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汕民间故事传说的搜集、整理与研究

    民间故事传说,常被统称为民间故事,它是民间文学中的一种体载,而民间文学则是民俗学和民俗志的重要构成部分。
   潮汕民间故事,在潮州府志、县志和潮汕史籍中,已有不少记述。现当代潮人搜集整理的民间故事,大都是“五四”以后,在全国民间文学运动的影响带动下开展起来的。“五四”前夕,即1918年春,北京大学成立歌谣征集处,在《北京大学日刊》上附登《歌谣选》。两年后,歌谣征集处改为歌谣研究会,1923年冬编印了《歌谣周刊》,并从单纯刊登歌谣扩大到登载民间故事等多种民俗学资料。但最早刊载民间故事的,还是《妇女杂志》,该杂志1921年(第一卷)就刊出了民间故事的很多资料。民间文学运动初期,1921年1月,顾颉刚在《现代评论二周年增刊》发表了中国民间四大传说之一《孟姜女故事研究》,是当时学术界射出的一道强光,许多学人从心里感到惊异佩服。(1)1927年以后,随着北方一批民间文学的专家、教授到中山大学任教,南方的民俗学活动也活跃起来,他们组织了民俗学会,成员有顾颉刚、容肇宜、董作宾、杨成志、钟敬文等先辈,并编辑了《民间文艺》(后改为《民俗》)。
   潮汕民间故事的搜集、整理与研究,就是在全国这一背景下展开的。揭阳林培庐,可谓此项活动的先驱。林培庐(1903—1938)原名植桐,揭阳桃山苏坑(今揭阳登岗镇)人,早年就读于北平国立平民大学(6年),毕业后致力于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与民俗学的研究,先后在本地和香港、天津、绍兴、山西等地报纸主编民俗周刊、旬刊与民间文艺特刊等,并编著《耒臿集》、《揭阳乡土记》、《潮州七贤故事》(包括《潮州前七贤故事》、《潮州后七贤故事》、《潮州历代文人故事》)、《民间世说》、《岭东畲歌集》、《潮州民间文学概论》、《岭东文学史》、《揭阳乡土地理》等。这些专集,资料搜集整理与研究成果结集兼而有之,内容十分丰富。
   林培庐的《潮州七贤故事》,由著名民俗学研究专家容肇祖、周作人、赵景深等为之作序。容肇祖在《序言》中写道:“捧诵之余,钦佩无量。故事之造成,地方风俗之习惯与崇尚,即可于说话之间,粗得一些梗概。”他的另一本书《揭阳风土记》颇受推崇,周作人评道:“自有民俗学以来所未之有也。”
   林培庐虽然英年早逝,但他在民俗方面的卓越贡献是必须充分肯定的。与林培庐同一时期在民俗学活动中辛苦耕耘、并有建树的潮人,还有编著《潮州习俗》、《潮州俗谜》的杨睿聪,编著《潮州歌谣》的丘玉麟,编著《潮歌》的金天民,另有揭阳的黄昌祚、徐志庵,潮阳的姚亚民等。正是这批民俗学学者、专家的共同努力,使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掀起潮汕民间文学搜集、整理、研究的热潮。
   潮汕地区全面开展民间故事的搜集整理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1984年5月,文化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联合向各省市、自治区发出关于编辑《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的通知,潮汕各县市都成立专门机构,培训骨干,派出专人,拨出专款,发动群众,用两年时间完成普查、搜集、整理编辑任务。