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潮汕文化的两个问题

    我们所说的潮汕文化,可以有两重含义,一是潮汕地区的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由于地理环境、经济条件、人文风习等原因而具有一定的地方特色。二是文化学意义上的潮汕文化圈,是中华文化大系统中的一个独具特色而又有全国性意义的小系统,如人们中所公认的齐文化、鲁文化。吴文化、越文化、楚文化等等。如属前者,当然没有疑义,但只具有地方性的意义。因为,我国幅员辽阔,历史发展又不平衡,地区性的差异是一向存在的,任何一个地区在文化上都会有这样或那样的特色。潮汕地区的学者可以谈潮汕文化,其它地区的学者也可以谈他们那里的文化,例如肇庆文化、韶关文化、湛江文化等等。如属后者则具有全国性的意义,可以在中华文化大花国里占有一席之地。但事情也就比较复杂,至少有两个问题值得认真研究:①潮汕文化的特色能否构成一个为海内外学者所公认的文化圈?②这个文化圈究竟属于何种类型?本文拟就这两个问题谈一些不成熟的看法。 
     潮汕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具有中华文化的许多共同特征,诸如勤劳刻苦,坚韧不拔的愚公移山精神;好学不倦,自强不息的人生哲学;不畏强暴,敢于反抗外敌的爱国主义,等等。我们研究潮汕文化当然要把握它的共性,但更要注意它的特色,即这裹在文化上有哪些引人注目的独特成果,创造这些独特成果的潮人又有哪些独特之处?因为,正是这些独特的东西使它有别于其它地区或其它类型的文化。 
     提起潮汕文化的特色,人们可以举出一系列能够在全国争得一席之地的优秀成果。例如,物质文化方面的潮瓷、木雕、潮绣、抽纱、潮柑、凤凰单丛和水稻栽培技术。还有那令人垂涎的潮汕美食和韵味无穷的功夫茶,等等;精神文化方面的潮剧、潮乐、英歌舞以及在哲学、宗教、科学、文学艺术诸领域所涌现的一系列文化名人,像张竞生、杜国庠。蔡楚生、许涤新等等。这些优秀的物质和精神成果是潮汕文化的明珠,是海内外广大潮人的骄傲。 
     但是,潮汕文化的最大特色还不是这一系列引人注目的优秀成果而是孕育和创造这些成果的广大潮人所独具的文化心态,即由他们的道德情操、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所构成的气质和风度。这突出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善于经商 
     潮人善于经商,世界知名。据考证,潮人的祖籍大部分是中原的河洛与河东地区,先秦以来,除山东的齐人与江南的越人外,河洛与三晋人土也以善于经营商业而知名。另外,秦始皇徙民岭南,“与越杂处”其中有不少就是商人及其子孙。大概是由于这个历史文化传统, 加上濒临大海,得地利之便,至少从南宋时起,潮汕地区的内陆与海上贸易已初具规模,潮州出产的大量瓷器与土特已有相当一部分行销海外。虽然明清之际由放海禁森严、海盗猖獗,这里民间正常的商集活动一度受挫,但清代中叶以后又逐渐走向高潮。潮州“红头船”北上京、津,南下东南亚各国,从事转口贸易。南来北往非常活跃。作为“红头船”故乡的樟林港在海外各国享有盛名,英国一八七五年出版的世界地图就标有樟林的名字,从世界各地发来的函件只需标明“中国——樟林”,即可送达。商集的繁荣促进了农业的商品化,农民乐于栽培经济作物以获取厚利而不欲多种稻谷。潮汕地区之所以长期缺粮,除地少人多外,经济作物挤占大量耕地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近代以来,特别是一八六一年汕头港开埠后,潮汕地区的海内外贸易更为活跃,汕头取代樟林成为又一个世界知名的商港,以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俄国在远东的成功》一文中把它誉为当时中国的“唯一有一点商业意义的口岸”(《马恩全集》第十二卷,第六百六十三项。)这个说法虽不符合实际,但它表明了汕头作为一个商港在西欧的巨大影响。《一八八二——一八九一年潮海关十年报告》曾指出“汕头的重要性,首先在于商业。居民基本上都是商人。它拥有一个极为优美的自然港口,由两条河流汇入一个宽阔的海湾形成。两条河都有相当长的一段航道可通小船。这些优越的条件,使地方上出现了各种生机。(见中国海关学会汕头海关小组译编的《潮海关史料汇编》第一页)本世纪三十年代是汕头商业的黄金时代,一九三三年,它的外贸额仅次于上海、天津、大连、汉口、胶州、广州,居全国第七位,港口吞吐量达六七五万吨,居全国第三位,市区的商号达三千四百多家!