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汕方言俗曲唱本「潮州歌册」考

    【导言】
    中研院傅斯年图书馆中有一个全世界最大的中国俗曲唱本收藏,其中收集了民国时期流传于大陆各省的唱本数千种,及战后在台湾购得的许多「歌仔册」。然而,从曾永义所整理出的目录中,却见不到同属闽南方言之潮汕地区发行的通俗唱本[1][1]。这些以潮汕方言所记的诗赞体唱本,当地人称之为「潮州歌册」。
    从谭正璧.谭寻所发表的《木鱼歌.潮州歌叙录》来看,潮州歌册的部数、卷数之多,内容之充实,足与吴语的弹词,粤语的木鱼书等著名的讲唱文学平起平坐。尽管如此,在历来的讲唱文学研究论着中,潮州歌册始终未能广泛引起俗文学研究者的注目和关心,只有几位潮汕地区出身的学者,基于关怀乡土文化而为文粗浅地介绍了潮州歌册的存在,未能加以深入研究。在台湾,更因为难得见到潮州唱本,因此连其存在都几不为人知,遑论研究。
    究其原因,除了因旧版的潮州歌册入手不易,收藏者又鲜为人知以外,旧社会文人将小说戏曲等民间通俗文学视为毒蛇猛兽的曲解,才使得过去无人为潮州歌册立传。比起明代的潮州戏文,潮州歌册的研究环境更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以致今日我们对早前的潮州歌册源流已无从考据。当然,这个问题并不是仅存在于潮汕地区,整个中国的通俗文学都面临着如此困境。  本稿除了对潮州歌册做一通盘性的介绍之外,也对前人有关潮州歌册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提出一些个人的看法。
   【何谓「潮州歌册」】
    在论述潮州唱本之前,必须先解决名称的问题。潮州的通俗唱本称为「潮州歌册」似无异议,问题在于对潮语说唱曲艺的称呼分歧,有人称之为「歌册歌」、「潮州弹词」,亦有人称「潮州歌」、「潮州歌文」,更多人则索性以「潮州歌册」称之。
    台湾﹑厦门的唱念歌谣称「歌仔」,其唱本则称为「歌仔册」或「歌仔簿」;广东的唱念文学称为「木鱼歌」﹑「龙舟歌」或合称「南音」,而其唱本则泛称「木鱼书」;流行于江浙地区的「弹词」,其唱本亦称「弹词」;清代北方唱本的「子弟书」,其曲种名称一般也是叫「子弟」或「子弟文」[2][2]。可见在民间对于唱本的称呼有两种方式:一是将抄录歌词的唱本(印刷品)和唱念的歌谣(曲艺)两者同用一词;一是在原曲艺的名称后加上表示刊本的「书」、「册」或「卷」等词,以兹区别。前者尚可分为两类:一是取曲种的名称;一是依唱本的称呼。
    从曲艺发展出唱本,同样的路径,为何会产生如此参差现象?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第一种方式是属于语义的扩大(同一语词的意义增加);第二种方式则是语词的派生(从语干衍生出新词)。如何赋予一个新事物的名称,各地方依这两种方式自然形成,完全是随机的,最后端视何者被大众采用。另外,有一种情形是人为的因素。文化大革命之前,中国大陆曾实施曲艺戏剧的全国性普查,并搜集了许多资料。在普查之后,发现许多流行于各地的曲艺其称呼不一,造成研究上的困扰,遂由当时的研究者加以统一称呼,而沿用至今。
    民间的曲艺多为自然发生,其后因缺乏行政力量和知识分子的规范,故其名称总是林林总总。在名称固定之前的过渡期,以上述自然发生形式所产生的两种,甚至更多的名称可能同时并存,经过一段长时间的淘汰兼并,或是行政的外力介入之后,其中之一才能取得优势而受当地人广泛认同。例如台湾的「歌仔」从一般名词发展成专有名词,也曾经历了一段各据山头的时期[3][3]。潮语讲唱文学的称呼,似乎就处于如此的混乱状态。如《泰国潮州会馆三十年》纪念刊中也有一篇题为〈由歌册歌说起〉的介绍性文章,说道十几年前在马泰新港播音的「丽的呼声」华语电台,曾经每天播放过称为「歌册歌」的潮语说唱;可见至少在泰国的潮侨社会中,「歌册歌」是一个普遍被采用的称呼。
