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及战后初期海外华侨银行的侨批

    一、前言
     民国时期,在东南亚各国(地区)为侨胞办理银信收寄的机构,除了民营的侨批信局之外,还有两种官办机构也在办理侨胞银信的收寄。一种是金融机构银行,其时国内的中国银行在东南亚诸国开办(或委托)有多家华侨银行,专为侨居各国的侨胞办理银信收寄业务。另一种受理银信收寄的机构则为邮政,一九三○年中华邮政成立邮政储金汇业总局(一九三五年三月改为邮政储金汇业局)后,除办理国内的业务外,后来也在东南亚开办银信的收寄业务。
     在民营侨批信局、华侨银行、邮政储金局三者同时并立在各国为侨胞办理银信收寄的时期,三者在业务上相互竞争的过程中,也存在着业务上的合作。如民营侨批信局代理华侨银行所接收的侨胞家信的运送和投交,而侨批信局收寄的批款则交由华侨银行尽快汇入国内;再如邮政储金局与华侨银行建立业务合作关系,由华侨银行负责国外的银信接收,邮政储金局负责银信在国内的投交事宜。
     本文主要论述抗日战争期间,国内广东银行在海外各国设立之华侨银行,办理侨胞银信收寄业务的情况,以及这段时间由海外各国华侨银行收寄的侨批封。
     二、背景
     抗日战争爆发后,广东省银行为配合海外侨胞汇款回国,接济侨眷的生活需求,制订一系列的收汇措施及设立收汇、发汇等机构。在《汕头市金融志)编纂小组编写《潮汕侨批业》专稿内便有详细的记述:
     民国二十六年(公历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广东省银行尽力发展吸收侨汇。在国外方面于新加坡设立分行,于槟榔、吉隆坡等地设代理处。新加坡分行为华侨提供寄款服务,同时举办华侨贷款,对旅居该地的华侨,如想将薪金工资凑数先汇回家乡接济家属者,即可向该行申请借款,不计利息,以一期或分期摊还,就像批局之寄赊。又举办华侨国内家属登记,凡英属马来亚侨胞,其家属留居在国内广东省银行各地支行所在地的县市者,均可向该行登记,凭证享受如下种种便利:
     (一)本行(指广东省银行)予以电报挂号,并在家属所在地之行处代办电报挂号,以便电汇款项时可以减省电费;
     (二)二项电报挂号如遇侨胞发电回家或其家属发电来星(即新加坡)均得利用拍电家属所在地之行处代为转交;
     (三)家属领取由本行汇回国内之款项,得凭证登记姓名照片免除担保手续;
     (四)汇款如系电汇并得凭票,对验登记姓名照片,见票即付,不须等候电报;
     (五)在本行款照当市价申算,不收汇费;
     (六)在本行及国内行处存款,利息特别从优;
     (七)在本行及国内行处举办小额信用放贷,对已登记之侨胞及其家属均有优先借得之权;
     (八)本行知订有其他救济侨眷及便利侨汇办法时,以登记之侨胞及其家属均有优先权利。
     上面所列的对侨胞侨眷进行登记外,因邮电局递寄票根稽延时间,为便交收迅速起见,举办水客登记,对登记入册的水额,如向各行处汇款,费用从廉,手续从简,从各行处领款也给以优待,苟持有该行签发的汇票,只要核对登记的姓名相片及所在印监相符时,无论汇款报价已否寄到,一律通融见票即付。
     在国内方面,广东省银行积极强化分支机构,扩大侨汇间,其关于潮汕地区者,如设立梅县支行为枢纽,辅以兴宁,大埔、揭阳、潮阳、普宁,五华,平远、惠来,饶平,黄岗、新铺、河婆,里湖等行处。各地附设华侨服务机构,分行设课、支行设组,办事处设系。负责办理下列各项工作:
     (一)侨胞家属及水客之登记;
     (二)侨胞家属及华侨之放款,贷款;
     (三)侨胞保管存款单折或代购买产业,代写家书、代家属回信;
     (四)代办返国旅行事宜,供给旅行知识;
     (五)代调查亲属状况,国内物价,国内投资事宜,国内学校情形,及介绍入学,各地经济状况;
     (六)代理计调投资及管理产业;
     (七)联络侨眷、批局、水客,及落乡挨户慰问、指导、宣传等工作;
     (八)其他一切侨务事宜,其已登记之侨胞家属并得委托该行调查华侨住址及状况,要求供给旅行与委托汇款,托寄回条(指回信)等事。
     其时广东省银行为了沟通战时侨汇,与潮汕地区原有的民营侨批信局联系,如银行收寄之穷乡僻壤的侨汇,在无法送达的情况下,则交民办的侨批局义务代为投交收批人。因为当时海外各国华侨银行收寄的银信,多是通过邮政寄至国内,由中华邮政储金汇业局投递。但由于其时国内的邮政网络只设至城镇,对寄至偏僻乡村的批信则无法送达。而民办的侨批信局,在乡村多设有批信的投递点,有专职的投递人员,他们熟知荒村小巷,了解当地的侨胞家眷,任何寄往穷乡僻壤的银信都能送到不误。因此,银行利用民营批局的优势,委托批局代为投递侨批是明智之选择。而侨批信局在海外接收的侨汇,则使银行尽快为其设法解运,为侨批信局提高业务效果。从而形成银行与批局互补其短、各尽所长的合作局面。
