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移民与近代潮汕民性海洋化特征

    潮汕文化的形成,经历了农耕族群和海洋族群接触和触合的过程,潮汕地区的对外移民拓殖,对内繁荣经济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潮汕地处广东南部,其西部背负莲花山脉,东北屏阻凤凰山峰,东南濒临南海,面积约一万多平方公里,陆路非常闭塞;但海路却通畅无阻,可谓四通八达。自然环境对民系特征的塑造在一定程度上起了很大的作用。长期生长在海岸边上的潮人,自古以来便习惯于大海的惊涛骇浪搏击,产生一种冒险、探胜的心态,虽纾家毁命也在所不惜;而在海洋中面临变幻莫测的风暴、巨浪之际,如没有一种随机应变、灵活敏锐的个性,避险趋易,化险为夷,则很可能会随时葬身鱼腹之中;面对辽阔的大海,要百舸争流,才能更好地激发起人们争强好胜的竞逐心理,好为天下先,大海不仅仅为潮人提供了广阔的生存空间与条件,而且也铸造了他们敢于吃苦,善于吃苦的品质,更赋予他们抓住机遇、冒险进取的个性。明清时期的移民文化无疑加速产生海洋文明。人是文化的载体,人群的迁徙移民,必然带来文化的交汇与融合。潮汕作为古代粤东最早的侨乡,明清以后,随着潮人大批移居海外,出国移民潮的兴起对迁出地乡村经济变迁的影响是显著而深刻的,海洋文化特征开始蕴蓄在一代代的潮人心中,而成为他们的内在文化特质,并在近代潮汕侨乡形成了特殊的海洋化民性特征。其文化的交汇与融合,可谓得风气之先,其民风民俗浸透了中外文化融合的传奇,民性满了“潮味”、“海味”、“侨味”的色彩。可以说,海洋、商贸、开放、移民等因子,早已融入潮人的血液,成为潮人民性特有的禀赋。
   一、潮汕近代移民与海洋文化民性形成
   任何一种文化传统都是在历史中生成的,随着环境的改变和主体的人类对环境的反应而不断地发展和完善的。海洋文化是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的构成部分和体系,是人类认识、开发、利用海洋的社会实践过程中创造出的精神成果和物质成果的总和。海洋文化张扬硬汉子风格和强人精神,崇尚力量和自由,具有强烈的竞争意识、冒险意识和开创意识。潮水总是激起潮人向大海拓展生存空间的心理冲动,尤其是随着近代潮汕的开埠,潮汕社会实现了从古代农业社会向近代商业社会的历史性转变,潮汕传统文化也实现了从农业文化向海洋商业文化的嬗变。
   潮人较大规模的海外拓展,开始于嘉靖万历间。当时,以吴平、林凤、林道乾为首领的几个潮州海寇商人集团,在明政府军事高压的逼迫下,出走东南亚,定居在菲律宾和暹罗,成为早期潮籍移民。这些早期的潮人的滞留海外虽然出于无奈,但他们在东南亚的开拓,却为清代以后的潮汕移民奠定了基础。清代乾隆嘉庆年间,出现了本地区向东南亚的第一次移民潮。18世纪的大米国际贸易使潮州与东南亚地区(特别是暹罗)的交通有较大规模的发展,许多潮州人因此定居东南亚。特别是在1767-1782这15年中间,由于当时潮裔郑信执政于暹罗吞武里王朝,潮人海外移民形成了一个新的高潮。1860年汕头开埠后到1949年,人口压力、地方动荡等因素又造成潮人向东南亚的第二次大规模移民。据《汕头海关志》记载1864-1911年,“汕头地区约有294万人离乡别井,远涉重洋谋生”,这一次移民潮长时间持续着,只在30年代初受世界性经济危机影响而出现低潮,在40年代前半段因为太平洋战争爆发而中断。在这80多年的时间里,经过汕头口岸移民东南亚的人数,在140万人左右,其中多数是潮人。[1]清代以来的两次移民潮,特别是近代开始的第二次移民潮,导致了东南亚潮人社会的生成,也促动了潮人文化观的新发展。潮人在海外的拓展,引起潮汕文化和外域民族文化的交流,并在近代潮汕侨乡形成了特殊的海洋文化观,这种文化观表现在语言、生活习俗以至思想观念各个方面。
