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具一格的潮州歌册

    潮州歌册,是以潮州方言写作的长篇叙事唱本。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印本,是清咸丰年间潮州李万利商号印的唱本。清咸丰以后至民国,潮州先后有老万利、万利生记、万利春记等多家书坊,印制歌册五、六百部。除民国时期有个别铅印本与石印本外,全都是木刻印本,而且都是薄纸小本(与当今的787×960毫米32开本大小相当)。歌册每部短的二三万字,最长的有三、四十万字。由于不断流失,尤其经文革的抄毁,现在能开列书目的有300多部,保存下来的约200部左右。  
   为什么要称为"歌册"?这可能因为早期较短的歌文凭记忆朗唱,没有稿本,而较长一些的歌文只抄写在纸张上,凌散而未成册,当有了整齐而规格统一的印本之后,就称之为歌册了。事实上,作为"潮州歌册"这一民间文学样式,并非清末才有,它的产生应该不晚于明代中叶潮剧的形成时间。因为地方戏曲的形成,一般都需要有地方的说唱曲艺为基础。正如"黔剧(文琴戏)就是从贵州弹词发展的"(赵景琛《曲艺从谈》),"元杂剧是终合了初期戏剧和讲唱文艺两个重要因素发展而成的"(顾学吉页《元明杂剧》)一样。另从《明代潮州戏文五种》中,可以找出许多与歌册歌文的情调、语言、韵味相类的曲词。若把两者放在一起,是无法划出它们的界限的。从最初的潮州民歌、俗曲、秧歌的简短篇幅、简单内容以及口头流传形式,发展成为编印成册的鸿篇巨制的叙事歌册,已经是经历了三四百年的时间。 
   卷帙浩瀚的潮州歌册,取材范围十分广泛:历史故事、古代小说、陶真、词话、弹词、木鱼歌)、本地时事、民间故事传说等。潮州歌册自明代产生以后,逐步发展,晚清有了歌文册本至解放约100年间,是潮州歌册广泛流传的兴盛年代。 
    潮州歌册是潮汕民间文学之花,它长期牢固地占据潮汕农村的文艺阵地,深深地扎根于群众尤其是广大妇女群众之中。旧时代的潮汕妇女一般不外出抛头露面,大都在家里或到邻居家织麻绣花或做针线活。在社会信息闭塞的生活环境中,她们通过听唱歌册,了解社会,认识历史,扩大眼界,增长知识,丰富文化生活。不少妇女不仅能够知道各个历史时代的一些英雄人物,甚至还能讲叙片断的历史故事。有的还借助歌册学会认字。潮州歌册是潮汕妇女的生活教科书,学习文化知识的课本,也是潮汕妇女的精神乐园。有的地方还流传不少关于用潮州歌册作为妇女陪嫁礼品的佳话。 
   潮州歌册能够如此深入人心,吸引妇女群众,数百年历传不衰,是由于它别具一格的特点决定的。  
   第一, 语言通俗生动。潮州歌册可以说是潮汕方言口语的诗化。用方言口语表述,妇孺老幼皆能听懂;用诗的形式朗唱,节奏鲜明而又押韵顺口,悦耳动听。歌册中还融注大量的方言俗语、俗谚,形象生动。  
   潮州歌册基本上是七字句,但夹在叙事中间的一些书信、奏疏、诏令、传话、对话等则灵活使用其他句蚀,有三三七、三三四、三三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六、四四四四、七四七四等等。四句一韵,也可连韵,以押平声韵为主。朗唱时每节抹句(第四句)拉长声音,略作间歇而强节奏感。有一部分歌册歌文中间夹有少量说白哦,简要地说明事因,交代事项,转述过程等,使故事连贯,眉目清楚。    
     第二、地方色彩浓郁。潮州歌册中有许多属于地方人文概貌、风土人情、生活习俗的描述。这不仅反映在地方题材的儿歌册中,也出现在非地方题材的歌册里。因为歌册作者无论是改变书史文传、历史演义与下故事,或是移植外地戏曲、曲艺,大都不是把祖本作蓝本,有的是敷演历史故事,参照某些时间,虚构人物和故事情节;有的是借助历史人物的故事传说,加以想象发挥,编造新的内容;有的虽然是按祖本移植,基本事件、主要情节和人物忠于原作,但作者往往也舔枝插叶,给歌册涂抹乡土气息。如歌册《刘明珠》写刘明珠的母亲产育刘明珠的情景,产育准备:"二囝明白己在先,生产物件早安排,亦有弦线缚脐带,亦有剪刀来返脐。"产育过程:"水帕头先捞(打通)路门,二婢扶娘落眠床,双脚搐放(两脚蹬住)脚桶底(洗澡木盆),许时昏迷难承当。"产育后补养:"四事明白就天光,小姐且抱放眠床,五个鸡蛋尔先食,来炆糯米落糖汤。"这是旧社会潮汕农村妇女在家产育的情况,作者把它附会到福建刘明珠母亲的身上。  
   歌册《刘龙图》写举人刘玄死了父亲备办丧事,更是形象具体地反映了潮汕富户治丧的风习:"去请族长年纪高,提灯引俺报地头,长者先行少者后,排列前后走一遭。同去报神即饭圆,初丧食桌(赴死人 宴)闹凄凄(热闹非凡),男妇老幼一齐到,有起牵子共带儿。亲人叔孙行磨边,麻皮取出来谛丝,三夜三日做功德(做道场),府第大闹有数天。成服放帖八百个,厅堂灵亭大焕彩,左近邻乡客来拜,三十里内人皆知。大宴宾客在厅中,请了僧尼有二班,死人各事理不了,万事孝子一个人。"      潮州歌册浓厚的地方色彩,使听众感到亲切,如同发生在身边的事,可以理解,甚至感情投入,心灵沟通。这也是潮汕妇女喜爱潮州歌册个一个因素。 