     综上所述,广东银行在抗战期间为发展海外侨汇,接济国内侨眷,一切以侨汇及侨属服务至上,做出了种种简便、迅速,周到、优待等不懈的努力。
     三、实例
     本文展示的实例计有设立于各国十一个华侨银行收寄的侨批封共十七件,时间在抗战期间至抗战胜利后的一九四六年。
     1.新加坡华侨银行
     图一侨批封由新加坡侨胞郑敦任交新加坡华侨银行寄往广东省澄海县樟林乡南社更棚厂郑厝围内郑睦寅先生收。批款为国币壹万捌仟元正。封背加盖有新加坡华侨银行的收汇印章,批款汇款号为「8536」号。批信于一九四六年四月四日抵达广东省澄海县邮政局,封背加盖邮局的26毫米点线三格式汉文「广东澄海城内三十五年四月四日」(公历一九四六年)邮政日戳。其时国内货币波动,银行对海外侨汇实行补贴,封面另盖有长方型「政府津贴金经包括在内」印章(图一止)。
     2.吉隆坡华侨银行
     图二侨批封由马来亚吧双侨胞蔡光流交吧生同泰祥侨批信局寄往广东省澄海县程洋岗乡湖北社和美巷交家慈新大人启。
     批款为外付国币肆拾元正。此批信吧生同泰祥批信局接收后,于封背加盖长方型「吧双同泰祥信局」(图二A)及圆型「吧生同泰祥批局」(图二刀)两枚不同专用印章,并将批信列为「祥」字第9158号。后又将批信转交给吉隆坡华侨银行寄入国内,吉隆坡华侨银行接收后在封背加盖该行的收汇印章,并编写汇款号第「1261」号。批信于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五日抵达广东澄海县邮政储金汇业局,封面加盖25毫米实线三格式汉文「邮政储金•澄海廿八年十一月五日」 (公历一九三九年,下同)邮戳。次日批信笺至澄海县程洋岗邮局,封背加盖26毫米点线三格式汉文「广东程洋岗廿八年十一月六日」到达戳两枚。
     图三侨批封由吉隆坡侨胞吴镜明交吉隆坡华侨银行寄往广东省潮安县银湖乡五房三交的吴天元小儿收。批款为外付国币肆拾元正。封背加盖有吉隆坡华侨银行的收汇印章,汇款号为「SM202一号,另盖有「BYAIRMAI广航空汇寄」印章(图三A)。
     3.麻坡华侨银行
     图四侨批封由蔬坡(马来西亚)侨胞郑添发交苏坡华侨银行寄往广东省潮安县东风乡三房交陈瑞泉先生收。批款为外付银肆元正。封背加盖有麻坡华侨银行的收汇印章,汇款号为「S634」一号。另盖长方型「银信齐交不折不扣」印章(图四A)。批信于一九三九年十月廿三日抵达广东潮安县龙湖邮政局,封面加盖28毫米实线腰框式汉文「广东龙湖廿八年十月廿三」(公历一九三九年)邮政日戳。
     图五侨批封同图四批封由蔴坡侨胞郑添发交麻坡华银行银寄往广东省潮安县东风乡三房社交陈毓家先生收。批款为外付银壹仟元正。封背加盖有苏坡华侨银行的收汇印章(章式与图四封之印章不同),汇款号为「S677」号。
     图六侨批封由苏坡侨胞张金河交苏坡华侨银行寄往广东省潮安县仙圃寨张处巷乡投交家慈亲大人启。批款为外付国币壹佰伍拾元。封背加盖有苏坡华侨银行的收汇印章,汇款号为「S1133」号。另盖长方型「银信齐交不折不扣」(章式同图四)印章。批信于一九四○年十月十日抵达广东潮安县鸟巢铺邮政局,封面盖26毫米点线三格式汉文「广东鸟巢铺廿九年十月十日」(公历一九四○年)邮政日戳。
     从图四至图六实例可知,麻坡华侨银行使用的收汇印章有两种不同型号,一种规格40×30毫米(图四封);另一种规格43×34毫米(图五及图六封)。
     4.吧生华侨银行
     图七侨批封由马来亚吧生侨胞蔡光流交吧生同泰祥侨批信局寄往广东澄海县程洋岗乡湖北社和美巷家慈亲大人启。批款外付国币壹佰元正。同泰祥批信局接收后在批信背面加盖圆型「吧生同泰祥批局」印章(见图二B),并将批信编列为「祥」字第9514号。后将批信转交吧生华侨银行寄入国内,封背加盖有吧生华侨银行的收汇印章,汇款号为「SA21」号。批信于一九四○年六月三日抵达广东澄海县邮政局,封面加盖26毫米点线三格式汉英文「澄海、29、6、3」 (公历一九四○年)中转戳,次日批信抵达澄海程洋岗邮局,封面加盖26毫米点线三格式汉文「广东程洋岗廿九年六月四日」到达戳。
     图八侨批封同图七批封由马来亚吧生侨胞蔡光流交吧生华侨银行寄往广东澄海县程洋岗乡湖北社和美巷交李兰贞母亲大人启。批款外付国币壹佰元正。封背加盖有吧生华侨银行的收汇印章,汇款号为「S444」号。批信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抵达广东澄海县樟林乡邮局,封背加盖28毫米实线腰框式汉文「广东樟林三十年十二月八日」(公历一九四一年)邮政日戳。按正常邮路,此批信应与图七批信一样运至澄海县邮局中转至程洋岗。但因澄海县沦陷后,澄海县邮政局一段时间曾迁至樟林乡办公,故批信曾绕道樟林乡中转。
