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汕海盗与南洋开发

    中国人是最早开发海岛的。早在8000年前的新石器早期,在广东的南澳岛上就已经有人类活动的痕迹。现在已经发现多种细小石器,虽然尚不能断定就是岛上的固定居民,但在岛上活动是肯定的。至于像台湾、海南、舟山这样的大岛,很早就纳入大陆文化的体制范围内,开府设县,经之营之。

    在中国古代的典籍中,从来看不到“海洋文化”的提法,因为历代都是以大陆文化思想为统治核心的,已经形成了强大的文化势力,并且以其强大的惯性左右着现代人的思维。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曾经到泰山封禅,并且“东临碣石以观沧海”,遥望大海,漭漭苍苍,认为那就是“神仙”所居,而非凡人所能管辖之地。从此,历代君王便继承了这种“海外非吾之地”的观念,疏于对海洋的管理。魏晋以后,虽然近海岛屿多已被民众开发,但封建王朝的最高统治者仍然将其视为麻烦之地,动不动就采取“禁海”“封海”“清海”的政策,使得海岛居民几无安定生活。甚至发展为对在海上讨生活的人一概名之曰“海盗”。尽管如此,居住在南海、东海的沿海民众一直都在从事海洋生产。

    潮汕海上交通之始,记载于汉武帝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东越王余善反。朝廷“以卒八千,从楼船将军击越,至揭阳,以风波滚浪为懈,不行,遂反。”(《东里志》卷二)海路开通,海商与海盗几乎同时诞生。因为他们所需要的自然条件与社会条件,几乎是同样的。海盗则以海商为生活依靠。

    汉安帝永初三年(109),“遣御史庞雄讨海寇张伯路等,平之。”(《东里志》卷二)。这是最早与“海盗”战斗的记录。

    隋炀帝大业四年(608),隋炀帝派虎贲郎将陈稜、张镇州率兵万余,从潮州出发征琉球。从此开辟了对外贸易通道。

    唐以后,潮州就成为东西方贸易的重要商港。柘林湾、程洋岗、樟林港、南澳、庵埠、鸥汀、沙汕头、达濠、海门等,先后成为潮汕地区的对外通商的口岸。尤其是民间贸易始终未断。

    明清时期,海上武装割据势力日众。封建帝国对于海上贸易天然地予以排斥,甚至不惜采取以人工填塞海港的闹剧。据《东里志》载:“南澳惟深澳内宽外险,有猎屿、青屿环抱于外,仅一门可入。而中可容千艘,番泊海寇之舟多泊于此,以肆劫掠。嘉靖末年,有建策以填其门者,费官帑几十万,竟难就绪,乃诬东界之毁其成,以激司道之怒几至大变云。盖此澳之深无底,填之不过以船装石,插以木沉之,木架既高,复插以木,而填石于上,遂谓之塞满。初不知海水之波涛难驭,日夜播荡,则船翻于底,木随倒仆,而门开如故矣。”这是典型的以大陆文化思维管理海洋文化的例证。

    明朝初年起,潮汕一带受倭寇侵扰。以日本浪人为主体的倭寇,一面在中国沿海做生意,一面掠夺,甚至一度盘踞南澳为据点。1561年倭寇攻陷饶平黄冈城大埕所,沿海骚扰彩塘、庵埠、蓬州。1564年俞大猷率军歼灭倭寇4000多人,逐之海上被飓风溺毙。

    清朝雍正元年(1723),朝廷为了抵御海盗,亦便于海上船只管理,实行编号登记制度,规定各地船只均需在船体两端头尾及大桅杆上半截用漆油涂上不同颜色,并刊刻某省某州县某字号。浙江白色,福建绿色。广东地处南方,南方属火,故应该以“红油漆饰,青色勾字”,根据潮汕民间习俗,还要在船头两端画上两个大眼睛,以求在海中不迷航。从此,潮汕便有了“红头船”的称谓,成为沟通国际贸易的重要载体。

    中国的“海盗”问题十分复杂,封建皇朝以“海盗”之名,概括所有的海洋文化人群,其荒谬可想而知。然而后世的一些研究者竟然延用这种说法,甚至发明出“海盗经济”的名词来叙述之,皆为不深入分析之故。

    史籍中指“海盗”,其中一类,是封建时代海上的反抗势力。如明末清初雄踞海疆的朱阿尧,就是饶平海山岛的抗清领袖。他青年时以贩盐捕鱼为生,为人仗义执言,见义勇为,深得乡民信赖。明亡后,他招集乡民,以海山岛鲤鱼山为基地武装抗清,失败后率余部投郑成功,被封为右协水师都督,后在驱逐荷兰人,收复台湾的作战中。勇担先锋,立下战功。朱阿尧与郑成功在清朝官员看来,自然就都成了“海盗”。