    又,潮汕籍俗文学家薛汕在其《书曲散记》中写道:
    弹词在潮州,叫潮州歌册。……为什么叫做“歌册”?“歌册”就是唱歌本子,顾名思义是不能标志出曲种的内容与形式的,因此有人主张采用歌册中的行文,即称作“歌文”以定名称。可是这在潮州却不能随俗,不是一听就懂。也有主张称作“潮州歌”或“潮州俗曲”的,则又容易与潮州歌谣和潮音唱曲混淆,都不如称为潮州歌册,一听了然。[4][4]
    上文中所提及的「歌文」﹑「潮州歌」﹑「潮州俗曲」,可能就是引用了谭正璧的《木鱼歌﹑潮州歌叙录》中的一节:
    “潮州歌”有时候也叫“潮州歌文”,也有人称为“潮州俗曲”,但这都只是暂时假定的名称。它的专有名称应该是什么,经我很多时间的探考,至今还没有发现一些线索。总之,它既是流行于广东省旧潮州府属及附近地区,而且是用潮州语言写的富于区域性的民间叙事长歌,称之为“潮州歌”或“潮州歌文”,或“潮州俗曲”,本来都没有什么不可以的。但“名不正言不顺”,虽属暂时假定,也必须有比较可靠的来源和根据。基于这个理由,那末称“潮州歌”﹑“潮州歌文”,比称“潮州俗曲”较为妥当,因为“潮州歌”和“潮州歌文”的“歌”和“歌文”,在这些流传的潮州歌本中,都曾经大量的称用。[5][5]
    谭氏在文中并引用了许多歌词,证明了潮州唱本中多自称为「歌」或「歌文」。尽管不知唱词中的「歌」或「歌文」是专有名词还是一般名词,他依然主张把潮汕地区的长篇叙事诗称为「潮州歌」或「潮州歌文」。如此称呼,至少还有些文献根据,不至于“名不正言不顺”。
    薛汕的称法虽不至于违背中国曲艺名称的命名习惯,却认为「潮州歌」或「潮州俗曲」会与潮州歌谣和潮音唱曲混淆,而否定了谭氏的称法。他主张就以「潮州歌册」当作曲种的名称,而使得「潮州歌册」一词兼指唱本和曲种。如此称呼者还有吴奎信﹑黄挺等人。陈觅‧郭华在1980年出版的《广东省戏曲和曲艺》中称之为「潮州歌册」,却在1983年发行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戏剧曲艺卷》中又改称为「潮州歌」。
    这种共享的称法,如果说明不足,往往容易造成混乱,甚至连作者本人也时常失察而混用。如陈觅‧郭华共着的《广东省戏曲和曲艺》,在文章的起头就犯下了前后矛盾的弊病:
    潮州歌册?,是潮汕地区用方言朗唱的通俗朗唱文学,在潮汕民间文学中占着相当重要的地位。旧歌册‚写的多是历史传奇、传说、神话、民间故事,凡潮剧传统剧目有的,潮州歌册ƒ也多有唱本。
    潮州歌册„在旧社会深受统治阶级歧视,不能登“大雅之堂”,故没有载之史册,作者也向不署名,其源流及产生年代,说法不一。据说四百多年前的明代就有木刻印本流行。
    从上下文判断,我们可知ƒ?的「潮州歌册」指的是曲艺本身,而„‚无疑地是指唱本。到底本文是在论述唱本或是曲艺,读者难以判断。不仅在这百余字的文章中,全篇论文都可发现如此现象。
    同样的情形一再发生。吴奎信〈“苏六娘”的戏文与歌册〉在文章的开头介绍了唱本的特点,却在下个段落里洋洋洒洒地分析了曲艺「潮州歌册」的源起。吴氏前后用的都是「潮州歌册」同一个词,但不知他所说的「潮州歌册萌芽于明代初年」是指唱本还是曲种?再看薛汕《书曲散记》中的〈潮州歌册〉一节,文章开头前两段说明了潮州说唱的名称和起源的问题,其后的文章却始终在述说唱本的内容和形式。
    上述的几篇论着,都在主词时而指唱本,时而指曲艺的情况下展开论述,连作者自己也未能察觉。如此把两个虽有关连,却性质不同的事物混在一起说明,使得论文的焦点模糊不清,也常令读者满头雾水。这个现象完全是共享同一个名词所造成的结果。因此,如果潮州说唱曲艺的名称尚未固定的话,何妨就将曲艺和唱本的名称分开,如谭正璧、叶春生一般,可免去许多误解和不便。