     图九侨批封由马来亚吧生侨胞蔡盖泉交吧生华侨银行寄往广东省澄海县南累村交慈亲大人收。批款外付国币叁拾元正。封背加盖有吧生华侨银行的收汇印章,因封背残破,汇款号不详(封背附图略)。批信于一九四○年十一月二日抵达澄海县邮政储金汇业局,封面加盖「邮政储金•澄海廿九年十一月二日」(公历一九四○年)邮戳。
     图十侨批封由马来亚吧生侨胞姚耀举交吧生顺茂公司汇兑信局寄往广东省潮安县南桂都横江乡交家祖母大人收。批款外付国币肆拾元正。顺茂信局接收批信后,于封背加盖「吧生顺茂公司汇兑信局」椭圆型印章,并将批信编为第「9754」号,另于封面左上端书写批款处加盖长条型「订交中央纸票」币种申明印章(图十A)。后信局将批信转交吧生华侨银行寄入国内,封背加盖吧生华侨银行的收汇印章,汇款号为「S387」号,另盖有「银信齐交不拆不扣」印章(章式同图四A)。
     5.泗水华侨银行
     田十一侨批封由印尼爪哇侨胞文选交泗水华侨银行寄往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县莲阳中社四德乡交睦记宝号劳交家慈亲大人启。批款外付法币壹佰元正。封背加盖有泗水华侨银行的收汇印章,汇款号为「S444」号。批信于一九三九年十月十一日抵达广东澄海县邮政储金汇业局,封面加盖踢毫米实线三格式汉文「邮政储金•澄海廿八年十月十一」(公历一九三九年)邮戳。
     6.安顺华侨银行
     图十二侨批封由马来亚安顺侨胞蔡钿英寄往广东省澄海县大街乡交家祖父大人收。批款外付国币陆拾元。该批信原又侨批信局接收,封背编列「松」字第3904号,后转交安顺华侨银行寄入国内,封背加盖有安顺华侨银行的收汇印章,汇款号为「SA1234」号。批信于一九四一年九月六日抵达广东澄海县邮政局。封面加盖26毫米点线三格式汉文「广东澄海城内三十年九月六日」(公历一九四一年)邮政日戳。
     7.马六甲华侨银行
     图十三侨批封由马来亚呷坡侨胞林作聪交呷坡新兴侨批信局寄往广东省潮安县古楼乡标德堂交家双亲大人收。批款外付国币拾元正。新兴信局接收批信后,于封背加盖长方型「呷坡新兴信局」印章(图十三A),并将批信编列为「兴」字第178号。后将批信转交马六甲华侨银行寄入国内,封背加盖有马六甲华侨银行的收汇印章,汇款号为「SA97l」号。另封背手书有干支纪年,时间是一九四○年(庚辰) 。
     8.●株华侨银行
     图十四侨批封由侨胞杏清交●株华侨银行寄往广东省潮安县东铺都生聚洋西厝双亲大人收。批款外付国币壹佰伍拾元正。封背加盖有●株华侨银行的收汇印章,汇款号为「S303」号,另盖有长方框「银信齐交不折不扣」印章(章式同图四A)。批信于一九四一年三月三十日抵达广东潮安县金石邮局中转,封面加盖28毫米实线腰框式汉文「广东金石三十年三月三十」(公历一九四一年)邮政日戳,封面上端另盖有「向金石邮局领」说明印章(图十四A)。此封是抗战期间寄至潮安县的批信绕道至金石邮局中转的见证。
     9.棉兰华侨银行
     图十五侨批封由日里侨胞沈时锐交棉兰华侨银行寄往广东省汕头潮安县华美乡中社糖房前万丰交家祖母大人收。批款为外付国币壹佰元正。封面加盖有棉兰华侨银行的收汇印章,汇款号为「汕A312」号,另左上端盖有小型「银信齐交不折不扣」印章(图十五A)。批封背面印有银行的业务广告及图案显示银信的收寄投交过程,甚为精美。
     10.芙蓉华侨银行
     图十六侨批封由马来亚芙蓉坡的恒昌号侨批信局接收寄往广东省内,一九四六年五月十日抵达广东汕头市。批信由恒昌号信局接收后,于封背加盖圆型「恒昌号」印章,并编列「恒」字第606号。后信局将批信转交芙蓉华侨银行寄入国内,封背加盖有芙蓉华侨银行的收汇印章,汇款号为15号。
     11.怡保华侨银行
     图十七侨批封由马来亚美罗埠侨胞熊肖生交美罗祥发信局寄往广东省罗定罗镜北永同利堂大宝号收转交熊业昌先生收。批款外付国币贰万元正。祥发信局接收批信后,于封背加盖长条型「美罗祥发代寄」印章(图十七A),并将批信列为第222号。后将批信转交怡保华侨银行寄入国内,封背加盖怡保华侨银行的收汇印章,汇款号为「CA192」号。批信于一九四六年二月三日抵达广东广州市邮政局,封面加盖26毫米点线三格式汉英文「广州三十五年二月三日」中转戳(即一九四六年,下同)。2月11日批信寄达广东罗镜邮政储金汇业局,封背加盖28毫米点线三格式汉文「邮政储金•罗镜三十五年二月十一」邮戳,另盖长方型「政府津贴金经包括在内」(章式同图一A)印章。
     四、结语
     从上面展示的实例中,显示出如下两种情况:
     1.海外各国的华侨银行,在办理侨胞银信收寄的同时,也有收受侨批信局接收的银信的转寄,如图二,图七、图十、图十二,图十三,图十六、图十七等7件先由侨批信局接收后转给华侨银行的侨批封。由此可知,民营侨批信局与官办的华侨银行,在国外就建立有业务关系,因而产生了此类有批局与银行双重接收痕迹的侨批封。
