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革故鼎新谈饶宗颐先生“西北宗”说

    2006年,国际汉学大师饶宗颐先生在《敦煌研究》杂志上发表一篇使人猛醒的文章《中国西北宗山水画说》,旗帜鲜明地提出中国山水画的“西北宗”说,在中国文化界引起极大的反响。2009年,饶老在深圳举办画展,以自己所理解的艺术语言全方位展示敦煌艺术的神奇魅力,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饶老关于“西北宗”绘画的实践探索。自此,西北宗这个古老而又崭新的词汇在无数文化人心中回响,2010年,中国向全世界吹起中国文化复兴的号角,展示了一百多年沉寂后的文化自信。“西北宗”,无疑是中华文化复兴中一颗耀眼的星星,不单是美术的,更是整个华夏文化复兴的有机组成部分。孟子说,“吾善养吾浩然正气。”在周易后天八卦上,西北属乾卦,“西北宗”所打造的,其实就是震撼人心的中国乾坤第一气,是《周易》革故鼎新的典范。
 
     饶宗颐先生关于西北宗的研究成果
 
     在饶宗颐先生的《中国西北宗山水画说》论述中,他认为大西北自古为华戎争夺及贸易地带,是中外文化大熔炉,而西北山水更有其独特之处,故山水画应有西北一宗。他并在此基础上就“西北宗”之画学背景及画法进行了探讨。他引经据典,从《淮南子·地形训》:“昆仑之丘,盖地之中也。”《纬书·河图括地象》:“昆仑山为天柱,气上通天。昆仑者,地之中也。”(《初学记》五引) 桑氏,东汉人,视嵩高为华夏之中,昆仑圩则为地之中央,以视嵩高,则位居于西北,可相媲美。
 
     到《汉书·沟洫志》:“齐人延年,上书言河出昆仑,经中国注勃海,是其地势西北高而东南下也,可案图书观地形。”图书指纬书之属。延年上书在汉武末年,其时西域已大通,知印度地理、释氏神话久已输入华土。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他还摘录郦道元《河水注》“引康泰《扶南传》谓:‘恒水之源,乃极西北昆仑山中,有五大源。支扈黎大江,出山西,北流东南大海。’孙权时,康僧会著《六度集经》,取四大部洲以释‘七宝’之方位。此则当时康居人传来梵土之地理知识也。印度《长阿含起世经》与《大毗婆沙论》中有四河五河之说,即昆仑有五河取义之所本。释道安《释氏西域记》谓阿耨大山即昆仑,唐言无热恼。世亲《俱舍论》,谓即香醉山(梵文Gandhamadana) ,乃位于西藏之喜马拉雅山脉。凡此种种,余曩年撰《论释氏之昆仑说》(《选堂集林·史林》) 已畅言之。中、印地理知识糅合之由来,可见一斑。”
 
     山水画“西北宗”说缘起2000年7月,敦煌莫高窟百周年纪念,饶宗颐先生与季羨林教授同蒙古国家文化部和甘肃省人民政府颁授“敦煌文物保护研究特殊贡献奖”。典礼完毕之后,饶老和孙家正部长恳谈,座上有段文杰、樊锦诗诸院中领导暨同人。饶老提出三危山形势特殊,三危在望,山水画应有西北宗说,愿为文张之。但一直没有动笔。2006在家养病期间,“杜门谢客,暇日仍拳拳留心此一问题,欲作深入之探索。余前时论著,力证殷代文献中,不仅有下危,且有上危之纪录,知《尚书》及《穆天子传》三苗氏前说之可信。此说久已为学界公认;近时四川玉琮之发现,弥知越人文化之西被。”于是,在取得充分的地理考证情况下,2006年饶宗颐先生提出中国山水画“西北宗”说。
 
     他并指出“西北宗”并非空穴来风,而是相对明代大画家董其昌提出的“南北宗”之说提出的。在长达半个世纪的研究敦煌学过程中,饶宗颐先生多次往来敦煌地区,他认为西北的山水和中国其他地方都不一样,有自己的特色,无论是南宗还是北宗的技法,都不一定能表达西北山川的独特纹理,所以他希望能够开 创新的技法去描绘西北山水。他一面撰文讨论一面用他独特的笔法与墨法去为西北地区山水写照,作为山水画“西北宗”的实践。2009年“我与敦煌——饶宗颐敦煌学艺展”由深圳市文化局、香港艺术发展局、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主办,深圳美术馆、深圳特区报“文化星空”承办,共展出饶宗颐教授敦煌彩绘、敦煌白描、敦煌风光、敦煌写经、敦煌木简残纸等80余幅书画作品。(对一些作品进行精彩的描述)本次展览中的山水画作品,就体现了饶老的这一艺术主张。
 
     饶老所说的三危,为敦煌第一圣境,莫高窟因三危山之佛光而建。 [三危山为敦煌第一圣境,在地方志中被列为敦煌八景之首,曰:“危峰东屹”。三危山东西绵延数十里,主峰隔大泉河与鸣沙山相望,其“三峰耸立、如危欲堕,故云三危”。最早载有三危之名的是《尚书》:“窜三苗于三危”,后在《史记》五帝篇中也有记载“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于是舜归言于帝,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并产生了一系列美丽的神话传说。三危山隔大泉河与莫高窟毗邻,据莫高窟佛龛碑记:“莫高窟者,厥初秦建元二年(公元366年),有沙门乐樽、戒行清虚,执心恬静,尝杖锡林野,行止此山,忽见金光,状有千佛,遂架空凿岩,造窟一龛”。
 
     由此可见,三危佛光是开凿莫高窟的动因,也可说三危山是莫高窟的摇篮,这样,三危山与莫高窟就像情同手足的兄弟密不可分了。如果说莫高窟是一座佛教艺术宝窟,那么三危山就是一座佛教艺术名山了。在三危山山上山下,历代建造庙宇,香火兴盛。三危山诸景观都有许多美丽的神话传说,而且三危山与瑶池、西王母、三青鸟的传说,更使三危山如梦如幻,神奇诱人。
 