    当然,笔者身为外地人实无意捞过界为潮汕人的曲艺命名,只是提醒有志者在为文时勿将唱本和曲艺两者混同研究,应让唱本的归唱本,曲艺的归曲艺,如此才能更清楚地厘清头绪。毕竟唱本的研究,是属于出版刊物的研究,而潮州说唱则是戏曲、演艺等艺术和俗文学的范畴。
   【潮州歌册的重刊与收藏】
    中国官方第一次大规模收集唱本,是在1920年代。刘复‧李家瑞在全国各地收集俗曲唱本,并编列了《中国俗曲总目稿》两大巨著[6][6]。其中列出了6300多种唱本,却无一本潮州歌册。但是约在同时期,广东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却收集到了238部的潮州歌册,并发表了该所风俗物品陈列室所收藏的歌册书目[7][7]。这是目前所知有关潮州歌册最早的记录,然而这些藏书依田仲一成的调查报告[8][8]显示,现今只有47部仍藏于该大学图书馆内。
    另外,从文献中能得知的潮州歌册收藏记录是一封写于1988年的信函。这封由施蛰存写给薛汕的信中说道:
    1955年,上海到了一大批潮州歌册,我知谭﹑赵二氏(笔者按:应指谭正璧和赵景深)都买了不少。我买了140种,1956年转给华东师大图书馆,大约至今还在。
   薛汕在回信中更说:
    您说1955年购到大批“潮州歌册”,此事很有趣。那时我在北京市图书馆,南下访书,见还有一屋子的木刻版,乃建议老板印刷,我愿负责代订销三份。这样,北京图书馆和北京市图书馆都得全份,我自己一份。老板乘此多印了一些,在各地自行推销。这件事做得不坏,十年浩劫,木刻板全烧毁,现在潮州倒找不到全份,好在外地都有,没有绝迹。[9][9]
    根据这两封信和笔者亲访薛汕时得知,1955年重印的这批歌册,有一套存于旧北京图书馆(即北京图书馆分馆),一套藏于旧北京市图书馆(现首都图书馆),薛氏自藏一套和一些零星购得的旧版潮州歌册。再根据薛氏推测,施﹑谭﹑赵三氏所购得的潮州歌册,可能也是跟自己手上的歌册同一批[10][10]。
    1955年的这一批歌册重印了几份?由谁购得?文化大革命期间被破坏了多少?皆不得而知,但至少仍可以在几处图书馆觅得,实属大幸。90年代初期,潮州唱本又有了第二次的重印。薛汕将他典藏的第一批重印潮州歌册,提供给汕头市复印,以为保存及推广。1991年2月26日的泰国《中华日报》有这样一则新闻:
    为抢救这一民间通俗文学遗产,汕头市的有关部门1990年11月间,派员专程前往拜访居住在北京的潮人著名俗文学家薛汕先生,薛汕先生把收藏在家中的全部潮州歌册木刻本让来访者拿到汕头分类整理,选取了《林大钦》﹑《吴忠恕》﹑《韩廷美》﹑《双状元英台仔》﹑《海门案》等138部共300多册组成一套,按原木刻版本进行誊印,装订成册,经过一年时间,已完成誊印和装订成册工作。[11][11]
    这次的重印,就是把第一次重印的歌册重新整理,舍残卷不印,仅取其中没有缺卷的140部[12][12],计1554卷,油印线装成377册(书目),规格装订完全依循原旧版歌册。虽然第二批歌册比1955年的第一批少了一小部份,但仍不失为一个完整的收藏。此回共印制了数十套,每套售价4000人民币[13][13],由汕头市负责,除了在当地销售之外,可能有一部份售往海外,实际的去向也未能证实。这两次大规模的重印都使得潮州歌册得以回春,宛如为濒死的病人注入了强心剂。
     又,据笔者访书得知,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的资料室亦藏有文革前收集的潮州歌册112部。再者,据马风〈旧潮州歌册调查杂记〉称,汕头﹑澄海﹑潮安三地图书馆﹑文化馆收藏的版本共有215部[14][14]。又据《潮汕文献书目》—〈下编 潮汕研究文献 乡土文艺〉整理的旧潮州歌册书目可知,广东省中山图书馆、潮州市图书馆、潮州市博物馆及天津市图书馆都藏有100部以上的歌册;而吴奎信〈潮州歌册的社会价值与审美功能〉更称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和甘肃西北师范大学图书馆也各藏有100多部。
