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侨与近代潮汕社会海洋化演进

    文化是人类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结晶,主要是指精神财富,如教育、文化、艺术、宗教、语言、道德、风俗等等。任何民族的文化在其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总是会不断地引进和吸收外来文化,以此来丰富和提高自己的文化,这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表现和必然趋势。[1]海洋文化是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的构成部分和体系,是人类认识、开发、利用海洋的社会实践过程中创造出的精神成果和物质成果的总和。潮水总是激起潮人向大海拓展生存空间的心理冲动,尤其是明清以后,清代康熙二十三年开海禁以后,由于海上贸易的合法化百姓海上活动的历史传统得以“合法”保持,潮汕沿海地区很快发展成为国内重要的海上贸易区域。随着潮人大批移居海外,出国移民潮的兴起对迁出地乡村经济变迁的影响是显著而深刻的,人是文化的载体,人群的迁徙移民,必然带来文化的交汇与融合。海外潮人以极大的热情,通过人员往来、捐资办学、兴办实业、商业贸易等形式和途径,对潮汕侨乡进行有力而有效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传播,使近代潮汕在政治、文化、经济等许多方面上发生新变化。潮籍华侨对潮汕地区经济建设的参与及支持对潮汕地区社会变迁发生着重要的作用和长远的影响。

    正如陈春声教授所述,在潮汕“侨乡文化”形成的过程中,地方传统的文化资源被赋予某种“现代性”,其价值和意义发生了关键性的转换。近代贸易方式和近代城市的出现,并未给潮州乡村带来明显的破产或萧条景象,相反的,人们看到了新的社会经济条件下,正在成为“侨乡”地方社会的新的发展。[2]这一历史传统,在19世纪后半期,面对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扩展所带来的种种挑战,使地方社会表现出其足够的适应和包容的能力。[3]这是潮汕人文最大的特点,是与华侨的影响息息相关的。

    一、潮汕近代移民概述

    潮汕地处广东南部,其西部背负莲花山脉,东北屏阻凤凰山峰,东南濒临南海,面积约一万多平方公里,陆路非常闭塞;但海路却通畅无阻,可谓四通八达。自然环境对民系特征的塑造在一定程度上起了很大的作用。当面向内陆的通路无能通行,背靠的海洋的无形的屏障便注定要被突破,于是,长期生长在海岸边上的潮人,自古以来便习惯于大海的惊涛骇浪搏击,产生一种冒险、探胜的心态,而明清时期的移民文化无疑加速了潮汕产生海洋文明的进程。

    在拓展潮汕人生存空间的作为上,海外潮人另辟蹊径功不可没。潮人较大规模的海外拓展,开始于嘉靖万历间,当时,潮汕的一些海寇商人集团,迫于明政府的海禁和军事高压,出走东南亚,定居在菲律宾和暹罗,成为早期潮籍移民,为清代及以后的潮汕移民奠定了基础。清代乾隆嘉庆年间,潮州与东南亚地区(特别是暹罗)的交通有较大规模的发展,潮汕出现了本地区向东南亚的第一次移民潮。樟林作为潮汕的出海口岸,从清初开始一直延续到1861年汕头辟为通商口岸之时,而且作为客运口岸,还延续到1867年。有的学者估计这个时期潮汕人的海外移民总数有100万人[4]。但从各方面材料分析,恐怕不可能这么多,不过,至少也有二三十万人。据《汕头海关志》表(九《1869年一1934年汕头口岸进出口旅客统计表》。[5]提供的数字统计,1869年至1934年(中间缺1929年),从汕头口岸出口的旅客共有555.29万人,进口416.17万人,进出相抵,净出139.12万人,平均每年21403人。从发展趋势看,这段时间,进出口岸人数逐步增多,移民国外的人数也呈上升趋势,[6]由于海外移民不断增加,形成本土一个潮汕,海外一个潮汕的奇观。

