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侨是近代中国海洋文化的培育者

    中世纪后,世界文明的舞台是以欧洲和亚洲为中心的。但二者由于历史与地理等因素,文化类型走向了两端。欧洲除了德国以外,以海洋文化为主,亚洲以中华文化和印度文化为代表,则是大陆文化为主导,只有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才转向了海洋文化。
     中国有一万八千多公里长的海岸线,但由于大陆文化的强大,使得海洋文化像压在石头下面的小草,得不到发育的机会。只有在台湾海峡两岸、处于“省尾国角”的地带,才有些自发的海洋文化存在。它是由于海洋生产方式自动形成的,这是中国海洋文化的种子。到了近代,由于西方海洋文化势力的侵入,打开了大陆文化的缺口,也使得中国的海洋文化得到发育的机会。
 海洋文化的基础是市场经济。而市场经济是衡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因为世界是个整体的大市场。一个国家只有将封闭的自给自足的大陆经济转化为开放的融入整个世界市场中,并且被主流世界承认市场经济地位,才有可能建设成现代化经济体制。日本的明治维新是自觉的转变。近代中国则是非自觉的转变。促进这种转变有多种因素:
     一是,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海战军事较量的失败。
     二是,鸦片战争后,香港和澳门,以及其他开放城市的示范作用,包括汕头、沙市、大连、威海、上海等新兴商业城市的崛起。
     三是,由海外潮人带动,客家人、温州人、海南人等相继走出国门后,对祖国的反馈和促进。这就表现在将海外的海洋文化思想传回祖国,培育海洋文化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海外潮人对近代中国海洋文化的培育体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第一,对市场观念的培育。市场观念是人们世界观的一部分。从事海洋生产方式的渔民、船民、海盗等等,他们的世界观较之于农民,是趋近科学的。农民看到一颗流星,会想到:“世间又有一个人死了。”这是大陆文化中“天人感应”非科学思想长期熏染的结果。反之,海洋文化的人看到星星,想到的首先是自己在海上的位置,其次是如何按星象所指引的方向回到陆地家乡。这在没有现代仪器的时代是最基本的求生常识。这些与读书多少的“文化”没有关系,只跟文化类型有关系。
     在大陆文化观念中,至关重要的疆域问题,在海洋文化中是不被重视的。早期葡萄牙、荷兰、英国等海洋文化国家,其在海外开拓的领地(实际是市场),比本土不知要大出多少倍。这些地方后来许多都取得了独立地位,或如澳门、香港一样回归了祖国。而当初的殖民国家,并没有以武力“誓死捍卫”既得利益,因为“市场”既已开辟,目的已经达到。21世纪以来,以和平手段开辟市场,已经成为国际共识。为此,百年内,在国内的先进潮人如丁日昌、许士杰等,被保守的国人骂为“汉奸”“卖国”。而在海外的潮人则以其亲身经历,不断通过家乡的渠道向国人宣传、灌输、教育、熏染,培养潮人的市场知识和商业意识。到20世纪50年代,就明显地可以感觉到,以潮阳、普宁、海陆丰,最后是汕头,这一带的人生观、价值观与以潮州、揭阳、丰顺、饶平一带,有了本质的改变。大陆文化“一分汗水一分收获”的观念,转变为对“机遇”的追求;传统的“读书做官”理想,转变为对创建实业、发财致富的追求。形象地说,人们从对林大钦、翁万达仕途成功者的崇拜,转变为对李嘉诚、林百欣等实业成功者的崇拜。这种观念上的转变是近代中国走向市场经济最重要的一步。
     第二,对商品意识的培育。海洋文化最主要的标志,一是有可以与之交流的市场,一是有出口的商品。中国许多沿海地方就是因为缺少二者之一,便始终不能融入海洋文化大潮中。大陆文化中也有市场和商品,但这种市场和商品仍然是大陆文化体制内的产物,是自给自足农业经济的补充。其本质是互补余缺的调剂,并不是价值相等的交换。举例而言,20世纪初期,内地商人拿一根绣花针,到口外内蒙古一带,就可以换牧民的一头羊。甚至在80年代,在一些偏僻的部落,还可以拿一个“摔不破”的塑料瓶,换一个古董陶罐。这在市场经济看来是地道的不平等交易,但在牧民看来,他却占了便宜,因为他一年可以新生几百头羊,却无法造出一根绣花针来,而这根绣花针对其缝制衣服是至关重要的。所以,这种“物物交换”的东西,严格说并不能算作商品。商品的“价值”首先决定于制造它所花费的必要劳动时间和原材料的价值,这种价值还必须在市场中得到承认。