     “明代禅学顿盛,影响文人思想至深。董其昌因莫是龙之启发,摘取禅家关捩语以谈艺,指出若干法门,大抵以论书法成就为大,画道反在其次。因董氏实为收藏家:网罗兼及南北各家。董氏领悟禅机,先施之于墨法,取径二米,以溯王洽,主用湿笔,以苍润为重,不主‘气势’遂开南宗一路。”历史上许多大家对董其昌所阐述的南宗北宗是有争议的,董其昌的所谓南北宗从禅宗分南北而得到启示,但这种分法并不科学。究其原因,与董其昌格局不够大有莫大关系。佛教东来是在汉代,禅学在唐朝兴起,南北宗没办法很好地厘清书画的源流,于是大多数人只懂得“用”的继承,而迷失“宗祖”的根本。中国画只有追本溯源,才能真正源远流长,为中国文化的复兴展现中华艺术本来的风貌,为世界贡献具有真正中国特色的文化遗产。
 
     饶老主势。在《说势“序”刘海粟书画》中,他作了这样的阐述:“夫虚实无端,行止随分,临文纪要,务使辞已尽而势有余。在昔刘公干已揭其义,刘彦和复著定势五篇。以为势者,循体以骋节,文之任势五篇。势有刚柔。不必壮言慷慨,乃称势也。文固因情而成势,以言书画,现有同然。贵能修然而住,精义八神,棼缊虫篆,势能凌云(蔡 《篆势》)辽落江山,居然百里。(世说新语))若乃鼓琴至仗,批拂何止三十三势殊,(参宋田艺翁《太古遗音》)禅那机洋,语势乃有三十六门之别。
 
     时似鸣蝉之过枝,或如莲花之重果。见若眉睫之间,神游霄壤之外,泠然善矣,能事毕矣。原夫形势之义,起于管仲,势必选阵,成乎孙膑。韩非说势为胜众之资,兵家用势譬弓弩之象,道法相谋,是其同术,势之义大矣。
 
     说书体,永字法,是曰八势。随形应变,尽志极妍。而画笔所至,山以荐灵,或合或开,有形有势。(石涛《画谱。笔墨章》)受迟则 有情,受疾则氤氲幻灭。画现笔法,其天地涯欤,其山川之饰欤!此有识之所共喻。”
 
     “西北宗”,不单有地理上的气势,也有文化高度的气势,当然为饶老所崇。接着饶老指出开宗立派者应该具备的条件“余以为为一个开派的大画家,必须有牢笼宇宙的意向,万物皆备于我的胸襟,数点梅花尚可点出‘天地之心,’何况天苍苍野茫茫之寥廓大漠间,莽莽万重山盘亘千里。”指出引路人所应有的精神气象。而这一点饶宗颐先生是足够的。饶教授在传统经史研究、考古、宗教、哲学、艺术、文献以及近东文科等多个学科领域均有重要贡献,在当代国际汉学界享有崇高声望。是大书法家,篆、隶、行、草、楷,都有极高的成就,他“转益多师”,对北碑、南帖,以至甲骨、金文、石鼓、简帛,及晋、唐、宋、元、明、清的书法都深入研究,他擅长山水与人物画,其中人物画取法白描,又汲取了海派大师任伯年和敦煌白画的技法。
 
     不单开宗立派者需要大气魄,才能如星星般为追随者照路,所开宗派也必须大格局,才能真正吻合正在崛起,致力于融入世界文化的中华文化复兴。而西北“向来为华戎杂居,中外文化交叠之处,非南北两宗所能牢笼。别启西北宗之想,亦缘于此。”饶老还划分了西北宗所属的边界:“余认为西北宗宜以陇坻为界。华及西戎”。( 陇坻的历史背景。天水西戎的称谓最早来自于周代,周人自称华夏,便把华夏周围四方的族人,分别称为东夷、南蛮、西戎、北狄,以区别华夏,西戎是古代华夏人对西方少数民族的统称。”)
 
     饶老不单提出“西北宗”的主张,同时从画法上产生一套新的笔墨语言。
 
     “‘西北宗’画法刍议:新三远的初想:愚意郭熙《林泉高致》,论平远、高远、深远等三远,其法虽可以施之于大江南北之山川平野,但不足以尽西北峰峦、丘壑之美。因其本意,在于描写‘春山淡冶而如笑,夏山苍翠而如滴,秋山明净而如妆,冬山惨淡而如睡。’(《宣和画谱》卷十一)的意境。西北诸土,山径久经风化,形成层岩叠石,山势如剑如戟。一种刚强坚劲之气,使人望之森然生畏。而树木榛莽,昂然挺立,不挠不屈,久历风沙,别呈一种光怪陆离之奇诡景象 。 
 因冈峦起伏,地势高低不平,故极易从高处俯瞰三度空间。固应别作新‘三远’之构图处理之:旷远 渺无人烟;鸾远 莽莽万重;荒远 大漠荒凉。”
 
     饶老特别举出龟兹国(库车)山岳,客观指出西北地理形势的复杂,(再补充一些形容词)说明以新的画法处理的必要性。
 
     “古人之开展皴法,乃因就所见之真山,观其纹理,以笔墨形容之。毕宏见张璨所绘而惊叹,因问躁之所受,璟云‘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这是画者经验之谈,不是泛泛之语。外师造化,得其规律,然后可以经思考,形之笔墨。只有外师造化,以造化为师,才能真正发现造化所隐含的规律,任何闭门造车都是有害的。历代名家都是如此才创造神奇的艺术语言,范宽走进终南山,《富春山居图》的作者也是对富春山一带风景了如指掌。
 
     八十年代饶老退休后,“数历敦煌,出人吐鲁番,观楼兰之遗址,涉龟兹之残垒,瞩月所见,层山叠嶂,荒草残垒,归而试图之”,觉“山石久经风化,断层累累,而脉络经纬,如阴阳之割昏晓;大辂椎轮仍在……”决非寻常皴法可以描摹,于是“叠经试写,以为可用乱柴、杂斧劈及长披麻皴,定其轮廓山势,然后施以泼墨运色,以定阴阳。用笔宜焦干重拙,‘皴法纯以气行’间亦试用茅龙管,或取一笔皴,以重墨雄浑之笔取势,或以金银和色,钩勒轮廓,尚有可观。”
 