    二、华侨对近代潮汕海洋文化转型的贡献

    潮汕沿海地区长期处于中央王朝权力控制的边缘区,民间社会以海为田、经商异域的小传统,孕育了海洋经济和海洋社会的基因[7]。

    明清以来的两次移民潮,特别是近代开始的第二次移民潮,导致了东南亚潮人社会的生成也促动了潮汕文化的新发展[8],移民在往返家乡和移居地(主要是东南亚)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将移居地的先进文化带回故乡来传播,并成为潮汕文化的一部分。引起潮汕文化和外域民族文化的交流,并在近代潮汕侨乡形成了特殊的海洋文化观,这种文化观表现在语言、生活习俗以至思想观念各个方面。正是由于潮汕的文化特质对外来文化的吸收选择,形成了潮汕文化转型时期的再生机制,这套再生机制是在承继潮汕传统的中原文化的基础上产生的,同时又以极大的功能推动了潮汕文化的飞速发展,是潮汕文化海洋化加速发展的内在动力,也是形成潮汕海洋文化后来居上的主要原因,潮汕文化经历了一个长期和艰巨的“西化”过程,潮汕地区的文化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大变化,从而导致了潮汕文化的转型,这个时期可以说是潮汕地区文化发展史上最重要的时期,使潮汕地区成为中外文化碰撞而又交汇的典型地带,外来文化较早涌入,加上濒海自然条件,近代潮汕海洋文化的也日趋形成与显示明显特征。在潮汕社会海洋化转型这一过程中,华侨起到了开风气之先的作用,他们对潮汕地区海洋化进程的奉献主要表现在文化与经济方面:

    (一)导致了潮汕近代文化的转型

    考究海洋文化,我们可以发现就其运作机制而言,它具有对外辐射与交流性,亦即异域异质文化之间的跨海联动性和互动性。这也是由海洋文化的本质所决定的[9]。人类借助于海洋四通八达,先是小船,后是大船,于是有了先是近海之间后是远洋之间的相互迁徙“入住”,由此带来了异域异质文化之间跨海的亦即跨国、跨民族、跨地区的文化辐射和交流。

    潮汕文化是汉文化的一个地域性亚文化,它是在潮汕地区自然环境条件的影响下,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逐渐形成的。传统的潮汕文化包含着不少的文化特质,这些特质构成了既与共存于同一地域中的畲族文化、客家文化不同,也于周边其他地域文化有异的一个体系。从海外移民与华侨的往返,使潮汕文化便受到海外文化的一些影响,以后这种海外文化的渗透越来越多,其文化内涵也海洋文化蕴涵海洋文化的元素。从海洋文化学的角度来说,这一海洋化属于扩展扩散中的“接触扩散”,就海洋文化的运作机制来说,它具有对外辐射性与交流性,或者说,异域异质文化的跨海联动性和互动性。历史上,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地处东南沿海的潮汕侨乡与大陆其他地区的来往较少,从明末开始,潮汕沿海已实现了以出口贸易为主体的海洋经济化了。与海外的交流却十分频繁,侨乡民俗不管如何变迁,或多或少总会刻上来自海外华人社会影响的印迹,显示出与众不同的“侨乡”特色,侨乡社会深受华侨华人社会的影响,形成了与华人华侨社会密切相关的、不同于非侨乡社会的民俗风情。应该说,潮汕文化在原有农耕文化的基础上融合了海洋文化的某些成分时是浑然天成,毫不勉强的,这与潮汕濒海的地理特征及其形成的人文因素有很大关系,所以两者一旦浸染交汇,即成了彼此最佳的结合,孕成新质。潮汕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开始了自身的调整,实现了新的发展。开放与接纳,求同与存异,不求同化,不被异化,共交往而共化,成为潮汕民众的一种文化生存方式,文化与社会发展的良性互动,文化内部的协调健康发展是潮汕近代化成功的基本经验。建筑作为一种最直观文化符号,外来的异质文化必然在民居建设上打下烙印,凸现出鲜明的地域特征,从而与其它地方的民居区别开来。“不同的房屋类型标志着不同的文化背景。”[10]

