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州彩瓷技艺溯源

    中国陶瓷历经数千年的传承和发展,青花装饰从萌芽至流行过程中,潮州的“百窑村”(笔架山窑)是中国“宋青花”瓷的诞生地之一。
     中国青花瓷史之一《元代青花瓷》一书记载,目前发现的宋青花分别产于浙江、广东和景德镇,浙江和广东的烧制年代要早于景德镇。1922年广东省驻军在城南羊皮岗挖掘到四座青花佛像和一座香炉,佛像上有铭文可以说明这尊佛像是潮州产品。青花瓷像质地莹白、卵青色釉,介于定窑白釉与景德镇影青釉之间。佛像的冠、发眉、眼、须用青料描绘。
     明代是潮州政治、经济、文化又一辉煌的历史时期,明代初期潮州陶瓷生产能力实际还是大规模的,洪武三年(1370年)朝廷规定对外贸易“浙通日本、福通琉球、广通南洋西海诸国”,而广东陶瓷出口则以潮州府为主。《永乐大典》卷之5343,税课部分载:永乐元年潮州府窑冶课税(清乾隆《潮州府志》注:枫溪——日日墟、陶冶之所。)是商税、酒醋税之后的第三大税课收入,可见如果元代没有保存相当的陶瓷生产能力,哪有明初的如此税课收入。按推测朝廷在地方开征一项新税种应具有它的普遍性和规模化,作为主要税种,明朝早期潮州府的陶瓷规模是值得肯定的。
     据明代万历三十年(1602年)郭编纂的《广东通志》载,永乐五年郑和第二次下西洋是从广东出发的:永乐五年九月,“命太监郑和使西洋诸国,首从广东往占城起”并带有大量丝纺织品、香炉、花瓶、烛台、灯盏、香盒……金一千钱、银五千钱……那么,由永乐元年潮州府的窑冶课税情况可推测当年郑和七次下西洋可能带走了大量的潮州陶瓷产品。也只有明初的规模生产能力和出口渠道、才有史料记载的明代中后期的“出口转旺”。
     这一时期潮州瓷业生产更加艺术化,不单生产日用青花瓷、颜色釉瓷、釉上红绿彩,还生产纹片釉瓷。《中国陶瓷史》载:在亚洲地区,特别是东南亚遗留的我国明代外销瓷,不仅有青花瓷,也有釉上红、绿、黑三彩瓷器,不仅有景德镇的细瓷,也有广东、福建沿海地区所生产的比较粗的日用瓷器……
     明万历朝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的《西厢陶工碑》,它虽是一宗民告官的成功范例,但为万历朝潮州枫溪陶瓷生产水平提供有力的文字材料。碑文说:“西厢下社(指枫溪、池湖、古板头、蔡西陇四村)民以造陶营生,凡土司府、县各衙家火并春秋二祭、军务、考校等项瓷器一暨答应……”按此碑文所记,当时枫溪窑生产的瓷器应该是附近产地中质量最好,水平最高的了。
     当年潮州府大埔县的高陂窑,饶平县的九村窑都生产青花瓷器而官府不用,那么西厢下社应是潮州本地的“官窑”了。这也是有可能的,因为枫溪窑向来使用飞天燕矿瓷土,加上我国古代青花料多含氧化锰、氧化铁,所以只能烧还原气氛,烧氧化气氛则发黑,在烧还原气氛的情况下,枫溪窑生产的瓷器除了胎色白、其釉面也就“白里泛青”。因此在没有发掘明清枫溪窑址的情况下,也就较难鉴定传世品和出土的枫溪窑明清瓷器,而在一些传世和韩江捞到的明清青花瓷器中,一些窑名、商号则与清末民国时期所使用的商号相同,如成化朝的合利、玉合、元兴等。这一课题有待进一步探讨。
     清代“潮州帮”商人在康、雍时,服贾极远,不止及苏、松、乍埔、汀赣、广、惠之间,“则海邦遍历,而新加坡、暹逻尤多”。乾隆朝的蓝浦先生在《景德镇陶录》中记载:“洋器专售外洋者,有滑洋器、泥洋器之分,商多粤东人贩去与鬼子互市,式样奇巧、岁无定样”,而“潮州城商贾辐辏、海船云集”,正所谓“粤东城之大者,自省会外,潮郡为大……他郡皆不及”(新会县志载)已成为粤东乃至闽西南、赣南地区商业中心。
     经过一千多年的发展,潮州府也逐渐形成了一帮善开拓、懂经营的潮州商帮。他们既推销自己的产品,同时还到外地收购瓷器,既活跃本地市场,促进资本、人才、信息的流通,对潮州陶瓷业起着促进的作用。
     由于历史文化的积淀,儒商对各领域的拓展,从而促使潮州民间工艺百业俱兴、空前发展,陶瓷、绘画、戏剧、刺绣、剪纸、石雕、木雕等等日臻成熟,自成一格,形成了包括人文、风土在内的具独特地方文化——潮州文化。
     作为潮州文化重要组成部分,潮州陶瓷业的崛起是在优胜劣汰的规律中脱颖而出的。当清代中后期的中国陶瓷业开始走下坡路,洋瓷乘虚而入,以其质优价廉,外观精美的优势大举占有市场,中国日用陶瓷产品倍受冲击,新兴彩瓷业飞速发展的情况下,潮州陶瓷窑商“知变、善变、适变”,通过整合海洋文化、官窑文化和本土文化等人文优势,突破传统的陶瓷装饰工艺模式,利用新彩颜料(即水彩颜料)和传统颜料,通过大批文人画家的参与和探索,有效地将高雅的传统中国“文人画”艺术,应用于潮州生产的瓷器产品上,从而形成了独具地方特色的平民陶瓷文化——潮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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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李佳鸿
来源: 
潮州日报(2004.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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