     饶老对“西北宗”的论述不仅仅停留在道的层面,还在术的层面上进行具体的描述。从而使“西北宗”变得极具操作性。
 
     “欲描绘西北山水,开一新境界,亲历其地是必须条件。”
 
     自古都有读万卷书,行万卷路的说法,饶老的学问,也是这样通过严谨的论证考察而来的,山水是地上的文章,只有亲自走上西北,你才能真正领悟何谓震撼,才能发自内心去拥抱山水,拥抱艺术。历代画家为何没有能够象饶老那样提出“西北宗”,实际上在于他们缺乏饶老这样的亲历,认识,丰富的知识结构,以及通变的历史观。
 
     《乾。文言》:乾龙勿用,阳气潜藏。见龙在天,天下文明。终日乾乾,与时谐行。或跃在渊,乾道乃革。飞龙在天,乃位于天德。亢龙有悔,与时偕极。
 
     初始阶段乾之阳气由潜藏开始向空间不断发展,经历“潜藏”、“见龙”、“偕行”、到“或跃”,再由“飞腾”到“亢龙”,显示乾龙的不断待机、“与时谐行”、与时偕极的动态过程。“与时偕行”、“乾道乃革”的变革,不脱离客观实际,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鼓动着人们不断求实求变、移风易俗的生命哲学。文化艺术也需要这种变革思想,“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才能成就一番开天辟地的伟业。
 
     《庄子.天下》总结“六艺”的特征说:“《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庄子在这里指出阴阳即是《易》道,周易的主题便是刚柔相推、阴阳变化、彼此销长,“变”是阴阳本性,“变易”是生命循环不息的动力。
 
     易之变是时空俱变。其一:“位变。”当时空发生变化时,君子要当机立断,顺应大局,不能固守已有的成果,变革的主张。其二:“时变。”当时机已经成熟,顺时而变,与时偕行。其三:“穷变。”明白物极必反,明了“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建立新的秩序。其四:“取新。”即“革去故,鼎取新。”变革之后必须建立新的秩序,巩固已有的成果。
 
     《周易》变革从太极到万象,通过层层有规律、有秩序的推衍,到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并通过爻的位变、时变、最终发生质的变化,推动事物向前发展。
 
     求变的目的在于追求“盛德大业”。让世界日新月异,常生常新,而且,不论发生多大的变化,最终都是不离整体的有序和谐,变中有不变的道理,万变不离其宗。
 
     《易。系辞上》说:“极数知来之谓占,通变之谓事。”也谓:“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易传》把形而上者叫做“道”,形而下之谓之“器”。所谓“化而裁之”,就是将道与器结合起来调整,叫做“变”。合着“道”与“器”推衍运行,叫做“通”。《易。系辞》又说:“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也即指通于事物变化,使民不厌,加以神妙之改作,使民利用皆宜。《易经》专家高亨先生说明“通变”是含继承前人的创造在内,含继承前代文化、意识形态的因素。此外,《易》还有“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以明变化之需要。《易.系辞上》又说:“变而通之以尽利,鼓而舞之以尽神。”鼓舞人们以尽其智慧。
 
     “通变”有时也含继承与革新对立之义。不过,“通变”在《易经》中是哲学范畴,等到刘勰才成为一个美学范畴,转换为论文学继承与革新的辩证有机统一关系。而刘勰据以发展创造的根源,就是《易传》。饶老曾经说过不同领域之间可以有掠美之说。那么,以“通变”来评判饶老的艺术新主张也是可以的。刘勰认为在变之前首先要为“变”做好准备工作,广泛地学习、继承、借鉴,先博览群书,由经而及子史,“通”的基础。使自己的视野阔达,并深知创作的发展变化,各种体式,然后才能“变”。比如饶老,首先他饱读经史,他写给西泠印社的对联就是:“好古游六艺,作草嗣二王”。 对联可以说是“夫子自道”—— 他不仅在传统经史研究和历史、考古、宗教、哲学、艺术、文献以及近东文明等多个学科领域均有重要贡献,被誉为“导夫先路的汉学大师”,而且是一位极富才情的艺术家,精通音律、雅擅丹青,诗、书、琴、画均卓有成就。 他童年时便拜师学书画,打下扎实的基础,后来在世界各地考证过程中更是广泛涉及许多国人未能涉及到的文物,他又遍临历代名家,对花草、人物、山水、禅宗等各个绘画领域都广泛涉猎,成为中国不可多得的通儒。
 
     刘勰在(《通变》篇)中曾说,“通变的目的是使文学沿着正确的轨道发展,使文学能够“骋无穷之路,饮不尽之源。”“变则其久,通则不乏。”也就是说只有变才能使文学保持不变的动力,日新月异发展。实际上绘画也是,“西北宗”的确立,会重新为广大艺术家带来崭新的世界,打开他们想象的大门,从而在这个领域自由驰骋。正如西方文艺复兴运动,给西方带来勃勃的生机,从而也造就一批艺术精英。
 
     饶老从地理位置历史意义来论证“西北宗”的重要性,又列举历代名家没有提到“西北宗”的原因,这使人们不禁想起苏轼的《石钟山记》,“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郦元之所见闻,殆与余同,而言之不详;士大夫终不肯以小舟夜泊绝壁之下,故莫能知;而渔工水师虽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传也。而陋者用以斧斤考击而求之,自以为得其实。余是以记之,盖叹郦元之简,而笑李渤之陋也。”一座小小的石钟山,要考证其声音之源,尚且要半夜亲历,更何况博大的西北,若果缺少亲历和深刻的文化认识,又怎能有所思、有所得?
 