    潮汕的许多民居建筑最大的特点是中西合璧。小公园片区是汕头的发祥地,其独特的潮汕建筑风格、街道特色和浓郁的商业氛围,保留了潮汕人民“过番”与侨居国人民交际及其影响的痕迹。近代潮汕的海洋文化景观还体现在潮汕方言与侨居国语言的互相影响。形成侨乡方言有大量外语词汇融入,主要是口语中英词汇夹杂景观。

    (二)引领近代潮汕海洋经济的发展

    潮汕近代化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其起点和支柱是近代商贸业的发展。近代商贸业的发展不仅为潮人开辟了新的生路,缓解了人口对农业的压力,更使潮汕社会财富得以迅速积聚,改变了社会结构,形成了海内外闻名的商业化社会形态。诚如《潮海关史料汇编》所载,外国人评论“汕头的重要性,首先在于商业,居民基本上都是商人”[11]。

    在潮汕社会商业化过程中,潮人不断接受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新的价值观念,使嬗变中的潮汕文化得到了强化。而在近代潮汕地区的华侨投资在潮汕经贸中占据主导地位,海外华侨在潮汕兴办这许许多多当时比较先进的基础设施,既给潮汕人带来了方便和利益,为潮汕经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以泰国潮侨高绳芝、陈慈簧为首的许多潮汕海外侨胞积极到家乡投资兴办实业,他们兴建市政设施、楼房,创立电话、自来水公司,办起了钟厂、榨油厂,还踊跃投资支持家乡发展交通运输业,投资创办民用企业,对促进近代潮汕工业生产技术的进步、推动当时潮汕民族工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近代汕头的发展是潮汕近代化的一个缩影。汕头开埠之后,海外潮人对近代汕头商业发展亦贡献良多,在“百载商埠”的辉煌历史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恩格斯著《俄国在远东的成功》一文,在评价中国沿海口岸时指出,汕头是“唯一有一点商业意义的口岸。”[12]饶宗颐先生说:“自成同间开汕头为商埠,交通事业日进千里,曾不百年,凡轮船、铁路、公路、邮电、航空靡弗具举。”[13]

    近代工商实业的快速发展,为潮汕。特别是汕头的近代化发展创造了一个神话,改变了潮汕的社会结构,形成了海内外闻名的商业化社会形态。以汕头为例,市政建设方面,1927至1933年,是新中国成立前华侨投资汕头侨乡的全盛时期。当时汕头市的市政建设大部分是华侨独资或集资兴建的,仅泰国华侨陈慈黉创办的黉利公司就独资在汕头市新建楼房400余座。另据1959年汕头市房地产管理局统计,当时汕头市有房屋4000多幢,其中华侨的产权约有2000多幢,占50%以上,大部分是海外潮人在1929至1932年投资兴建的。形成以小公园为中心,拥3500家商号的南中国繁华商城。到20世纪30年代达到巅峰,汕头“商业之盛居全国第七位”(仅次于上海、天津、大连、汉口、胶州、广州),[14]“港口吞吐量居全国第三位”(仅次于上海和广州)[8]。这一成就的取得,与近代华侨的投资密切相关,可以推断,华侨的在潮汕的投资再造了一个潮汕,这正是“工商业文明”海洋文化的内涵在潮汕近代发展的体现。

    (三)促使近代潮汕海洋民性的形成

    大海不仅仅为潮人提供了广阔的生存空间与条件,而且也铸造了他们敢于吃苦,善于吃苦的品质,更赋予他们抓住机遇、冒险进取的个性。其民风民俗浸透了中外文化融合的传奇,民性满了“潮味”、“海味”、“侨味”的色彩。海洋文化特征开始蕴蓄在一代代的潮人心中,而成为他们的内在文化特质,并在近代潮汕侨乡形成了特殊的海洋化民性特征。于是逐渐形成一种既有历代文化积淀又有时代投影的潮人海洋文化意识和精神。

    许多海外移民侨居他国后,还不忘回乡,这种经常性的往还,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外域文化,也向外传播了潮汕文化,给潮汕文化注入了外来文化因素,长期的往来于海外各地,为潮人带来了不同的文化观。

