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侨批的起源

    编者按
 
   侨批存储着丰富的历史信息,积淀着深厚的文化内涵,是待深度开发的“富矿”。为此,本刊特辟此专栏,为专家、学者们提供百家争鸣、各抒己见的平台。
    
   国际著名学者、潮州学倡导者饶宗颐博士,是世界上侨批文化研究之首倡者。他在半个世纪前总纂《潮州志》时,便高瞻远瞩、慧眼卓识地别开旧志之生面,特地从《潮州志·实业志·商业》中首辟《侨批业》条目,对侨批的“起源、沿革、业务、同业商号”作了全面的秉述,为后来的研究者辟开一条学术的新路。
   作为—种行业,侨批是出国谋生的潮人,寄回唐山(家乡)赡养胞亲和禀报平安的一种“银信合封”,即所谓“汇款家书联襟”的民间寄汇;作为一种文化,侨批却是一种以金融流变为内核,以人文递播为外象,以心心交感为纽带,以商业贸易为载体的综合性、流动型文化形态。
   笔者认为,倘若运用“文化多层次说”的理论,对侨批——这一发生于东南亚,递达于故土为海内外潮人共同创造的,可谓潮汕文化仅有的特殊文化形态,来一次全方位、多层次的剖析,那么,人们将会发现,侨批是潮人“根”意识的特殊递变、“智”潜能的优化组合、“商”思想的灵活实用。本文就此开展讨论、探索,并就教方家。
   一、侨批——潮人“根”意识的特殊递变
   侨批源于潮人“根”意识的特殊递就。所谓“根”意识,就是指潮人对自己生身之本母亲与地域,从心态上的“叶落归根”的感情认同。所谓特殊递就,就是指在这一不可逆转的、坚固的感情认同的基础上,在远居异国的特殊历史背景下,把强烈的“去国怀乡”的思绪,化作为发生,递变为创造。
   首先,从“批”字(着重号系笔者所加,下同)的“俗”、“典”问题谈起。侨史界向来认为,批是一种俗称,不是典称。因为,在“侨批”一词尚未出现之前,粤东、闽南民间已经习惯把旅居海外的潮人,从东南亚委托水客带来的“银、信”函件称之为“批”,如“家批”、“银批”、“番批”、“洋批”;出国后头一次寄回唐山家的函称“平安批”;复函称“回批”等等。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这种观点得到官方文书的法定确认:“民国二十三年,南京邮政总署,以批字不典,改侨批局为侨汇庄。””其实,这是对我国古代文化认识极其肤浅的表现。据笔者浅识,批字并非俗而不典,而是早在唐宋乃至唐宋以前,批字就已经由俗入典了。宋代沈括在《梦溪笔谈补》卷三《什志》中就讲的十分清楚:“前世风俗,卑者致书所尊,但批纸尾”。再,唐诗名句:“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话报平安。”这两句在蘅塘退士编、吴兴张萼评注的《新体评注唐诗三百首》中诠注曰:“情根所系,但批马尾”。由此可见,无论是“但批纸尾”的批——书信,还是“但批马尾”的批——口信,都是卑致尊,下呈上,生身对生地的心心交感。情根所系的由俗入典的产物。故批,即唐宋时的信之称呼。
   《潮州志》载:“潮州对外交通,远肇唐宋”,向誉“海滨邹鲁”。负载深厚历史文化淀积的粤东、闽南,这里潮人出国的历史,恰好与批的称谓年代基本相同,故断其源于唐宋典籍。这可以从澄海市侨批封收藏家邹金盛先生所珍藏的大量侨批得到有力的印证。其中有一件批是迄今全国收藏年代最古远的华侨历史文物之一。该批时间为清咸丰三年(癸丑,公元1853年),无封,折叠式,收信人定在“纸头”;右一行为地址:“由信烦至隆都樟山乡交”(右上角盖如意印);中间一行为收信人名字:“萧名炳乾小儿收阅”;右一行写有:“外付去洋银拾元由暹英全书”。信的内容“但批纸尾”。这种书信的格式,与沈括在《梦溪笔谈补》中之记述无异,略微不同者,该批系旅暹胞亲萧英全寄下儿子萧炳乾的,属于上辈致下辈;这大概是由于时代之演变,其规矩有所放宽罢了!所以,基本结论是:潮人所称之批,并非俗而不典,而是承唐宋之典,而还于粤、闽之俗,即文化意义的由典还俗,雅俗共典。