     因循世运而不能有所振拔,是弱者。社会的发展需要大变,只有丰富创造力和大才的人,才能有大变。变并不是对传统的颠覆,而是因为模拟的体式、风格多了,形式发生僵化,失去原有勃勃的生命力,所以需要有所革新。历史上诗圣杜甫伟大之处,就在于他能“包源流,综正变”,集汉魏六朝之大成,大变传统。唐诗能够成为中国诗歌史上的顶峰,关键在于“唐诗为八代以来一大变,”大变因而够能大盛。历史上另一大变者是韩愈与苏东坡,前者开启唐宋八大家之首,后者境界开辟古今所未有,天地万物“皆能鼓舞于笔端”。
 
     饶老也在集历代绘画大成之后扛起“通变”大旗,主张以地形复杂多样、同时文化源流丰富多彩、在中国历史上具有独特意义的西北作为变的核心,在技法上借鉴绘前人成果,并通过“外师造化”而提炼新的技法,因为有对前人的“因”与“沿”,所以才有“西北宗”的“革”与“创”。“因”是手段,“创”是目的。将中国文化的源头西北作为山水画一个新的宗派,其实这种变已经达到“变化而不失其正”的创作最高境界。惟有变,才能“惟神,乃能变化。”相信“西北宗”能够达到“美之变而仍美,善之变而仍善。”
 
     反观饶老,其变不是偶然的,对于敦煌文化遗产的继承,他没有亦步亦趋,而是吸收其精华,而又出其己意,即既是敦煌面目,又凝聚自家思想。饶先生利用敦煌白画的画样写成彩色,或金或红,甚至其它颜色,再配上自创的布景,使整个画面呈现生机勃勃的气象。线条和形象,却是古拙和原始的。他更注重的是神韵。他用金色写荷茎、荷叶,甚至芦苇草马、整只狮、整条牛钩金;又往往用金色或银色题字,随其感觉地用任何彩色,真正达到随心所欲不逾规的洒脱。
 
     除了通变,饶老也不乏“新变”的改革者精神。“新变”最早见于萧子显得《南齐书。文学传论》中:“在乎文章,弥患凡旧,若无新变,不能代雄。”这实际上也是出自《易。系辞上》:“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礼记。大学》引用汤之铭盘:“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道德要日日有所增新,绘画同样需要这种不断的创新精神。饶老的书法、绘画,莫不如是。他在继承传统描金的基础上,又不断翻新,根据绘画的需要,随心所欲,变成绘画的自觉。在他眼里,古人是活法,不是死法,如果说弘扬宋诗的江西诗派所要求的是由“通变”而直达“新变”,那么饶老的绘画艺术,当然也包括其“西北宗”的理论和实践,也是他“读书万卷”积学饱参后的“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苏东坡)也应该有陈师道所说的“一朝悟罢正法眼,信手拈出皆文章。”
 
     西北宗——乾坤第一卦
 
     儒家创始人孔子和佛教的释迦牟尼等等都是有神圣使命的大爱之人。作为世界汉学的泰斗,饶老也有着前期艰辛的积淀,这个不可多得的通儒把自己毕生的精力都奉献给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国人拿出去的文化不断被西方人质疑时,饶老却以家学和自己坚持不懈所积淀的实力不断受到包括西方世界对中国古典文化的敬重。他的足迹到达之处,汉学就焕发荣光,在法国,他因为对敦煌学的研究而获得汉学儒莲奖,法国也因为饶老而在汉学研究领域上处于国际领先地位。在日本,他研究甲骨文,在印度,他研究印度经典。他海纳百川的雅量使他拥有异乎常人的学识和眼界。他的研究涉及汉学的各个领域,在长期的默默耕耘中,他集腋成裘,终于使自己成为一座文化高峰。
 
     在饶老身上,你见到的是他身上所凝聚的世界优秀文化的真气神。少年时,他是大儒周敦颐的崇拜者,甚至为自己命名宗颐,笔者推断这种崇仰除了周氏的《爱莲说》之外,周氏所撰写的《太极图说》也给少年饶宗颐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太极图》主要源于道教系统的《太极图》或《太极先天图》,《太极图说》提供了一套完整的宇宙观、动静观和人生观,是周敦颐思想体系的基本纲领,吸收了宇宙生成论的一些说法,描绘了一幅世界生成、发展的图景。道教的无极在他的思想体系中被视为宇宙的本原,儒家的太极则成为无极饱派生物,由无极而为太极,由太极的阴阳运动而生五行,由五行的运动而生万物,生男女。这样,较好地解决了宇宙万物和人类的发生、发展与统一问题,沟通了天人之间的关系,容纳了汉代以来的宇宙生成论,从而为宋明理学提供了本体论方面的依据。
 
     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这样,阳动与阴静相互转化,依存,依赖。就具体事物而言,运动与静止是相互排斥,不能并存的,运动时没有静止,静止时没有运动。但是对于“妙万物 ”的 “神 ”来说,则是静止中有运动,运动中有静止,从而揭示这万物生生不息而变化无穷的基本规律。对于人生观等问题,周敦颐在《太极图说》中明确提出圣人主静的主张。他认为,自无极而太极的运动结果,最后产生了“得其秀而最灵”的人,因此人具有判断善恶的知觉能力和思维能力,于是圣人以静作为身心休养的基本途径。与此同时,他明确提出无欲的主张,以为“无欲故静”。只有达到静的境界,才能实现圣人身心休养的基本标准,从而达到诚的圣人境界。应该说周大儒的观点对饶老产生莫大的影响。
 
     我们从饶老的经历看,他的一生确实是在舍欲而取静的,静使其能够不受外界的诱惑从而潜心于自己的国学研究,在处理父亲遗留下来的钱庄时如是,在香港商业文化浓郁的环境,他同样“无欲故静。”他并持之以恒打坐,在静中也在有意无意践行周易《颐卦》所彰显的“养正则吉”的启示,吸天地正气,在文化之水中,育出一朵儒释道为一体的圣莲。
 
