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之气塞乎天地间——苏轼撰写《潮州韩文公庙碑》的前前后后

  公元1092年2月,苏轼正在颍州“市长”(今安徽阜阳)任上,他的好友、远在广南东路的潮州“市长”王涤写信来请求他为“韩公庙”题写一篇碑记。王涤是山东莱州人,于l090年任潮州“市长”后,组织民众重新改建了“韩公庙”。苏轼的好朋友钱勰也写信来帮助王涤“说情”,这时苏轼正准备调任扬州“市长”,忙于工作交接,即给王涤回信说“愿稍宽假”,3月26日他刚到扬州报到办的第一件事就是撰写了《韩文公庙碑》。

  去年5月以来朝廷把苏轼调来调去,先是从杭州“市长”任上回京,3个月后便调任颍州,在颍州5个月又调任扬州,一年内变换了三个岗位,真像是“宦游”。

  他是去年5月2 6日回到京城的,职务是翰林学士知制诰兼侍读,官不可谓不大,地位不可谓不高,但他深厌朝廷内部的“党争”,并没有长期干下去的打算,因此他到京后也不去找房子,直接到弟弟家“东府”借住。他多次“乞郡”,要求到地方任职,朝廷一直不批。之后他便与政治宿敌打起了“文字仗”。7月2 8日他上奏,要求回避“洛党”重要人物、时任侍御史的贾易。贾易也不是一支省油的灯,于8月2日上奏,旧事重提,“上纲上线”批苏轼说,五年前神宗皇帝去世时,苏轼竟在扬州写诗,说什么“山寺归来闻好语,野花啼鸟亦欣然。此生已觉都无事,今岁仍逢大有年。”皇帝去世了他还如此高兴,对先帝还有点感情没有?前几年在朝廷上,他一会说差役法好一会又说免役法好,还有一点原则性没有?也是前两年,浙西地区有灾情是不假,可他竟向朝廷夸大灾情。他还在杭州抓了“纳税大户”颜章兄弟俩,不是有意打击“私营经济”吗?他还向朝廷要“度牒”换钱,并擅自动用部队兵力在西湖修什么长堤,纯粹是“以事观游,”其实疏浚西湖和修长堤“于公私并无利害。”贾易气狠狠地说“轼之为人,趋向狭促,以沮议为出众,以自异为不群,趋近利,昧远图,效小信,伤大道,其学本于战国纵横之术,真倾危之士也。”不仅如此,他们苏家兄弟俩还想篡权夺权呢,他们“必欲兄弟专国,尽纳蜀人,分据要路,复聚群小,俾害忠良。”

  贾易的一通诬蔑表明,“洛党”、“蜀党”已经形同水火,势不两立。没有办法,苏轼只得“接招”,两天后即8月4日,苏轼专门上奏一篇《辩贾易弹奏待罪书》,一一驳斥了贾对他的诬蔑。

  事已至此,朝廷不能不“拉架”了,朝廷上实际说了算的高老太后在延和殿召集几位大臣开会研究对此事的处理,宰相吕大防、刘挚等提出“各打五十大板”,将苏、贾二人一起放去外地,老太后从感情上是想留用苏轼的,但也有些无奈,只好同意吕、刘意见,但指示对贾的安排“勿太优。”第二天,朝廷决定:苏轼以龙图阁学士知颍州(今安徽阜阳),贾易知宣州(今安徽宣城)。

  朝廷的任命已下,苏轼准备尽快离开京城。8月13日,他在家中饮茶,感觉很舒坦,记下了自己的感受:“除烦去腻,世不可阙茶。……吾有一法,常自珍之。每食已,辄以浓茶漱口,烦腻既去,而脾胃不知。”18日,朝廷正式赐给他知颍州的官衣和金带马,同时,以他撰写《上清储祥宫碑》很成功获奖励其银一千两,他要求免了,朝廷不许。这段时间他最得意的学生秦观在秘书省工作,常有来往。一日,秦观应王朝云之请,作了一首《南歌子》赠朝云:“霭霭迷春态,溶溶媚晓光。不应容易下巫阳。只恐翰林前世、是襄王。暂为清歌驻,还因暮雨忙。瞥然归去断人肠。空使兰台公子、赋《高唐》。”离京前,苏轼遇到了一件不爽的事,他的好朋友晁端彦请吃饭,竟也把贾易请来一起坐陪,他在席上一直闷闷不乐,后来晁端彦知道内情后非常后悔。