商业和商人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与此同时,潮商的足迹遍及海内外,在广州、上海、南京等通都大邑和东南亚各国都有一定的实力。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资本并不雄厚,有的甚至是白手起家,但由于善于经营、精于计算,又能够团结一致,往往成为竞争中的强者。在国内他们曾使以精明著称的上海商家为之侧目;在国外,他们的成就更为突出,并涌现出一大批世界知名的企业家。前几年,日本电视连视剧《阿信》在我国风靡一时,广大观众对女主人公阿信在经商过程中所表现的刻苦耐营,精明能干和热情周到的服务赞叹不已,并希望我们的商店里能有更多阿信式的营业员。但在汕头市,人们会发现大街小巷里各色铺面的从业人员几乎人人都是“阿信”其服务态度之好大概可以列为当前的“中国一绝”。 
     二是勇于开拓 
     潮汕地区是著名的侨乡。目前本地区虽号称人口稠密,但加上潮州市也不过一千万左右,而散居在海外各国的潮人己达六、七百万,如果加上移居到台湾、海南以及港、澳等地的潮人,则肯定远远超过一千万。这显然是一个很独特的现象。 
     潮人大批移居海外。始于明、清两朝。这当然与海外贸易的发达有关。“商人重利轻别离”,最富开拓意识。据统计,当年经营“红头船”出海贸易的商人和船工中就有差不多一半人留居海外,在东南亚各国开拓新的天地。此外,当然也有不少在历次政治、军事斗争中的落荒者和在沿海以立足的武装走私集团,如张琏、林凤及其追随者.但移居海外的绝大多数人还是贫苦的农民,由于地少人多和苛重的私租国税,他们在家乡生活无着,只好冒风涛之险,抛妻别子,远涉重洋,到异国他乡去另谋生计。“无可奈何蒸甜粿”、“食到无,打起衫包过暹罗”这一类广为流传的民间谚语,就生动地反映了这一幅幅悲惨的历史场景。我们知道,贫穷是历史上农村里的普遍现象,但在封建自然经济占支配地位的情况下,农民一般都“安土重迁”,宁愿在那穷乡僻壤里吃糠咽菜、啼饥号寒也不愿到异国他乡去冒风险。电影《老井》所著力刻划的正是这种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可悲的心态。当然也有一些地方的人比较特殊,表现了一定的开拓意识,象山东的农民就习于“闯关东”,到白山黑水之间的草原上去开荒种地。但他们比起潮人来似乎还略逊一筹,因为山东居民并没有多少人闯到“一衣带水”的日本去,而潮汕地区的农民却远涉重洋成千上万地闯到海外去了。在这方面,大概只有闽南人、客家人可以和潮人相提并论。 
     说到潮人的开拓意识,不能不涉及上个世纪中期以后的契约华工问题。契约华工出海始于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每年约数干人,一八六一年汕头开埠后,规模越来越大,每年达数万人,据统计,一八七六年至一八九八年,从汕头经香港或直达东南亚的中国人有一百五十多万,其中绝大部分应是潮人。契约华工史是一部血泪斑斑的历史,它记录了西方殖民者的滔天罪行,也记录了广大契约华工的深重苦难。例如,一八五二——一八五八年,从妈屿岛和南澳岛运出的契约华工四万人,而同期在妈屿岛被折磨至死的竟达八千人,占总数的整整五分之一!此类记载,讲来令人愤慨,也令人心酸。但是义愤出诗人,却不能推进科学。在那数以百万计的契约华工中,虽然有相当一部分是由于受欺骗、被胁迫甚至被绑架而远离家园,但大多数人应该是出于自愿,否则就不可能出现那样一种“前赴后继”、“络绎不绝”的景象,这显然也表现了广大潮人富于冒险精神的开拓意识。 
     三是高度的凝聚力 
     在世界各大民族中,我们中华民族是最富于凝聚力的民族之—,它之所以历经劫难而依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富于凝聚力显然是一个重要原因,在这方面,潮人的表现尤为突出《一八八二——一八九一年潮海关十年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话:“全帝国公认,汕头人非凡的联合本领和维护其一旦获得的地位所表现的顽强固执精神使他们的国内同胞们望尘莫及。”(前引出第廿三页) 
     潮人的高度凝聚力主要表现在: 