     《礼记》曰:“期颐”,即为百年之意,百年饶老,在披上西泠印社会长的荣光时,他题词说:“孤山不孤,西泠不老。”饶老也不会老,老只是人们对他的精神仰望,也是他静则生慧的修为。静可以打开思维的翅膀,在神游太阳昼夜与地球反向运转中,突破固有观念的束缚;挣脱禁锢的思维;领悟万物演化的普遍现象和规律;发现人类社会发展中兴衰更替的本质;索取宇宙天地法则的大智慧。
 
     《周易》就是宇宙天地法则的大智慧。
 
     据史学家考证,伏羲氏是中华民族仰韶文化时期的一位酋长,伏羲氏是中国轴心文化的源头,是龙文化的开拓者,伏羲女娲的蛇身是古代龙的初始,在古代,大蛇即龙。在人类洪荒的石器时代时创造“先天八卦”,一画开天。在七千多年的岁月沧桑中,经历了世代的更替和战与火的洗礼,经历了中华民族世代实践的鉴定而传承下来,“易经八卦”、“河图”、“洛书”,“太极阴阳”的仙道文化,是从昆仑山处流传和继承了第四次太阳纪的一种史前文明,代表远古时代思想的深度。八卦蕴含着深刻的哲学思维理念以及数理原理,是人们对于自然界及其自身所进行的抽象思维,体现了先民的创新精神。文王则在此基础上演绎了后天八卦。
 
     先天八卦的排列顺序与后天八卦不同,方位排列上南下北左东右西(八卦方位与现代地图方位不同)先天八卦是:1天乾:南;2泽兑:东南;3日离:东;4雷震:东北;5风巽:西南;6月坎:西;7山艮:西北;8地坤:北。中间是空的, 《说卦传》:“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错。” 
 
     后天八卦是:9离:南;4巽:东南;3震:东;8艮:东北;1坎:北;6乾:西北;7兑:西;2坤:西南。中为5 《说卦传》“帝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致役乎坤。说言乎兑。战乎乾。劳乎坎。成言乎艮。”
 
     先天八卦根据天道法则,而周文王画的后天八卦是有人参与的,先天八卦图乾在南方,后天八卦,因为周文王的周朝在西边,西岐西周。因此乾在西北。
 
     先天八卦和后天八卦两者的的名称均出自《文言传》:
 
     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
 
     “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此言先天八卦,先天八卦之四正为天地日月。
 
     “与四时合其序”,此言后天八卦,后天八卦言时节也。
 
     “与鬼神合其吉凶”,此言筮法,蓍之德圆而神也。
 
     天地日月,天地之体也;四时,天地之行也;鬼神,天地之灵也。
 
     “天弗违”,弗违于天,无为也。“奉天时”,顺从于天,有为也。
 
     先天八卦与后天八卦的起源各有区别:先天八卦通过覌察宇宙万物的现象,仰覌于天,俯察于地,远取诸物,近取诸身,首先画出了河图,然后又从河图中画出了八卦,即先天八卦。先天八卦的顺序为先天数,先天数主生。对于人们的穿衣、饮食、生老病死、种植、冶炼金属等生态、生产即生活方面的事,都可以利用先天八卦进行予测。
 
     先天八卦是后天八卦之源,后天八卦是先天八卦的演变和发展。后者是从前者演绎而成的。以乾坤为首,象征天地之间,天人之际。今天的易经八卦就是《周易》。先天八卦的卦位讲的是宇宙、空间和天地;后天八卦的卦位是时空观念,讲的是天、地、人(包括生物)。周易主要运用的是后天八卦。
 
     先天八卦与后天八卦在炁运的区别
 
     1.先天八卦卦炁特点:表现为阴阳消长合壁,自然天为,生生不息,为先天炁图。
 
     2.后天八卦卦炁特点:表现为五行相生,变易发展之道,为后天炁图。与河图之东木南火西金北水五行顺生一致。
 
     后天八卦图是五行顺时针流行相生,适合我们生存的自然环境。如:东木,西金,南火,北水。中国的土壤分布颜色:东青色土,南红色土(云贵多红土),西白色土(多沙漠),北黑色土。西方金位生水,我国的长江,黄河源头都来自西方,而东流入海。后天八卦,实际上是周文王运用先天八卦的原理,形象具体地解析华夏中国的现实。
 
     建立在阴阳二元论基础上对事物运行规律加以论证和描述的书籍《周易》,其对于天地万物进行性状归类,天干地支五行论,甚至精确到可以对事物的未来发展做出较为准确的预测。《周易》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自然哲学与伦理实践的根源,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是华夏五千年智慧与文化的结晶,被誉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在古代是帝王之学,政治家、军事家、商家的必修之术;广大精微,包罗万象,亦是中华文明的源头活水。
 
     《周礼·冬官·考工记》记载:“画缋之事杂五色,…………五彩备谓之绣,…………凡画缋之事后素功”。古代画缋技法常“草石并用”,即先用植物染液染底色,再用彩色矿物颜料描绘图案,最后用白颜料勾勒衬托。画缋工艺早在周代就已使用,这段话说明绣与画缋有密切的联系,如周礼规定:凡戴冕冠者,都要穿着相应的玄衣和纁裳,上衣纹样用绘,下裳纹样则用绣。从出土文物来看,一件服饰上既有彩色丝线刺绣又有用矿物颜料画缋的花纹图案。所以画缋工艺是与刺绣等其他装饰手法共用与服装之上。《周礼。考工记》建构了阴阳五行、五色的时空一体结构,春夏秋冬时间与东南西北空间形成一个对立交叉、上下相交、近邻相交、循环相交的阴阳五行交感的模式,从而产生了时空合一、天人合一的交杂和谐之美。
 
     这主要源于《周易》研究的对象是天、地、人三才。三才又各具阴阳,所以《周易》六爻而成六十四卦。正如《说卦》:“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迭用刚柔,故《易》六位而成章。”
 
