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语言学界的“苦行僧”

    流行于粤东的潮汕方言在汉语方言中占有一席地位,这就注定研究潮汕方言并论著丰硕的人,他是一位在中国语言学界占有一席地位的人物;中国文化语言学因“文革”后再度兴起而呈蓬勃发展趋势,这也注定对中国文化语言学潜心研究且成纺斐然的人,可能成为一位出类拔萃的人物。汕头大学文学院院副院长、全国语言与文化学会常务理事兼学术委员林伦伦副教授,就是这样的人物。然而这样的角色并不好当,因为他必须是一个在方言与文化交叉点上修炼的“苦行僧”,方能修成正果。
     说林伦伦是个“苦行僧”,要“考释”还得从他懂得扛锄头那时算起。1975年秋,抱着 “大有作为”壮志的林伦伦,搭上上山下乡的最后一班车,来到粤西雷州半岛这个广阔的天地“接受再教育”。超负荷劳作的“苦行僧”,磨炼了他的意志,并养成了刻苦耐劳的品德。我国恢复高考制度的消息,激荡着林伦伦那一点躁动而浓烈的求知之心。也不知用多少个“挑灯夜战”,换来了中山大学中文系的录取通知书。跨进大学门坎的林伦伦,似一头饥饭之牛,没命地“啃”书,四年没过瘾,又再“啃”了三年。七年的“苦行僧”,使他像一支蘸饱墨水的笔,为后来在方言文化研究上写下重要的篇章作好了准备。
     说来也怪,我喜欢写点东西,还是受林伦伦那“苦行僧”精神影响的。印象最深的是几年前拜读了他的著作《潮汕方言与文化研究》,书中的附录虽然仅仅列出林伦伦1983年至1991年语言学索引,但出版8部著作和发表37论文,巳令我折服了。林伦伦曾对我讲过一句“枯言”:“多写点文章吧。写,然后知匮;写,起码逼你去看书。” 
     其实,对林伦伦来讲,“写点东西”何止“去看书”那么简单。除了看书之外,他平时不论在什么时侯什么场合,只要稍有新发现,听到或看到有价值的只言片语,他都会随时记下来。长期的积累成了他用之不竭的知识财富。为了调查研究潮汕方言,他经常利用假期爬山越岭,历尽艰辛,几乎踏遍潮汕的每一个角落。就像最近获广东省中国语言学会优秀成果奖、“潮学研究”特别奖的《潮汕方言词考释》(与李新魁教授合作)一书,是他花了八年半的时间收集、积累和研究才撰成的。这本书虽只30万字,但阅读的古籍有100多种,所作的例证卡片有近万张之多。由于古字、生僻字多,排版印书不便,林伦伦用了整整一年时间手抄成册出版。谁看到这本字迹清秀、装帖精美的“手抄本”,无不感叹作者的“苦行僧”式的毅力。
     又一次走访林伦伦未遇,虽然我也学会了看他排课表的“天窗”行事,但这些“天窗”又常常被会议和政务填满。这使我担心着一个问题:白天够他忙了,晚上在家还常有人上门“合署办公”,他哪有时间搞学术研究呢?然而,我的担心是多余的。林伦伦从1990年任中文系副主任和去年任文学院副院长以来,不但出版了《潮汕方言熟语词典》、《古诗文别称词与中国文化》(与朱永锴合作)等4部著作,在《中国语文》和《方言》等权威刊上发表22篇论文,其中3篇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颁发的中国青年语言学家奖(唯一方言奖)。同时,他还从方言入手,对文化语言学做交叉研究,发表了如《潮汕地名的文化内涵》等若干论文,挖掘了方言词语、地名用词以及词语研究著作中的文化内涵。此外,他还把研究的触角伸向汉语的其他方面,写成《中国的言语禁忌及避讳》(与王伟深合作)、《中国民间秘密用语大全》等书,从语言学角度探讨了民俗的文化价值。
     “林老师,你这些论著是不是‘赚存’的?”当我用潮汕话问他时,这位方言文化学家马上给我“考释”道:“时间是人安排的,反正假期或晚上10点以后都属于我的 ‘自留地’。‘自留地’生产出来的东西当然是 ‘赚存’的。但真正能出产品,关键在于要有事业心和社会责任感。”林伦伦幽默而富有内涵的话,使我悟出了治学成功的诀窍:立志献身事业,有“苦行僧”精神,还得有杜会责任感。
     临采访快要结束时,我忽然想起在汕头市青年十杰颁奖会上林伦伦对记者讲的话。我问他:“你说获奖既是一份光荣,又是一种压力,你觉得压力来自哪方面?”他说:“压力来自自己。因为人民群众给了我这么大的荣誉,我一定要对得起父老乡亲。”告别时握着林伦伦那双坚毅有力的手,我心想:看样子他非继续修炼下去不可。
 

作者: 
曾建平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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