    近代潮人主动接受外部文化,并通过日常生活的具体形式表达出来,所以,用海洋文化学的话来说,近代潮汕侨乡海洋文化特征为接触扩散所形成的特殊类型的民性特征,这种民性具有明显的异域文化的色彩。

    可以说,海洋、商贸、开放、移民等因子,早已融入潮人的血液,成为潮人民性特有的禀赋。由此形成文化景观,主要是文化氛围,在侨乡甚为突出。仔细考察,潮汕侨乡在家庭结构、风俗习惯、文化传统等方面仍然有自己独特的地方。侨乡民性外向、开放、兼容,深受西方文化浸染,思想活跃,对新鲜事物敏感;通过他们的言行举止反映西方价值观念、行为规范等。举凡侨乡,人们思想观念倾于开放,而不是保守;兼容而不固执;多元而不单一;他们具有一种随机应变、灵活敏锐的个性,避险趋易,化险为夷,强烈的争强好胜竞逐心理,好为天下先。这种潮人文化在潮汕人的日常生活上充分地反映出来,在潮汕大地上,我们随处可见的揉合着中外建筑风格的各类建筑物,就是一种潮人文化的展示。

    1、敢于冒险、敢于拼搏的精神

    梁启超在《地理与文明关系》中说:“海也者,能发人进取之雄心者也。……故久于海上者,能使其精神曰以勇猛,曰以高尚。”[16]海洋文化张扬硬汉子风格和强人精神,崇尚力量和自由,具有强烈的竞争意识、冒险意识和开创意识。天天与大海打交道,易于形成对于力量和技术的崇拜;海上的冒险生活(包括生产、商贸和海战)需要勇敢、智慧和过人的膂力。在近代科学和航海技术未发达之前,海洋对于任何企图跨越它的人来说,都是一种挑战。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只有富于冒险精神的人才有勇气走向海洋。他们乘坐红头船飘洋过海,在陌生的异域环境通过自己的拼搏站稳脚根,开拓出一番生存的空间,付出了百倍的艰辛。海外华侨“尤不可及者为商业冒险进行之精神。其赢而入,一遇眼光所达之点,辄悉投其资于中,万一失败,犹足自立,一旦胜利,倍蓰其赢,而商业之辉斥乃益”[17]。

    海外潮人的这种自强不息、艰苦创业精神,深深地激励着侨乡人民,使得潮人练就了开拓冒险的精神,多了一种艰苦创业和顽强执着的韧性,成为出了名的拼搏一族。

    2、重亲情、厚乡谊,精诚团结

    古代人的海洋意识在审美心理与哲学思想方面也包含了他们的宇宙时空观。从个体的生命角度看,海是永恒不变的,而人的生命却是渺小和短暂的;但从整个宇宙和人类的发展看,万物无时不在变,即使是波涛万顷的海洋也是这样。这是一种深含怆然涕下之痛苦、望洋兴叹之钦羡、醍醐灌顶之彻悟、物换星移之沧桑的观念。这样的认识体现了古代海洋意识文化内涵强烈的思辨性。海是如此巨大神秘,难以把握。因为从个体生命看来似乎无穷无际无始无终的大海总是让人充分地体认到自身渺小乃至沧海之一粟的卑微短暂的个体存在。

    他们是带着先民移民过程的重宗的传统离开陆地走向海洋的,而海上的作业或商业活动虽然具有高利润,但也高风险,促使潮人在商业活动中较早地形成了风险共担、利益均沾的商业合作伙伴关系。出于经济利益、精神生活和社会存在的原因,非团结不足以图生存,非互助不足以言发展,其凝聚性是举世公认的[18]。

    近代潮汕会馆组织遍布潮商聚集的每一个地方,有道是“有潮人的地方,就有潮州会馆”。海外华侨宗、乡社团提倡同乡、同宗加强团结、扶贫济困、互相帮助的宗旨也必然反映到侨乡中来。