   尤其值得指出,批,另有一个更深层次的文化释义,那便是:根。我们常见的侨批封上,其另联印有“批根”二字。本来,根是一种存据。但侨批封上的“批根”,不同一般票证的存据。它象征着海外赤子对自己生身之邦——唐山本土的“去国怀乡”、“叶落归根”的文化心态,也是一种永恒的血缘的存根,凡是了解潮汕历史的人都知道,潮人是世界上典型的爱国爱家爱亲人之人。樟林古港遗存的不少民歌,都反映了这样一个主题。他们——“无可奈何炊甜裸,冒着生命的危险,冲着海禁而去,是何等不心甘情愿啊!所以,“行到樟林港嘴泪汪汪,何日才把家乡还?”但是,到了异国之后,这种心态便发生了特殊的递变,“来到暹罗牵猪哥,驴生拼死耐拖磨,赚有钱银加共减,寄回唐山养公婆。”上述所引的萧英全给儿子萧炳乾的批,也是这种心态的真实写照。这批的内容曰:“兹是日付信局带去家信一封,外并洋(缺“银”字)拾元,到社照信查收。内抹出银半元,与三兄收用;又抹出银半元,与四嫂收用;又抹银一元,与岳母收用。余存银捌元,以助家中薪米之需,今蒙神、天福庇,二地平安,喜之幸甚,余言后陈。此嘱。萧英(缺“全”字)书。癸四月廿二日。”这种久居异国,情根长系“三兄”、“四嫂”、“岳母”及合家大小的心态,表现一个典型潮汕人的爱国、爱家、爱乡的德行与本质,跃然于批。故侨批,发生于潮人“根”意识的特殊递变,这是无可辩驳的。
   二、侨批——潮人“智”潜能的优化组合
   侨批产生于潮人“智”潜能的优化组合。世界文化史的进程表明,人类主体意识的每一次发扬,就是改造客观世界的一次飞跃。智慧是力量的源泉,智慧潜能优化组合,能促进新文化的发生和新文明的创造。侨批,从原始水客业到完善的侨批业,大致经历了潮人智慧潜能优化组合的二次飞跃,从而有力地证明了这一文化理论观念的成立。
   第一次飞跃。在潮人“根”意识特殊递变的同时,其“智”潜能的初级组合成为水客业的原始助产婆。水客业诞生于何时,虽漫难作具体界定,但水客业的诞生和潮人出国的历史基本同步,这一点是再也明白不过的;潮人出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唐宋,那么,水客业的诞生,至迟也不会迟于唐宋,这一点恐怕也明确无误的。因此,我赞同这样一种观点。自唐宋至明永乐间我国民信局正式出现之前大约一千多年时间,是水客业从受孕、怀胎到分娩的历史过程,我们把它叫做原始水客业的时代。
   原始水客业是侨批的发端业。它是一种集商业贸易、金融货币、政治经济、交通运输、人文信息、伦理道德、风俗民情等知识、智慧于一身的个体或个体组合的民间多重性综合服务行业。是潮人智慧潜能初级组合的产物。水客本是指专门为旅外侨胞送批回唐山的那些人。但原始水客业对批的含义远远超过了银和信,它经营的范围主要包括递、带“人、信、财、物”四大类,乃至无所不至,无所不揽。因此,这一行业,如果不具备上述的各方面的知识、智慧,尤其是智能的综合发挥,那是很难发展起来的。例如,拿侨批最早的发源地马来西亚群岛、苏门答腊、爪哇(印尼)等地来说,在郑和七次下西洋以后,水客的往复频繁起来。但由于法币远未出现,更谈不上什么金融流通。据潮汕侨乡世代口碑资料,那时水客从印尼带来的,主要是一种能治恶性疟疾的特效药金鸡纳霜。曾一度时间,一盒金鸡纳霜在潮汕侨乡等于换一斗白米(约20市斤)的价值。这样,水客便以白米的价值为换算标准,把药物贩卖后,换成碎银或钱送交侨眷,作为批款。然后,所挣利润又从家乡购进红糖,运往印尼,交换金鸡纳霜。这就涉及着对甲乙两地“以物易物”、“以货易银”的间接金融流变价值规律的娴熟掌握。