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侨批的民间属性与文献价值——以潮汕侨批为例

    内容提要:侨批所以能够成为原生态“草根”型的珍贵档案文献,就因为它具有鲜明的民间属性。
   侨批的民间属性,主要体现为:
   发轫于民间。侨批源于海外移民,由于潮汕地区跟沿海其它地方一样,人口密集,使有限的耕地不堪重负,加之自然灾害时有发生,既有台风、地震,又有水、旱、虫、冰雹等灾害,加上江山易代、战火弥蔓和沉重的苛捐杂税,使当地百姓更是苦不堪言,其中很多人只得惜别亲人,离乡背井下南洋谋生。他们在外任劳任怨、克勤克俭,希望将得来不易的血汗钱托寄回家乡,恪尽赡养长辈、妻儿的义务。在当时金融、邮政机构尚未建立的情况下,这种“银信合一”的特殊汇款方式侨批便在民间应运而生,便产生“有侨才有批”之说。
   流转于民间。纵观已征集到的大量侨批,几乎都是在民间百姓这个层面流转,其中绝大多数是家庭成员以至家族亲人之间的往来,如父子、母子、夫妻、兄弟、兄妹、姐弟、叔嫂、姑嫂、翁婿、婆媳等等。
   经营于民间。侨批开始是由来自民间的水客递送。随着出洋谋生的侨胞不断增加,递送侨批的业务迅速扩大,由民间自发兴起、专门办理侨批业务的私营特殊金融机构的侨批局陆续问世。由于“草根”的侨批业深深扎根于民间的“沃土”中,加上服务热情、周到,因此,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尽管几经折,依然在历史舞台上生存、发展一个半世纪以上,以致大清、民国的官办邮政都不能将它排除在外、取而代之。
   侨批民间属性的文化价值:当今文化学科研究,正改变多偏重于上层社会的倾向,越来越注重对社会基层的研究。在这种新的情况下,源于下层社会的侨批,其文献价值就更加凸显出来,正如有位学者所言,通过原生态“草根”侨批为专家学者们展现出更为真实、具体、生动的社会历史画卷,在相当程度上弥补典籍文献之不足。因此,对侨批的整理、发掘、将为学术界这一重大的转变,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关键词:侨批民间属性文献价值
    
   作为原生态“草根”档案文献的侨批档案,尽管已成功列入《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仍然是需要进一步做深度“开发”的文化“富矿”。而准确地把握侨批的基本属性,就能更加深刻地理解它的历史作用和文献价值。在侨批的诸多属性中,除了突出的跨国性,就是鲜明的民间性。现在,根据对潮汕侨批的初步分析,其民间属性主要体现在如下几方面。
    
   发韧于民间
   潮汕侨批是发轫于民间,即源于海外移民。潮汕地区早就是一个人口大州府,人多地少的矛盾甚是尖锐,土地不堪重负。远的不说,到了宋代,这里的人口急剧增长,北宋时已有7.4682万户,每平方公里平均4.5户,在全省23个州军中列第5位,比唐代每平方公里的平均户数增加22倍。到了南宋,潮州总户数已达13.5998万户。明洪武元年(1368)改潮州路为潮州府,初辖海阳、潮阳、揭阳、程乡(今梅县),后又陆续增置饶平、惠来、大埔、澄海、平远、普宁、镇平(今蕉岭)共11县。明天顺初年至嘉靖、隆庆年间,潮州府人户已有495里(以每里110户计,共5万4千余户),仅次于广州府(1249里),在广东省内各府中居等2位;而海阳县的人户为300里,仅次于南海县(351里),在广东省内各县居第2位。到了元代,每平方公里平均27人,在全省23个路州军司中列第3位。至万历年间达10万余户、54万余人。另据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统计,当时潮州府的人口为218万多人,每平方公里平均161.45人,仅次于广州府(每平方公里平均306.84人),在广东省各府中仍居第2位。到宣统二年(1910),这里的人口已达到64.5万户、540万人,约占广东总人口的1/6,人口增长速度大大高于耕地增长速度。由此可见潮汕地区人口的稠密,而这里的山地、丘陵占总面积的一半以上,因人口集中在占总面积30%左右的平原,尽管“山之坡、路之旁、江之洲、水之滩、田之沟、墓之隙”都被充分利用,并且精耕细作,仍解决不了耕地有限与人口剧增的矛盾,故有“地狭人众,纵有大年,不足三月粮”之说。
