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潮剧研究新观点

  笔者并非梨园中人,但对潮剧尤为喜爱。在韩山师范学院工作期间,有机会进行潮剧研究的田野调查,收集的资料也颇丰富,并逐渐有了自己的新看法,在不断地深入研究中,初步解决了有关潮剧渊源和艺术形态等方面的重要问题。

  潮剧与正字戏渊源

  笔者以正字戏和潮剧《琵琶记》、《断发记》、《白兔记》、《彩楼记》等剧目为切入点,对其剧本和唱腔形态进行描述、比较和分析,基本确认:明代弋阳腔、青阳腔系统的剧目、唱腔与正字戏、潮剧是一种“继承”关系。潮剧的高腔部分,主要通过正字戏吸收自弋阳腔、青阳腔。通过曲谱的直观比较,可以看到正字戏正音曲和饶河高腔,在唱腔形态上相同、相近的特征。这些正音曲有轻三六调也有重三六调,既有“三公曲”也有“生旦曲”,它们和饶河高腔曲有共同的源头。饶河高腔或被直接叫做“弋阳腔”,被学界认为是明代弋阳腔的嫡系。由此推断,明代弋阳腔是正字戏的正音曲剧目、唱腔的源头之一。

  通过明代青阳腔和正字戏剧本的比较,笔者发现彼此的具体情节、曲文、道白多有雷同、基本相同或非常相近之处。特别是曲牌的主体曲文连同“滚调”(滚白和滚唱)成分,至今还大体保留明代青阳腔古本的原貌。正字戏“青阳腔类”剧目、剧本,在正音曲戏中所占的比例最大。通过曲谱比较,也可以看到潮剧的轻三六、重三六、活五及反线类曲调等部分唱腔,在形态上都和正字戏正音曲有显著的共性特征,也即潮剧的部分唱腔形态与弋阳腔、青阳腔也有较确定的渊源关系。剧本方面,弋阳腔、青阳腔剧目在正字戏的演出中逐渐“易语而歌”,被潮剧改编、搬演。潮剧对正字戏的继承、改编,首先在于情节、曲文、道白上的承袭。潮剧又在正字戏底本的基础上,逐渐脱离旧本的藩篱,在曲文、宾白上摆脱官话语言的书面化、典雅深奥,形成舞台语言的地方化、通俗化。

  潮剧中的部分剧目直接源自正字戏昆腔,如《仙姬送子》、《十仙庆寿》、《六国封相》等。通过正字戏与潮剧《仙姬送子》的比较,也可发现其剧本、唱腔、表演是基本相同的。正字戏的昆腔牌子及据之演化的吹打牌子系统,也被潮剧、潮州大锣鼓广泛地吸收。潮剧舞台上,吹打牌子主要用于演出中渲染气氛、配合剧情和动作等,在应用程式上也和正字戏大致一样。现存正字戏昆腔的唱腔、吹打牌子和潮剧牌子、潮州大锣鼓牌子的旋律、板拍大同小异,在整体上是一个同一性很强的南北曲系统。此外,潮剧吉祥戏《净棚》在演出形式上也沿袭自正字戏《喊棚》,其功能都是要提示、引导演员的出场和正式剧目的开演。《净棚》、《喊棚》都被寄予了多层次的祈福、驱邪意义的功能,同时也成为粤东一带艺人解释戏剧起源、界定身份认同的重要“依据”。

  潮剧与明代潮调韵母系统

  在对潮调的研究中,笔者运用了文献学、文体学、音乐学、语言学、统计学等学科的知识和方法,取得了比较良好的效果。潮调是潮剧的早期艺术形态,产生于明代广东潮州府一带,流行于潮州及周边地区,以潮州方言唱念的地方戏曲声腔。在《明代潮调曲体研究》中,笔者重点研究了潮调的曲韵、语体、曲辞结构、旋律形态等基本要素。通过对明代潮调剧本《荔枝记》、《金花女》、《苏六娘》韵部的归纳和描述,证明三个剧本的韵母系统和今天的潮汕话音系基本一致,潮调确实依据明代潮州话声韵唱念。潮调曲辞的语体风格为“以俗为主,雅俗并陈”,在对潮调曲牌、唱段格式的考察中,笔者认为:其曲牌体制源自南北曲体制,但对南北曲规范的援引又是极自由的,潮调曲牌规范的普遍解体;潮调运用四字、七字齐言诗赞体,并产生了新的曲辞规则。通过对梨园戏、潮剧“潮调”唱腔的比较分析,笔者推断梨园戏、潮剧“潮调”唱腔是明代潮调的嫡系遗传,潮调旋律源自粤东“灯笼歌”。

  关注潮剧的传承研究

  潮剧艺术发展、累积数百年,剧本、唱腔、表演体系博大精深,其中仍有许多重要的问题值得研究。

  从渊源上看,潮剧的艺术形态可分为“潮调”、“高腔”、“板腔体”三种形态。在已有研究中,关于潮剧“潮调”、“高腔”的基本情况较为清楚,但“板腔体”方面还有待进一步深入。潮剧板腔体艺术形态和渊源的研究,可能更多地会涉及与西秦戏、外江戏(广东汉剧)的比较唱腔融合的情况在潮剧中更为普遍。而其中融合的机制、体式如何,也有待全面的总结和深入的分析。

  近现代潮剧中,出自明代“潮调”的《荔枝记》、《金花女》和《苏六娘》选段仍有传承和演出,情节、道白、曲文与明本多有相同之处。在已搜集的近代以来流传的“潮调”剧本中,基本保留了潮调在清末、民国演出本的原貌,其中,《金花牧羊》(补充稿)由老艺人詹春河口述,正天香潮剧团记录,原本陈历明藏,吴榕青提供复印本。又有一本油印本《苏六娘(散集)》,是广东潮剧团1957年翻印的,藏于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此本由各种旧木刻本、抄本拼接而成,计有《继春偷楼》、《官桥待别》、《桃花递书》、《上门相疑》、《六娘思夫》、《六娘相思》等六出,各出稍有残缺。《金花女》、《苏六娘》、《荔枝记》(含选出)的部分民国刻本的收藏者主要有汕头的林淳钧、马庆贤、陈景熙以及中山大学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这些本子以前罕有报道、著录,对这些民国时期“潮调”剧本的整理、校订和研究也有着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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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郑守治
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报》第49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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