   从海洋文化学的角度来说,这一海洋民性属于扩展扩散中的“接触扩散”,即通过华侨到各地的亲身接触,历史赋予潮人开拓创新精神,潮汕文化也深刻地熔铸着海洋文化的开拓创新精神。也促使许多海外移民侨居他国后,还不忘回乡,这种经常性的往还,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外域文化,也向外传播了潮汕文化,给潮汕文化注入了外来文化因素,长期的往来于海外各地,为潮人带来了不同的文化观,也在潮人思想中形成一种有别于中原文化的海洋文化,近代潮人主动接受外部文化,并通过日常生活的具体形式表达出来,所以,用海洋文化学的话来说,近代潮汕侨乡海洋文化特征为接触扩散所形成的特殊类型的民性特征,这种民性具有明显的异域文化的色彩。
   二、移民与近代潮汕海洋化民性体现
    1、敢于冒险、敢于拼搏的精神
   综观世界海洋文化发展史,一个地方面向海洋开放了,那里的经济文化就繁荣发展了,面向海洋的开放性必然带来拓展性,对于面临生存危机的潮人来说,拓展既是手段也是目的,包括经济范围的拓展、生活资料来源的拓展、商贸市场的拓展、人文精神影响力的拓展、人居空间环境的拓展等。潮汕在历史上曾经与祖国绝大部分地方一样,同属农耕文化。农耕文化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对土地的依赖。人们依靠耕种土地为生,没有耕地就意味没有一切。在近代科学和航海技术未发达之前,海洋对于任何企图跨越它的人来说,都是一种挑战。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只有富于冒险精神的人才有勇气走海洋。“耕三渔七,商船贩舶往来如蚁”是当时潮人生存环境的写照,潮人自明清时期以来开始移民海外,进行海上贸易,他们抱着谋生创业的雄心壮志源源不断地躲过官府的海禁走向世界。潮商“尤不可及者为商业冒险进行之精神,其赢而入,一遇眼光所达之点,辄悉投其资于中,万一失败,犹足自立,一旦胜利,倍蓰其赢,而商业之辉斥乃益”。[2]出海经商、移民海外的经历对商民的心理、能力进行了特殊的锻造,整个过程潮人可以说是经过千难万险,披荆斩棘,他们乘坐红头船飘洋过海,在陌生的异域环境通过自己的拼搏站稳脚根,开拓出一番生存的空间,付出了百倍的艰辛。海外潮商“尤不可及者为商业冒险进行之精神”。四处奔波,路途中难免遇到险阻,特别是海商,经常要与险波恶浪打交道,正所谓“行船泅水三分命”。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潮人在很早就被迫进行海上冒险,近代以来,逼于生活或出于对外界的向往,无数潮人乘坐“红头船”飘洋过海,到东南亚和世界各地寻求生存机会,他们以无畏的勇气、图强的精神、勤劳的品质创造了奋斗的传奇,孕育了勇于开拓的心态。他们不甘心守着贫瘠的土地过一辈子困苦生活,从小就把目光投向大陆以外的辽阔天地,走上了闯南洋、做番客的商路,在东南亚及世界各地闯荡。移民海外的潮人,当初向外发展大多是为生活所迫,他们不少人仅带着简单的行李,几件旧衣,一罐淡水,一点甜果就飘洋过海,在茫茫大海前行,虽然他们心中有着强烈的谋生意识,想早日摆脱贫困,以求衣锦还乡,但第一次飘洋过海的潮人大多是没有带任何创业资本的,他们靠的是勤劳朴实刻苦的品质,将内心的追求欲望也转化为一种积极的力量,促进他们去拼搏去进取。