     首先,他们热爱祖国,尤重乡情。爱国主义精神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之—,潮人也不例外。伟大的爱国之士文天祥在这里受到普遍的尊敬。在近百年来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斗争中,海内外潮人中曾涌现出一批又一批革命志士,他们有的毁家纾难,有的英勇捐躯,功在史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外地的潮人,对家乡故土都有一种浓烈的依恋之情。秦牧的名篇“万里穿云燕,归巢恋旧枝,家乡甜井水,何处不相思。”就深刻而又生动的表达了这种感人肺腑的故园之思。早期在海外的潮人,处境是很艰难的,生活也很清苦,但他们只要稍有积蓄,总是首先想到远在家乡的亲人。据粗略统计,从本世纪初到三十年代,他们每年汇回的“侨批”都达数千万元,有的年头甚至超过一亿元。这在当时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应该说,其中的每一块钱都凝结着他们辛勤劳动的汗水和对家乡亲人的怀念。此后,随着海外潮人社会地位的变化和经济力量的壮大,他们对家乡的贡献就更大了。近年来,他们在潮汕地区兴办教育和各类社会公益事业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例子不胜枚举。这种无私的奉献精神,对潮汕地区的两个文明建设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其次,他们特别重视同乡关系。旅居海内外的广大潮人,只要遇到同乡,都会有一种特别浓郁的亲切感并尽力给予关怀和帮助。所以有一句颇为流行的谚语,叫做“学会潮州话,走遍天下都不怕”。为了增进乡谊,互相扶持,他们特别注意有组织的联系,建立各种类型的潮人会馆和社团。过去,在广州、上海、南京等大城市,都有不少影响颇大的潮人会馆,在海外各地,这一类组织更是数不胜数。上述《潮海关一八八二—一八九一年十年报告》就指出:“在汕头,设有会馆或同业公会会所的省份只有广东和福建,而汕头在与之有贸易联系的其它省份却都设有会馆……。这种习俗制度似乎是本地人的地方特性的具体表现。”(前引出第廿三页)海外潮团不仅注意维护潮人的利益,而且积极参与当地的社会公益活动,对扩大中华文化在海外的影响起着重要的作用。 
     最后,潮人的高度凝聚力还表现在他们对中原文化的强烈认同感。一般地说,高度的凝聚力往往与强烈的排他性联系在一起,潮人有较强的排他性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他们不仅不盲目排斥外地的一切,而且对中原文化抱有强烈的认同感。他们为自己的祖先大多来自中原而自豪。对那些为潮汕地区做了好事的中原人士尤为尊敬。这方面典型的例证就是“尊韩”。韩愈刺潮,在短短几个月里为潮人做了几件好事,潮人对他的尊崇是如此广泛而深远,以致“赢得山水皆姓韩”。对“尊韩”现象究竟如何分析评价,学者们意见不—,这里姑不置论,但它至少说明,潮人的高度凝聚力又是同对外部优秀文化特别是中原文化的认真吸收和积极引进联系在一起的。 
     有关潮人的文化心态,还可以举出另外一些特征,诸如重实用,轻玄想;重经济、轻政治;重文轻武等等。但这些均属次要的方面,这里就不—一论述了。至于上述三大基本特徽的形成原因及其历史与现实意义,涉及的问题很多,均需专文讨论。限于篇幅,这里不赘。 
     潮汕文化的内容是很丰富的,也很有特色。虽然由于起步较晚,僻虚海隅等原因,它在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这两个层面所创造的优秀成果与中原主体文化相比要略逊一筹,但在文化心态这个更深的层面上却独放异彩,大大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容。如众所周知,汉民族作为一个农业民族,历来都把农业放在首要和根本的地位,而把商业列在末等。“上废除末”,“重农抑商”是历代封建统治者所奉行的基本国策。虽然自西汉以来就有所谓“以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史记.货殖列传》)的说法,但在人们的观念里一般是看不起商业和商人的,甚至把商人和投机取巧、不劳而获等恶行联系在一起。在这方面,潮人的情况就大不相同。他们虽然也重视农业,农艺水平很高由于地少人多,甚至达到“营田如绣花”的程度但他们并不轻商。不仅如此在他们的道德观念和价值取向上,商业远比农业重要,善于经商是一种美德,商人也受到普遍的尊重。同时,如前所述,潮人的开拓意识在我们这个以“内向型”为主体特征的国度里可谓别开生面,他们的高度凝聚力也为一般国人所望尘莫及。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潮人是国人中一个独具特色的群体,潮汕文化是中华文化大花园中的一棵奇葩。它的总体特征可以概括为:一个由两千多万操同一方言的,善于经营、勇于开拓、具有高度凝聚力的,在物质与精神诸领域都对中华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并拥有一大批文化名人的庞大人群所创造的文化,它不是一般的地域性文化,而是一个具有全国意义和世界影响的文化圈。 
  