     2.图一及图十七此两件在一九四六年由不同华侨银行接收寄往广东省内不同地方的侨批封,封上均同样加盖有长方型「政府津贴金经包括在内」印章。说明抗战胜利后,由于国内货币的波动,导致侨胞交寄的外币,在黑市与官价的兑换比率方面有一定的差距。因此,其时通过华侨银行交寄的侨汇,除按照官方的牌价结兑外,政府对每笔侨汇实行一定的外汇津贴,以此鼓励海外侨胞寄汇,增加国家的外汇收入。
     附录A:
     抗战前后海外华侨捐献侨汇史实
     当日本军国主义的铁蹄蹂躏我疆土,恣意欺侮残杀我同胞,使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的时候,海外华侨和国内同胞同仇敌忾,共赴国难,为了抗御外侮,支持祖国抗日,他们在各地掀起了赈济伤兵难民的运动,把捐输救国视作自己应尽的光荣义务。广大海外华侨热爱祖国的激情在抗日战争中反映得尤为强烈。
     一九二八年,日本军国主义干涉中国内政,出兵山东,侵占济南、青岛和胶济路沿线,截断津浦铁路。五月三日,日本侵略者在济南进行大屠杀,在前后十几天内,惨杀我国军民数千人。当这次血腥的济南惨案发生后,新加坡等地华侨当即成立以陈嘉庚先生(图十八)为首的“山东惨祸筹赈会”,据统计,华侨在二三个月间即捐助救济款一百三十余万元。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南洋各地华侨进行反日宣传和抵制日货运动的同时,举行各种形式的募捐活动。例如,印度尼西亚各地华侨便开展长期的月捐、义卖(卖花或演戏等),还债,救济及献金等运动。泗水等56个地方,一年内捐得款项便达国币557709.82元,另毫银55450两。在菲律宾、马尼拉各华侨团体即成立菲律宾华侨救国联合会,同时出版《旗帜》半月刊进行抗日宣传,马占山将军在东北的抗日爱国行动,得到了海外华侨的支持,截至一九三二年一月,菲岛华侨给马占山将军的捐款便多达40万元。
     一九三二年上海“一•二八”之役爆发,旅美华侨捐款便达50万美元以上,仅古巴华侨一次便捐款六、七万美元。同年二月初,在新加坡成立的“南洋华侨筹赈中国难民委员会”发起募捐不到两个月,便为十九路军筹捐得军费多达百万元以上。此外,一九三二年越南华侨还成立了“旅越华侨缩食救济兵灾慈善会”,捐助十九路军和东北义勇军款项达71390元。印度尼西亚三宝珑华侨后援会发动华侨募捐,汇寄上海中国红十字会的银元达57881325两,国币7.1万元,寄往北平中国红十字会国币共6132元。
     一九三七年“七七”卢沟桥战争爆发后,世界各地华侨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抗战期间,全世界各类华侨团体共有3900多个,其中专做抗日救亡工作的团体达90O多个,海外华侨抗日救亡团体在组织、发动和推进各界华侨踊跃筹赈捐输活动可谓不遗余力,以陈嘉庚先生为首的南洋各界华侨于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五日在新加坡召开了侨民代表大会,倡议组织“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委员会”,筹款支持祖国抗战。陈嘉庚先生的倡议很快得到南洋各界华侨的热烈响应。一九三八年十月十日,来自马来亚、缅甸、北婆罗洲、爪哇、苏门答腊、西婆罗洲、马达维亚、菲律宾、安南、暹罗等南洋各地的45个华侨团体代表共一百六十四人召开大会,成立了以陈嘉庚先生为主席的“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各地亦相继成立了宣传抗日的临时性华侨团体。在新加坡、马来亚等地华侨救国团体共二百零七个;在越南(包括当时的柬埔寨和老挝南部)成立了华侨救国总会,各地分会有35个;印度尼西亚华侨在雅加达成立了“捐助祖国慈善委员会”,菲律宾成立了“华侨援助抗敌委员会”,缅甸成立了“华侨救灾总会”,泰国、沙捞越,北婆罗洲等地亦同样成立了救亡团体。这些遍布于当地的各个地方的救国组织的分会和救亡团体,积极进行抗日宣传和募捐抗日助饷活动。
     一九三九年一月十六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致电海外侨胞,感谢海外侨胞们的踊跃捐输。