据统计,全地区所属9县市177个乡镇,开展普查的170个,占96%,共挖掘征集民间故事3761篇,经回炉筛选之后结集12本近百万字;采录歌谣8894首,谚语5738条(经鉴别、合并、筛选和剔除重复的,整理出谚语3000条选本。)另汕头市“集成办”积累有谚语资料2000条左右。(2)各县市分别把搜集到民间故事、歌谣、谚语等整理后编成县市的《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先打字油印综合本,复审后再按门类分别出书。当时统辖各县市(县级市)的汕头市,再从全地区的资料本中筛选较精萃的,按三个门类编印成三本书。
   在搜集与整理民间故事过程中,由于某些故事涉及鬼神、封建伦理道德、色情、封建迷信等内容,因此本地报刊发表了学者与读者的文章,对民间文学的“精华与糟粕”、“继承与批判”等有关问题进行讨论,以明辨是非,划清界限,统一认识。各县市民间故事集编印以后,普遍开会总结,或请学者、干部、教师举行座谈会,听取意见。他们还在报刊上宣传、评介县市出版的民间故事集,如陈诗侯的《揭阳民间故事集成的特色》、陈创义的《瑰丽的潮阳民间传说》、马风的《出土明珠光熠熠·〈饶平民间故事〉(第一辑)》、李纯的《澄海民间传说艺术特色》、蔡泽民的《潮州民间故事的多功能作用》、蠡测的《花开两朵,再表一枝。读〈饶平民间故事〉第二辑有感》等。这些评价文章,都以鲜明的观点,饱满的热情,丰富的材料,从各个方面述说了民间文学的主题、题材、思想性、地方性、艺术特色和作用,有宣传、总结意义,也有指导阅读赏析的作用。
   民间故事传说经大量搜集和整理之后,如何对它开展研究,是民间文学工作者、研究者需要进一步做的工作。上述报刊民间文学的讨论与评介文章,虽有一定的研究意蕴,但它的侧重点在评介及对某些问题的界定,就研究而言,是远远不够的。早有专家指出,如果把民间故事传说的研究局限在思想内容及艺术特色的分析上,就会落入旧研究方法的窠臼,就会千人一面,成为“民间故事传说特点”的解读。当然也不能获得新的更深入的研究成果。
   民间故事传说产生于不同时代,它反映了不同区域历史时期的情况及民俗心理。例如,古人迷信鬼神,确信神鬼的存在;今天,我们认为神是人造的,鬼是不存在的,这是古人与今人相异的民俗心理。民间故事传说的研究,应贴紧故事产生的时代、历史背景,应体现区域的特点,揭示其所反映的社会生活特点与一定的历史真实和人文心态。
   下面根据有关资料,探讨几个问题:
    1、潮汕先贤与神鬼。
   过去,潮人迷信神鬼,城市乡村神庙林立,长年香火不断,游神赛会尤为热闹,大事小事都要问卜求神,祈求吉祥。可是,传说中的不少潮汕先贤,不仅不敬神,反敢使唤神,甚至侮辱神明。如翁万达传说,讲土地爷给翁万达的父亲托梦,诉说他年迈站立不方便,要翁父告诉其子上学不要从土地庙经过,免得他站起来行礼受累。翁万达听说此事后十分恼火,把土地神的胡须都掇下来。土地神又来向翁万达的父亲哭诉,翁父究问万达,万达更是气愤,先是把神像搬到路上任人踩踏,后来索性把它扔到河里,并说:现在令你到北口充军去。30多年后,翁万达任三边大总制,督兵御俺答(蒙古兵),一老兵进帐叩拜,伸述他原是桑浦山土地神,受万达所遣至此充军已久,要求回原地复神职。万达忆起旧事,答应他的请求,但叫他派一老虎为明军擎大旗。土地神遂唤来一只老虎为翁军擎旗打先锋,俺答溃败退兵。
   遣土地神充军的还有明代户部给事中的陈洸和官御史巡按的海阳吴一贯。