而带人则是清代道光以后水客业中一门热闹的生意。妻寻夫,子找父,新唐过番,生番回国,……那时,尤其有趣的是暹罗华侨社会中还出现过一阵子回家乡“娶亲热”,于是水客业便相应出现了“包做媒人,包护送至暹完婚”的“喜事双包热”,因此,干这一行的水客,就必须具备对我国传统文化伦理性和潮汕民俗风情有较丰富知识,同时还要品德优良的人,才能扮演这种角色。等等。总之,无论出现什么困难,碰到什么情况,水客业中都能发挥各自的智能优势,不断总结经验,改进业务,完善制度,使它迅速形成了“传递手续简单而快捷稳固”的特点而深得海内外潮人之信赖,从而具有永久生命力。
   潮人是善于学习,善于思考,善于发现的人。随着侨运的不断振兴,出国谋生的人与日倍增,银元和法币的相继出现,使国际金融流变有了真正的渠道,这时,原始水客业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即从原来的“人、信、财、物”乃至“无所不包”的递、带,转变为“银款家书合封”的侨批。对此,《潮州志·侨批业》有一段概括的记载,曰:“因华侨在外,发达地区居留范围极广,而国内侨眷,又多为散处穷乡僻壤之妇孺。批业在外洋,代收方法或专雇夥伴,一一登门,收寄抵国内后,又用有熟习可靠批脚,逐户按址送交,即收回批寄返外洋,仍一一登门交还。减少华侨为寄款而虚耗工作时间,至人数之繁多,款额之琐碎,既非银行依照驳汇手续所能办理;其书信书写简单,荒村陋巷,地址之错杂,也非邮政所能传递;故批业之产生与发展,乃随侨运因果相成,纯基乎实际需求而来,故不能舍弃现实,执泥于一法也。”由此足以见得,潮人审时度势的智慧潜能的组合发挥,是何等的惊人!
   第二次飞跃。从原始水客业到成熟意义的侨批业的顺利过渡与接轨,是潮人智慧潜能高级组合的必然产物。这一时期的时间大约自清代开放五口商埠以后至民国初期。其主要标志是轮船代替了红头船;海内外侨批馆(局)星罗棋布,并初步形成了商贸网络;批的定义真正确立。据《潮州志·侨批业》:“潮批业这源起,乃由水客送变”。“水客外洋无定所,则闻合设置行馆以居停,名为批馆”。又,“其富厚寄款之华侨乃自派人专带,兼收受亲友寄托,久之寝,成正式营业,而批馆之名仍不变”。至于后来也有侨批局之称,其实馆、局没有二致。侨批馆挂牌以后,除了一切手续“均属水客旧例”以外,制度进—步完善。如印制批封、批根;开收据、盖印戳;同时设立办事机构,设置东主、主事、襄助等职务,增雇批脚(批递员),并迅速在海内外各地形成通批网络,外递内达,通畅无阻。
   据澄海县侨批界老前辈,前汕头有信银庄总经理芮弼卿先生之公子——芮诒埙回忆说,19世纪至20世纪初期,侨批业已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其机构之庞大,制度之完善,经营之广泛,流通之金额创历史之高峰。同时,作为金融界之巨子——大银庄,和作为侨批界之后盾或仲裁——大银行,此时此刻纷纷拍档而出。为他所躬职的,创立于1921年的汕头有信银庄就是一例。该庄实收股本为七总银一十六万圆,叻、(新加坡)汕股东各占其半,先后在叻、香港设分支机构,另分别委托上海潮帮大户郭乾泰等主营叻、港、申各港之电、信、票、汇,定活期存、放款和本埠南北行商号往来存款,以及一些地皮证券交易及新、马、荷、印的所有侨批。尤其值得指出,其中新加坡有信银庄,更为当地大股东刘鸿泰、黄骏发、林义发和厚丰行等出口商行所大力支持,业务发展极其迅速,在吉隆坡、麻六甲、槟榔屿、澎亨、霹雳、丁加奴及山打根,以至印尼的巴城、泅水、爪哇、苏门答腊、坤甸和寮内等地均设立分支机构。总合上述各地每月收侨汇,大约为:淡月(阴历1月一3月)约收港币10万元;平月(阴历4月一9月)约港币15万元;旺月(10月一12月)平均可为平月的二倍以上,由此足见一斑。