    个人收藏的部份,除了薛汕收藏的比较完整之外,仅知新加坡籍收藏家陈传忠藏有为数颇多的歌册,而笔者个人除了藏有第二批重印本全套之外,还有多年前在汕头书摊购得的油印本10册和在新加坡潮州书店[15][15]购得的15册旧版潮州歌册。
    把前述重刊出版的前后关系联系起来,我们可以发现绝大部份潮州歌册的藏书,可能都是来自同一个来源,即1950和1990年代两次的重印,也解释了潮州歌册分散于中国境内及海外的原因。相信因两次的大规模重印,海内外应有更多的单位和个人藏有潮州歌册[16][16],期待这些歌册能被广泛运用,并有更多、更好的研究报告出炉。
   【潮州歌册的起源】
    关于潮州歌册的源流,众说纷纭,因为现存的旧版潮州歌册几乎都未明记刊刻年代。为宣扬故乡文化源远流长的潮汕籍研究者,多以明代已有潮州地方戏演出,再加上从明代的《荔镜记》戏文中也可见到元宵灯夕,潮人互相答歌的记录,而根据戏剧自民歌发展而起之说,断定早自明代已有潮州说唱,进而也就有潮州歌册的问世。如吴奎信在〈潮州歌册溯源〉一文中写道:
    论证潮州歌册产生于明代初年,主要是依据潮剧,《明代潮州戏文五种》为我们的考证提供了十分珍贵的史料。……探讨潮州戏的存在时间,目的是研究潮州歌册的产生年代。戏曲是一种综合艺术,它往往以一定的声腔与说唱技艺为基础,如“诸宫调”的融入杂剧。潮州戏的形成,固然受南戏的影响,也离不开以说唱为形式的潮州歌册。也就是说,初期粗陋简短的潮州戏文,可能是从弹唱潮州歌逐步演变发展的。[17][17]
    另外,他还认为明代潮州戏文中的唱词其实就是潮州歌册的原始形态:
    潮州歌册是什么时候形成的?尽管没有具体歌文和直接史料可做考证,但我们根据潮州戏文资料,仍然可以找到答案。在嘉靖丙寅本的《荔镜记》戏文,我们似乎可以窥见潮州歌册的身影。……这些增入的诗词是很通俗的七字句,全剧诗歌连起来,实际就是一部《荔镜记》潮州歌册,可供文化程度较低的市民妇女唱读。[18][18]
    无疑的,无论从任何角度来看,明代已有潮州歌谣被咏唱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歌谣」是属天籁之声,不须文明科技,不须高度文化也能自然产生。世界上目前还有许多没有文字﹑文明未开化的部族,他们也都各有不同形式的歌谣在部落中流传,因此可以断言潮州地区从有人类社会形成之后,就已经有歌谣的存在,不管这些人是汉族或是所谓的「蛮族」。
    更有甚者提出了潮州讲唱可推溯至唐代,而其所依据及论证尤为牵强:
    潮州的讲唱文学始于唐代。唐代,佛教已在潮州一带盛行,潮州开元镇国禅寺的建立,自是明证。随着佛教的盛行,变文也在潮州盛行起来了。……起初,以佛经为蓝本,改编成通俗韵文。接着本地民间故事和历史故事编制成新变文。这些变文,成为当时流行于民间的歌词。说唱变文时,配一弹拨乐器,自弹自唱,可以认为这是弹词的雏形。
    明清时期,弹词在潮州非常盛行。但是演唱弹词须有一定技巧,且须有一弹拨乐器伴奏,不易普及。弹词抄本在传抄中又多有错漏,不易始终保持完整。一些注意民间艺术的文人,着手整理弹词本子,社会上因而开始出现弹词刻本。弹词刻本既可供阅读,又可供朗诵,很快就获得了为数众多的读者。脱离弦乐而单独存在的旧弹词本子,遂迅速地在广大城乡传播。一些文人,根据读者口味大量编写这类本子,书商见销路甚佳,也就大量刻印刊行。……群众称这些刻本为“歌册”。潮州歌册就渐渐地成为独立的文学样式了。[19][19]