   是不是讲述先贤不怕神,就反映了百姓对神不信不敬的心态?其实不然。因为百姓相信朝臣大官都是“天上有星”,神仙降世,如认为翁万达是天上的白虎星,故传说他随父下海捕鱼时,鱼虾见而生畏,四处逃窜,使其父捕不到鱼。又认为林大钦、李龄、陈洸、吴一贯等众多文官,是天上的“文曲星”、“紫薇星”等星煞再世,他们命里注定是神仙,结束人间生活之后,仍然升天为仙。在百姓眼里,神仙降世的朝官,是大神仙,土地神是下层地方小俗神,小俗神理当受大神仙的驱使召唤。因此,写先贤使唤甚至责罚土地神,只是反映了百姓心目中神仙界上下级的权位,并无对下层神亵渎之意。这从先贤对待阎罗王的态度上可以说明,先贤人物传中记述潮阳人提学李龄和直隶总督揭阳郑大进,都曾被阎王请去当家庭教师,都看到自己的亲属在地府里受刑罚,但他们只是要求赦免自己亲属的罪错和刑罚,与对待土地神的态度大相径庭。因为阎王是冥间世界决定人的寿夭,负有惩恶扬善的责任。民间传说的中国四大阎王是隋朝名将韩擒虎、北宋的寇准、范仲淹、包拯,他们都是受敬仰的著名人物,地方先贤也需对他们敬重三分,未敢因为他是鬼神而对他傲大无礼。
   讲述古时先贤能与阎王沟通,或是驱使土地神,也反映了老百姓对先贤敬重、尊崇的态度与心理。被潮人赞誉为古代贤豪志士的,大都是勤政爱民、廉洁奉公的朝官,且他们致仕回乡之后,或兴学育才,或疏浚河溪,为百姓做好事。
   人物传说对潮汕先贤的赞颂,也反映了科举制度给市民与下层百姓开辟了一条科举进身的道路。潮汕高踞朝官的上层人物,许多原来出身贫寒,属下层庶民,经十年寒窗,奋力拼搏之后,得中高第,跻身于上层社会行列,扬名显亲,社会地位大改变,并有了业绩,受到尊崇。
    2、老百姓与土地神。
   土地神在潮汕称为土地爷、伯爷、伯公老爷、福德老爷等,是最基层的地方保护神,享一方香火,保佑一方水土一方人的安宁。潮汕民间普遍信奉土地神,潮汕村落属“全方土地”(不是家庭的地主爷与建筑土地临时置设的地主神位)的神庙村村皆有,较大的乡村为了祀奉方便,还有村口、路头多个神庙。土地神庙也称土地宫、伯爷宫、伯公庙、福德祠等。潮州音乐的弦诗还有冠名“福德祠”的,说明祠庙的普及性。潮人过去崇信土地神是冥间的一乡之尊,孩子出生,老人去世,都要到土地庙向土地神报告,念出生或死的时辰。所谓“生从地头来,死从地头去”,生、死“时辰念给老爷知”。土地神的神像一般都是须发皓白的老人,人们认为他心肠慈善,“有烧香就有保佑”,较易“疏通”,祭拜礼品多少不计论,因此一般求吉祥平安、六畜兴旺,都拜土地神。
   但在潮汕民间故事中,也有好些写老百姓责罚与痛打土地神的,下面列举数例:
   (1)刊于《饶平民间故事选》的《痛打地头爷》(林友生记)讲述古时一外出谋生的汉子夜宿山腰的土地宫,朦胧中听到一阎王派来的鬼卒告诉土地神,要到山下抓一个人。因这个人平时诚心祀奉土地神,土地神要求鬼卒放过他,将这个过路寄宿的汉子抓去顶替。鬼卒初时不肯,土地神表示愿出些“情理”,鬼卒才勉强答应。可是鬼卒之间因“情理”的多寡而大声争议,使疲困饥渴的汉子完全惊醒,汉子一跃而起,一边数落土神徇私作恶、伤天害理的罪责,一边将两手拿着的雨伞和草鞋对准土地神的头与脸左右开弓,痛打一顿,然后卷起行装,扬长而去。后来那土地神不灵验了,没有人去奉祀,神像也被白蚁蛀空。
   (2)《潮阳民间故事》第三集林升民《南关伯爷二身》(二尊神像)为讲述潮阳某布商雇一伙计,忠厚老实,钱路分明,帮店主赚了很多钱。年终结账时,店主发现差了一包银子,在搜寻无踪的情况下,不免怀疑为原来信得过的伙计所偷。伙计辩解再三,但也无法说清楚。店主认为伙计有无偷钱,终不能瞒过天公神明,提出一起去问南关伯公,伙计欣然答应。求签结果,断定白银为伙计所偷。伙计气得鼻孔冒烟,狠狠向土地神吐了一口唾液,并将他痛骂一顿,只好认命。伙计除将未领工资及奖金给全部扣抵外,答应以后赚钱再偿还。伙计准备到南洋去,临行前夕,他偷偷跑至南关伯爷宫,用浴布把伯公神像包后背走,想让伯公同他一起尝尝漂洋过海之苦。