     一九三九年四月五日,中华民国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图十九)致电“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说:“溯自抗战军典,已历二十一月,海外侨胞,节衣缩食,踊跃捐献,先事购买救国公债,继则月捐义捐,其爱国热忱,殊甚嘉尚,现在第二期抗战方殷,必须资源有持久之力量,始克获最后胜利,仍冀各侨团振发以前之精神,继续努力,源源汇寄,俾裕军用,并希转知各属侨团查照为荷”。其后,其他国民党高级官员如白崇禧、宋子文,陈仪也纷纷发表谈话,希望海外侨胞源源捐输。国民党高级官员顾祝同一次在对新闻记者采访时说:“我希望各位侨胞明了,回国参战,固然光荣,在国外努力生产,再把所得捐献国家,也是一样地具有重大意义,因为侨胞的所长是富有,侨胞的武器是金钱,他们捐献出他们的财富,就是参加了神圣的战争。现在……尤其需要侨胞投资,他若增加侨款回国,以抵消外汇……都是目前侨胞应有的努力。”
     据南洋总会的报告可知,仅一九三八至一九三九这两年,该会各地分会就共募捐了国币l.44456亿元,“南侨总会”还购买大批药材寄回祖国,仅从印度尼西亚一地就购买了金鸡纳霜5000万粒,价值荷币30多万元,而该会在印度尼西亚的分会便有45个之多,以赈灾会,公益社及慈善事业委员会等名义出现,开展筹捐救国义捐,救国公债、救济伤兵难民赈款,献金购买武器,抑制日货及拒绝为日本人服务等等,仅义捐一项,全印度尼西亚便募得450万盾,购买公债250万盾。据陈嘉庚先生指出,一九三九至一九四一年间,印度尼西亚华侨约有160万人,每月认捐国币160万元,每人平均1元。泰国各界华侨团体响应“南侨总会”的行动,在泰国各界华侨中开展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活动,据统计,至一九三七年十月止,仅泰国华侨救国捐献一项就达60万元以上,从一九三八年十一月至一九三九年四月问,泰国华侨捐款达240万元以上。自抗战以来泰国华侨捐献的款项600万元以上(不包括秘密推销的公债和购买大批抗战物资)。据不完全统计,从抗战开始到太平洋战争发生的四年左右时间里,从华侨筹集的支援抗战的款项,估计平均每月达到国币1350万元,每年达到1.6余亿元。
     美国的华侨早在“七七”事变之前,美国各地华侨团体便纷纷组织救亡团体,当时在纽约就有「美洲反帝大同盟」、「纽约华侨衣馆联合会」、「纽约华侨失业会」、「纽约中国学生会」等救亡团体。一九三六年一月十九日,在这些救亡团体的共同努力下,一个不分党派、团结一致抗日的「纽约全体华侨抗日救国会」宣告成立,其活动宗旨是从事宣传我国抗战事业的正义性及艰苦性,争取美国朝野对我抗战斗争的同情和支持等活动。“七七”事变后,纽约新成立了「纽约全侨抗日筹饷总会」,专责在中西人士中募捐支持中国抗日战争。在旧金山,旅美华侨组织了「旅美华侨统一义捐救国总会」(简称「旅美救总」),由当地著名侨领邝炳舜(广东台山人)等领导。其下属有47个分会,遍布全美大、中、小城市,加上其他的救亡团体组织,共有95个华侨救国团体。在「旅美救总」的组织发动下,旧金山华侨筹赈运动成绩昭著。一九三九年九月廿六日,国民政府致电「旅美救总」要求紧急捐助一批棉衣和100万美元,仅用一个月的时间该会就捐足款项汇回国内。至一九四一年止,该会救国的捐款已达1500万美元之多。到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前夕,该会将最后募集到的一笔捐款2万多美元悉数汇回广东来。而「旅美救总」主席邝炳舜在抗战八年中,发动组织的支持抗日的捐款总数超过500万元。在「纽约华侨救济总委员会」的组织、发动下,纽约市区的华侨筹赈活动异常活跃,每月参加救国捐款的华侨达5万余人,不到6个月就募集到100万美元的捐款以及药品,冬衣和士兵所需的其他用品一批。据不完全统计,抗战八年间,旅美广大华侨支持祖国抗战的捐款在5000万美元以上。这期间国民政府以抗日救亡名义向美洲华侨“募捐”和发行“救国公债”总数在2亿美元以上。
     在八年抗战期间,世界各地华侨捐输救国活动发动阶层之广泛,爱国热情之高涨,捐款方式之多样化和捐输数额之巨大是空前的。“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成为当时海外华侨抗日救亡运动一个响亮的口号。在遍布世界各地的各个华侨爱国团体的组织、发动和带领下,广大华侨节衣缩食,以节日特别捐、年捐、月捐、义卖义演、结婚祝寿喜筵节约捐、丧事节约捐等各种形式参加捐输活动。就月捐而言,他们规定每人每月认捐最低限度的数额,在美洲方面,是每月至少捐美金5元,约合国币肋元;在英属地方则有规定店铺每星期10先令,约合国币40元,工人每星期每镑工资捐2先令或依照各人或各商店的收入认定每人应捐数额;在荷印方面,普通店员大都每人每月捐薪20%;马来亚的黄包车夫与车行的主人也协议每日各捐1分。由此集腋成裘,故每年所捐献祖国之款项总数竟高达1亿元以上。