   海洋谋生的艰难又在开拓中增加了冒险的成分,潮人的开拓冒险文化性格精神在海洋文化的熏陶下开始形成。潮人敢于冒险、敢于拼搏的精神就是近代海外潮人艰苦创业传统的秉承,移民海外的潮人勤劳是积累财富的一个好方法,所以很多潮人开始利用手头积累的血汗钱做起了生意,正是他们一方面勤劳刻苦,一方面又节衣缩食,留些本钱,成为做生意原始积累,最终才成就鸿图大业。在艰苦的创业过程中,离乡背井的海外潮人就是凭借勤劳朴实刻苦的品质,在人地生疏的异国他乡开始谋生创业,海外潮人的这种自强不息、艰苦创业精神,深深地激励着侨乡人民,移民之路的艰难与危险,使得潮人练就了开拓冒险的精神。特别是一些移民到国外去谋生,并获得很大成功等事实,使潮人在思想观念上有了新的飞跃,使潮人身上多了一种艰苦创业和顽强执着的韧性,成为出了名的拼搏一族,他们以其坚忍不拔的创业精神,缔造了一个遐迩闻名的“百载商埠”。
    2、重亲情、厚乡谊,精诚团结
   潮人重亲情,厚乡谊,团结抱团的性格特征的形成,与其一开始的海洋作业和商贸活动有很大关系。当潮人从事海上作业或商业活动时,他们是带着先民移民过程的重宗的传统离开陆地走向海洋的,而海上的作业或商业活动虽然具有高利润,但也高风险,促使潮人在商业活动中较早地形成了风险共担、利益均沾的商业合作伙伴关系。比如合资购买船只、海上作业工具,或合资买卖货物,大商人拥有巨资,他们往往与中小商人合作,由他们出船或出资供中小商人出海经营,赚取巨额利润,而中小商人也得以借船出海,去赚取属于自己的那份“经营之息”。[3]这种共担风险的求生方式,是以合作和诚信为前提的,如果没有团结合作的基础,也就做不成生意,长期的合作,培养了潮人的精诚团结意识,这是海洋文化的一个特色。
   从海洋文化观理解,海是永恒不变的,而人的生命却是渺小和短暂的;但从整个宇宙和人类的发展看,万物无时不在变,即使是波涛万顷的海洋也是这样,无穷无际无始无终的大海总是让人充分地体认到自身渺小乃至沧海之一粟的卑微短暂的个性存在。潮人长期往来于海外各地,领悟到人相对大海来说,是极其渺小的,在大海之上,只有相互守望,互相照顾才能战胜大海的险恶,这必须团结互助。海外潮人远离故土,出于经济利益、精神生活和社会存在的原因,非团结不足以图生存,非互助不足以言发展,其凝聚性是举世公认的。[4]移民初到国外,谋生不易,处境艰辛,潮人只有团结一致,才能在很短的时间内站稳脚根,为联络乡谊和亲情,组织了许多以地缘为基础的同乡会,以血缘为基础的宗亲会,主张同乡、同宗的人团结互助。这些宗乡、社团,是以中华文化思想为基础组织起来的社团组织,是海外华侨最普遍、最基本的社团组织,海外华侨宗、乡社团提倡同乡、同宗加强团结、扶贫济困、互相帮助的宗旨也必然反映到侨乡中来,形成了强烈的家族观念,形成潮人精诚团结、毋忘桑梓的海洋文化观念。直到现在的潮人社会,不管本土的还是海外的,仍在发挥其重要的作用,甚至已发展成跨村联乡、跨州联帮,连结五洲四洋、国际性的社会团体,起着沟通商情、调解商业纠纷、共赴社会公益等作用。
    3、崇商善贾的海洋商业意识
   作为海洋文化的代表,潮人有着其最特出最显著的民系特征,那就是商业意识、商业精神尤其浓重。潮汕地区作为百年商埠,其商业性市井社会形成较早,其商业性结构以商贸便利为重而形成多元架构,从一开始,便带有了浓重的海洋文化商业气息,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在长期的商品生产与流通中,潮人敏感地察觉,无论从事渔猎还是贸易,以及手工业作坊,必须通过商品交换,才能换取生活的其他必需品以及扩大再生产的生产资料。所以一直以来他们利用一切办法挣脱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樊篱,逐步卷入了商品经济的大循环中,产生了愈来愈强烈的商品意识。而历代以来,中央集权政府把对外贸易均视作政治行为,实行“朝贡”与“怀柔政策”,而对于潮汕地区而言,山高皇帝远,这种中央政策形同虚设,不断弱化,所以潮汕地区的外贸从每停止过,哪怕是在明清海禁时期,潮人依然闯荡海上走私商品。当然,近代潮汕社会出现的崇商意识与当时人口增加、农业商品化和手工业的发展,使得更多潮人有可能脱离农田耕种,专业从事商贸活动的社会现状有关。但海外潮人的成功为潮人坚持自己热衷经商、勤俭起家的独特性奠定了坚实的心理基础,引领本土潮人投身商业活动。侨居海外的华侨,主要是坚持和发扬中国源远流长的传统商业文化,以其商业的成功,以及以其从西方学得的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的知识,来促进或具体邦助家乡的商业化和近代化。