     那末,这个文化圈究竟属于何种类型,是地域型的还是群体型的?在中华文化形成过程的旱期,由于血缘构成、政治格局、地理环境、经济条件、风俗人文的差异曾先后出现国齐鲁文化、燕赵文化、三晋文化、河洛文化、巴蜀文化、吴文化、越文化、楚文化,等等。对这些地域性的文化圈,司马迁在《史纪》里曾有具体而又生动的描述。正是这些各具特色的地区方国文化加上周边各兄弟民族文化的交汇融合。逐步形成了丰富多彩的中华文化大系统。这是秦汉以前的情况,此后两千多年,虽然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区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风俗民情的差异,但新出现的地域文化圈并不多见。学术界所谓的“长安文化”、“燕都文化”,实际上是别有所指,用意不在地域。近代以来,由于中西文化的碰撞与交流出现了上海这个晚出而又独具特色的工商案文化名城。它既是中国传统文化向外扩散的窗口,又是西方文化向内传播的前哨,内容丰富,影响巨大,列为一个新兴的地域文化圈,完全当之无愧。但不知是出于谦虚还是为了证明其文化源头的古老并扩大其涵盖面,上海人宁愿把他们的文化说成是吴文化或太湖文化而不叫上海文化。只有改革同放后聚集在深圳特区的深圳人,以他们特有的自豪感和创新精神,在那里积极鼓吹深圳精神和深圳文化。随着形势的发展和时间的推移,他们的说法也许会得到人们的认可。
     潮汕地区不同于上海,更不同于深圳。这里所孕育的文化虽然带有浓郁的地域性色彩,但与其说它不是一种地域性的文化,还不如说它是一种带有地域特征的群体性的文化,即以潮汕地区为基地的由海内外广大潮人所创造的群体文化圈。 
     带有地域特徽的群体性文化海内外所在多有,我省梅县地区的客家文化就是一个群体性的文化。如众所周知,梅县客家人的主体是永嘉之乱以后的历代中原移民。这些移民经历东晋南北朝、唐末五代、南宋、明末的几次大迁徙,先后渐次来到闽粤赣交界的粤东北多山地区并与这里原住民的后裔碰撞交融,形成了具有独特方言风俗和心态的客家人群体。此后,他们又逐步东向闽南、台湾,西向粤西、广西、四川,南向东南亚和世界各地扩散。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并孕育出一大批政治、军事和文化名人。客家人无论走到那里,都顽强地坚持他们固有的文化特征和群体意识,并保持他们对嘉应故土的认同和怀念。所以客家文化是公认的群体文化圈,是中华文化百花里一株后发的奇葩。 
     在这方面,潮人不仅与客家人十分相似,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潮汕文化的历史源头固然可以追溯到先秦的南蛮、百越、蜒民和畲人,但它的主要创造者仍然是同客家人一样的中原汉族移民。从秦汉时期的卒、谪迁者到永嘉以后的历次移民浪潮,一批又一批中原人士陆续来到这片滨海地带并与这里的先住民逐步融合而形成另一支有独特方言、风习和心态的群体。大批中原移民的到来使潮汕大地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今天的潮汕平原固然是个富饶美丽的地方,气候温和。物产丰富,山明水秀,景物宜人。但不要忘记,至少在隋唐以前这里大部分地区还没有得到开发,不少比较低佳的地方还是一片汪洋,荒原上燠热多瘴,荆棘丛生,猛兽出没,人烟稀少。生产和生活水平都相当低下。(这种情况直到韩愈刺潮的中唐似乎还没有太大的变化。他的有关诗文要就透露了不少信息。当然,韩愈对潮州这个地方和潮人都怀有成见,为文又肆意夸张,不可尽信)。移民们不仅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能,而且带来了他们所特有的勤劳耐苦的品德和勇于开拓的创新精神。他们中的上层人土则带来了中原文化的先进成果诸如教育、科学、哲学、文学、戏剧、绘画、音乐、美食等等,使这片蛮荒之地获得了“海滨邹鲁”的美称。所以虽然潮汕文化至今仍保留不少原住民的遗迹,但移民们带来的中原文化无疑地居于主导地位、可以说,潮汕文化基本上是中原文化的移植而非原住民文化的主成,这就使它还在早期阶段就处于较高的层次。并且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明清以来,当客家人由嘉应州逐步向外扩散的时候,生活在潮汕土地上的潮人也开始了更大规模的流动,那些在这里无法维持生计的穷人和难以立足的勇者又继承和发扬先辈的传统向外地迁徙,并且远涉重洋到东南亚各国,在那日披荆斩棘,开拓新的荒原。他们也像客家人一样,在异国他乡,顽强地保持着潮人的语言和风习,并且怀有更为强烈的群体意识和更为浓郁的故园之情。 