     潮人在天然的市场经济中最早认识了商品的特性,而且最早开辟了东南亚地区市场。海洋生产方式中的产品,鱼类是天然的商品。但是,光靠这种“放诸四海皆有”的商品,是难以开辟海外市场 的。早期的海外潮人回来不断开辟新的商品。于是,茶叶、瓷器、潮绣抽纱、木雕、木材、石材、药材等,相继由生活自用品转化为商品出口。商品开发的高潮是“劳动力”,“人”自身价值的被开发。这使潮人的商品意识彻底转变,一旦认识到自身劳动也是商品,潮人出国的大潮就到来了。这才形成了“凡有潮水的地方就有潮人”的局面。而且,还因此带动了客家人、温州人、海南人,改变了近代中国的商品意识。
     第三,对公众意识的培育。公众意识是民主的先驱。正如现代社会只能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一样,市场经济只能建立在公众意识的基础上。中国自有史以来,长期在专制的“君”主社会体制下生活。组成国家的细胞是“家族”。在家族中,“家”长同样具有专制的权力。除了市场以外,几乎没有什么“公众”的场合。甚至广场、寺庙、祠堂,都是家族的。
     海外潮人促进近代中国的进步,首先从推翻封建制度、建立“天下为公”民主社会的理想开始。于是,在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一开始,就得到海外潮人的热情支持。典型者如许雪秋、陈芸生,1904年秋从新加坡回到潮汕,与国内革命志士陈涌波等一起发动反清黄冈起义,最后捐躯成仁。以后有新加坡的林受之等不断回国直接参加革命运动。
     更多的海外潮人,是通过支持建设潮汕的公共事业来培育群众的公众意识。仅早期的不完全记录就有:
     1837年,柔佛大港主、海外潮人陈旭年,在家乡潮安彩塘修建“从熙公祠”,至今犹存,成为精制文物。
     1882年,南洋华侨开始在汕头设立侨批馆,开辟了中外金融交流的渠道。
     1889年,新加坡华侨在汕头创办福成行,开始经营海运贸易。
     1903年,从印尼归来的华侨张煜南、张鸿南兄弟开始潮汕铁路的建设。
     1907年,泰国潮人高绳之创办汕头自来水公司。1909年他又创办汕头电灯公司。1912年创办电话公司。
     1915年,在海外潮人的努力下,潮绣作品首次参加巴拿马国际博览会,赢得广泛赞誉。
     1922年,潮汕地区遭受大台风灾害,房倒屋塌,死亡3.45万人。几乎所有的海外潮人都伸出了援助之手。为纪念这次国际潮人的救援行动,在汕头梅溪河边建立了“八二风灾纪念亭”,树立了“暹罗华侨赈灾碑”等,至今为潮人所感念。
     这些兴建的公共事业,把潮汕民众的眼光,从狭小的家族中,引向了广阔的社会,从而吸引他们从自家的土地中脱离出来,融入社会的市场经济中来。这种观念的转变,是现代化、工业化极其重要的保证。
     第四,对培育人材的重视。在封建制度下,君主的开明与否,是决定社会质量的主要因素。而在海外奋斗多年的潮人,接受了资本主义的教育熏陶,深知在现代商品社会中,人的素质是最重要的,知识可以改变命运。因此,他们对家乡的重要回报,就是积极支持家乡办新式教育,培育人材。一百年来,已经蔚然成风。从早期的史料中,这样的例子可以信手捻来。
     1906年,新加坡潮人在潮阳创办端蒙学校。
     1909年,泰国潮人陈慈黉在澄海创办成德华侨学校。
     1916年,泰国潮人郑智勇捐资在潮安兴办智勇小学。
     1920年,海外潮人在家乡建立培英学校。
     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现代。李嘉诚对汕头大学,陈伟南对韩山师范学院,都是诚心诚意的。林百欣捐资兴建中学、小学、中专,都直接地促进了祖国的现代化建设。
     第五,为了加强海外潮人的凝聚力和与家乡的密切联系,领先在各地成立潮州会馆等潮人组织。
     1845年,新加坡潮人最先成立义安公司,目的在接待和周济乡侨。
     1863年,侨居沙捞越古厝的潮人成立潮州会馆。