   如果与同属广东商帮的广州商人相比,潮人在海外商界的影响力要比广州商人大得多,潮人出外谋生大多是以自由移民的身份出海到东南亚地区,而南洋这些国家经济在当时普遍落后于中国,潮人的精明头脑在那里派上用场,更主要的是潮人喜好结团,互相照顾,生意越做越大,很快就出人头地,成为当地的商业巨头,如今东南亚地区尤其在泰国,许多大商号都是潮人经营的。[5]可以说,无论是乘红头船远涉重洋谋生的磨励还是汕头被迫开埠商贸的锻造,潮人在这片土地的孕育下敢于穷则思变,求生存寻发展,走出了一条商路,在奋斗历程中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涌现出无数的工商业巨子,李嘉诚、陈弼臣、谢慧如、林百欣、谢国民、陈有庆、陈伟南等海外潮商的成功和崛起,成为潮人崇尚善贾的明显标记,向世人展示着一个又一个成功商人的传奇故事;汕头作为一个商业城市,更早已被恩格斯写入历史史卷,被标注于大英帝国博物馆珍藏的地图上。
   尽管韩愈入潮曾带来儒家的理念,但潮人所处的地理环境远离中原,受中原正统思想的影响相对比较淡化,当传统自然经济社会内部逐渐勃发与自身对立的对商业、、金融业的经济要求时,他们更容易摒弃“贵农贱商”的旧俗,以商为荣,以立志从商来实现光宗耀祖抱负的人生选择便具有了十分重要的社会价值。在对传统“勤于教子,耻于经商”、“君子不言利”、“无商不奸”等儒家信条和儒家重礼、重义、重仁、轻利、蔑商等观念的精神反叛中,崇高建业的思想深入潮人的意识之中,进而演变为潮汕大地的社会风气,演变为民众自觉的行为准则和价值追求。从前面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近代商贸业的发展及其对潮汕近代社会的贡献促进了潮汕商业文化的形成。潮汕近代化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其起点和支柱是近代商贸业的发展。近代商贸业的发展不仅为潮人开辟了新的生路,缓解了人口对农业的压力,更使潮汕社会财富得以迅速积聚,改变了社会结构,形成了海内外闻名的商业化社会形态。诚如《潮海关史料汇编》所载,外国人评论“汕头的重要性,首先在于商业,居民基本上都是商人”。[6]潮汕近代社会在善贾的传统上面,又添加了重商的成份。[7]在潮汕社会商业化过程中,本土潮人不断接受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新的价值观念,使嬗变中的潮汕文化得到了强化。历代相传的商业传统,市镇的兴盛使潮人产生了重实际、讲实利、求实效的商业意识,养成了崇商尚贾的独特文化性格。虽然文革期间潮人的崇尚善贾意识受到遏制,不少解放前从事经商活动的人也受到一定的打击和伤害,但潮人的崇商尚贾的意识从来没有被磨灭,当改革开放大潮涌起时,潮人所拥有的善于将物产转化为财富的本领的特殊原因,世代相传的技艺和浓厚的经商意识,在商业活动中充分发挥出潜在的优势。潮人崇商善贾的意识通过潮汕的社会人文景观表现出来,有人说在汕头基本上没有路的概念,只有街的概念,有路的地方就是街,不管是大街还是小巷,只要过路的人多一点的地方,你就能看到一排排大大小小的铺面,在一些居民区,首层都被作为店铺门面,有人戏说,开铺经商已经成了潮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潮汕,你经常能看到不少一边做作业一边照顾铺面的小学生,他们从小就在这种商业氛围的熏陶中长大。