     所以,以宏观的角度,鸟瞰粤东大地,我们可以发现一幅壮丽的历史图景:两般来自中原地区的移民浪潮基本上沿着两条不同的路线,先后分别来到粤东的北部山区和南部滨海荒原。他们定居下来不久其中一部分人又开始了新的移动,并且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越过大海,走向世界。由此可见,潮人同客家人一样,都是以中原移民为主体,以粤东大地为依托而走向世界的群体。根据文化学的分类应该把他们所创造的文化列入群体型的文化。这样,我们也就可以不囿于地域之限而把散居在海内外的上千万潮人放在研究的视野之内。 
     我们把潮汕文化视为群体型的文化而不是单纯的地域性文化,还基于以下几点考虑。 
     首先,只有突破地域的局限,把散居在海内外的上千万潮人放在我们的研究视野之内,我们才能认真谈论潮人心态的上述三大基本特征。否则,潮人的商业精神就不会像今天这样为世界所瞩目,其开拓意识与高度凝聚力也就大为减色。 
     其次,研究文化史,人们总是首先想到文化名人,特别是全国性乃至世界性的名家。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文化名人是文化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文化是否发达乃至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志。例如,人们在谈论中华文化的辉煌成就,总要列举孔、孟、老、庄、屈原、李白、杜甫、关汉卿、曹雪芹、司马迁、司马光、张衡、张仲景、祖冲之这些世界性的文化名人引为中华民族的骄傲。潮汕地区虽然在宋代已获得“海滨邹鲁”的美称,文化教育一直比较发达。但这里的教育思想带有明显的功利色彩,读书人所追逐的主要是科举功名,而不是要在学术上有所建树。明清之际中原学者所关注的义理、经济(即经世致用)、考据、辞章四大学术流派,除陈白沙、王阳明的心性之学在薛侃等人的活动中有所反映外,其它均无明显影响。而薛侃等人不过是恪守师门,对已趋没落的宋明理学没有多少创新,远不能与王门后学如闽中大师李贽等人相提并论。倒是为中原学者所视为敲门砖的八股试帖、高头讲章,在这里长期如日中天为人们所津津乐道。因而直到近代以前潮人中虽涌现了一批又一批举人、进士,甚至还有状元,却少有全国知名的学者。但是,近代以来,随着潮人进一步走向全国,走向世界,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潮籍学者在海内外许多地方的众多文化学术领域都显露头角,涌现出一大批全国知名甚至世界知名的文化名人,除已故的杜国庠、张竞生、许涤新、蔡楚生诸前辈外,依然健在的更是犹如灿烂的群星。为避免挂一漏万,顾此失彼,这里就不再—一列举了。 
     最后,历史与现实密不可分,人们研究历史总是要满足现实的需要,研究潮汕文化史则是为了适应潮汕地区两个文明建设的需要。潮汕地区的两个文明建设不仅是居住在这里的八百多万潮人的任务,而是海内外两千万潮人共同关心的大事。因此我们的文化史研究也必须立足潮汕,放眼世界,通过认真的科学研究,为进一步增强广大潮人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做出贡献。 
     
     编者按:杜经国教授,安徽省合肥市人。一九五五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一九六二至一九八七年在兰州大学历史系任教。八七年奉调至汕头大学任历史系主任。杜教授的专业方向为德国史、中国近代史和史学理论。近年他开始研究潮汕历史文化并为历史系学生开了“潮汕文化史’”选修课,对推动和弘扬潮汕历史文比不遗余力。现任新成立的“潮汕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正在组织人才,拟对潮汕历史文献和文化学术论著进行系统的整理并加以出版,这一工作,意义重大。相信在海内外各方面的鼎力相助下,此一盛举,必终底于成。 
     
     (本文乃杜教授“潮汕文化史”讲稿之一部分,由其女儿杜昭整理而成。) 
 

作者: 
杜经国
来源: 
《国际潮讯》第10期
浏览次数: 
1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