  颍州(现安徽阜阳)属京西北路,又称汝阴郡,辖汝阴、泰和、颍上、沈丘四个县。现在的阜阳市人口近千万,是安徽人口最多的城市,也是全国较大的地级市之一。史志上曾这样描述这片土地:“襟带长淮,东连三吴,南引荆汝,其水洄曲,其地平舒,梁宋吴楚之冲,齐鲁汴洛之道,淮南内屏,东南枢辖。”这里曾是管仲、鲍叔牙、稽康的故里,在苏轼之前,诗人晏殊、欧阳修也曾在此为官。

  这年闰8月上旬苏轼离开京城赴颍州,于22日到达。在《谢到任表》中他说朝廷如“慈母爱子,但怜其无能;明君知臣,终护其所短。”说自己“既未决于归田,故力求于治郡。”“虽任职居官,无过人者;而见危受命,盖有志焉。”  颍州境内有一条颍河,苏轼常乘船到颍河上走走,他在《泛颍》一诗中愉快地写道:

  我性喜临水,得颍意甚奇。

  到官十日来,九日河之湄。

  吏民笑相语,使君老而痴。

  使君实不痴,流水有令姿。

  绕郡十余里,不驶亦不迟。

  上流直而清,下流曲为漪。

  画船俯明镜,笑问汝为谁?

  忽然生鳞甲,乱我须与眉。

  苏轼到颍州后办的第一件大事,还真是与颍水有关,即关于“八丈沟”工程是否科学问题。原来,颍州境内的颍河是淮水的主要支流,颍河的上游是流经开封、陈州的蔡河,蔡河因为地势较缓,每当陈州、开封地区有洪水,蔡河排洪泄洪速度总是很慢,为此朝廷决定在颍州境内开挖一条长达354华里长的“八丈沟”直接到淮水,以加快排洪速度,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需投入37万贯石钱米,征用18万人服劳役。苏轼到颍州时,此工程计划已经确定,他深感此事重大,决心实地勘察一番。他选派了精干官吏和技术人员对计划开挖的地段逐段进行测量,每25步立一竹竿,逐竿用水平测量高低,共用了5811竿,经过测量,结果得出结论,涨水期时八丈沟计划入淮口处的高度还高于上游蔡河口8尺5寸,这样到大汛时,八丈沟不仅起不到排洪作用,还会使淮水倒灌,颍州境内将变成一片泽国。为此苏轼先后上奏《申省论八丈沟利害状二首》、  《奏论八丈沟不可开状》,指出:制订八丈沟工程计划的官员是官僚主义的,他们“只是经马行过,所得之高下广阔数字,往往为‘约’数,难为凭信。”他以历年的水位,科学的测量,将开挖八丈沟的利害关系说的清清楚楚,朝廷最后采纳了他的意见,停止了这一工程,不仅节省了劳力费用,还避免了人为水灾。至今,阜阳地区的老百姓说起此事,仍然津津乐道,对苏轼心存感激。

  在颍州,苏轼还疏通了颍州西湖两条重要的泄洪通道——中清河、白龙沟,当时,经过他组织疏浚,西湖不仅景观焕然一新,还可保障旱期灌溉和汛期蓄水。可惜颍州原来的西湖在1938年蒋介石下令炸开黄河花园口后即不复存在,20世纪80年代,阜阳又在原西湖旧址西南约4公里处新建了一个西湖。

