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奇人——国学大师饶宗颐

    余秋雨称他为“国际瞩目的汉学泰斗”、“整个亚洲文化的骄傲”;还断言:只要香港有饶公,就不能算文化沙漠。 这位饶公,就是著名的国学大师饶宗颐。 
     在香港,饶公是名人,也可算奇人。他博古通今,学贯中西,人称“业精六学,才备九能”。然而,谁会相信,这位顶着香港中文大学名誉教授,美国耶鲁大学、法国高等研究院、日本京都大学、北京大学等世界著名学府客座教授头衔的大学问家,竟是从广东潮州走出来的一名初中生! 
     家学启蒙 大病引斯入“国”门 
     白发,白眉,清瘦。最近一次见饶公是在几天前,85岁的他刚落座就轻声说道:“先得纠正一个重要偏误,我不像有些文章说的那样‘连小学也没上过,完全是无师自通’,我上过正规的初中,而且我学每样东西都有老师的,我的老师很多。”与纠正许多历史学方面的偏误一样,饶公对自己也是一丝不茍。 
     他说,我的祖父、父亲都是做生意的,我的家是当时广东潮州地方的首富。所不同的是,我的父亲一面做生意,一面也读书做学问。因此我家里有很多的书,大概有几万本。我小时候就在这些书里,很早就念了很多书。到了十几岁,父亲就过世了,我接下了他的两副担子,既要管生意,还要继续做他没做完的学问。后来,我对钱越来越没兴趣,父亲的钱到我手里变得越来越少。看来,我只能做好一件事,就是把他的学术研究继续下来。我后来就变为纯粹向学术方向发展了。可以说是家庭教育,是家学,使我走上这条路的。 
     少年早慧的饶宗颐,20岁出头因整理发表了父亲的遗著《潮州艺文志》而文名大噪,旋即被聘为中山大学的研究员。当时,日军已经南侵,中大迁往云南。在赴聘途中,饶宗颐大病一场,滞留在香港。没想到,这场大病,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在香港,他有机会结识了后来对他影响深远的学者王云五和叶恭绰,从而正式步入国学研究的大门。 
     而这场大病,是饶公此生唯一害过的一场大病。因此,对佛、道都深有研究的他认为,这是一种缘分。 
     饶宗颐对“缘”的解释不是完全被动的:缘是外面的条件,你自己有某种内在的条件可以同外缘结合,能够配得上的就会能够搭得上,要不然也搭不上,因为你的条件和它的条件不合,它没有需要你,所以说缘要内外两方面的结合。我碰上很多缘,自己也不大明白为什么会这样子。
  
     文气“熏蒸” 书海翻波广寻知 
     饶宗颐治学,涉猎领域很广。季羡林先生曾将饶氏的学问分归八个门类,后来郑炜明先生更是添加补充,细分为十五类。 
 儒学、道学、佛学,诗、词、文、史,目录、考古、敦煌学,音律、书法、绘画、甲骨文,饶公样样都有研究;时间跨度更是惊人,从上古到明清,几乎每个朝代都有涉猎。哪来的这么广泛的兴趣、这么旺盛的精力? 
     饶宗颐的回答是:得益于从小文化空气的“熏蒸”,正如林语堂所言;学问是像熏火腿一样“熏”出来的。我小的时候,上正规的学校成了“副业”,我自己还有一个很大很广的阅读范围。我有两个基本的知识基础,第一个是中文基础,写作的基础。家里从小就训练我写诗、填词,还有写骈文,写散文。我是跟父亲、跟家里的老师学习的。年龄很小时,我就懂得怎样把文章写得舒畅些、雅一点,也知道该用哪种文体写哪类文章。这一点在今天是很不容易做到的,很多大学中文系都没有这种训练,但我是很小就经过了这样的训练。这是一个基础条件。第二个是不受限制地读书,广泛积累的基础。我家里有那么多书,我整天在看,把读书当成了玩耍,用的时间比在学校上课的还多。在那个小图书馆里,我可以一边享受,一面玩,懂不懂就在那里面逛。因此,中国书的基本种类,我老早就了解了。对历史更是早就烂熟于胸。我早年念《史记》,背《史记》,有好几篇我今天还能背出来,像《秦始皇本纪》那么长,我当年也是背的。《资治通鉴》,因为年龄太小还看不懂,我就看《纲鉴》。整个中国历史的编年,我都能够知道,先后不会搞乱,这个史学基础,我很早就打实了。 
     饶公说,还有个义理的问题。中国人常讲的义理,就是基本的思想逻辑和它的演变的轨辙,在无拘无束的学习环境下,我从小就养成了独特的学习习惯和方法,以后我会“唤”出来用于做各方面的学问。 
     几十年中,谁对您做学问的影响最大呢?饶公不假思索地说:“一位印度人。他是一个律师,一个大大的学者。印度话的‘大’是‘马哈’,他是‘马哈马哈’学者。他写了两套书,其中一套是印度的文化史。不像一般的文化史只是罗列事情,他把每个概念都穷追到底,追到源头,给人非常透彻的感觉,不是浅尝辄止、半通不通。几十年前,我见他时,他已经90岁了。他的治学精神和方法,令我震动,以后我也是这样‘朔源’不已,然后再‘缘流’而下。” 
 