   一天,老板娘无意间从铺角柜脚发现丢失的那包银,店主马上去找伙计消除误会,但见其家门紧锁,又再到伯爷宫向伯公问个是非,发觉神帐内的伯公失踪了,大吃一惊。店主从来敬信神佛,便私掏腰囊请人另刻一尊伯公,悄悄放进神帐里。伙计在南洋经过一番艰苦奋斗之后,终于发了财,决定回家乡还清布商债款,解开用浴布包的伯公,百感交集,总也觉得,若不是伯公冤枉他,也没有今天的发财。到家第一晚,他摸黑匆忙把伯公神像塞进神帐里,也不知里面已有一尊伯公。从此南关伯爷庙里就有二身伯公。
   (3)《潮阳民间故事》第三集吴钟林《南山伯爷和北山伯爷》讲述南山伯爷与北山伯爷结拜为兄弟。一日,北山伯爷想吃五牲猪头,无钱购买,见一客商在庙前歇凉,使用拐杖捅其肚子,客商肚痛难忍,即向伯爷求庇佑,并许愿以五牲猪头答谢神恩。过一会便应验,肚子不痛。客商履行诺言,北山伯爷从此香火兴旺起来,南山伯爷向北山伯爷取经后,依样画葫芦,但那被捅肚痛的壮年见神像是用“香柴”雕的,他曾听说香柴能治百病,于是便到山坑弄点水,抱起伯爷塑像象磨墨一样磨起来,再把香柴水服下,当即止痛。南山伯爷不仅没得猪头五牲,还被磨破屁股疼痛难受。
   以上几则民间故事,都是述说土地神受侮辱、责骂、痛打的。老百姓为什么要骂打土地神,敢于对土地神非礼?因为土地神是地方保护神,“食一方香火,保一方安宁”,老百姓相信他,敬重他,是在于土地神能为百姓排忧解难,维护千家万户的利益,主持正义和公道。因此逢年过节人们要到土地神庙烧香奉祀,祷求平安如意,也是过去人们信神敬神的民俗心理。但当人们一旦发现土地神有徇私枉法,为非作歹丧失天良的时候,情绪就会起变化,对土地神的态度也会改变,如果直接损害人们的利益,甚至危及生命安全的时候,他们难免要采取过激行动。上述情况在我们今天看来显然荒唐无稽,但从当时的历史背景和人文心态看问题,我们应该相信这一切都是真实的。由于当时的人确信神,例二的那个伙计才会认为土地神冤枉了他,含冤受屈去出洋。
   辱骂与打神的事为何都发生在土地神身上,而没有发生在潮人普遍奉祀的“三山国王”、“关帝爷”、“天后圣母”、“妈祖”等神身上?这跟土地神的地位有关。土地神是民间俗神,地位低微,不为历代统治者所看重。如明太祖得天下之后,取消了土地神的各种封号,只将其视为冥间最基层的行政机构,庙宇很小,往往也在城角村头立一个二三尺高的小庙,神像之小,更可想而知。潮汕的土地庙也十分狭小简陋,完全不能够与其他神庙比拟。
   现实生活中即封建时代的村官,从乡长、保长以至乡绅豪强,他们仗势欺人,压榨百姓,百姓有冤无处伸,有苦无处诉,只能寄于神明保佑,求得心理平衡。他们对土地神胡作非为的责罚,其实也是对地方官的发泄与愤懑。村官坏但对他惹不得,土地神若也和村官同样坏,可就对他不客气了。至于土地神以上的各级冥官,是否也有坏的,百姓看不见,摸不着,当然相信他们都是好的。《饶平民间故事选》陈秉汉记的《阴阳官司》,讲述饶平塔山下有座土地庙,有个卖猪苗的人每次卖猪苗路过时,大礼是猪头酵粿,小礼是烧香叩拜。一次匆忙中忘记拜土地爷,土地爷就暗中对他惩罚:猪苗卖不出去,还因为脚绊猪笼索猪笼翻倒,使猪苗四处逃窜,一只也抓不回来。卖猪苗的回家时经过土地庙,猛然想起今天的倒霉事,定是土地爷有意害他,于是冒夜写状词控告土地爷。写完状词不知如何告法,把状纸对着灯火烧了。谁知灯盏神接过状纸后即转给土地神的上级“城隍神”,城隍神把土地爷降级贬为南山田头伯爷;又认为“顺民”有三不告:穷不告富,民不告官,阳不告阴。卖猪苗者阳告阴非顺民,应罚四十大板。一天,卖猪苗的因尿急,在大路转弯僻角处撒尿,恰好县太爷出巡路过转弯处碰上,怒斥卖猪的无礼,吩咐重责四十大板。卖猪苗的遭此皮肉之苦还不知其来由。