   自然灾害常有发生,对于人口密集、土地不堪重负的潮汕地区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潮汕地区虽是自然环境优越,但这里是明显的季风区,每年在西太平洋和南海生成的台风,对滨海各县威胁很大,据史载,自清道光二十年(1840)至光绪三十年(1904)的60年间,发生的大风灾就多达22次,如同治二年(1863)八月初四、五,潮汕沿海各县“风雨大作,波横水立,沿海沉舟百余艘,死千余人”。同治三年(1864)七月十一日午后,揭阳、饶平、普宁又是“风雨大作,普宁瓦飞树折,山崩石坠。八月初二和十五晚,再发生两次飓风。”光绪元年(1875)四月二十八日夜,海阳“大风拔木”,潮州府城“甲第巷一酱园有满大缸梅酱,重三百余斤,竟被风吹得不知去向。”光绪三十年(1904)九月三十日晨,潮汕沿海再遭台风袭击,“风雨交加,至夜风势更烈,海潮暴涨,平地水深数尺,汕头道署前倒屋数间,太古、怡和、招商局码头被破坏,外砂有数千家低洼地房屋,百分之七十受损,潮阳贵屿、和平一片汪洋,揭阳南门水高丈余,惠来沿海村落受为尤重。”尔后的民国十一年(1922)六月初十下午3时,飓风初起,9时风力增至12级以上,毁屋无数,死亡人数高达3.45万。
   潮汕一带集水面积100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31条,集水面积超过1000平方公里的河流有5条。由于上游水土流失严重,河床泥沙游积,有的河段沿江园田低于河床,每年4至9月上游骤降暴雨、大暴雨时山洪下溢,造成下游严重水灾。自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至宣统三年(1911)的70年间发生的大水灾,有记录的就达30多次,如咸丰二年(1852),“海阳潘刘堤决,桃山、地美等乡悉成泽国,民皆楼居,无楼者栖屋上,以小舟往来,加上苦雨连旬,号泣之声遍野。”同治十年(1871)六月初三,海阳“大雨如注,水骤涨,意溪、东津、龙湖、阁州横砂、秋溪诸堤皆溃”,连潮州府城的“广济桥东石墩有一被水冲坏。”宣统三年(1911)七月初十,海阳、澄海、饶平江水暴涨,“泛滥三县,下游田园庐舍多至没顶”,水势汹涌为数十年所仅见。潮汕又处于环太平洋地震带内,地壳运动较为强烈,震灾也时有发生,并有“地震山崩”、“地大震,声若沉雷”等记录。此外,还有旱灾、冰雹、虫灾等灾害,加上宋末元初战火弥蔓、江山易代,还有苛捐杂税,更是苦不堪言,基于以上原因,很多民众只得背井离乡外出求生。历代下南洋的潮汕侨胞尽管漂泊海外、远离亲人,依然遵循着中华民族的传统伦理道德,形成了强烈的“根”的意识,不论是当苦力还是下矿井,都任劳任怨、克勤克俭,迫切希望将得来不易的血汗钱托寄回家乡,恪守赡养长辈、妻儿的义务,于是,这种连带家书或简单附言的特殊汇款方式,即“银信合一”的寄汇——侨批,便在民间应运而生。
    
   流转于民间