     世界各地华侨从上层爱国侨领至千百万穷苦华工和中下层华侨,都以实际行动踊跃捐输,他们的爱国行动使祖国广大抗日爱国军民为之感奋。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把向海外华侨的筹款支持抗战作为主要工作,制订了指导华侨筹款计划及订定捐款的奖励办法。为了统一收取和使用海外华侨捐款,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制订了《华侨爱国义捐总收款处组织条例》,将总收款处设在上海,归属侨务委员会领导,并通告海外所有华侨团体。在动员海外华侨义捐的同时,国民政府还在海外华侨中发行各种公债,如救国公债,军需公债、建设金公债,国防公债等约国币数十亿元。蒋介石委员长还为战时公债劝捐运动发表了告全国同胞书,要求海外侨胞为“促进抗战建国的成功”做出特殊的贡献,同时蒋委员长还亲自兼任战时劝募委员会的主任职务,并任命了一批德高望重的海外华侨领袖担任委员。在国民政府所发行的5亿元救国公债中,华侨就认捐认购了一半,最后全部作为捐款献给抗战事业。而后发行的其他抗日公债,储蓄券,华侨也承担过半。据各方面的估计,海外华侨的每月捐款约达2000万元国币,而当时每月国内花费的军饷约7000万元国币,几乎占全部抗战军费的三分之一。据国民政府财政部的统计,在八年抗战期间,海外华侨共捐款国币13.2亿元。一九四○年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在国民参政会报告指出,一九三九年军费支出18亿元,同年的侨汇达11亿元,其中义捐占十分之一,达一亿元,根据世界银行通例,有1元基金可以发行纸币4元,如以当年侨汇11亿元为基金,可以发行纸币44亿元,除了发还给侨眷赡家费约10亿元,还有34亿元可作为军政各项建设费用。也就是说,庞大的侨汇收入不仅填补了当时中国对外贸易之巨额逆差,而且起到筑固国民政府法币的币值,支撑战时经济的作用。
     在八年抗战的华侨义捐运动中。爱国侨领个人义捐方面,「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先生自「新加坡筹赈会」成立之日起即带头购买救国公债10万元,后又与侨领侯西反,郭兆麟等合资,在重庆郊区创办「中国药产提炼有限股份公司」,并以「南侨总会」名义发起创办「新加坡制药厂」,为祖国抗战免费提供上百种急需的药品;「南侨总会」副主席李清泉,在菲律宾华侨认购爱国公债运动中带头购买了救国公债奶万元,其后又将其遗产中的10万美元捐给中国政府,作为抚养遭受战争劫难的儿童之用;美国洪门领袖、爱国侨领司徒美堂先生,他们带劲华侨捐输的捐款高达5400万美元,是全美各救亡团体捐款数额之首;“芝加哥华侨救国联合会”理事长谭圩在联合会成立之日起,带头认捐每月捐美金5万元,按当时汇率1美元相当于国币14元计,每月的捐款为国币42万元:泰国华侨陈守明先生单独出资派遣全黑篮球队赴新加坡、马来亚各地义赛,将所有的收入捐给祖国,并出资购买大米1万包捐献支援抗战,他于一九三九年到重庆参加国民政府参议会(历任国民参议会第1、2届参议员)时,捐资85万元国币作抗日经费,这些仅为华侨殷富盈盈大者之数例而已,毫不吝啬金钱慷慨解囊者当非屈指可数也。而在广大劳苦华工和中下层华侨方面,澳大利亚美军华人服务营内的一位年近古稀老华侨,将其积攒数十年以备养老的300余金镑悉数捐献;印度尼西亚坤甸华侨马细旦,因足废以手代步行乞,仅两日时间的「乞钱为祖国难民请命」便筹得荷币40盾,悉数交坤甸华侨慈善委员会汇返祖国;巴达维亚(雅加达)侨胞刘长英送其子刘盛芳回国抗战,一九三九年冬其子以身殉国,刘将其子的抚恤金1万元全部捐赠作为抗战军费;马来亚山打根侨胞郑朝炯以沿门义卖瓜子筹款救济祖国伤兵难民,一九四○年郑得悉其家乡(广东新会县)的父亲被日军杀害时,毅然将其亲生之幼子卖与他人,将所得礼金80元捐给当地华侨筹赈会,然后从一九四○年九月十日起先后走遍15个埠头,共为祖国筹得抗日捐款叻布2800多元;泰国侨胞林圣源为抗日军民捐献物资,在他寄给广东澄海县的侄儿的侨批家书中便有记述,图二十之侨批封由林圣源于一九三七年通过泰京陈炳春批信局寄往广东澄海县南砂乡东社交侄儿林松炎收,批信列“泾”字第154号,批款交寄国币叁拾元正,在批封内所附的书信中,林圣源痛述了日军侵略上海的残暴军事行为和遭我忠勇将士顽强抵抗的情况,信中言及:「目下闸北一带,悉遭敌人焚残,仅存一片焦土而巳,言之痛心,现沪上难民闻达百万之泉,诚属可怜,然我人虽旅居海外,无不时时怀祖国,近日各制裁衣裤,寄回祖国,以赠伤兵,聊尽国民之职耳……」。此信落款日期为丁丑年农历九月廿八日,时为公历一九三七年十月三十一日,是「七七事变」后日军侵沪的两个月后。这些催人泪下,令人感奋的事迹无疑为抗战史上侨胞抗日救亡写下了一页页可歌可泣的历史篇章!
