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州王门学派

      潮州王门学派的定名 
    明代中叶,中国学术思想的长河洪波涌起。正德初年(1506),王阳明创立了他的心学体系。不论是在贵阳书院传述"知行合一"之学,还是在南昌讲授"致良知"之学,都使被程朱理学禁锢已久的士大夫发聋振聩。一时间,士大夫们趋之若骛,及门弟子数百,私淑与再传弟子难计其数。    其时,阳明心学也风行潮州,引起潮州士大夫探究思想学术的兴趣,使古代潮州思想学术的发展进入高峰期。我们仿照黄宗羲的学术名著《明儒学案》按地域划分王门学派的做法,用"潮州王门学派"来指称这一时期潮州士大夫的思想学术。    "潮州王门学派"名义之成立,有两个理由:    一、 学者众多,蔚为风气。    阳明学说在潮州地区的传播,开始于正德十四年(1519)。前此,潮州士人郑一初、薛侃、杨思元等,已先后师事王阳明。正德十一年(1516),薛侃的长兄薛俊出任江西山教谕。薛侃自南京来,转述师说于其兄。薛俊对阳明学说欣然乐闻。次年王阳明巡抚至赣,薛俊率领家族中群子弟侄薛侨、薛宗铠、薛宗铨等前往赣州,请益问学。这一年,杨骥也由薛侃介绍,从学于王阳明。正德十四年(1519),薛侃、杨骥归潮州,讲学金山、梅林。在他们的影响下,到王阳明门下求学的潮州士子,"源源以十数"(《王阳明全集》)卷二十五《祭国子助教薛尚哲文》)。其中可以从典籍中考核出姓名的,有翁万达、杨鸾、陈王典、林文、余善、陈应麟、成子学、吴继乔、陈明德诸人,都曾由王阳明耳提面教。海阳布衣黄保,听了薛、杨诸子讲述阳明学说,极其向往,竟然在暮年命其子黄梦星往越中师事王阳明,说:"吾不希汝业举以干禄。汝但能若数子者,一闻夫子之道焉,吾虽啜粥饮水,死填沟壑,无不足也矣。"(《王阳明全集》卷八《书黄梦星卷》)这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另外,还有一些潮州士子游宦在外,与王阳明的弟子交往而接受阳明学说,如林大钦、陈思谦、萧端升等。这些士人,构成了潮州王门学派的基本队伍。他们当中有不少人又回到故乡,建书院,设精舍,聚徒讲学。正德、嘉靖间,对阳明学说的讲求,在潮州蔚然成风,一如王阳明自己所说:"海内同志之盛,莫有先于潮者。"(《祭国子助教薛尚哲文》)    二、 学术思想,自有特点。    黄宗羲的《明儒学案》为王门后学立了七个学案(包括"泰洲学案"),"粤闽王门学案"处其一。"粤闽王门学案"中载学者小传九则,潮籍学者占其五;论学资料,则辑录潮州薛侃一家,而以薛侃弟子罗浮周坦附录。这一学案,实在不妨视做"潮州王门学案"。    黄宗羲将薛侃为首的潮州学者独立为一个学派,与其它王门学派比并,自有他的理由。因为潮州王门学派在学术上确实具有与另外几个学派不同的特色:强调修养与践履的统一;在学术上虽然尚欠精微,但是在将治新所得推及彝伦日用方面,用功甚勤。  
    潮州王门学派兴起的学术背景  
    南宋,闽学对潮州有很大的影响。仕潮官师多闽籍,其中不少是朱子学派中人。潮州士人郑南升、郭叔云也都曾亲侍朱子而问学。郑、郭之学,有两个特点:一是强调躬身实践工夫;二是推重《礼》教(《嘉靖潮州府志》卷七《人物志》)。入明以后,潮州学者多遵循郑、郭的学术传统,谨志行而尊《礼》教。林大春《隆庆潮阳县志》论及此,说:"自赵宋道学大明之时,慨然以正学自任,卓为一郡儒宗者,实自二先生始。今晦庵《家礼》一书,与蒙谷所定《宗法》,潮人遵行之不废,二先生之力也。世儒往往谓道学无裨于实用,岂知流风余韵,犹能使人遵信如此。"深厚的闽学传统,实际上已经规定了潮州王门学派的学术取向。    成化、弘治间,白沙之学风靡东粤,引起潮州学风的新变。据方志文集所载,潮州士大夫从学江门者,有吴向、赵相、杨潜斋、陈应麟、杨王典兄弟、林岩、余善等10余人。这些人不满于当时士子局脊制艺、追逐名利的风气,遂绝意仕进,潜心讲求心性之学。白沙学说在潮州的传播是潮州王门学派兴起的前导。潮州王门学者就多有出自白沙学派的,如杨潜斋二子杨骥、杨鸾,先事湛甘泉,终则成为潮州王门的中坚。不过,他们一方面师承陈白沙以主静存自心善性的作圣工夫,一方面仍继承宋代以来潮州学人重《礼》教、重实践的学风。