   潮汕侨批流转于民间。纵观已征集到的12万封侨批,都是在百姓这个层面之间流转,其中绝大多数是家庭以至家族里亲人间的往来,仅对张美生收藏的496封侨批(以下见《潮汕侨批档案选编》上册)进行具体分析,便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叻侨胞郑芳心寄给潮安鲲江村祠堂头“慈亲大人”的(P1),两者是母子关系;1957年3月13日,泰国侨胞郑秋圃寄给潮安鲲江乡郑宅慈亲的侨批,实际是海外的母亲寄给在家乡的儿子的(同上P275)。马来亚侨胞郑芳权寄给潮安鲲江乡“家嫂嫂”收的,两者是叔嫂关系,其中最早有明确时间的一封是“丙年十一月十二日”,约民国二十五年(1936),最晚的一封的时间为1971年1月20日(同上P8、P54),历时35年。1979年2月17日泰国侨胞陈思念寄给潮安鲲江乡祠堂头慨祖巷郑裕潮之母的侨批,侨批是写给他妹妹吟霞的(见批信)(同上P71),表明两者是兄妹关系。1983年7月31日,侨胞杨秀妹寄给潮安鲲江乡祖祠巷林裕潮之母收的侨批,实际是写给她“细姑娘”的(见批信)(同上P75),表明两者是姑嫂关系。1962年6月17日马来亚侨胞郑裕潮寄给潮安鲲江乡祠堂慨祖巷家慈亲大人收的侨批,实际是他妻子给他母亲的(见批信)(同上P149),表明两者是婆媳关系。1955年11月2日,泰国侨胞王俊亮寄给潮安鲲江乡慨祖巷郑府姨母大人收的侨批(同上P262),表明两者是姨甥关系。民国卅六年(1947)五月十二日泰国侨胞陈有坤寄给潮安鲲江乡慨祖巷郑有存表兄(见批封)、表嫂(见批信)的侨批(同上P263),便清楚地表明两者是表亲的关系。1968年10月9日泰国侨胞妙娟寄潮安崑岗村“郑万睦吾兄”收的侨批(同上P280),批信里暑名则是“万欣、妙娟合寄”,两者明显就是兄弟和弟媳的关系。1967年元月二十三日侨胞郑万欣寄给潮安鲲江乡大宗祠堂头“郑万睦吾兄”收的侨批(同上P287),批信里则写“大姆母大人慈鉴”、“侄万欣顿首”,表明两者是伯(母)侄(儿)关系。民国卅六年(1947)三月六日的马来亚侨胞张祥粉寄给潮安鲲江乡下张上厝“慈亲大人”收的侨批(同上P342),表明两者是母女关系。庚年(1940)元月十九日侨胞洪德泉寄给“岳父母大人”收的侨批(同上P373),批信里落款明确写着“愚婿谨上”,两者关系便一目了然。丁年(1947?)七月二十日叻坡(新加坡)侨胞陈赵文寄给潮安礼阳乡李厝“李鸿禧先生”收的侨批(同上P374),批信里是写给“赵吟胞姐”的,落款也明确写着“弟陈赵文寄”,是姐弟关系。民国卅柒年(1948)柒月初贰叻侨胞侨胞李鸿禧寄给潮安南桂区礼阳村“李楞枝吾儿收”,批信内落款为“父李鸿禧字”(同上P378),两者无疑就是父子关系。在张美生收藏的496封侨批中,子女寄给父母的最多,达366封。不少是在海外艰辛谋生的丈夫寄给在家乡操持家务的妻子,丁(1947)玖月初贰叻侨胞侨胞李鸿禧寄给潮安南桂区礼阳村“李宅陈氏荆妻玉启”的侨批(同上P376),两者便是夫妻关系。漂泊海外寄给家乡妻子的侨批,又有多种方式,一是如上述,丈夫直接寄给妻子收。一是批封写的是寄给长辈或自己的儿子收,而批维是直接写给妻子的,如李鸿禧寄回家乡的侨批批封,写的是交“李楞枝吾儿收展”,而批信开头写的是“陈氏荆妻如面”,里面的内容是寄回家1000万字国币的“分配方案”和儿子的婚事。三是丈夫将写给妻子的批信作为写给父母批信的“附件”寄回家乡,按《潮汕侨批档案选编》(一)上册统计,上述泰国侨胞曾哲坤寄给母亲的侨批有123封,其中将给妻子的批信附在后面有15封左右(P74)。一般情况下,出洋谋生的大多是男子汉,但也有妻子外出、丈夫在家的,但为数极少,《潮汕侨批萃编》第一辑中,就发现仅有一封侨批是海外的妻子寄给在家乡的丈夫,特抄录一段:“夫君镜鉴,久未修书,怀念殊深!遥想起居纳福玉体康健为慰。兹启者,妾自与君分别后、来叻之后,家中诸务全赖吾夫鼎力维持及儿女辈尽为之培养,则妾之幸也。至于妾时南来,实皆出于不得己耳,望夫海涵为是。……另者所云,二儿子婚姻一事,但他年纪尚轻,切嘱其立志求学”(《潮汕侨批萃编》第一辑P237)。仅在从《潮汕侨批档案选编》(二)上册的近500封侨批中,就能找出父子、母子、夫妻、兄弟、兄妹、姐弟、叔嫂、姑嫂、翁婿、婆媳、伯侄、姨甥和各种表亲等关系,说明侨批的确是在民间的群体中流转,而且大多是在侨胞的亲属之中往来。
    