     综上所述,海外华侨的踊跃捐输,从道义上和物质上支持祖国的抗日救亡运动,贡献是巨大的,影响是深远的。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图二十二)对海外侨胞作过这样的高度评价:「我海外同志、昔与文艰苦相共,或输财以充军贵,或奋袂而杀国贼,其对革命之奋斗历十年如一日,故革命史上无不有华侨二字的长留于国人的胸际」,孙中山先生赞誉海外爱国华侨为「革命之母」其意义就在于此耳。透过华侨捐输性侨汇在各个历史时期所发挥的作用的具体分析,可以充分说明,华侨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捐献活动,不但是支持中国革命和抗战取得最后的胜利提供了重要财源,而且也是国民政府各个历史时期财政经济的重要补充,它对国家各个历史发展时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都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附录B: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侨汇政策史实
 海外侨胞对抗日战争经济的援助不仅仅限于义捐款项,他还表现在增加国内眷属赡养性侨汇的汇寄方面。由于战时国币贬值,外币汇率升高,抗战初期的侨汇数额急居增加。为了便利侨胞汇寄和加强对侨汇的吸收,增强抗战的经济力量,国民政府财政部于一九三九年制订了《吸引侨汇合作原则》及《银行在国外设立分行吸收侨汇统一办法》,责成专办国际汇兑的中国银行联络其他银行和中华邮政储金汇业局努力吸收。同时,财政部饬令中国银行在华侨较多的主要商埠增设分支行处或委托代理处,形成一个接受侨汇的网络。对于汇解的手续方面,财政部亦要求各银行力求简捷便利。因此,这一时期,国家对侨汇的政策及管理有了较大的加强。但随著广州、汕头的先后沦陷,侨汇因交通梗塞几近中断,广东广州中国银行和广东省银行等随同省府机构撤退到粤北的韶阴、连县、马现等山区。因而国内侨乡百万依赖侨批为生的侨眷陷入饥饿的绝境之中。同时也形成了一方面是侨眷挨饿,另一方面是侨汇积压的极端局面。鉴于这种情况,海外侨胞,特别是一些著名侨领如陈嘉庚、蚁光炎、司徒美堂等人士纷纷致电致函国民政府、广东省政府、侨务委员会,呼吁政府银行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迅速接通侨汇,救济饥饿之中的广大侨眷,如暹罗中华总商会主席蚁光炎曾致函侨务委员会委员长陈树人说「侨汇问题刻不容缓」,并提出解决办法,广东省政府主席李汉魂和财政厅厅长顾翊群即训令广东省银行设法解决接驳侨汇的问题。为此,广东省银行实施了新办法,在各县广设办事处,紧密与私营银庄,侨批信局联络和合作,扩大侨汇的吸引收接和加速解付等工作。然而,当这些措施正在逐步全面落实之际,太平洋战争便爆发,香港和南洋继而被日军占领。由于南洋是广东侨汇的主要来源,香港则是美洲侨汇的重要中转地,因此国内侨眷的生活受到了空前的影响。为了沟通战时侨汇,政府和银行都在积极争取,使部分地区的华侨(如不受战争影响的美洲大陆)仍有侨汇寄入国内战争的后方,如重庆。这些侨汇经由重庆、桂林、韶关等分支行处的转递送,转到侨乡,帮助了一些侨眷暂时解决了生活的困难。但有的侨汇因扣压或旅行的时间过长,有的侨汇汇途竟达一年之久,对侨眷的生活和抗敌大为不利。据统计,美洲侨汇积压达数千万元,针对此种侨汇积压和解付延迟的状况,广州中国银行和广东省银行再次积极试图改善。
 一九四一年三月,广东省银行在韶关专门召开会议研究解决,采取的主要措施有:①中国银行和省行在侨眷较多的县市,乡镇增设分支机构或代理处,以便更快的解付侨胞汇寄侨款;在沦陷地方,银行设法委托可靠商行代为解付。②简化汇兑手续,中国银行国外行举行电汇收批人密码登记,以后如有款汇寄该号码者,即由国外用电码告知国内行拨付。③特许兑付昃纸和外币。因香港沦陷后,存留在国内侨乡眷属手中的外国银行汇票和港币为数甚巨,经财政部同意,中央银行代为收兑,在未收到款之前由中央银行先行垫付半数(折合国币付给),另待中央银行收到国外银行支付的款后才全部付清给侨眷。此后,财政部饬令中国银行在国内各侨乡的行处,与当其他银行,邮政储金汇业局等订立侨汇解付合约,先由该行预付周转金给邮政储金汇业局,做到侨款随到随解。其次,中央银行拨款2000万元,闽粤省行各拨3000万元,中华邮政储金汇业局预付500万元,作为侨款的随时兑付或垫付资金。除此之外,财政部还订定《便利侨汇办法十条》,主要内容是为海外华侨在海外汇款和国内侨眷的收款提供各种便利。一九四四年一月廿四日,鉴于国币的贬值,财政部规定给予华侨赡家汇款以100%的补助金,即1美金可得国币40元。
