鸭仔跳东司——缀伙

  丰子恺先生在《缘缘堂随笔·随感十三则》之第七则中说:“有一回我画一个人牵两只羊,画了两根绳子。有一位先生教我:‘绳子只要画一根。牵了一只羊,后面的都会跟来。’”丰先生后来留心观察,发现果然如此:“前头牵了一只羊走,后面数十只羊都会跟去。无论走向屠场,没有一只羊肯离群而另觅生路的。”再后来,他发现鸭子也如此:

  赶鸭的人把数百只鸭放在河里,不须用绳子系住,群鸭自能互相追随,聚在一块。上岸的时候,赶鸭子的人只要赶上一二只,其余的都会跟了上岸。无论在四通八达的港口,没有一只鸭肯离群而走自己的路的。

  丰子恺先生因此而不无感慨地说:“牧羊的、赶鸭的就利用它们的模仿性,以完成他们自己的事业。”

  这种“随大流”的模仿性,心理学家称之为“从众心理”。对此,潮州人有一句极其形象、生动的歇后语:“鸭仔跳东司——缀伙”。(一群小鸭子一起跳下厕池——跟着大伙儿)须加点说明的是:厕所,潮语口语称为“东司”(宋代已有此称呼,见《张协状元》戏文第四十五出)。从前农村露天的茅坑,其体量颇大,就像一个大深坑,粪便在里面沤成粪水,碰上雨天,没经验的小鸭子误认是小池塘,扑通一声往里跳,后面的也跟着跳,结果可想而知——满身沾上臭烘烘的粪水不说,还上不去、出不来,最后只能由主人设法拯救打捞,让它们摆脱困境。

  这则潮语歇后语,不但形象、生动,还揭示了一个生活中的哲理:出自本能的模仿性而“随大流”,不一定有好的结果,有时还会带来负面效应。

  从众心理普遍存在于动物界包括人类之中。它的成因,很可能是源于进化过程中的自我保护的本能意识。我们不妨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如果你生活在远古时代,又跟随族人到原始丛林中狩猎,这时,远处传来一声惊恐的呼叫:“老虎来了!”你的伙伴全都跑了,你会怎么做呢?是停留在原地,搔耳挠腮地思考:真的是老虎来了吗?会不会是貌似老虎的却不吃人的野兽?我是否能制服它……不会的,你肯定跟着大伙儿拼命地跑,使出吃奶的力气能跑多快就多快!因为这是生存的基本需要。也就是说,出于求生的本能,每当危险降临的紧急关头,“随大流”的做法往往会使你转危为安。这样的“经验”一代代地累积起来,于是便成为一种“从众”的遗传基因。

  有“万类之灵”的人类如此,“等而下之”的动物们更是如此。看荧屏播出的《动物世界》一类的节目,那些属于“弱肉”类的羊儿、鹿儿、鸟儿们遇到天敌时,“随大流”逃生尚属情有可原,最令人气愤的是野牛群被几只狮子围攻的场面:它们体型庞大,“牛劲”十足,又长有一对尖利的大角,单打独斗都不落下风,何况成群?然而,它们也只知一味地跑,终于,落单的弱小者成为狮群的佳肴美味。而当狮子们得意地进餐时,野牛群又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似的,安闲地啃起嫩草来!动物毕竟是动物,我们当然不能希望它们有什么“同仇敌忾”、“众志成城”等概念,更不可能成为《西游记》中的“牛魔王”,只能任从遗传基因的操纵以求得一己之苟安,这就是“从众心理”的可叹、可悲又可怕之处。

  话说回来,“缀伙”的本性也并非一无是处。比方说,观看文艺表演或听讲座,尽管演出、演讲并不那么精彩,你也会跟着鼓掌,从礼仪、尊重他人劳动等角度看,都无可厚非。俄罗斯足球世界杯期间,如果你有缘观摩的话,不管是莫斯科、圣彼得堡、加里宁格勒还是喀山,你都会人生地不熟,连体育馆大门朝哪都不知道。不要紧,下了专程车,你只要跟在那些指手划脚、谈论足球的人身后往前走就是了,保险错不了。

  但是,人毕竟有别于动物,人有理智、思维,有逻辑推理的能力,更有许多基本的道德规范。因此,只要不是处于突发事故降临、猝不及防的境地,对于周围的“大流”是随还是不随,我们最好能加以分析辨别,切勿像“跳东司的鸭仔”一样盲目“缀伙”。

  对于是否“从众”,孔圣人倒是为后人树立了一个榜样。《论语·子罕》篇谓:

  子曰:“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

  杨伯峻先生《论语译注》对上引这段话的译文是:“孔子说:‘礼帽用麻料来织,这是合乎传统的礼的;今天大家都用丝料,这样省俭点,我同意大家的做法。’”

  丝料明明比麻料更高级,为什么用丝料织礼帽反而省俭呢?原来,麻质较粗,而按规定,织礼帽要用二千四百根经线,所以要织得非常细密,费时费工。丝质纤细,反而容易织成,制造成本反能相应地降低。既然能符合礼制又能节俭,所以孔子毫不犹豫地说“吾从众”。从这么一件是否“随大流”的事上,我们自能得到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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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潮州日报(2018.0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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