   上述这则民间故事颇有寓意,卖猪苗者受害还挨打,其实也是冥间的上级庇护下级,故事借此影射人世间“官官相护”的黑暗。老百姓一般也只看到生活在他们身边的村官如何作恶掠夺百姓,至于他们身后保护伞如何互相庇护,以至旧政制的污浊,他们是看不见的。这也是百姓只去打骂土地神,而没有去亵渎职司高之神的道理所在。
    3、有关妇女的故事传说。
   潮汕民间故事传说中述说妇女的很少,这与妇女的社会地位有关。旧社会,潮汕妇女一般都被禁锢在家中,从事带孩子、煮饭、洗衣、喂猪及家禽、缝缝补补等家务劳动,青年妇女兼做些刺绣、抽纱或织网。农田生产劳动和社会活动等抛头露面的,基本是男人去做。在民间故事传说中,如果主人公是男性,出现在故事中的妇女,大都是附庸或陪衬。但那少量以妇女为主角的,却是一些不平凡的人物。如英勇抗元的女英雄陈壁娘,大义凛然,送丈夫勤王,在敌军压境、粮绝水断的艰苦困难形势中,临危不惧,巧计退敌兵,解海洲被围险境。明天启年间,勤政爱民、秉公执法的揭阳县令冯元飚,其爱妾黄月容虽不是潮汕人,但潮人给她编造了协助丈夫审理疑难案件,破了许多奇案的故事,赋予她天资聪颖、才智超人的秉性和贤淑善良的品质,折射潮人对高智贤能的潮汕妇女的钦仰心理。下面举一例子,说明黄月容的才智:有一个理发匠看见一个背着一袋金属灯盏的汉子,到大树下理发,误以为布袋里装的是白银,趁汉子打瞌睡时割断其喉管,用面巾塞住其口后扔到厕池里,然后用火炭在粪池墙上写道:“你差我错,灯盏装在袋角。我叫天上飞,名叫猪屎壳。若欲报此仇,除非马发角。”尸体后来被发现捞出,其妻向县衙告状,县令一筹莫展。黄月容帮夫断案,根据墙诗认为杀人者误认布袋的灯盏为银元而动杀机。“姓在天上飞”指“鹰”,即“翁”(两字潮语同音);名“猪屎壳”可能是猪粪便的“糠”(农民猪食中常混米糠),粗糠不易消化常附猪粪外层;最后两句是说无人能破此案。黄月容检杳尸体口里的毛巾,发现粘着许多短小毛发,凶手可能是理发匠,而用火炭题诗,恰好是理发匠烧热水用的。黄月容断定凶手是理发匠,姓名可能叫翁阿糠。县令根据月容判断,终于将凶手缉获。
   潮汕民间故事《姑嫂鸟》,讲述大南山下住着一户人家,家中有婆婆、嫂嫂和小姑三人,姑嫂一面绣花,一面服侍婆婆,每餐煮的是稀饭却给婆婆捞出干饭。嫂嫂是远近闻名的刺绣能手,绣出的花能招蜂引蝶。小姑六七岁就向嫂嫂学习绣花鸟,几年后绣的花同样能招蜂引蝶。小姑能绣出嫂嫂教的九十九种花,问嫂嫂为何没有教她绣杨梅花?嫂嫂说,杨梅树在大年三十夜才开花,一眨眼就谢了。小姑决心绣出杨梅花,就在大年三十夜独自带着花规进南山。嫂嫂在家服侍婆婆,从鸡啼头遍等到鸡啼三遍,仍不见小姑回来,她放米下锅后跑到山里找小姑,边走边高喊小姑,但无回音,后来在杨梅树下发现一只染满鲜血的绣花鞋,嫂嫂明白了,小姑被老虎叼走,她悲痛地哭喊,翻过一山又一山,定要把小姑尸骨找回来。忽然她发现背后有一只美丽小鸟,跟着她盘山过岭,并“嫂咕!嫂咕!”叫个不停。嫂嫂听得心碎肠断,知道小姑已化身小鸟,并叫她回家给婆婆捞干饭。以后杨梅开花,小鸟总是一山过一山地“嫂咕!嫂咕!”叫个不停。
   上述几人可谓潮潮汕妇女代表,黄月容虽籍非潮汕,其实已被赋予潮汕妇女品性。她明辨是非,多才善断,释疑难,破了许多无头公案,为蒙冤者洗仇雪恨,深得潮汕人民的高歌颂扬与爱戴。陈壁娘襟胸坦荡,义薄云天,以民族和人民利益为重,无私无畏,抛家弃舍,一家人几乎都为国捐躯,堪为人杰。《姑嫂鸟》褒赞的是一对村姑与山妇,她俩纯真朴素,可谓白玉无瑕,相亲相爱侍奉婆婆,自己吃稀粥而捞出干饭给婆婆吃。嫂嫂进山前先放米下锅和小姑化鸟后叫嫂嫂快点回家给婆婆捞饭吃,这些细节感人至深,表现了潮汕妇女对长辈一片挚诚的孝心。