     以上这些办法实施以后,侨汇情形较前虽有改善,但终究未能解决侨眷因断汇而饥饿的严重问题。在侨领司徒美堂的呼吁下,财政部命令广东省银行拨款3000万元贷予侨眷。而广东省政府则成立紧急救济委员会,并制订了《广东省救济侨眷贷款办法大纲草案》,试图救济广东侨眷的战时生活,扶植其战时生产。贷款金额由中央银行拨出专款交省银行协助该委员会发放,其中侨眷生活贷款1500万元,生产贷款1000万元。侨眷生活贷款每户限贷1200元,而生产贷款每户限额2000元。据该草案规定,各贷款免收利息,办理贷款手续之费用由国库承担。鉴于广东侨眷较多,贷款资金需求较大,财政部另令中央银行另拨3000万元由中国银行实施借贷,凡过去有侨汇经由中国银行承汇,而最近已久未收到国外侨汇的侨眷,经当地乡镇公所或侨务机关证明后可予以申请贷款。但此项贷款是有偿的,利率当然是从优。中国银行规定,贷款分信用和抵押两种,信用贷款每户限国币3万元,抵押贷款每户限国币6万元,期限为半年,而办理贷款的一切费用均由财政部负担。
     从上述可见,抗战期间从中央政府到省政府以及银行和邮政储汇局,都为华侨寄汇及侨汇解付和帮助侨眷的生活困难等等做了多方面的努力,为国内的侨眷解决了不少实际问题。抗战胜利后,美洲等地的侨汇首先恢复汇寄,东南亚地区则菲律宾最先恢复寄汇,马来亚迟至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七日才恢复通汇。国内的银行和邮政储汇局以及侨批信局、私营银庄等积极开展侨汇业务,从战后至一九四七年海外侨胞汇入广东的侨批款额便达200亿元国币,由于战后的通货膨胀致使国币的贬值而给收汇侨眷带来损失,财政部为了解决侨汇结兑上黑市与官价之间的差距,实行了对每笔侨汇予以补贴(如图一和图十七两件实例所显示)鼓励华侨向政府银行寄汇,此项补贴资金由中央银行负担。中华邮政储金汇业局也积极改善侨汇解付办法,力求简便:①如海外侨汇通知单超过邮程日期,持票侨眷可凭殷实店铺担保先行兑款;②如在邮局之侨眷存户,票汇入账毋须觅保;③侨眷如无法觅到担保者,可托侨务处代收或证明,邮汇局将由侨务处代收的侨汇按月登报通知。一九四七年,邮政储汇局又再行订立便利方法:①华侨汇款回国,可先向当地银行购买外币汇票,随同信函挂号寄至上海中华邮政储金汇业局,由该局按当天的外汇牌价折合国币,转汇收款侨眷;②邮政储汇局以最快的方式通知收款人附近的邮局将汇款和信函递送收批人,并取回收条由该局寄回海外的寄批人。可以这样说,中华邮政储金汇业局在战后对拓展海外侨汇的业务所做出之努力是空前的。有关抗战胜利后的侨汇政策和状况,这裏就只做简短介绍,详实情形,笔者将另文叙述之。
     参考文献
     1.《中国集邮大辞典》,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
     2.《潮汕侨批论文集》,广东省集邮协会,汕头市集邮协会合编,人民邮电出版社印。
     3.《闽南侨批史纪述》,中国银行泉州分行行史编委会编,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
     4.《泉州侨批业史料》,中国银行泉州分行行史编委会编,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
     5.《近代广东侨汇研究》,中山大学学术研究丛书,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
     6.《华侨与侨务史料汇编》,广东省人民出版社出版。
     7.《陈嘉庚先生纪念册》,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出版。
     8.《中国邮史》杂志,香港特区中国邮史研究会编。
     9.《邮票世界》杂志,香港特区世界编辑委员会编。
     10.《99秋季拍卖目录》,远东邮票交易公司编印。
 

作者: 
蚁健
来源: 
博宝艺术网 http://news.art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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