   第三, 潮州歌册与潮剧"联姻"。潮州歌册的篇目与潮剧的剧目,有许多是相同的。其中既有歌册改编成剧本的,也有剧本改编成歌册的。同一故事内容在同一地区内以两种文艺形式出现,人们可能认为会降低其传播效应。事实恰好相反,两种文艺形式的互补,更加刺激群众听歌或观剧的情趣。戏剧通过场景,人物表演、音乐等,感染观众。但它受到场面的局限,只能概括故事精要。歌册却可巨细无遗,把故事从头至尾娓娓道来。然而各册只是诉诸听觉,未能使听众直观地感受生动的艺术形象。两者结合,便相得益彰。过去,农村乡镇的文化生活十分贫乏,广大妇女每年观赏戏曲表演也只有几次。她们听歌之后若能再观看潮剧表演,往往兴致更浓,情趣更高。
   第四, 思想观念和道德规范贴近群众心态。潮州歌册渲染的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儒、释、道三教合流的道德观念、行为规范与价值取向。儒家的道德标准"忠孝节义"贯串在所有的歌册中,其中既有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与封建的伦理道德。歌册赞颂了出征御敌、保卫国家民族,疾恶如仇、除暴锄奸,秉公执法、坚持民族大义等坚贞爱国的英雄人物,如薛仁贵、杨家将、岳飞、狄青、王昭君、包拯、海瑞、孙中山等;却也宣扬了不予辩理抗争,盲目遵从皇帝旨令自戕身亡的"愚忠"。歌册倡导惩恶扬善,却又把因果报应归之于"天意"、"命理"。歌册强调丧夫之妇需操守贞节,可也渲染一夫多妻家庭的:美满和乐"。歌册展现正义必定战胜邪恶,但又或明或暗地突出了神力仙法所起的作用。 
   潮州歌册在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泥沙俱下,宣扬了一些封建的、落后的糟粕,这是受儒家思想、佛道宗教思想的影响,是时代的局限。潮汕自唐代韩愈潮兴学之后,儒家不断发展,尤其明代以后,公学私学遍地开花,儒家思想广泛传播。同时,潮人崇拜祖宗和信奉鬼神的思想观念则由来已久。因此,广大群众对潮州歌册所表现的思想观念,可以说是心灵相通,感情共鸣。 
   潮州歌册的作者基本上是下层的民间艺人与小市民。他们生活在群众之中,与群众血肉相连,能爱群众之所爱,恨群众之所恨,因而能够在歌册中传达群众的呼声。如无情地鞭挞奸臣、贪官污吏祸国殃民的滔天罪行,深刻地揭露官场的黑暗与腐败,也敢于痛斥残暴虐民、荒淫昏愦的皇帝。对于当时社会沙锅内群众憎恶的一切乌烟瘴气,如奸夫淫妇、后母苛虐、强徒作恶、倚强凌弱、残害无辜等等,都严词厉色地怒斥痛骂,横加扫荡。潮州歌册的人民性与审美功能,使它能深深地植根于人民群众之中。    第五, 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与生动的艺术形象。潮州歌册绝大多数是叙事的,一部歌册就是一个完整的故事。民间艺人有深厚的生活基础,有丰富的想象力与高度的创造力。有些歌册虽然主题相同,甚至事件相类,但编造出来的故事情节,极少相似之处。民间艺人并没有学过文艺理论知识,可是每部歌册都是以人物来结构故事,并能调动各种艺术手法,如通过肖像描写、心理描写、环境描写、细节描写、侧面描写等,来塑造人物形象。每部歌册都有独特的构思,生动的艺术形象。歌册作者重视设置悬念,使故事清洁跌宕变化,波澜起伏,在错综复杂的矛盾斗争和形象具体的细节描绘中,揭示人物的精神境界,表现人物的性格。  
   潮州歌册由于写作时间不同,有的分章回,立章目,个别的还有以诗开章;有的知识分卷,不立目。但不论哪一种,在头绪纷繁的故事中,作者都十分注意叙事的条理性,内容的连贯性,结构的严密性。而且众多的歌册结尾叙写惩恶扬善之后,均有大团员的结局。"大团员"结局"是我国传统文化精神的艺术再现,起于冲突而终于调和,是我国古代文化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是为满足崇尚圆满的社会心理需要而创造的理想境界"(郑传寅《传统文化与古典戏曲》)。它切合听歌的广大妇女的心态。    潮州歌册丰富多才的内容,曲折复杂的故事情节,浓厚亲切的乡土气息,通俗生动的语言表述,朗朗上口的诗歌形式,具有强大的艺术魅力,使听歌的广大妇女如醉如痴。潮州歌册是旧时代潮汕妇女可贵的精神食粮,也是潮汕一宗值得珍视的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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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吴奎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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