     求“阙”穷追 甘以有限探无涯 
     治学的博与专,是一对矛盾,很难兼得,但饶公做到了。在一些领域,他占据了开路人的地位。例如,他的《殷代贞卜人物通考》,震惊了国际学界;他的《梵学集》,也开辟了该领域中国学术研究的新天地。为了达到“专”,饶公不顾一切地“往里钻”。像梵学,为了品到“原汁原味”,他硬是从40多岁开始埋头学习梵文,一学几十年,可以朗朗而读。饶公说,我的梵文是与一位印度学者“换”来的。50年代末,那位在内地留学过的学者提出向我学《说文解字》。我正好想用功学学梵文,于是与他讲了条件:用《说文解字》交换梵文。此后几年间,我们互为老师,都学到了想学的东西。 
     对不求甚解,饶公一向非常反感,他忿忿地说:有些事真让人不可想象、不可理解!比如,中国人接受印度的文化,倘若以佛教传入为起点,有两千来年了,可到现在还没有有关印度最基本文法、也是世界上第一部文法专着的中文全译本!德文、日文的都有,就是没有中文的。这是为什么呢?研究印度,连起码的工具都没有,怎么可能“深山探宝”呢?饶公在《梵学集》里专门对这一历史性缺失问题做了研究和论述,认为与玄奘对该书作者巴尼尼的偏见有关,而唐以后,人们就因为玄奘骂过巴尼尼,连他的著作也不愿碰了。 
 支撑饶宗颐在学术方面锲而不舍深钻的,是一种“求阙”精神。饶公说,“求阙”是曾国藩的话。他认为做人、做学问,都要“求阙”。“阙”同现在的“缺”,就是要不知足的意思。实际上,天下万物都是有“缺”的,追求把“缺”的补齐,可事实上永远也补不齐,这样就会永远不知足地追求下去。 
     饶公是史学家,他说,最令我兴奋的是今天中国不断地有很多新东西(出土文物)从地下冒出来了。而这些东西又带出了许多新问题,需要解答。比如,遇见冒出来的东西以后,发现有的文字与我们今天看到的本子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你就要解答了,我是研究这方面的,我有找出答案的责任,我要研究。我不能不研究,别人有没有兴趣,我不管;别人说,这个毫无用处,没有意思。我不理,我对它有兴趣,我就要研究。价值这个东西很难讲,我看有价值,别人看毫无价值。在学术上,越有争执的东西,越需要讲出一个道理来。我就是要找出这个“道理”来。 
     了解饶公的人说,别看他是国学大师,但他一点也不迂腐、守旧,开拓精神极强。他周游世界,精通英、法、德、日文。他研究国学,不仅从中国古籍中找材料,还密切关注着考古的新发现。例如,他用四川三星堆考古成果,印证以往古文献资料的研究结论,并进一步取得新的重要发现。他借鉴西方汉学家研究方法,从印度和西域文字典籍入手,拓展汉学研究的视野。他还利用敦煌写卷的新资料,深入研讨诸多史学之谜;通过“比较古文字学”,探索远古中外文化交流问题。难怪季羡林教授称其在掌握材料、运用材料上“令人有化腐朽为神奇之感”。 
     以有限的生命探求无涯的学问,于是饶宗颐做到了既博又专。
  