崇尚善贾的群体意思,使潮商被公认为中国乃至世界上最具活力、最会赚钱的商人群体。在近代,被称为“红头船商人”的潮商声名鹊起。[8]而当代,特别是汕头被确定为特区后,潮人乘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春风,闯荡珠三角、走进沪宁杭、挺进大中原、投资大西部,又涌现了一大批年青又富有竞争力的新潮商,今天,潮汕商人加上闽南商人的财富,几占世界华人财富半壁江山。
    4、兼收并蓄、海纳百川的海洋文化心态
   文化对一个人性格的塑造和熏陶起着之关重要的作用,潮汕的民性也是如此。站得高则望得远,祖祖辈辈面对这辽阔的大海,让潮人形成了一种开放的心态。与外域的经常接触,贸易往来,移民的回归返乡,让潮人比内陆的人更知道世界有多大,外面的世界有多么的精彩,而不是故步自封,夜郞自大,他们以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开放的姿态,对外域传入的文化能兼容并蓄,不定于一尊。这种海洋文化的开拓进取内涵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传入潮汕的中原文化体系的不足,隗芾教授比较海洋文化与大陆文化的不同特性,形象地说:大陆文化信奉故土难离,海洋文化崇尚流动。[9]潮汕文化生态在态势上呈现既开放又封闭的状态,这种状态折射为陆地农业文化与海洋商业文化二者并存且相互交融。这两种文化具有不同的思维和视野,前者更富有拼搏开拓的意识,而后者更具有脚踏实地的务实精神。潮人飘洋过海后,大都与当地文化融为一体,也就是说被同化了,这就失去了拓殖的主观性。另外,海洋文化与重义轻利、礼教森严、内向保守的传统中原农业文化相比,具有迥然不同的文化特征,例如崇商重利的价值观、冒险进取的拼搏精神和宽容的开放意识等,它使潮汕文化具有多样性、包容性和开放性的特征。这种颇为强烈的海洋性的地域文化特征,在相当多领域已突破了潮人传统的文化性格,其结果是造就了潮人多元的文化性格,使其适应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潮汕成为近代中国商业文化的重要策源地之一,正是与其开拓求新的海洋文化气息有着密切关系,这些传统因素在不同的时空环境中得到继承与发展,遂使潮汕文化凸现出圆融、开放的特性。[10]潮汕文化是一种兼容了汉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地域性亚文化,由于历史文化传承上的曲折历程;潮汕文化的构成成分极为复杂,农耕、商贸、渔猎等各种生产方式同时并存,互相影响,彼此混杂。且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这就决定了潮汕文化具有较强的复杂性和包容性。概括地讲,时至今日的潮汕文化,是由历史上持续不断的大量移民从中原携入的以儒家文化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潮汕原有的渔猎农耕文化以及近代进入的海洋文化等多种文化构成相互碰撞交汇,又正在经历当下市场经济大潮冲击整合的一种多元互生、相互作用的文化类型。它与本土文化的遗风、中原汉文化的传入、海外文化的冲击等都有密切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对于自身文化的开放心理和对于外来文化的接纳意识。正因为如此,潮人在发扬自身文化优点的同时,也较为注重吸收其他文化的长处,从而使自己的文化得到补充和升华。潮汕地处东南沿海,与海外交通的历史十分悠久,这就使得潮汕地区不仅仅限于吸收国内其他区域的文化长处,同时也能够从海外的优秀文化中得到营养,这也正是潮人祖祖辈辈不论在怎么样的艰难险阻之下,依然如故的走出海洋、走向世界的动力所在,也从侧面说明了潮汕文化本身具有强大的兼容能力。