  可怜天下父母心。在颍州期间,他的长子苏迈升任河间县令(今河北河间),河间是瀛州州府所在地,正好他的好朋友钱勰在那里任“市长”,他专门给钱写去一封信,说,苏迈甘做朴实之人,既成为了您的部下,又在您身边工作,你就把他当作侄子看待吧,我也就放心了。颍州、滁州都是欧阳修曾经任过“市长”的地方,时任滁州“市长”王诏写信来请苏轼书写一幅欧阳修的《醉翁亭记》,l1月21日,他欣然命笔写下了今天我们能够看到那幅佳作。9月30日、l2月2日,他的好朋友金山寺主持元净法师、朝廷元老重臣张方平先后去世,苏轼都沉痛地写了祭文,特别是张方平有恩于苏轼父子两代三人,如今张得享85岁高龄而逝,他难掩哀悼之情,在祭文中他写道:  “我游门下,三十八年,如俯仰中。十五年间,六过南都,而五见公。升堂入室,问道学礼,靡求不供。”他赞扬张方平“公视富贵,如贱如贫。公视生死,如夕如晨。老不惰偷,疾不频吟。有化非亡,有隐非沦。”

  这年年底,大雪纷飞,天寒地冻,苏轼常走出城外查看民情,他发现路上有不少扶老携幼的灾民四处乞讨,他问守门的士兵是不是这种情况很多,士兵回答说是的。他通过询问饥民得知,今年秋天,淮南的寿州(今安徽凤台)、濠州(今安徽凤阳)、庐州等地粮食欠收,农民已开始吃榆树皮、糠麸杂合马齿菜等,这些地区还出现了若干股盗贼,苏轼预感到,来年春天颍州必会有饥民涌入。为此他于12月25日向朝廷奏报:“臣闻淮南自秋至今,雨雪不足,麦熟不熟,盖未可知,若麦不熟,必大有饥民。”“若流民到颍,而官无以济之,则横尸布路,盗贼群起,必然之势也。所以须至先事奏乞。若至时元无此事,臣不敢避张皇过当之罪,若隐而不言,仓卒无备,别成意外之虞,其罪大矣。”为此他请示朝廷允许对常平仓粮食预作救灾准备,并特别请求朝廷批拨给颍州一百道“度牒”兑换一些小麦、粟米、绿豆、豌豆等,“候有流民到州,遂旋支给赈济。如至时却无流民,则自当封椿,度牒价钱,别听朝廷指挥。”他担心一些地方官员报喜不报忧,故意隐情不报,在奏文最后“贴黄” (特别注明)说,当年在杭州时,苏州城积水还未退出城门时,知州黄履竟上报说秋种己没有问题,“似此蒙蔽,习已成风。”这次他上报的情况“问得皆有本末,非是风传道路之言。”建议朝廷“过做准备,则一方幸甚。”在这篇奏文中,苏轼“执政为民”的思想理念和工作作风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事实上,他比一般尽职尽责的官员有着更高的境界,他是“工作并快乐着”的践行者,既把为民众服务看成是职责所系,也把工作看作是一种快乐,他认为当官有“三乐”:  “凶岁检灾,  自请行放数得实,一乐也;听讼为人得真情,二乐也;公家有粟可赈饥民,三乐也。”意思是,遇到灾情能实打实地下拨救灾物资是一乐,调查案情能听到真情实话是二乐,公家仓库里有粮食可随时赈济饥民是三乐。他还认为,居家也有“三乐”:“闺门上下和平,内外一情,一乐也;室有余财,可济贫乏,二乐也;客至即饮,略其丰俭,终日欣然,三乐也。”意思是,家庭和睦是一乐,家里略有些财产可救济穷人是二乐,来了客人小饮几杯但也不大吃大喝图个高兴是三乐。