    作者凭空地演证出了潮州流行过变文,又说变文是以弹拨乐器讲唱然后发展成弹词,进而说于明清时代潮州盛行弹词,然后舍弃弦乐伴奏成为纯粹的「歌册」文学。从整段论述看来,除了开元镇国禅寺的建立和歌册的刊行有具体的文献记录可查,而弹词是存在于数千里外江南一带的讲唱文学之外,其余的似乎都是信手捻来之物。作为一个学术论文,我们不知作者何以能随心所欲地在唐代禅寺和现今潮州唱本的两个点之间划上一条线,而且这条线还描绘地如此有声有色,具体可见。如果这样的论证足以成立的话,那么现今遍布中国各地的所有说唱曲艺都可论定是发生在唐代,并且都很早就有自己的唱本被刊行。
    民间有了歌谣、俗曲、变文并不足以证明当时、当地就有说唱曲艺的存在,更不能凭此认定已有唱本的刊行和流传;况且即便明代当时已有潮州讲唱文学流传于民间,那个时代的说唱曲艺与现在的潮州长篇叙事诗讲唱是不是同一回事,从未有人认真的研究过。前述的研究和主张,就是把过去身世尚不明朗的地方歌谣和现今的潮州唱本这两回事一厢情愿地牵上线,却无足够的文献资料和论证去左证。如此情形,就好比中国人在立族谱时,喜欢把自己的祖先写成某个同姓的名人一般。
    要追溯潮州歌册的起源,由于缺乏前人的文献记载,只能从侧面来推论。先从演唱方式的角度来看潮州说唱的起源。明代戏文中的唱词必定记有曲牌名,表示须依固定的旋律唱出歌词。而潮州说唱的最大特征却是不用乐器演奏,也没有固定的曲调,是即兴、随意的表演:
    朗读潮州歌册,无须乐器,不在什么书场,也不由专业艺人唱出,都是人民自己,以家庭妇女为多,唱歌册的场所,只要稍有宽裕的地方,就可以举行。从闺房、庭院、大厅到祠堂,即使在绣花、织苎等劳动的空隙之处,或在纳凉的大树下以至收获的旷埕,聚集三三两两以至十数人来听歌册而不厌。[20][20]
    歌册是盛行于潮州民间的说唱文艺。这种说唱文艺类似弹词,但缺乏固定的音乐规范,也没有乐器伴奏。它的演唱,实际上是一种依着字音的高低曲折来行腔的自由“读唱”。[21][21]
    据泰京曼谷坊间贩卖的潮语说唱录音带[22][22]即可印证以上说法。该演唱者除了每句末字拉长音之外,皆以日常的潮语朗读,没有旋律只随原字音高低起伏,节奏则始终固定,颇为呆板。用韵形式一般为每首1、2、4句押韵,每四句换韵。韵字几为高昂的平声,第三句末字则为仄声。如朗读七言诗赞体时,前六字不论其音节的组合(阴声、阳声、舒声、入声),或是声调的抑扬顿挫(平调、升调、降调),皆以同样的音长读念;第七字则拉长为两倍音长。试将《新造绿牡丹》开头两句以谱记之: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
    人生在世欲着时 英雄正袂被人欺 为臣尽忠是本分 为君不可心昏迷
  自古有道之仁君 所用忠良退奸瘟 英雄得展平生志 如此江山万古存
    一般戏曲的演变过程都是由简单发展到复杂,从原始进化到精致,而且与地方文艺互相影响。如果潮州说唱和明代潮州地方戏息息相关的话,在潮州音乐极其闻名的潮汕地区何以数百年来未吸收潮剧或民间音乐的曲调,只有朗读而且没有乐器的伴奏。可见在演出上潮州说唱和明代潮州戏可能没有太大的关连。下面这段刊于《广东省戏曲和曲艺》中的记录,正提供我们一个潮州说唱曲艺进化过程的实例:
    潮州歌册,历来是一人朗唱,少音乐伴奏。解放后汕头曲艺团首次把它搬上舞台,试以《英台行嫁》一段伴以音乐,效果良好,受到群众欢迎。此后各县业余演出团体相继效仿,使潮州歌册成为曲艺中的一枝新花。有些业余演出团体还把它发展成为“潮州歌册表演唱”。
    于此我们可以大胆假设,因为潮州说唱的演唱方式不像中国其它大多数曲艺一般使用乐器伴奏,还属于「天籁」的原始阶段,所以它的历史可能超乎意料的短而浅。潮州说唱若已有数百年历史的话,应该早已被热爱音乐的潮州人加上伴奏音乐,甚至固定的曲牌了。