    5、海神崇拜与祈福心理
   神灵崇拜是一种起源于原始时代而贯穿整个人类历史的魅力四射的文化现象。因战乱而远离故土入潮的中原移民,唯一能随身带走的恐怕就是他们的信仰和对祖宗的怀念。他们带来了各地、各种系统的神明,加上潮汕的地方神,因而,潮人崇拜的神灵非常之繁杂。[11]文化地理学的研究表明,宗教信仰还与自然环境有密切的关系,世界上的三大一神宗教都产生于中东沙漠地区,可见恶劣的环境总是宗教信仰的庇护所。潮人的神崇拜应该和地理环境有着密切的关联,潮汕地处韩江、榕江和练江的出海口,经常有水患,而且潮人移民海外,出没于波涛之间,茫茫大海,暴风骤雨、惊涛骇浪更增加了他们对大自然威力的恐惧,在家的妻儿除了担心,唯一能做的就是乞求诸神保佑出海亲人的安全。而移居到海外的潮州人由于对家乡的思念,他他们可以慰藉自己空虚心灵,表达思乡情感的方式是延续家乡的神灵崇拜,神灵是万能的,可以随他们飘洋过海,在他们困苦时不用占地方也不花他们的钱财,而在他们寂寞思乡,感到无助时候,神灵有可以呼之即来,与他们相伴,给他们慰藉。所以许多潮人到侨居地安下家后,就忙着张罗建寺庙,供奉各种各样的神明。这些神明,有的是他们从家乡带来的,有的是他们在居住地创造的,有的则是一些名人死后被奉祀的。无论移居到哪里,许多海外潮人还是坚持不懈地坚守着自己的信仰阵地,继续崇拜自己业已“神验了”的神明。一般地说,从中国大陆直接移居海外的第一代潮州人,他们保持着浓厚的潮人传统的信仰崇拜。在海外出生的潮州人及其后裔,如果接受华文教育的,华人的意识较为浓厚,同样对于潮人的信仰崇拜也比较深厚。如果是没有接受华文教育的,则对于潮人的传统崇拜较为淡薄,态度相对比较冷淡,而对当地的宗教信仰反而比较热心。其中妈祖和潮汕的近代史几乎连结在一起,潮人带着对妈祖的虔诚离开故国,也带着对妈祖的感念一次又一次踏上乡土,今天,已形成一种独特的妈祖文化。[12]近代以后,每年农历三月廿三日妈祖(天后)圣诞,各地的天后宫香火都很旺盛,一些非渔家也对她很崇奉。妈祖是潮汕最常见的民间宗教信仰的一种。潮人移民的海路上,风波、世态,险象叠加。妈祖的灵显,本来就多在除灾救难,特别是解救海上的灾难。潮人对妈祖的倚赖又崇敬的心理,便这样由衷生发。航行远洋的红头船上,几乎都供奉妈祖神像,对妈祖崇拜造成潮人两方面精神象征,“其一曰乡土团体精神”,潮人视妈祖为乡土祖先的心理,妈祖崇拜因而培育了潮商浓郁的乡土团体意识,最终导致强大的潮人团体的出现。其二曰勇敢冒险精神,妈祖崇拜让潮商获得自信与安慰,他们从妈祖崇拜中吸取了勇敢无畏的精神,增添战胜海上风浪的信心与勇气。[13]
   三、潮汕海洋化民性的现代继承与完善
   侨乡民俗不管如何变迁,或多或少总会刻上来自海外华人社会影响的印迹,显示出与众不同的“侨乡”特色。历史上,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地处东南沿海的潮汕侨乡与大陆其他地区的来往较少,与海外的交流却十分频繁,侨乡社会深受华侨华人社会的影响,形成了与华人华侨社会密切相关的、不同于非侨乡社会的民俗风情。而现在,随着时代的变迁,中外交流的加强,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许多颇具代表性的侨乡民俗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有的消失,有的淡化,也有的变异,使侨乡的民俗看起来与非侨乡趋同。但仔细考察,潮汕侨乡在家庭结构、风俗习惯、文化传统等方面仍然有自己独特的地方。