     按周易的说法,古代东方谓之青,南方谓之赤,西方谓之白,北方谓之黑,天谓之玄,地谓之黄。西属白,为金性,太阳降落,万木凋零,在时为秋,北属黑,在时为冬,白与黑谓之黼,是古代黑色礼服上的绣文图案,后指绘画。绘画与书法同源,强调以心观物,通过创造主体对自然的全面观察,进一步理解、领悟、揣摩、重新经营结构位置,体现道德“道”的生机和永恒。艺术是“道”和“文”的载体。“立万象于胸怀,传千祀于毫翰”。而白与黑即为西北。 
 
     《周易》最主要的卦是乾卦。乾卦,是八个卦位中最重要的,居于首位。用这个观点看中国,西北地区一直是中华文明的最重要的发祥地,中国历史上的兴旺发达无不发端于西北。东周、西周、两汉、隋唐,在世界上的影响力非常大。后来,随着国家政治经济中心的东移(先是洛阳、开封,后是南京、杭州),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便相应减弱了。
 
     乾卦主天、德、是纯阳之相。而西北人尊崇中国传统文化、习惯的愿望和行动,在我们的国土上堪称一绝。特殊的卦位,形成了独具一格的地方特色。巽主风,流动状,长于交流。东南地区主要在长江三角洲,多商人,其投机和商业观念,高于其他地区。东南地区的金融、贸易、交通、信息产业,发展的速度和规模非常迅速。另一个方位,东北地区,艮位。东北地区是中国自然资源最为丰富的地方。但艮主双手劳作,山石隔阻,在很长的时间里,东北供应全国的往往以原料居多,与各地的联系,也不通畅,其经济发展不尽人意。
 
     以后天八卦一个地区对应一个卦位,自然地理、人文地理形态,以及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人才的流动方向选择、国家命运和个人成败的起伏得失,与周文王创设的卦形、卦理、卦意对照十分相似。
 
     从文王革命性地将先天八卦变为后天八卦,使之更符合社会发展,也更强调人的作用,周朝的文明在历史上是不容抹杀的。周文王是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呢?尽管没有任何证据,但完全可以肯定地说,他是在静静的思索中完成这项伟大事业的。先天八卦,天地对冲,一上一下。后来周文王觉得现在的山川形式已经与古人不同了,也就是八卦应该与时俱进的意思。改进形成后天八卦。
 
     而饶老提出西北宗的变革,是在经过冷静思考之后得出的结论,就像三千多年前的姬昌。定然经历无数日日夜夜的思考,也许日思夜想的过程中,灵感倏忽而至。智者之器拨出后天八卦那美妙的音符,于是饶老心有灵犀,终于提出与时偕行的以后天八卦中的“乾”卦为代表的西北宗,与实际紧密相连,与具体的时空紧密相连,与时俱进,吻合穷极之处创新的审美思维,求实求新,于是便有了“乾道乃革”的变革变化,正像《周易》鼎卦第五十所说:“革,去故也,鼎,取新也。”
 
     乾卦的第一句话就是“元亨利贞”,孔子对这个乾元的解释是:“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元是一切的开始,一切的根本。乾卦是整个八卦一个太极系统的中枢所在,乾金西北,它是整个太极系统的动力源所在。
 
     “乾”有四大美德“元、亨、利、贞”。乾动而不息,刚健中正,极其纯粹,万物生生不息,以乾为第一推动力,引领天体运动。乾之“元”,曰大,曰始,曰先天,曰本原,纯粹,真、仁。
 
     “乾”之“元”与西北作为中国文化的发源地是吻合的。中国文化的起源从西北开始,人类的始祖伏羲和女娲的传说,甚至包括女娲造人的神话故事即来于此,在这里,伏羲引导人类钻燧取火、摆脱蒙昧、茹毛饮血,并且学会辨析五谷,自觉从大自然中索取所需,自主安排自己的人生,促使人类从体质和精神上发生巨大的改变。根据画论,宗炳的《画山水序》、王微的《叙画》、谢赫德《画品》姚最的《续画品》,都指明了绘画来源于伏羲氏的观物取象的象形、会意法则。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夫阴阳陶蒸,万象错布。玄化亡言,神工独运。”韩拙《山水纯全集。序》:“夫画者,肇自伏羲氏画卦象之后,以通天地之德,以类万物之情。”都极好地说明中国绘画受周易的影响。
 
     东汉辞赋家王延寿曾作《文考赋画》:
 
     图画天地,品类群生。杂物奇怪,山神海灵。写载其状,托之丹青。千变万化,事各缪形。随色象类,曲得其情。上纪开辟,遂古之初。五龙比翼,人皇九头。伏羲麟身,女娲蛇躯。鸿荒朴略,厥状 。
 
     该文所取象为盘古开天辟地、五龙比翼、人皇九头、伏羲麟身、女娲蛇身,造化万物的情节。描摹早期中国原始混沌、素朴的原貌,与乾卦以龙象为理念,以《易》为体,以画为用。意象深远,神思无限。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渊源,无论社会发展到何时,我们都离不开来自远古的基因。而书画起源于伏羲仰观俯察的去向法则,历代书家都有论述。西北宗,其实意味着文化的回归。
 
     “亨”,曰畅通、开辟、变动、驾御、无蔽、嘉美。伏羲氏的先天八卦,第一画衍生出“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宇宙观。《乾》卦六爻皆为阳,从初九到上九、用九,以君王为喻,在天道中贯穿人道的变动,阐述了在默默中积蓄力量、寻求突破的规律,以及造化人类、感召天下的气概。但也指明了至极则转阴的规律,唯有不断变革,与时偕极,找到新的出路。“西北宗”同样是一个不断演化的过程,首先就在于西北被赋予的内涵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延伸,比如一开始是华夏各民族之间的文化融合,自然和人为等因素使这里的文化、环境不断发生变化,其次是丝绸之路的开辟,又使西北拥有世界文化的容量,特别是佛教文化的传入,中华民族对于佛教文化的包容融合让这个地方更呈现一种以海纳百川的雅量拥抱外来文化,从而驾驭文化的大气。其次是西北宗随着人们认识的不断加深,也会给它赋予更丰富的内涵,包括未来的发展,除了中国的山水画,也可以包括油画、人物、花鸟,甚至西北宗更可以延伸到文学等范畴,从而形成一个文化领域的乾坤第一卦。
 