  时间很快,转眼就过了年。l092年正月24日,朝廷下诏任命苏轼改任郓州(今山东东平)太守,不知什么原因,28日又改为知扬州。北宋真是挺能折腾官员的,算起来苏轼在颍州还不到半年,刚刚熟悉了情况要做些事,这又要调离了。就在这时,潮州“市长”王涤写信来,说是代表潮州民众请求他为《韩文公庙》写一篇碑记,信中还寄来了韩公庙的设计图纸。当时的潮州又称潮阳郡,辖海阳、潮阳两县。韩愈是苏轼崇敬的英雄豪杰仁人志士,在他的心目中,韩愈不畏权势忠君爱民的形象是极其高大的,他立即答应了王涤的请求,一边准备交接公务,一边考虑构思碑记的撰写。3月初,他乘船离开颍州,经寿州、濠州、泗州、楚州路线,于26日到达扬州。途中二十余天中,他充分利用这一时机微服私访,他常常将身边工作人员支开,直接找百姓了解情况,查询民间疾苦,他发现政府税收太重,大大小小的税务官员如狼似虎,.民众苦不堪言。  “臣每屏去吏卒,亲入村落,访问父老,皆有忧色。云:‘丰年不如凶年。天灾流行,民虽乏食,缩衣节口,犹可以生。若丰年举债积欠,胥徒在门,枷棒在身,则人户求死不得,言讫,泪下,臣亦不觉流涕。又所至城邑,多有流民。官吏皆云‘以夏麦既熟,举债积欠,故流民不敢归乡。’臣闻之孔子曰:‘苛政猛于虎。昔常不信其言,以今观之,殆有甚者。水旱杀人,百倍于虎,而人畏催欠,乃甚于水旱。”他算了一下,如果每州有税吏五百人,全国就如同“有二十余万虎狼,散在民间,百姓何由安生?朝廷仁政何由得乎?”为此,苏轼如实向朝廷反映了这一情况,并提出了减免税收和积欠的建议。

  想想自己政坛几十年走过的历程,加上最近亲到民间考察的情况,再联想到三百年前韩愈的坎坷人生,苏轼百感交集,一到扬州他便着手起草这篇《潮州韩文公庙碑》。据说,他曾苦苦思索如何开头,“起行数十遭”都不满意,忽得两句“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遂将其它句子划去。随后,洋洋洒洒的这篇千古美文一气呵成。文章没有过多刻画庙碑建设、外形等细节,而是从大处着眼,紧扣“神”和“气”,大开大合,突出赞颂了韩愈刚直坚毅的伟岸品格。文章开宗明义即鲜明地指出:人间之浩然正气“寓于寻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间。卒然遇之,则王公失其贵,晋、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贲、育失其勇,仪、秦失其辩。”“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随死而亡者矣。故在天为星辰,在地为河岳,幽则为鬼神,明则复为人。”此后,文章高举道义大旗,明确阐述了“天不可欺”的道理:“人无所不至,惟天容伪。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鱼;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妇之心。”韩愈之精诚,“能开衡山之云,而不能回宪宗之惑:能驯鳄鱼之暴,而不能弭皇甫■、李逢吉之谤;能信于南海之民,庙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之于朝廷之上。盖公所能者,天也,其所不能者,人也。”

  古人对此文给予了高度评价。宋代洪迈《容斋随笔》卷八说:“刘梦得、李习之、皇甫持正、李汉皆称颂韩公之文,各极其势。……及东坡之碑一出,而后众说尽废。”明代人评论说:“《韩文公庙碑》,非东坡不能为此,非韩公不足以当此,千古奇观也。”(明《三苏文范》卷十五黄震云)

  也因为苏轼这篇《韩文公庙碑》,宋以后潮州韩公祠更加蜚声天下。现在的韩公祠是南宋1l89年时从原“刺史公堂之后”(政府办公楼的后面)位置上迁来的,位于韩江东岸笔架山麓,倚山临水,古朴清幽,庄重肃穆。韩祠依山而建,层次分明,前落是韩祠的主体,后落是侍郎阁,拾级而上,石阶一共有51级,是纪念韩愈51岁时到潮州。祠堂前广场有一座古书形的石雕,上面刻写了韩文公在《进学解》中的两句名言:“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祠的正门匾额“韩文公祠”四字,是1984年胡耀邦同志视察潮州所留下的手迹。同年,广东省人民政府拨款对韩祠进行了全面修缮。l989年韩文公祠被列为广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作者: 
盖龙云
来源: 
潮州日报(2014.0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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