    在潮汕各地方志书中,大量记载了各地海盗作乱的事实,至于其真实性质就很难分辨。仅以清人王岱纂修《澄海县志》所载为例,其所列元明海盗首领就有:陈懿等五兄弟、魏荣辉、吴平、许栋、许朝光、魏朝义、陈世荣、曾一本、林道乾、许瑞、林凤、朱良宝、褚綵、李芝奇、黄海如;清朝则有陈斌、唐奇观、丘辉、魏五澄等。

    真正的海盗,是指那些刑事犯罪分子。他们不区分善恶,以暴力为手段,唯利是图,杀人越货。中国古代的海洋确实存在过海盗,其中有的还被倭寇所利用。靠海洋生活的人,原本有多种职业:打鱼、晒盐、采珠、运输、贸易,海盗仅是其中的一种,至现代则有打捞、海洋勘探、水下考古、潜水运动等新名堂。其中的“贸易”占很大的比例。但贸易在不同时期朝廷有不同的政策。当朝廷允许对外贸易的时候,他们就是合法的海上贸易集团;当朝廷实行“海禁”政策的时候,他们的贸易就成为非法,就叫做海上贸易走私集团。这些贸易集团出于自卫的需要,在冷兵器时代,都会预备一些自卫的武器,朝廷因此就会称他们为“海盗”。事实上他们与真正的海盗是根本对立的。因为他们是海盗烧杀抢掠的主要对象。商船装载货物,更不愿意与海盗结盟,因此把这势不两立的利益集团混淆为一体,实在是天大的笑话。

    海盗截杀的商船主要是由南洋归来的船只。原因有三:

    1、南洋归来,说明已然获利,有硬通货可供抢劫。

    2、归来船只所运载皆南货,奇货可居,易于转手;而南下所载惟瓷器、土物等,难于处理。

    3、船只北行,逆风冲浪,速度不快,易于得手。

    4、距离海盗根据地较近,易于藏匿。

    而穷苦的渔民,身无分文,满船鱼虾,海盗得之无用,劫之无利可图。故渔民与海盗可以和平共处,必要时,还可以成为海盗的后备军。他们常常亦盗亦民:官兵来,则打鱼,官兵走,则行盗,故倭寇剿灭有时,而海盗极难消尽。直到热兵器出现后,屈于现代国家威慑力量,在中国沿海海盗方绝。

蓝鼎元著《鹿洲公案》中就记录了两类海盗的典型案例。一类是贫民组成的海盗团伙。

    雍正五年(丁未,1727),潮阳县陇头乡(在今普宁县军埠镇北数里)民林阿任,绰号林老货,因家贫米贵,九月初七往麒麟埔墟买米,遇洪伯丰、蔡阿京、黄吕璜,洪伯丰,提出不如我们一起出海去劫掠米船即可发财。大家赞成,分头集聚人员,共43人。由洪伯丰、黄吕璜负责购置军械枪刀牌棍大炮火药等武器。最后除死亡8人,及黄阿德一人逃脱外,尽皆在沿海各地被缉拿判罪。这个海盗团伙前后活动不足二个月,却足以说明在海洋文化区这种犯罪之随便。蓝鼎元曾任普宁、潮阳县令,对此他感慨道:“洋盗故惠潮土产也,其为之若儿戏焉。三五成群,片言投合,夺取小舟,驾出易大,习为固然也久矣。”

    另一类竟是地方豪强自己豢养的。

    在蓝鼎元著《鹿洲公案》中记载了潮阳仙村(今贵屿附近)的恶霸马仕镇,“生而有盗行,慕柳跖、宋江之为人,招邀匪类”,其中就有“驾舟逐流,载私鹾、攘客货于水者”,就是海盗。康熙四十三年,马仕镇甚至捐资得了个“太学生”,横行乡里,常常驾舟出击,抢掠四方商贾,虽“经十方捕缉三十四年弗能获”,可见其势力之大。

    海盗头脑中没有行政区划概念,广阔的洋面就是他们驰骋的舞台,在冷兵器时代,有的亦渔亦盗,失败了溜回家中,得势时则横行海上。他们远离主体文化的教育体系,缺少“忠孝节义”等大陆文化的道德观念,行为趋利而行,不顾道义。据《看历史》杂志何书彬文章透露:“在两次鸦片战争中,都有众多的中国民众为英军以及后来的英法联军服务。他们为这些‘夷人’提供后勤、刺探情报、引路,甚至直接参与作战。这些援英者被称为汉奸。”又称:“仅(广州)三元里一地,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就有1200名援英者被搜出。这个数字要远远超过丧生三元里的英军数量———《南海县志》称毙敌10人,而英军司令卧乌古的报告是5人。”这些“汉奸多为商贩和疍民。”(转载自《广州文摘报》2012年10月22日第15版)