   据常增书在《广东潮汕地区侨批信局的形成和作用》一文指出,此一时期“凡有潮籍侨胞居留之地,都有商办批馆、批局的分号。据1946年调查,东南亚各国的潮帮批馆、批局共有450余家,仅曼谷一地竟达130家之多……同年统计,潮汕地区设立的总店分号,也有130多家,其中汕头市占70%以上。……每年通过批局的信件一般都在10万封以上。……1921年以前,经过批局汇人国内的款项每年数千万洋元;1921年以后每年1亿洋元,有时高2亿元之巨。可见此时的侨批业,已汇成了一股团结和调动海内外同胞爱国爱乡的高度凝聚力量,为促进社会进步,繁荣经济,改变侨乡贫困落后的面貌,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无数的事实证明,潮人智慧潜能的优秀组合,是侨批的又一源泉。”
   三、侨批——潮人“商”思想的灵活实用
   侨批发生于潮人商业思想的灵活实用。商业是物件和货币之间的一种中介,一种金融流变的渠道。因此,作为“既具有传递内外消息的信使任务,又有收付款项的汇兑功能,不少尚兼营运销和收找等业务,因而它被认为是一个多功能的特殊行业”的侨批业,说到底,共内核就是金融流变,其载体就是商业贸易。饶宗颐总纂《潮州志》之所以把它归人“商业”,谢雪影编著《汕头指南》之所以把它归人“商业章·金融类”,其依据都是实用商业思想的理论。
   笔者认为,早在携带“人、信、财、物”四大类的原始水客时代,潮人“商”思想已经在长期的学习和冶炼中萌发:“水客从事—种特殊的职业,他们经常附船往来国内外,成为侨胞或亲眷或还乡的向导;他们随身带批或物件交给侨胞或亲眷……”从而灵活地解决了不少商业实用的问题。例如,在那“以物易物”的年代,水客的服务获得了一些物件的报酬,由于货币出现的先后情况不同,甲地的物件到乙地可以转化为货币,转化为金融贸易,这就促使其商业思想实用价值观念的萌芽。
   随着侨运的不断振兴,世界真正进入了货币流通的时代,尤其是商业、海运业迅速兴起以后,侨批已完全变为金融流变的一种渠道,故潮人商业思想的实用价值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出现了如红头船主本身就是经营侨批业的大户;做南北交生意的也是经营侨批业的大户;又如,东南亚各地的批馆,利用侨批金融扩大商业贸易;不断壮大自身的财力,使不少小批馆瞬息间变成了大批局。据芮诒埙先生的回忆,20世纪初期,新加坡做侨批生意的,一般须备足三套本银:一套由银行押底,一套预先垫付批银,一套在货物销售以前,先发批到侨眷家里,只有如此雄厚的经济实力,才经得起激烈的商战竞争。尤其必须指出,银庄的出现进一步把侨汇金融的流变直接引入为服务社会,繁荣经济的新台阶。汕头埠中心市区——“四永—升平”的形成,就是侨界金融市场竞争的直接产物。
   侨批,这个涉及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交通运输、商贸、金融、货币、地理、风土、人情、民俗、伦理、道德、教化等特殊文化形态,远在国际民信、邮政尚未出现之前它就产生了;堪称为世界民信史、邮政史的先驱!不少外国学者在评价侨批发生的价值时一致指出,侨批是潮人商业思想灵活实用的产物。它的贡献在于:在金融业尚未发生或极端闭塞的时代,它像魔鬼似的,首先把东南亚和中国的经济,开凿了一道商贸的运河,接着掀波激浪,涌进世界的经济大潮。这无疑是智慧聪颖的潮人,对国际经济发展作出的一大贡献!
 

作者: 
陈训先
来源: 
粤东门户 http://www.ydtz.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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