   经营于民间
   潮汕侨批不仅源于民间、流转于民间,而且经营于民间。在东南亚各国的金融邮政机构尚未建立或极不完善之时,最早是由经营往来于海内外、专为侨胞、侨眷带送侨批、物品和回批的水客递送。十七世纪初,就有水客往来于南洋,他们的主要业务范围是:深入到海外的矿山、农场、种植园以至侨胞的住所,去收取侨批带回潮汕地区,亲自将批款和批信交给相关的侨眷;带着“新客”(家乡对初出洋者)前往海外寻夫、寻父、寻找亲友、谋求职业,或领着海外出生的侨胞后裔回家乡寻根问祖认亲;替侨胞、侨眷捎带物品,或为商店、自己捎带货物。他们在海外停留期间,租住居所作为落脚点,称为“行馆”或“批馆”。水客一般是凭个人的信用经营业务,有父传子或是兄传弟等;有些水客在国外还找商号作担保,使业务更容易开展。他们经营业有定期、不定期的,有的一年出海数次,有的一年仅出海一次,也有的是以季节为期,凡是春节、端午节、中秋节前从海外回来的水客叫“走大帮”,因为他们捎回来的钱物也较多,其它时间回来的叫“走小帮”。水客从海外携带侨批交付的办法基本有如下两种,一是将原信、原款直接交给他们的眷属收用;一是跟托寄的侨胞讲明,原银由水客购买货物回家乡发卖后,按照原银的数额交付他们的眷属。水客经营业务的报酬,一般是按批款额的3—5%或10%向托寄的侨胞收取;有的不收取手续费,而是从侨汇差额中获取利润。至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仅新加坡就有潮籍水客200人左右。
   由于许多水客并且热情地提供代写书信、代传口信、代带物品、通报亲人的情况等服务,深受海外侨胞及其在家乡的眷属的欢迎,把他们当成是自己的贴心人。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宣布解除海禁以后,潮(汕)梅(州)地区先民出洋谋生者骤增,大都从澄海樟林港乘红头船前往南洋,据统计,至清咸丰八年(公元1858年)止,仅旅居泰国的潮籍侨胞就有150万人,其中60%是从樟林港乘红头船去的,樟林的水客业因此而相当兴旺。这里的水客多数是在南洋居住过一段时间,对当地的情况比较熟悉,而且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因此,凡是要到南洋寻亲、访友、谋生的人,都由他们代办入境手续,俗称“做客”,然后按船期通知大家到樟林集中,并安排好住宿,再乘红头船出发,抵达目的地后又负责通知他们的亲人来接客,有的还帮助“新客”寻找工作。返程则为海外侨胞带回侨批。为了保证侨批能安全地送到侨胞的眷属手里,不少水客还专门学点武艺,外出时带上一把大雨伞,以防歹徒抢劫。清同治九年(1870),旅居泰国多年来的潮阳籍乡民李阿梅开始当上水客,每年往返数次于泰国与汕头之间,每次从泰国带回的侨批款白银2000余两,相当于当时的2000担稻谷。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初,是水客业最盛的时期,仅汕头的水客达800人,香港也有200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还成立“南洋水客联合会”。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以后,海内外潮帮侨批局迅速发展,成为侨批业的主力军。
   随着潮汕地区出洋人数的增加,水客承接业务的能力已经不能适应新的需求,较有积蓄的侨胞或托寄大宗款项的侨户便改为派出专人携带回家乡,同时递送亲友集中托寄的大宗批款。这些专营侨批递送的户头,便是侨批局的雏型。侨批局是一种民间自发兴起、专门办理侨批业务的私营金融机构,负责将侨批送到海外侨胞在家乡的眷属手里,同时将眷属的回批带给海外侨胞。