    我们甚至认为也有可能从弹词、木鱼书等唱本形式导入潮汕地区之后才发展出说唱曲艺。因为潮州说唱若是来自弹词、木鱼歌、陶真、词话、宝卷、畬歌、秧歌、俗曲等说唱曲艺[23][23]的话,引进时没有理由舍弃原有的以乐器伴唱的方式,改以清唱。较合理的假设是:潮州说唱不是先从外地的曲艺民歌导入后,再发展出唱本;而是某种已经发展地非常成熟的外地唱本被传入了潮汕地区(唱本导入),当地人据以改写成潮州方言后(唱本本地化),潮汕人才加以朗唱(曲艺形成),而且整个过程发生的时间还不是很早。毕竟,相较于内容浩瀚,题材充实,足可媲美弹词、木鱼书的潮州唱本,其演出方式实在是太单调,太原始了。当然,这些也都不外乎是个人的假设,我们也同样地无从证明。
    关于潮州歌册的起源,我们认为有多少资料,才说多少话。萧遥天只提及清代干嘉年间已经很盛行[24][24];而谭正璧从歌词考证创作年代的说法就比较客观和理性,证明了许多作品确实成于清代,但也有牵强之处:
    据潮州地区民间一般歌曲的发展来说,它的产生年代最晚也不会超过明代,但产生的作品还只有极少数,绝大多数却作于清代,而直到民国初年还有人在写作。
    谭氏从歌册的内容和唱词里,找出几种产生于明代的作品,如《崔鸣凤仔全歌》﹑《花会图歌》﹑《阴阳会合铁扇记》等。他认为歌词中所记的地名如云南贵州城﹑江南苏州﹑云南四川,其行政划分方式和清代﹑民国时期不符,所以应属明代人所作[25][25]。
    不管明代的行政区域是否如此划分,仅凭这个线索就要将这些作品归入明代,尚有争议。须知,说唱文学的作品,大半是改编自通俗演义小说﹑民间故事或移植外地的讲唱文学而来,而且对地名﹑人名等专有名词也少有人会加以考究[26][26],所以地名不符实际的情形,有可能是作者信手写下,或是改编时因袭了所据底本的写法;即便是作者有心考证地名,但是后朝的人也有可能沿用前朝的旧地名撰文。更何况谭氏所举的5部歌册,其故事背景也都不是发生在明朝。总之,我们需要更有力的证据,否则目前依所能见到的唱本来看,只能说潮州歌册最早出现于清代[27][27]。而潮语长篇叙事诗的唱念起于何时,由于缺乏文献记载,尚无法得知。
   【今后的研究展望】
    潮州歌册虽最迟自清代已见流行,而且中山大学于1928年就搜集了数百种的潮州歌册,但学界对潮州歌册的注目,据 lang=EN-US>1957年方才由萧遥天行文介绍,而正式的研究更迟至1980年代才开始。惟在早期文献欠缺的研究环境下,造成了太多的空白,不论是它的起源﹑流传﹑进化等等都有待进一步探讨。所幸由于讲唱文学一般都会和其它种类的曲艺互相吸收影响,所以若和潮州邻近地区,或是流传层面较广,历史较悠久的异种唱本互相比较,相信必能从旁推敲出一些端倪。如木鱼书﹑弹词等已有长久的历史,充实的文献资料,而且从目前的研究看来,潮州歌册似乎受到这两种唱本的影响颇深,若进行更详细的比较研究,定能突破一些瓶颈。
    然而,研究各地的俗曲唱本时,除了语言的问题之外,唱本资料的搜集是最大的障碍。光是搜集足以研究的本地唱本,并加以解读,就要费时多载;若想继续搜集其它的唱本进行比较研究,更可能要花费半生的精力。过去戏曲、小说研究的境遇和唱本目前的处境非常相似,但是由于中国旧戏曲小说的研究已经蔚为风气,故有许多作品全集和海内外孤本的影印本或校注本出版,使得后进的研究者易于取得资料。唯有在研究素材自由运用的环境下,才能创造出一个崭新的学问。唱本的研究目前就是需要这种学问互相砥砺,脑力互相激荡的研究环境。
    换言之,若要提升潮州歌册的研究风气,只有将资料全面公开,消除研究障碍,才能吸引更多本地、外埠的学者参与,共同打开研究的僵局。2000年春,笔者已将个人所有的潮州歌册全部歌词输入成计算机文字文件,除了供自己研究外,还打算继【闽南语俗曲唱本「歌仔册」全文数据库】后,建立第二个说唱文学数据库,提供给语言学、文学、民俗学、社会学等各领域的研究者利用。如果拥有其它方言唱本的单位或个人,也能建置类似的数据库公开,共同营造一个良好而便利的研究环境,久而久之,终能获致优质的研究成果。
   【主要参考文献】
    1928 〈本所风俗物品陈列室所藏书籍器物目录〉,《民俗》周刊27‧28期合刊。