    这种情况说明,自发的海洋文化本身,就是产生海盗的温床。“商贩和疍民”在大陆文化中处于被歧视、甚至被抛弃的地位,一有机会,自然就想拼死一搏。封建时代的统治者只能以武力镇压,是不可能从跟本上解决问题的。

    其实,在海上分辨海盗船与贸易船业并不难。因为贸易船往来都要载货物,船大,行船平稳,速度慢。海盗船小而空,速度快。由海盗转为贸易者有之,而由贸易船转为海盗则少见,除非其破产之后,那时也就失掉贸易船的资格了。

    在舟山群岛以北,由于缺少远海海岛,海盗无根据地盘踞,古代亦较少海盗。偶尔有不为大陆体制所容纳者,也往往是“泛舟海上,不知所踪也。”其中大部分越海至日本及朝鲜半岛而已。舟山群岛以南,蜿蜒至琉球、澎湖、南海诸岛,远至台湾、菲律宾、爪哇、苏门答腊,海岛礁石密布,均为海盗盛行之地。靠近大陆的象山、台州诸岛、洞头、海坛、湄州、厦门、金门、东山、南澳等,就成为海盗的首选之地。而靠近这些地方的港口,如宁波、台州、温州、福州、莆田、泉州、漳州、潮州,则是古代海外贸易集团的基地与商船进出港。海盗与贸易集团相傍相生,鱼龙混杂,使得海洋文化研究十分复杂。特别是二者合二而一的时候,真相更难以厘清。当海盗势力强盛时,他们会直接从事贸易,转业为海上贸易武装走私集团,得利甚为丰厚。

    台湾海峡成为南北海上的交通要冲,地处闽粤交界的南澳岛就成为扼守此要冲的咽喉之地。宋元以后,南澳成为海盗与贸易走私的重要基地。明、清以后在此设立总兵府,管辖南海事务。前后总计有148位总兵在此任职。此前,张琏、林凤、林道乾、吴平等均曾以此为基地,此外还有曾一本、许朝栋等大的海盗集团,势力则直达南洋各地。例如张琏,于1561年在饶平武装举事,不久即发展到10万之众,先后攻陷福建平和、云霄、龙岩等地,因官府围剿甚烈,只好下海泛舟南洋,夺占苏门答腊(今属印度尼西亚),自立为“国王”。明朝倭寇侵扰时,常与沿海海盗联手,一时海盗与民众无法分辨,官兵在围剿中难免玉石俱焚,如广东总兵俞大猷1564年就在潮州沿海剿灭倭寇4000余人。第二年戚继光又率兵三千,攻陷南澳吴平寨,“俘斩倭匪三千余人”,其中皆不免有冒功成分。

    1573年明代中叶,原来以南澳为基地的海盗头领、澄海人林道乾率领数千人到达柬埔寨,被封为“把水使”,后到泰国南部今罗勇附近的北大年港定居,并以暹罗北大年港为基地,改称“道乾港”,可见势力之大。

    1574年,又一海上武装集团首领、饶平人林凤到达吕宋岛(今菲律宾),在马尼拉曾与西班牙人作战,后回潮州出没于柘林、靖海与碣石之间。直到明朝末年崇祯时期,尚有海盗乘80多艘船只袭扰揭阳城的记载,揭阳人郭之奇组织民间军民拼死抵抗。饶平人张琏起义失败后,带部署到印尼的苏门答腊当了地方首领“蕃舶长”。林凤起义失败后,率战船62艘到菲律宾,与菲律宾人民一起,同当时的西班牙侵略军战斗。1644年明亡以后,那些不愿意受满人统治的汉人,又掀起一次移居南洋的高潮。

    潮汕人向海外发展,还有一个深层的原因,就是潮汕与中国其他地方不同的文化背景。中国是大陆文化国家,而潮汕发育了与西方世界相似的海洋文化。海洋文化是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越到近代,市场经济发展越快,现在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主流。潮人自幼就接受的海洋文化观念,使得他们融入市场经济如鱼得水。

    1871年澄海人陈慈黉(1843—1921)在曼谷创立商行。他在泰国最早开办火柴厂。

    饶平人余子亮与潮阳人郑午楼先后创建泰国京华银行;

    潮阳人陈弼臣(1910—1988)创建盘谷银行;

    谢易初(1896—1983)创建正大集团。

    潮汕人在各个商业领域称为“某某大王”的在海外就有50多位。

    潮人在海外发展成功后,由于接触到世界最先进的技术、文化理念、经营方式,又回馈家乡,成为报效祖国的强大力量。

作者: 
隗芾
来源: 
汕头社科,201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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