古人所说的“百善孝为先”,姑嫂的善良与孝顺在这些细小的事例中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村姑和山妇都是平庸之辈,但她们却有不平凡的意志、品德和情操。她们凭借自己的勤苦学习和千锤百炼,练就了刺绣的一身好手艺。她们在技术上精益求精,永不止步,小姑为了绣出杨梅花,独自夜里抱花规进南山,冀求在那杨梅花开的瞬间把杨梅花绣下来,终于不幸葬身虎口。小姑那不避艰难,奋力向上的精神,为潮汕妇女高超的刺工绣艺,添上了熠熠发光的艳丽色彩。嫂嫂进山里哭喊着翻山越岭寻觅小姑的述写,读后尤令人心酸落泪,它反映了姑嫂之间平时相依相伴所熔铸的深厚情谊,这正是潮汕一般家庭构建中不可欠缺的感情基础。这篇民间故事有浓郁的乡土气息,“捞饭”,是潮汕的食俗;“刺绣”,是潮汕妇女的特长和谋取一点经济收益的职业;“杨梅”可谓潮汕的水果特产,全国罕有。因此读来亲切感人,也被收入地方新编的中学乡土教材。
   这里发人深省的是潮汕妇女有热爱国家民族的思想感情,有抗敌御侮的斗争精神,有超脱的聪明才智,有坚韧不拔的意志和毅力,为什么她们的绝大多数只能被羁绊在小农舍里、小院子里,不能和男人一样自主生活,创造自己的事业?这就是儒家思想“唯小人与女人难养也”的“男尊女卑”种下的思想根源。儒家思想在潮汕很有影响,妇女之懂礼义,知廉耻,行孝道,可说是来自儒家思想的影响,是好的一面;但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却给妇女带来无穷的灾难。民间故事传说中的明代揭阳吕浦村苏六娘和饶平黄冈的余娓娘,都是才貌双全的女子,她们为了追求美满的婚姻和幸福的未来,勇于冲破家规族法,千方百计争取和所爱的男人结合,但她们都逃脱不了封建的制度、封建礼教的魔爪,苏六娘被族长装在猪筐里沉入榕江,余娓娘因心爱的男人曹宗被杀害而头撞巨石殉情。只有在封建制度被推翻和封建礼教受到深刻批判的今天,妇女才能当家作主,主宰自己的命运,发挥半边天的作用。
    4、关于民间故事的搜集、整理。
   一般认为民间故事属于糟粕的,不宜收集,这是没有什么可争议的,因为把垃圾搬到家里来,只有污染,毫无作用。但如何鉴别是否是“糟粕”,却容易引起争议,这要根据故事的内容,具体分析。尤其是一些有神鬼故事的。表面看来是无稽之谈,但它往往有一定的意蕴,不分析研究,就会轻易放过,有时,还会把神话当糟粕。另有一些故事,精华与糟粕掺杂,就要考虑可否剔除糟粕,吸取其精华。这与我们搜集材料要“如实记录”并无矛盾,因为“去伪存精”是整理的事。还有一些民间故事整体看来是垃圾,但在一堆垃圾中可以捡起一些珠子甚至金子,这样把全堆垃圾都埋掉,显然可惜。笔者认为,一些属“糟粕性”的故事,只要其中包含一些有价值的东西,无妨把它搜集记录,供研究之用,而不是去宣传、传播。如《翁万达杀十八翰林》,这个故事解放前一直在民间流传。过去,潮剧编剧人士还把它编成剧本,搬上舞台,在潮汕广为演出。这个故事是荒诞的,完全违背史实,诽谤潮汕先贤,应该予以批判,更不宜宣传、传播,但故事中的确提出了若干可供研究的东西。该故事开头是林大钦为盖状元府,到其他乡村去选择地方,看中了一块宝地,引起该村族长等一群人的反对,招惹了一场斗争。这实际是宗族斗争问题。旧时,宗族与房界之间的纷争,是农村突出的社会矛盾。史载,翁万达的父亲曾和别人打了一场官司,但没有记述官司内容。是否与宗族、派系有关,并由此引起对方编造攻击翁氏的故事,进行报复,这是值得研究探讨的问题。该故事也讲述了从地方到中央官场内部的乌烟瘴气和矛盾斗争,某些内容有揭露作用。解放前死人用土葬,买棺木配“棺柴椅”,棺柴椅是木条椅,其高度、长度约为农家方形饭桌边长条椅的三分之二,死人从出殡抬至入穴,中间若需停歇,都必须奠棺柴椅。但抬翁万达进京的棺木,途中遇暴雨停下而被泥沙堵塞出气孔,说明棺木是停在地上,没有垫椅。潮汕的棺柴椅是否由此而生?这是一种民俗事象的产生来由问题,有研究价值。
