支带有强烈的地域性色彩。但它又不同于以地域为绝对特征的地方文化,如齐鲁文化、荆楚文化等等。“潮汕文化包含着许多文化特质……。在这些文化特质中,语言是最具区别性特征的一种。因而,我们把潮汕文化理解为,由讲潮汕话的民系所创造的一个文化共同体。”既然潮汕文化是“由讲潮汕话的民系(也就是潮人)所创造的一个文化共同体。”而潮人又遍布海内外,潮汕本土1000万人,世界各地也有1000万人。那么,如果用“地域性”来概括潮汕文化的特质,那显然不是妥当的。虽然,潮汕文化的产生缘于地方,至今也仍带有浓重的地方色彩。但是经过长期的,特别是在海外的发展,与海洋文化有过很长的交流融合的历史,其演变和发展的轨迹清晰可见。潮汕文化的性质也不是仅仅“地域”两字所能代表。因此,笔者认为,用“带有地域性的群体文化”来说明潮汕文化的性质,也许更恰当一些。依在下之见,改称“潮汕文化”为“潮人文化”也许更为准确一些。 
   最后,还要谈谈潮汕文化的特点。每当谈到这方面,大多数先生都是罗列了潮人的诸多方面的特点,如善经商、开拓性强、有凝聚力、精明能干、刻苦耐劳等等。我们认为,文化的特点是一种文化区别于另一种文化的最突出的东西,应该是一种区别性特征。一种文化的本质特点最少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别人、别处所没有的“这一个”;二是必须是诸多特点中最重要的一点。诸如刻苦耐劳之类,那是中华民族共有的优秀品质,就不一定要作为潮人的特点来介绍了。而潮人文化诸多特点中,最具深刻内涵的特点便是“精细”二字。农业的精耕细作,手工业的精雕细琢,商贸的精心经营,饮食的精工制作,艺术的精益求精,无一不与“精细”二字有关。 
   潮汕文化的“精细”特色,源于“种田如绣花”的农业经济方式。自清代乾隆中叶起,潮汕地区便进人人多地少、粮食不敷自给的局面。“为了更多的农产品,农民在有限的耕地上投放了更多的劳动力,甚至不惜用绣花的工夫来种田,把传统的精耕细作推向极致。”人多地少,又使不少人转向手工业,又创造了精雕细琢的木雕、石雕、剪纸等手工业艺术。用这种精细的用心去经商,也往往能无往而不利,所以又有了“善经商”的赞语。 
   当然,“文化的矛盾性和模糊性(笔者按:还有多元性),往往使人如坠万里雾中,要抓精神实质,谈何容易。”笔者所言,仅一己私见而已,未必正确。   四、关于“潮学研究”   首先谈谈选题的问题。 
   潮汕文化的内容很丰富,因而,选取什么题材,从什么角度来研究它,便是十分重要的。否则,便可能拾芝麻丢西瓜,精华没人间津,而对一些普通的文化现象却一炒再炒。在选题方面,十年来,饶宗颐先生高屋建瓴的指导起了很关键的作用,现在已面世的不少成果,是在他的直接过问下做出来的,如《潮汕金石文徵》、《潮州诗粹》、《潮汕史稿》、《南澳岛与海上丝路》等等。关于选题,饶公有过很精辟、对治潮学晚辈很有指导意义的论点:“潮州学的内涵,除潮人在经济活动之成就与侨团在海外多年拓展的过程,为当然主要研究对象,其与国史有关涉需要突出作专题讨论,如潮瓷之出产及外销、海疆之史事、潮州之南明史等之论题……”其中,犹以“与国史有关涉”这一点尤为重要。潮汕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个小小分支,不把潮汕文化的研究置于中华文化的背景之下,只对自己区域内的一些文化现象津津乐道,那只是井蛙之噪,成不了气候。有的人甚至分不清方言词与现代汉语词汇的关系,就把共同语的词语作为方言来大做文章。有的人则把中华民族的共同风俗,如赛龙舟过春节等也当作特殊的潮汕风俗来研究,这就更是“瞎子点灯白费烛了”。我们认为只有把潮汕文化置于大中华文化圈之中,与其紧密联系起来研究,才有可能做出超越潮汕、超越潮人文化、对中华文化研究有所裨益的成果来。“与此同时,还必须开展与闽南文化、客家文化、广府文化的比较研究,探讨彼此的异同及其原因,以增加对潮汕文化总体特征的理解。还需要把握秦汉以后与中原主体文化的联系及近代以来中西文化的碰撞在这里的影响。”这样才能从比较中搞清楚潮汕文化的特色及其成因。
   我认为,到目前为止,潮学研究的最为薄弱的环节,或曰还有待深入研究的是潮汕文化在海外的传承及其与所在国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和流变方面。“潮州族群是近代中国人往海外移居的重要一系,他们的移民成为东南亚各国人口构成的重要部分,他们无论在政治上或经济上都有卓越贡献,独树一帜。他们在经贸上的成就,有目共睹,他们的文化艺术不但在中国本土是朵奇葩,在国外也都能跟着潮州族群四处绽放异彩。”我们以往的研究,多数是在海外潮团、海外潮人对家乡的贡献方面,而关于潮汕文化与海洋文化的交融和碰撞及其所产生的流变的文章,几乎尚未有人问津,或者只是浅尝辄止,深入不了。当然,这可能有客观原因存在,例如,潮汕方言在东南亚的流播及其现状的研究,绝对是个世界性的绝好课题,但要对其进行研究,除要求研究者精通方言调查的和研究之方法外,还要求研究者要粗通英语、马来语、泰语、印尼语等。当然,最大的客观原因还可能是财力和时间的问题,因为田野工作需要耗费大量的财力和人力。这种课题,希望能由东南亚各国的学者与中国的研究者携手合作来完成。
   第二个方面,是对潮汕名人的研究。“文化名人是一个地区文化是否发达乃至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志。”潮汕文化实际上是“潮人文化”,对潮人精英的研究,能使我们对在潮汕文化的环境中哺育成长起来的潮人有一个清楚的了解。反过来,它能让我们去更深刻地认识潮汕文化。黄赞发先生的《潮汕先民与先贤》一书,在这方面作了有益的尝试,很值得称道。我们还组织过翁万达研究的专题学术研讨会,但还远远不够。且不论古代的“前八贤”、“后七贤”,现当代的温丹铭、黄际遇、杜国庠、张竞生、许涤新、蔡楚生、洪灵菲、冯铿、秦牧、李新魁、陈弼臣、谢惠如,还有健在的饶宗颐、李嘉诚、碧野、萧灼基、邱成桐等等,每一位都是世界级或国家级的名人,可谓群星闪烁。他们是潮汕文化中最光艳夺目的标志,可惜深入研究他们的成果太少了。 
 
     以上札记,仅是作潮学研究20年来的心得,多数恐怕是废话。就希望罗罗嗦嗦一万言中,含有愚者之一得,对潮学研究有一点儿积极作用,这就够了。至于胡说八道之处,敬请诸位专家鉴谅,并不吝赐教,小生这厢有礼了!

作者: 
林伦伦
来源: 
《潮学研究·第9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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