  1932 《中国俗曲总目稿》,刘复.李家瑞,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57 〈唱歌册〉,萧遥天,《民间戏剧丛考》,南国出版社
    1958 《潮汕歌谣集》,丘玉麟选注,广东人民出版社
    1966*《潮剧精华》,著者不详,香港永新书局(*未记刊年,有史丹福大学图书馆1966入库的戳印)
    1968 〈由歌册歌说起〉,张非,《泰国潮州会馆三十年》
    1972 《潮州话浅解》,王永大,新加坡远洋文化公司
    1974 〈潮州民俗文学-歌册〉,陈树民,《潮州文献》1卷1期
    1978 《香港大学所藏木鱼书叙录与研究》,梁培炽,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
    1980 《广东省戏曲和曲艺》,广东省戏曲研究室,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1 《弹词叙录》,谭正璧.谭寻,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木鱼歌﹑潮州歌叙录》,谭正璧.谭寻,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4 《弹词宝卷书目(增订本)》,胡士莹,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唱歌册〉,萧遥天,《潮州戏剧音乐志》,槟城天风出版公司
    1985 《书曲散记》,薛汕,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8 《赵景深先生赠书目录》,上海复旦大学
    1990 〈潮州歌册〉,马风,《潮汕文化丛谈》,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
    1990 〈潮汕妇女与潮州歌册〉,陈觅.郭华,《国际潮讯》12期
    1992 〈潮州讲唱文学初探〉,林有钿,《潮州民间文学浅论》,潮州市文化局文艺创作基金会
    1992 《潮州歌册选集》,薛汕整理,汕头市群众艺术馆
    1993 〈谈台闽「歌仔册」的出版概况〉,王顺隆,《台湾风物》43卷3期
    1993 〈潮州歌册溯源〉,吴奎信,载《潮学研究》第1期,汕头大学出版社
    1993 〈潮州刻书述评〉,陈白香,《潮州文化述论选》,中山大学出版社
    1994 〈闽台「歌仔册」书目‧曲目〉,王顺隆,《台湾文献》45卷3期
    1994 〈《苏六娘》的戏文与歌册〉,吴奎信,《潮学》第二期,潮汕历史文化中心.揭阳市研究会
    1994 〈潮州歌册的社会价值与审美功能〉,吴奎信,《潮州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上册)》,暨南大学出版社
    1994 《潮汕文献书目》,广东省中山图书馆.汕头图书馆学会编,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5 《木鱼书目录》,稻叶明子等编,日本东京好文出版
  1996 《岭南俗文学简史》,叶春生,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6 《潮汕百科辞典》,薛汕.蔡俊举主编,香港当代文艺出版社
    1997 〈从七种全本《孟姜女歌》的语词‧文体看「歌仔册」的进化过程〉,王顺隆,《台湾文献》48卷2期
    1997 《搏者风采》,东方文化馆发行
    1997 《陈三五娘之笺》,薛汕校订,东方文化馆
    1997 〈潮州歌册志〉,郭马风,《潮学》第八期,潮汕历史文化中心.揭阳市研究会