周光镐就这样评论吴向:"先生之学,内探理本,外绝世氛;不离日用事物之常,究竟于伦常孝弟之极。"(《明农山堂集》卷七《吴鲁庵先生逸稿序》)这一点,对潮州王门学派也有很大的影响。    正德、嘉靖间,有一批王门学者宦游潮州。例如,季本于嘉靖四年(1525)谪揭阳尉,适逢薛侃奔母丧,在中离山结庐,聚集四省同志讲学,便"日至山中,互相讲论"(黄佐《中离山记》。刘魁在嘉靖十四年(1535)任潮州通判,也到宗山书院讲学,并刊刻薛侃讲学语录《研几录》(薛侨《研几录跋》)。这些学者在潮州的活动,也为潮州王门学派的兴起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潮州王门学派的代表人物--薛侃  
    薛侃(1486--1545),字尚谦,号中离先生。正德九年(1514),薛侃在南京入王阳明门下,从学3年。正德十二年(1517),登进士第后,复从阳明于赣州3年。薛侃在王阳明众多的弟子中,有较高的地位和较强的影响力。他刊刻《传习录》于赣州,在王阳明带兵出征时,代理巡抚官署日常事务,聚集同门讲习不散。王阳明殁后,薛侃主理丧事,又在杭州天真山建阳明祠,每年春秋约同门致祭讲会。这对团结同门,弘扬阳明心学,起着十分积极的作用,嘉靖十年(1531),薛侃被人构陷,削职为民,在潮州宗山书院。自出仕以来,他前后3次在家乡讲学,倡阳明学说,推动了潮州王门学派的形成。去世前数年,薛侃又应邀到惠州丰湖永福寺、东莞玉壶洞讲学,有学生几十人,扩大了阳明心学的影响。    薛侃生前,有《研几录》、《图书质疑》等著作刊刻行世,后人又把他的论著汇编为《薛中离先生全书》。薛侃能恪守师说,学术思想接近江右王门邹、聂诸人,却未能够如邹、聂诸人进一步"推阳明未尽之旨"。他对阳明学说的继承和发扬,主要在道德伦理思想方面,并更加强调践履的重要性。他把体人吾心良知的涵养工夫,看作是学道的一个必要过程,认为学道最终必须致吾心良知与万事万物,以正心与修齐治平和一为目的。他曾经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来说明这种思想:"正心如印板玲珑端楷,修身是印得仔细,齐家即印之家,治国即印之国,平天下印之天下,原是一个工夫。"(《薛中离先生全书》卷一《研几录》)黄佐在《中离山记》中用"以良能良知为实学"来评价薛侃,正道出薛侃学术思想的特点。    薛侃一生,能实践自己的思想主张。在朝,有《正祀典以敦化理》、《明正学已安圣躬》、《复古制以新士习》、《复旧典以光圣德》等奏疏,都是着眼于礼制,梗直建言,并且因最后一疏得罪下狱。在乡,有挖溪修桥筑堤诸善行,更是希望借助礼教建立地方社会秩序(《薛中离先生全书》卷十九)。他自己平常一言一行也执礼甚严,罢官归潮,过潞河,逢圣寿节,参议项乔正行礼舟中,下人来报:"小船中有一个人穿着民服,也摆起香案叩头。"项乔说:"一定是薛中离。"(《明史》卷《薛侃传》)    在潮州固有的学术背景下,潮州王门学派大多数学者与薛侃一样,"以良能良知为实学"。因西北治兵功绩而名扬青史的儒将翁万达,是其中最为超卓者。  
     潮州王门学派的影响 
    潮州王门学派重视践履的学术取向,在潮州士大夫中影响甚大。他们大多走上经世实学的道路。最有名者,如萧端蒙不喜欢心学谈玄,吏治却很有功绩,处理贵州民族事物的务陈奏折,铸钱、治河的建议,见载于《明经世文编》。唐伯元在王学风行朝野之时,公然诋毁王阳明,实际上也是从"修已以敬,至于安人安百姓"的主张出发,力图纠正王门后学空谈玄理以至于叛经离道的倾向。他一生操行甚有清操,在吏治方面也有不少成绩。    到晚明清初,潮州士大夫多以名节自立,出仕则以一身许国,居乡则以传道习礼为己任。他们倡乡约,立保甲,建宗祠,修族谱,在安定当时动荡的潮州社会方面,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可见,潮州王门学派对晚明和清代的潮州社会变迁犹存巨大的影响。

作者: 
黄挺
来源: 
汕头大学潮汕文化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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