     “利”则是利益、化生、成就,正性,大和。对敦煌文化的研究,中国是滞后的,当一个贪钱的道士把许多经卷拱手送给西方的探宝者,中国的文化宝库便已经被劫掠,这种劫掠的结果就是西方对敦煌文化的研究,从而在这方面取得重大的突破,而饶老作为一代通儒他有幸“先睹为快”,并且在这个领域做出道夫先路的引领作用,敦煌从秘而不宣成为闻名世界的文化遗产,也造就一批卓有成就的西方汉学家。中日合拍的《新丝绸之路》便很好地对包括敦煌在内的西北文化进行系统性的阐述。应运而生的“西北宗”,因而具有十分深广的意义,对于中国文化复兴以及对世界文化复兴定然可以做出卓越的贡献。文化是有价值的,首先是一种凝聚力,“天下使人归心的就是文化。”在《大国崛起》记录篇中,对许多西方学者进行关于崛起的采访,虽然答案各不一样,但文化还是其中重中之重。中国五千年绵延,也与共同的文化信仰不无关系。共同的价值观往往可以使人们同气相求。所以一直推动中日友好的池田大作先生总强调日本应该感谢中国几千年对他们的文化沐浴。而另一方面,文化也有实用价值。在西方,一幅名家字画动则上亿,甚至达到七个亿美金。文化是人类的瑰宝。相信随着中国文化复兴,书画将会越来越提升其价值,从而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
 
     “贞”,即为坚贞、永固,专一、坚守正道、诚信、坚守根本。四德彷如乾的四驾马车,上天入地,驾驭大局,天下响应。乾道之光,普照万物,云行雨施,生生循环。开创开辟、开放、自强不息,充溢着一股浩然正气的“乾”秉持“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正能量,把美与爱奉献天下,博得“大哉”的美誉。
 
     清代画论家张式《画谭》指出:书画盘礡点染,有神明不测之妙,即越吴兴询钱玉谭之士大夫画也。绝去画师习气,方有士气。杨子云:“书,心画也。此气即吾人之心画,画之贵,贵此。言,身之文,画,心之文也。学画当先修身,身修则心气和平,能应万物。未有心不平而能书画者。读书以养性,书画以养心,不读书而能臻绝品者,未之见也。”修心养性为人生至要,宁静以致远。天真无邪,回到生命的本源状态,充满正气,才谈得上气韵生动,内涵丰富,和艺术家的生命精神贯通。心正则笔正,养然后能和。石涛说:“是一画也,非无限而限之也,非有限而限之也。法无障,障无法。法自画生,障自画退。法障不参,而乾旋坤转之义得矣,画道障矣,一画了矣。”《了法章》)
 
     饶宗颐先生之颐“自养,”“养贤”颐养正也。”饶老童子功深厚,家学使自己立下研究学问的志向,从不动摇。正是长期对中华传统经典皓首穷经,学贯中西,他胸臆中充溢一股浩然正气,能够高屋建瓴地第一个提出“西北宗”的概念,并有着道和术两个层面的支撑,形成较为完整的体系,便于后来者学习研究。画学涉及面广,变化万端。正如清代唐岱的《绘事发微。读书》指出:“天时、人事、地理、物态,无不备焉。古人天资聪颖,识见宏远,于书无所不读,于理无所不通,斯得画中三昧……欲识天地鬼神之情状,则《易》不可不读。”饶老则如是,并终其一生致力于传统文化的研究。好在饶老之路未断,饶学得以不断壮大,除了潮州饶宗颐学术馆、香港学术馆之外,饶宗颐研究中心近期又在广州增城奠基。内地大学不少中青年学者也踏着饶老的足迹不断去探寻中华文化的灿烂星空。
 
     “东方,物之所生,西方,物之成熟”。 司马迁在分析总结了夏商周三代以及秦、汉政权交替的历史与地理方位有关之后,得出了“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的结论。认为之所以如此,与阴阳五行相关。东方属木,木为春,春天主生发,东方木生南方火,火为夏,主长大,因此 “作事者必于东南”。西方属金为秋,秋天为成熟的季节,西方金生北方水,北方主冬,冬为收藏的季节,所以以人事论则“收功实者常于西北”。不论仅据五行理论是否能全面恰当地解析这一问题,但是司马迁作出的“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的结论,却是符合夏商周三代以及秦、汉政权交替的历史事实的。
 
     司马迁已经发现了中国南北地理方位与政治强弱有关,并企图用阴阳和五行理论加以解释这个问题,这是值得后人重视的。
 
     晋代关朗曰:“必在西北。夫平大乱未可以文治,必须以武定。且西北用武之国也。且东南之俗,其弊也剽,西北之俗,其兴也勃。况东南,中国之旧主也,中国之废久矣,天之所废,孰能兴之?”(《关氏易传》)
 
     关朗也指出了中国的西北方位是统一天下结束分裂的有为之主发迹的地方,这一认识与司马迁是相同的。
 
     宋朝李纲明确指出:
 
     自古中兴之主,起于西北,则足以据中原而有东南,起于东南,则不能以复中原而有西北,盖天下精兵健马皆在西北。(《续资治通鉴》第九十八)
 
     李纲总结历史经验,发现了中国历史上带有规律性的问题,凡中兴之主起于西北就可以从而控制中原而占有东南,统一天下,反之,起于东南则不能控制中原,更不能从而占据西北。李纲认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精兵健马皆在西北的缘故。这与关朗西北为用武之国的说法相同。中国共产党也是在西北建立革命根据地,最后取得胜利。而目前,中国向太空进军的基地也是在西北的酒泉。
 
     西北,肩负中华民族繁荣发展,走向世界走向太空的梦想。
 
     “西北宗”的意义和价值
 
     在全球化时代,中国的文艺复兴从根本上讲就是民族文化价值观及精神的重建,中国文化是有根性的文化。先秦人文理性光芒的照耀,东方大陆于是走出蒙昧时代,中华文明成为人类唯一跨越五千多年历史仍生机勃勃的文明。
 