   搜集民间故事,区域的民情风俗和故事产生的社会环境及历史背景,是两个重要的着眼点。潮汕濒临南海,海洋文化的特点十分明显,如澄海的《盐灶拖神》、饶平的《争妻案》等;潮汕在海外的华侨、华人在一千万以上,他们与家乡大都有密切关系,也有许多故事,这是潮汕的另一文化特色,搜集整理这两个方面的民间故事,能显示别处所罕有的地方色彩。
   民间故事传说是靠口头传承,传述的过程,是再创造的过程,传述人为故事生动吸引人,有时将不同故事混合起来,或将别的故事某些生动的内容移用过来,因而产生了故事的“变异性”。例如,写潮汕古代名人肖端蒙和吴殿邦小时不爱读书,受老师管教之后都写下下面的诗:小生一十五,见书如见虎,秦王烧不尽,害我受此苦。写小时斥责土地神,令他到北疆充军,以后做大官土地神前来请求回原地复职的有翁万达、陈洸、吴一贯。写小鬼把头变成石头,让先贤夜间上厕所有了放灯笼位置的有林大钦、翁万达。还有因不读书书籍被父搬走,而以“背诵日历”来搪塞的许国佐、陈洸。另一则民间故事写土地神庙有不同职业的百姓来求神:晒鱼脯的请求天晴出日,好晒脯;种菜的请求天下雨,让菜返青;捕鱼的请求刮大风,使渔船借风出港。三人都许愿献上猪头。土地公为难,土地妈想出了办法:“夜来落雨日来晴,鱼脯会干菜会青,半夜透风船出港,三个猪头到俺家。”这则有趣故事,澄海故事集说故事发生在该县莲阳西门土地庙;南澳县说事出该县东澳村牛郎堀土地庙;潮阳则说故事来自该县靠海某村庙宇。民间故事这种飘浮不定的迁移现象,也颇可探析。
   潮汕有不少民间文学爱好者、工作者,搜集和整理了很多民间故事,但对民间故事进行研究的却很少。我国“五四”时期开始了现代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与研究,比欧洲国家慢了一个世纪。美国、日本开展的民间故事活动也十分活跃,民间文化是整个民族文化的根基,需要更多的学者、爱好者,关心它,支持它,研究它,推动它的发展、进步。
   注释:
   (1)参见钟敬文《民俗学论集·五四时期民俗文化学的兴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2)引自《汕头民间故事选本·前言》,汕头市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编委会编,1989年10日。
   (3)痴歌:潮汕方言。在女性面前的言语、表情、举止等表露出好色之徒的丑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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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单位: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吴奎信) 
 

作者: 
吴奎信
来源: 
第五届潮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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