    3、崇商善贾的海洋商业意识

    作为海洋文化的代表,潮人有着其最特出最显著的民系特征,那就是商业意识、商业精神尤其浓重。潮汕地区商业性市井社会形成较早,其商业性结构以商贸便利为重而形成多元架构,海外潮人的成功为潮人坚持自己热衷经商、勤俭起家的独特性奠定了坚实的心理基础,引领本土潮人投身商业活动。侨居海外的华侨,主要是坚持和发扬中国源远流长的传统商业文化,以其商业的成功,以及以其从西方学得的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的知识,来促进或具体邦助家乡的商业化和近代化。所以,尽管韩愈入潮曾带来儒家的理念,但潮人所处的地理环境远离中原,受中原正统思想的影响相对比较淡化,当传统自然经济社会内部逐渐勃发与自身对立的对商业、金融业的经济要求时,他们更容易摒弃“贵农贱商”的旧俗,以商为荣,以立志从商来实现光宗耀祖抱负的人生选择便具有了十分重要的社会价值。潮汕近代社会在善贾的传统上面,又添加了重商的成份。

    4、兼收并蓄、海纳百川

    一种文化在接纳、吸收多种文化的同时,能从异质文化身上汲取养分,进行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文化嫁接和创造,处于海洋文化体系的使潮汕地域文化具有海洋文化的开放性和兼容性的特点。东南亚各国是海外潮人出洋谋生最为主要的侨居国。在这里许多国家为西方的殖民地,异域文化交融。面对生活与环境的严酷挑战,如果以内陆的文化心态及传统的处世哲学应对眼前现实,肯定只能败阵。海外潮人用血泪与艰辛作代价,逐渐懂得并收获了开放性这一思想文化成果。懂得用一种宽广的胸怀和雅量去汲纳原来所无、于我有用的营养以丰富自身,壮大自己。而在华侨的影响下,潮汕对外域传入的文化能兼容并蓄,不定于一尊。这种海洋文化的开拓进取内涵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传入潮汕的中原文化体系的不足,其结果是造就了潮人多元的文化性格,使其适应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这些传统因素在不同的时空环境中得到继承与发展,遂使潮汕文化凸现出圆融、开放的特性。[19]

    三、小结

    正如前文所说,潮汕文化实际上是古南越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及西方近代文化等多种文化的融合、转化和创新的产物。潮汕平原地理位置较独立,濒临南海,又不是南北往来必经之路,所以受其它文化的冲击较少,变化缓慢。[21]翁万达《与肖同野道长》云:“我潮人多谈道德,负意气,不屑待于公卿之门……毅然以澄清为己任。”[22]。潮汕的地域文化是一个多面体,一是固有的本土文化,二是南迁的中原文化,三是舶来的海外文化。从文化史上看,一种独立的文化体系一经发育成熟,其结构的严密性也必然会失去兼容性,表现出对其它文化的抵制和缺乏吸收能力。从文化形成过程上看,潮汕文化实际上是多元文化相互激荡和相互融合的产物。如同异质品种的杂交能产生更优的品种一样,潮汕地域文化在异质文化的交融中兼收众长,辅以创新,而后获得新质,从而为其发展注入了新的基因和动力。

    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地处沿海的潮汕地区便成为外国与中国沟通的一个重要枢纽,一直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一个平台。由于潮籍华桥的频繁往返,西方的政治文化、宗教文化、科技文化、商业文化纷纷从这里登陆,近代以来,其势犹烈,外来文化给潮汕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20]传统的儒家文化与朴素的西方文化相交融,作为中原世族后裔的潮人所具有的坚韧不拔的性格与开拓进取的开放性格相交融,于是逐渐形成一种既有历代文化积淀又有时代投影的潮人海洋文化意识和精神。[23]本土与异域文化、大陆与海洋文化、古代与现代文化不仅得到理解和接纳,而且还被转化和创新。中国的海洋文化在地处“省尾国角”的潮汕得到发育,典型是这里的潮人文化和客家人文化。二者都可以说是海洋文化大陆文化的结合。[24]