     站在历史和未来的高度,饶老提出“西北宗”并进行道术两方面的互证,意义重大。一切文艺形式与思想,本身即是宇宙大生命的组成,同时,也是个体心灵依托一定器物形式对审美的展现,必然在宇宙自身的新陈代谢中不断诞生,又不断的消失;我们只有回到文明传统中,才能校正生活,重建多维时空系统。返本开新文王演易,就是在连山、归藏之外,重新解释文明世界,重新为天地乾坤定位。西北的美是一种乾坤崇高伟大之美,不断在检验人类的意志和毅力,从而获取更大的精神力量,引发人类探索的脚步。
 
     “西北宗”首先是中华绘画史上的创举,跳出了原来以禅宗的分类引申的绘画分南北宗的不合理性,让绘画艺术重新寻找到中国绘画的源头;其次加深中国以至外国对于中华文化的认同感,民族凝聚力,保护民族特色,紧跟时代步伐。西北历史上是东西方交流与多元荟萃的地方,东西方文化、游牧文明与农业文明、伊斯兰、基督教文明撞击发展,出来的荟萃性,构成西北文化真率自然的景观,却产生抒情的深度,有别于江南曲径通幽的别致。粗狂的民风、剽悍的气质,雄浑之气,拓展了中华文化的维度。
 
     西北在胡化和汉化的双向作用中,在新的历史台阶上重建中国文化的总体结构和特质,重新开辟中国文化的轨迹与风气。经过漫长的南北多民族文学的凝聚、吸引、渗透、变迁和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从而在历史性进程和共时性构成上,形成了博大精深、多元共构的中华民族文化的整体性,为中华文化复兴提供了新的发展路径。
 
     目前中国的艺术生态,与中华文化的根本智慧没有从纵深处融合,大都停留在对东西方绘画元素形式的互借,对西方学术思维与价值模式仰首是瞻的惯性思维,艺术思维与审美,没有哲学层面上的统一。百年来中国人失去原有的中国性,找不到回家的门。只有放弃现有的思维模式,了解渗透千年一直绵延不绝的文化气脉,弘扬中华文化的精粹,遵循宇宙易道辩证思维从而构建起新的文艺思想体系,包括对绘画等各种艺术创作形式与方法论上最一般规律的探讨,和对文艺审美规则的普世厘定,符合宇宙原则,才能让艺术本身走向光明,激起社会群体的共鸣;更甚推动一个时代的变革与进步。让大众能普遍实践,重塑中华民族的自信与尊严,净化社会提升个体与民族人类整体素养。使得中华文化复兴与世界文艺复兴的形式有了根本依托的土壤,促进了全球文化与文明的大转型提升;中国才真正拥有世界艺术的话语权,中国文化的复兴才真正是真正的复兴。
 
     1983年在蒙特利尔召开的第十七届世界哲学大会指出“人类统一和世界文化统一的最高价值”。 伏尔泰说:“作为一个哲学家,要知道世界上发生之事,就必须首先注视东方,东方是一切学术的摇篮,西方的一切都是由此而来的。”汤因比、池田大作等思想家都渴望中华文化的复兴给世界带来光明。汤因比对中国传统文化格外关注,汤因比在与日本著名学者池田大作对话时,提出了他对未来世界文化的一些新的看法。他认为:总体来看,西方社会的扩张及西方文化的辐射扩展全球的结果是实现了技术的统一,而人类历史发展的未来阶段,主要是要实现政治与精神方面的大同,在这个阶段,西方将让出主导权,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文化将能够起到主导作用,“期待着东亚对确立和平和发展人类文明能作出主要的积极贡献”。因此,汤因比对于传统中国文化给予格外关注:“像今天高度评价中国的重要性,与其说是由于中国在现代史上比较短时期中所取得的成就,毋宁说是由于认识到在这以前两千年期间所建立的功绩和中华民族一直保持下来的美德的缘故。中华民族的美德,就是在那屈辱的世纪里,也仍在继续发挥作用。特别在现代移居世界各地的华侨的个人活动中也都体现着这种美德。”人类未来和平统一的地理和文化主轴是以中华文化为代表的东亚文化,而其中八大文化遗产有六项来自中华文化。儒家的人道主义,道家对神秘宇宙的直感,墨家的兼爱精神,佛教的合理主义等等。他从而得出结论,中国文艺复兴的文化资源是其他民族难以比拟的。
 
     作为中国最后的通儒,饶老代表华学的高度。而艺术史与优秀艺术家是密不可分的,时代巨匠推动历史向前发展。对一个时代艺术高度的估价,离不开对那个时代成就最高的一位或几位文化艺术家高度的估价。中国传统绘画经历了由纪实到传情达意的变化,越来越强调精神的力量。因为拥有类似饶老这样的大家,将精神信仰、知识背景、人格修为、技术能力等等融聚一炉,拥有敢为人先的超迈勇气,借助《周易》以及世界先进文化的的智慧,从而横空出世,提出“西北宗”的时代符号。可以说,“西北宗”就是时代的产物,它呼唤我们回到文明传统,校正生活,重建多维时空系统。返本开新,重新解释文明世界,重新为天地乾坤定位,最终成为推动中国画发展壮大的关键。
 
     弘扬传统文化的菁华,打造出世界高度的中国绘画,饶老的“西北宗”给我们更多的启示:一是可以借此建构具有时代特征及历史价值观,体现优秀传承的“西北宗”;二是随着中华文化复兴的洪潮将以“西北宗”为代表并不断衍生其内涵外延的文化艺术推向世界文化舞台,并在观念、学养、技术、语言形态等方面再进行现代性转换。三是一个民族要有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革故鼎新的勇气和准备,文化的发展才能不断突破自己的瓶颈从而走向新的辉煌。
 
 

作者: 
张泽华 常平
来源: 
潮人在线 http://www.chaore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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