     “跑”遍天下 气凈心定苦耕耘 
     可别以为饶宗颐是个只钻故纸堆的“书蠹”,这位从里到外都“很传统”的国学大师还是个足迹遍天下的旅行家哩,除南美洲外,世界上的其它几大洲他都去过了。85岁的饶公壮心不已地说:希望以后有机会能去南美洲跑一跑。 
     有人问:您实践了古人所说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在“行”的过程中,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最大的乐趣是什么? 
     饶宗颐不假思索地答道:最大的乐趣,就是我从书本上得知的东西,在所到的那个地方做了亲自的验证。我会满意地说,原来如此;或者是又受到新的启发,产生了新的疑问。回来后,就继续查书、研究,追寻问题的结论。可能因为我的求知欲太强了,经常忘我地“走”、忘我地想、忘我地读、忘我地追寻,但是我觉得这是一种极大的乐趣。 
     饶公向我讲了关于《想尔》的故事。道教早期重要典籍《想尔》在史书中虽有记载,但隋代以前已经佚失。清末敦煌莫高窟所发现的六朝写本《老子道经想尔注》残卷,使其重现于世。但原件为英国人掠走,藏于伦敦大英博物馆。饶宗颐缘着线索,穷追不舍,终于想方设法找到敦煌残卷,将正文与注释分别录出,并按《老君道德经河上公章句》的次第,分别章次,进行考证、注释,写出了《老子想尔注校证》,补上了中国道教史的一段重要缺空。这部著作从30多年前首次问世,已经再版多次了。 
     饶公是书法大家,在香港许多文化殿堂,可以看到他题写的匾额。他说,做学问与写字做画一样,都很讲究一个“气”字。因为气不贯,就好象一个人没有生命。写字、做学问,实际上是把一个人的生命都摆在里面,有“气”、有生命,才会缘缘不绝。而“气贯”就能神“定”,不受外界的干扰。 
     饶宗颐又讲佛理了,他说,佛教讲这个“定”。就是提倡心力的高度集中,培养定力。外出闲云野鹤,返家静如处子。多年来,我养成了一个宁静的心态,排除掉各种烦恼,养成自己心里头的干净,心里头的安定,所以才能“定”在做学问上。 
     很多学者本身就是文化的载体,像饶宗颐更是满腹经纶,而且许多堪称“绝学”。他们会有后继人吗? 
     饶宗颐说:我也很担心这个。连一些专家都认为我“钻”的是“无聊的事情”,也没有钱赚,太傻。以后,谁还会像我这么傻地去研究呢?但我的兴趣就在这里,我就愿意追寻莫名其妙的那些问题,而且每个问题都要“打破沙锅纹(问)到底”。是兴趣,推着我去搞那么多的不同语言,不同门类的学问。尽管有些事情最终也不能弄得太明白,但是研究的过程本身就是很有趣味的,令我欲罢而不能。当然,从长远讲,我也很乐观,因为人类的学问是不会中断的,而且会越来越壮大。 
 
     童心不泯 创新方可树常青 
     禅机,让人感到无限深邃、苍老。可饶公谈“禅”,经常活泼得像个小孩子。 
     在一次饶公的画展上,有人看着一幅他在香港大屿山盘腿打坐的照片,露出将信将疑的神情。没想到,饶公竟出人意料地当场在座椅上表演起来,他轻而易举地把双脚盘在了大腿上,脚心向上,连皮鞋都没脱。“这不是计算机合成的。”饶公指着相片对怀疑者说。还有一次,笔者与饶公谈到印度的瑜珈功。老爷子说到兴奋处,竟也来了一次现场表演,在小小的直背餐椅上双脚上翻地打起坐来。我担心饶公扭伤了腿脚,请他赶快复原。他却笑着说:“六七十年的功夫了,没问题。20多岁在印度时就让当地人惊奇了。” 
     “我自己也奇怪,85岁了,但是我的心态还是十几岁那个年龄的孩子的心态,还不停地干着那个年龄时有兴趣的事。为什么会这样?大概因为我对很多事情看得比较透吧,无常的事情令我看富贵、贫贱,有钱没钱,都差不多。我都不怎么在乎,不当回事,认为变化是一定的,是自然的,因此都不动摇我的心。”饶公这样解释他“几十年心态的不变”,而对学问、艺术,他又主张不断求变、创新。 
     身兼书画史家、理论家又是实践家的饶宗颐,对中国书画的发展有独到的思考。说起有人担忧中国书画的前途,他说:“这是很多余的。担心自己的艺术没有前途,那是对自己的东西认识不够;同时也是对别人的东西认识不透。我年轻时到欧洲看毕加索等西方大家的作品觉得了不起。现在再去看,不是觉得不好了,而是看得出他们出'巧'的方法了。其实大师们也不是张张作品都成功,也有许多较生硬,拼凑的。一张作品成功,其它什么都有道理了,艺术评论往往有误于此。”他认为,艺术生命在于无穷的追求,但创新总是有来源的,或者来自传统,或者借鉴别人,绝无“横空出世”的神话。他说,一些本来很有前途的画家创出了一个被别人承认的面目后,就不断重复,以应付市场的需要,“这样就沦为‘匠’了。” 
     “您也画了、写了几十年了……”“是不是担心我也变成‘匠’啦?”大笑之后饶公说:“我力争不变为‘匠’,不断求变求新,窍门就是我尽量保持童心不泯。” 
     面对种种赞誉,这位著书近百种的大紫荆勋章获得者始终淡然处之。他静静地说:“如果像人们说的那样,香港是一个文化沙漠,那我只是这个沙漠中的一颗沙子。我不像别人说得那么重要,那么好。我还有‘阕’,还在继续‘熏’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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