   正如前文所说,潮汕文化实际上是古南越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及西方近代文化等多种文化的融合、转化和创新的产物。潮汕的地域文化是一个多面体,一是固有的本土文化,二是南迁的中原文化,三是舶来的海外文化。秦汉以后,海上“丝绸之路”开通,先是樟林后是汕头作为一个重要通商口岸,地处沿海的潮汕地区便成为外国与中国沟通的一个重要枢纽,一直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一个平台。西方的政治文化、宗教文化、科技文化、商业文化纷纷从这里登陆,近代以来,其势犹烈,外来文化给潮汕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14]使潮人性格特征具有开放性,比较易于接受外来新事物,敢于吸收、摹仿和学习西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并将传统文化与之相互融合。如同异质品种的杂交能产生更优的品种一样,潮汕地域文化在异质文化的交融中兼收众长,辅以创新,而后获得新质,从而为其发展注入了新的基因和动力。传统的儒家文化与朴素的西方文化相交融,作为中原世族后裔的潮人所具有的坚韧不拔的性格与开拓进取的开放性格相交融,于是逐渐形成一种既有历代文化积淀又有时代投影的潮人海洋文化意识和精神。[15]他们具有敢于探索和尝试的拼搏精神,视野较为宽广,思路较为开阔,商品意识和价值观念较强,精明能干,创造了多元化的商品经济,商品意识不仅弥漫于潮人的日常生活中,而且往往制约着他们的价值取向和行为目标,他们更多的是注重经济上的利益关系。
   从文化史上看,一种独立的文化体系一经发育成熟,其结构的严密性也必然会失去兼容性,表现出对其它文化的抵制和缺乏吸收能力。潮汕平原地理位置较独立,濒临南海,又不是南北往来必经之路,所以受其它文化的冲击较少,变化缓慢。[16]翁万达《与肖同野道长》云:“我潮人多谈道德,负意气,不屑待于公卿之门……毅然以澄清为己任。”[17]。先贤的话,高度概括出了潮汕文化所产生的优势文化潜质,从文化形成过程上看,潮汕文化实际上是多元文化相互激荡和相互融合的产物。它既蕴涵着中国传统文化和本土古南越文化的特质,又打下了西方近代文化和南洋文化的烙印。从其主要内容和表现形式上看,方言文化、买办文化、华侨文化、商业文化、民俗文化以及名人文化和思想文化等,有机地构成了近现代潮汕文化丰富多彩的壮丽画卷。潮汕文化在长时期的交流、传承和变革的过程中,不仅具有深厚的历史积淀,而且也形成了独特的个性。历史地看,潮汕文化并没有因时间的流逝和行政区划的分割而离散,相反地伴随着经济社会的进步不断得到传承和发展,潮汕文化的构成要素的复杂多样性,正好充分显示了潮汕文化具有海洋文化的包容性。本土与异域文化、大陆与海洋文化、古代与现代文化不仅得到理解和接纳,而且还被转化和创新。海洋文化离不开海,但是不等于有海就是海洋文化。它需要两个条件。一是以商品进行交换,二要有海上交通能到达的彼岸。中国的海洋文化在地处“省尾国角”的潮汕得到发育,典型是这里的潮人文化和客家人文化。二者都可以说是海洋文化大陆文化的结合。[18]
   今天潮汕独特的地理环境和优良的气候条件为潮汕提供了发生和发展海洋城市文化的可能,同时海外贸易的发展又为潮汕海洋文化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奠定了经济基础。当然,上述海洋文化几个层面的特点构成,相互联系、互为影响,并统一呈现出潮汕社会发展过程的灵动进取性整体特点,它既显示了潮人群善于利用海洋资源的能力,也是他们不断灵活适应现实发展需要,敢于进取创新精神的体现;而潮汕近代的海洋化更是反映了潮人不死恪中国农业文化传统,敢于吸收外来文化精华,敢于提出新思想、新理念的开拓性,显示了潮人抵御人群的海洋文化创造个性,具有浓郁的滨海地域特色,她已深深地融入潮汕文化精神之中,成为影响潮汕经济和文化发展的重要文化因素。