    1997 《潮汕文化源流》,黄挺,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7 《潮汕民俗漫话》,王伟深.少光,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8 〈论台湾「歌仔戏」的语源与台湾俗曲「歌仔」的关系〉,王顺隆,《文教大学文学部纪要》12-2号
    1999 〈潮州歌册研究目录(稿)〉,上田望.大冢秀高编,《金泽大学中国语学中国文学教室纪要》第3辑   【附表-家藏潮州歌册书目】

 

   [1] 见〈中央研究院所藏俗文学资料的分类整理和编目〉。 [2] 陈锦钊《子弟书之题材来源及其综合研究》,p.171~172。 [3] 见王顺隆1998〈论台湾「歌仔戏」的语源与台湾俗曲「歌仔」的关系〉。 [4] 见该书p.121,〈潮州歌册〉。 [5] 见该书p.103~104。 [6] 这些唱本,再加上其后搜集的一些唱本,目前已经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图书馆(傅斯年图书馆)整理编目完成,得以阅览。详情请参考曾永义《说俗文学》。 [7] 见〈本所风俗物品陈列室所藏书籍器物目录〉,《民俗》周刊27‧28期合刊。 [8] 见〈潮州歌册研究目录(稿)〉。 [9] 这两封信由施蛰存刊于《文艺百话》;复收于《搏者风采》p.141~143。 [10] 赵景深去世后,其藏书已转由复旦大学收藏,惟赠书书目中未见潮州歌册。 [11] 收于《搏者风采》p.36~37。 [12] 依笔者整理的结果,应为140部。 [13] 参见1991《东方文化馆馆刊》第一期,〈谁需要潮州歌册?〉。1994年6月4日《汕头日报》载〈为了潮州歌册这朵花〉。 [14] 引自叶春生《岭南俗文学简史》p.117~118。 [15] 该店自战前开业至今,如今已不再以贩书为主,但店头仍保留有一些早前库存的潮州歌册。 [16] 笔者于2001年曾赴美、加各大名校访书,虽然各校图书馆多有木鱼书、宝卷、弹词、鼓词等的藏书,却未见有潮州歌册。 [17] 见《潮学研究》第一期,p.226。 [18] 同文,P.229。 [19] 〈潮州讲唱文学初探〉,p.38~p.40。 [20] 《书曲散记》p.125~126。 [21] 《潮汕文化源流》p.209。 [22] 由泰国佛经录音带中心发行,潮侨吴佩英灌录。共发行蜘蛛记、双贵子、雪山宝卷、双鹦鹉等49套,计648卷录音带。 [23] 〈潮州歌册溯源〉p.229。 [24] 见〈唱歌册〉,该文简单介绍了潮州歌册的演唱方式、体裁及分类。 [25] 《木鱼歌﹑潮州歌叙录》P.109~110。 [26] 王顺隆〈从七种《孟姜女歌》的语词.文体分析「歌仔册」的进化过程〉中,就曾举证流传在各地的孟姜女出身地就不尽相同。 [27] 见谭着〈潮州歌叙录-作者与写作年代〉p.106~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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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王顺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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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州人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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