     1882年,马六甲潮人成立潮州会馆。
     1891年,马来亚雪莱莪潮人成立潮州八邑会馆。
     1899年,南洋吉打居林潮人建立同乡会组织韩江家庙。
     1905年,新加坡潮人成立中华商务总会。
     1910年,泰国中华总商会成立。
     1921年,香港潮州商会成立。
     进入民国以后,遍及世界各地的潮人同乡会组织以各种名义成立,成为沟通海内外潮人最有效的渠道。在市场经济中,各地潮人组织,也是最有效的信息往来渠道。直到现在,仍然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第六,海外潮人海纳百川的意识,铸造了汕头市的兴起。汕头市区的土地本身就是“海纳百川”形成的,是韩江、榕江、练江汇聚到海湾中形成的。这是自然条件。促成它成为近代中国典型的市场经济城市,则是两方面的人为因素:一是1861年被辟为潮州的对外开放口岸后,各国领事馆和商业机构的设立,完全不同于旧式衙门的公共建筑拔地而起。接踵而至的是,有眼光的海外潮人,他们经过海外市场经济的锻炼,深谙“海纳百川”的精神,纷纷来这里办实业。这两种力量的结合,使汕头不仅在建筑风格上焕然一新,在城市功能上也完全有别于旧城市的改造,成为完全为市场经济服务的新式城市。这种情况被目光敏锐的恩格斯捕捉到,才在《俄国在远东的成功》一文中,称汕头为“唯一有一点商业意义的口岸”。其深刻意义就在于此。
     在汕头新市区内,很少有潮汕传统民居的典型建筑,下山虎、四点金、驷马拖车等高墙大院的建筑,已经无法适应商业社会的需要。小公园一带向海岸辐射的建筑格局,完全不符合中国传统建筑的风水准则。这种违背“祖制”的做法,也只有具有新思想的海外潮人才能做到。比如大陆文化体制内的商店,建筑格局多是“前店后家”,家店一体,卖货的钱,家庭可以直接拿来消费。而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商店,多是“前店后厂”,构成独立的生产单位。“家”则安在另外的地方。著名的黉利家族就是典型例证。汕头小公园“四永一升平”一带的许多店铺都属于他家的。但这里只是生产基地。做为生活基地的“家”,远在澄海隆都,就是现在闻名中外的“陈慈黉故居”。只有这样“家”“店”分开,才能实行现代化的管理和金融运作。
     汕头做为市场经济的典范形象,很自然地会波及和传染给周围的城市。于是在布满四点金民居的潮州、揭阳、潮阳、饶平、普宁,都能看到海外潮人回家乡建设实业的新式建筑,使整个潮汕形成了发育完好的市场经济体制。尽管在20世纪后半叶,在强劲的计划经济时代,也未能动摇其根本。许多地方,表面上按上级的计划经济指令执行,是给上级领导看的。实质上还是市场经济在起实际作用。许多农民在“计划经济”外偷偷地开荒地,种番薯,才使人口最稠密的潮汕地区,没有在灾害时期饿死人。施行宽容政策的干部,如余锡渠、许士杰等,也被人们所真诚怀念。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海外潮人在近代中国的体制大转变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他们在19世纪末,由封建经济体制向近代经济体制转化中,和20世纪末,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化中,都起着不可或缺的催生作用。
     就整个中国而言,冲出几千年的大陆文化樊篱,接受海洋文化市场经济的洗礼,仍然是十分艰巨的任务。但在21世纪今天和以后,世界经济只能以市场经济为准则,舍此则无其他出路。真可谓“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中国必须融入世界市场经济体制中,海外潮人在近代中国所起的这种作用,不但不能削弱,还必须加强。望我海外潮人,以民族利益为系,以祖国命运为重,一如既往,再接再厉。
     潮人华侨对祖国和故乡的贡献,必将永载中华民族光辉的史册。
 

作者: 
隗芾
来源: 
汕头市社会科学联合会 http://www.stskl.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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