    近代海洋历史文化的形成与近代潮籍华桥的贡献与推动息息相关,“百年商埠”、“著名侨乡”、“海滨邹鲁”这些文化内涵将进一步强化了增强潮汕文化的融合力、凝聚力和影响力,在建设幸福汕头,促进粤东同城化的关键时期,更需要作为城市文化核心价值观的海洋文化精神的引领和激励,支撑我们在未来的实践中奋发图强,励精图治,与时俱进,发挥经济特区、著名侨乡、百载商埠的优势,发挥人文优势、地缘优势,吸引海外华侨投资家乡建设,加快发展,再创辉煌。

    注释:

    [1]郑炳山:海外华侨对闽南文化的影响,见黄少萍主编:《闽南文化研究》,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4-22页

    [2][3]地方传统与社会转型 论清末潮州社会向“侨乡”的转变(陈春声)六陈春声;;海外移民与地方社会的转型———论清末潮州社会向“侨乡”的转变[A];人类学与乡土中国———人类学高级论坛2005卷[C];2005年

    [3]林风著:《澄海樟林港与潮州早期海外移民》,见汕头华侨历史学会:《汕头侨史论丛》,第一辑,第16页。

    [4]杜松年:《潮汕大文化》,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第222页。

    [5]汕头海关办公室:《汕头海关志》,1988年,第366一371页。

    [6]黄兰淮:《潮汕人移居海外述略》,《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95第11卷第2期。

    [7]杨国桢:《明清中国沿海社会与海外移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

    [8]黄挺:《潮汕文化索源》,《寻根》,1998第4期

    [9]张淀:《古代海洋意识的文化内涵》,《上海海运学院学报》1999第1期

    [10][美]H.J.德伯里:《人文地理一文化、社会与空间》,王民等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

    [11]中国海关学会,汕头海关小组:汕头地方志办公室:《潮海关史料汇编》,1988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3]饶宗颐:《潮州志?实业志?商业》,香港:龙门书店,1965

    [14]林伦伦,吴勤生:《潮汕文化大观》,广州:花城出版社,2001

    [15]杜松年:《潮汕大文化》,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

    [16]梁启超:《地理与文明之关系》,《新民从报》,1902年2月8日,见《饮冰室文集》第四册之十,上海:中华书局1966年,第106页

    [17]饶宗颐:《潮州志?丛谈志》,转引自马风《也谈潮汕民性》,《汕头史志》1993年第1期,第28页。

    [18]冷东:《明清潮州海商与区域社会》,《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第1期

    [19]黄隆奇:潮汕人与犹太人.[DB/OL]http://www.ydtz.com/news/shownews.asp?id=15810

    [20]何镇邦:《“潮人精神”与文化品位———读郭启宏长篇小说<潮人>》,《当代作家评论》,1998第05期

    [21]林震:《潮汕传统文化的特质及创新》,《汕头特区晚报》2004年4月23日第6版

    [22]《稽愆集》卷二《与肖同野道长书》,陈香白点校,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7:157

    [23]何镇邦:《“潮人精神”与文化品位———读郭启宏长篇小说<潮人>》,《当代作家评论》,1998第05期

    [24]隗芾:《中国的海洋文化在潮汕》,《汕头日报》2003年4月27日,第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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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冷东.试论东南亚潮人的文化特点[J].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97,(6):82-88.

    [12]冷东.明清潮州海商与区域社会[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1):13-21.

    [13]林伦论.对潮学和潮汕文化的再认识潮学札记[DB/OL]http://www.chaoren.org/mzqw/linlunlun/dcxhcswh.htm.

    [14]杜经国.潮汕文化的形成与发展[DB/OL].http://cstc.lib.stu.edu.cn/printpage.asp?ArticleID=143.

    [15]隗芾.中国的海洋文化在潮汕[N].汕头日报,2003-4-27:(8).

    [16]张映秋.近代潮汕人民向外移殖及其对潮汕经济开发的影响.[J],汕头侨史论丛》第一辑

作者: 
郑松辉
来源: 
《汕头社科》201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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