   一个地方的发展,离不开文化精神的动力和源泉。最近在汕头召开的粤东地区工作会议,省委、省政府要求粤东地区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市化为抓手,以交通一体化为龙头,促进粤东经济一体化,以“大粤东”板块联手融入珠三角,对接海峡西岸经济区,深化与港澳台和东盟的合作,努力实现科学发展、后来居上。潮汕近代海洋文化观曾经培育了特有的自强不息、坚忍不拔、勇于开拓的精神,哺养了刻苦耐劳、不怕冒险、敢于拼搏的潮汕民性。近代形成的海洋历史文化,“百年商埠”、“著名侨乡”、“海滨邹鲁”这些文化内涵将进一步强化了增强潮汕文化的融合力、凝聚力和影响力,在促进粤东地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更需要作为城市文化核心价值观的海洋文化精神的引领和激励,支撑我们在未来的实践中奋发图强,励精图治,与时俱进,发挥经济特区、著名侨乡、百载商埠的优势,发挥人文优势、地缘优势,加快发展,再创辉煌。潮人要敢于面对现实,既要善于传承近代潮汕海洋文化精神的精华,又要勇于扬弃潮汕文化的糟粕,充分运用近代开埠及其城市海洋性文化嬗变文化渊源,挖掘城市历史文化精神,丰富城市内涵,树立与市场经济、开放时代相适应的思维方式,建立海纳百川式的文化理想。
    
   参考文献:
   [1]张俊才,邹锡兰,陈舟奇《潮商:第三次勃兴》[J],中国经济周刊,[2005(26)。
   [2]马风《也谈潮汕民性》[J].[J],汕头史志,1993(1)。
   [3]郑松辉《汕头骑楼商业街及其过番文化遗存研究》[J],汕头党校学报.2004,(2)。
   [4]冷东《明清潮州海商与区域社会》[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01):p.13-21。
   [5]范涛《悲欢交融》广东三大民系(2004-3-2)。
   [6]林伦伦,吴勤生《潮汕文化大观》[M].[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1
   [7]郭马风《经商术的承先启后》[DB/OL].
   [8]《中国商帮报告》[DB/OL]。
   [9]李明春《海洋文化与海洋管理》[N],中国海洋报,2004。
   [10]黄隆奇《潮汕人与犹太人》[DB/OL]。
   [11]陈友义《诚信的缺席源于传统文化吗———兼论潮汕传统文化中的诚信》[J],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3)。
   [12]李汉庭《妈祖崇拜》[N].汕头日报,2004-10-10。
   [13]世界潮商网《潮商的妈祖崇拜》[DB/OL]。
   [14][15]何镇邦《“潮人精神”与文化品位———读郭启宏长篇小说》《潮人》,当代作家评论,1998,(05)。
   [16]林震《潮汕传统文化的特质及创新》[N],汕头特区晚报,2004-4-23。
   [17]《稽愆集》卷二《与肖同野道长书》。
   [18]隗芾《中国的海洋文化在潮汕》[N],汕头日报,2003-4-27,(8)。
 

作者: 
郑松辉
来源: 
潮人网 http://www.chaorenwa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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