   在海内外崛起的潮帮侨批局,一种由水客(客头)直接递变而成,致成批局的诞生就是如此。澄海的黄继英于1829年创办了致成染坊,家乡的亲友、邻里得知继英在新加坡事业有成,便想办法飘洋过海去找他谋求生路。黄继英对这些贫苦乡亲都热情相待,对愿意在“致成号”干活的都作妥善安排。由于“致成号”工人和在那里的澄籍乡亲越来越多,要把自己的辛苦钱和信件送回家乡很困难,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黄继英便自派水客,将大家的侨批带回家乡。后来,在叻托寄侨批回家乡的人日渐增多,黄继英从中国古代的邮驿得到启发,便于清道光十五年(1835年)正式挂起“致成信局”的招牌(开始仍用“致成栈”的印信),专营侨批业务,并在家乡设立“致成批馆”,由批馆聘用的侨批派员(俗称“批脚”)按固定的派送路线,将包括批信和批银如数送到收款人家里,然后再将收款人的回批汇集起来,再由专人送给在叻的亲人的侨批。原是水客的李阿梅,跟同行的马阿隆、马秋盛等合资,于1875年在泰国京都创办了“永和丰批馆”,每月解送回潮汕的侨批4次,每次的批款高达5000至6000两白银;原是客头的普宁旱垾塘乡人吴端响,也于1889年在越南宅郡和家乡两处创办起“吴财合侨批馆”。
   另一种侨批局,是精明的潮商抓住机遇创办起来的,曾仰梅创办的“振盛兴批局”是其中之一。澄海上华镇渡头(图濠)村的曾仰梅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奋斗之后,与旅泰的乡亲一起,在曼谷老哒叻街开起京果店,由于经营得法,积累也相应增加。随着大批潮人移居泰国,他又和乡亲抓住时机,于1899年在曼谷三聘街办起了振盛兴批局,还在家乡渡头村凤岗里的住宅内设振盛兴批馆,自派亲人投递侨批,兴旺时期在泰国和在汕头的批局各雇用20多人,渡头村的批馆也雇用了10多名侨批派送员。在泰国的振盛兴总局每周发批一次,每次平均发批300多件,最高的批款额达3万多银元。
   全国侨联原副主席、香港知名人士庄世平的祖父庄书良老先生,由于经营有方,形成了一个繁荣的家族集团——“协裕”,后来也成功地变为主营侨批业务。他的7个儿子中,除老二早年夭折外,就有4个经营侨批业务,其中老三在泰国经营潮顺兴批馆,老四庄锡竹在当地经营代表本家族旗号的协裕批馆,堪称“侨批世家”。庄锡竹是庄世平的父亲,志趣与庄老先生相似,理财经营得心应手,显得游刃有余,故深受老先生的宠爱,曾让他前往马来西亚槟榔屿主持潮顺兴批馆业务,几年后又召回家乡,再次主持协裕批馆业务。在庄氏宗祠在“辛祖祠堂”的碑记中,就有庄氏家族经营侨批业的记述:“我家世代书香,闻人辈出,伯叔父年青远涉重洋,创业海外,为侨汇服务”。此外,还有不少侨批局是从民信局分出的,原称批信局。
   民办的侨批局问世之后,就显示出它的优越性,与单枪匹马的水客相比,它的侨批递送期短,信资廉宜,更讲信用,有固定的局址可跟进查询;假如侨胞需要先借款寄回家乡应急,批局还可以先垫付,俟家乡的眷属收到批款的回批寄返后,再向借款的侨胞收回代垫的款项。因此,在1861年汕头开埠后,尤其是在晚清的光绪中叶以后,潮汕侨批业发展迅速,不少是由银庄兼营,由于资本雄厚,侨胞寄批比较放心。据史料记载,晚清时期潮汕侨批局有50家左右。光绪二十二年(1896),大清邮政局正式成立,便明确规定,民信局(侨批局)必须到当地的大清邮政机构办理登记注册手续;收费标准应与大清邮政统一;不准使用轮船运输其邮件;国外批局要把批信装成总包,到所在国的邮政局寄交大清邮政,再转交国内批局投递到侨胞的眷属家里;如私带、私运批信,要处以重罚等等,试图把民间的侨批业纳入了大清邮政的管辖范围,加以限制,但没达到目的。民国七年(1918年)国家邮政局准备将民信局一律取消,汕头埠侨业同仁即派出代表向北京呼吁,结果得以无限定展期,俟国家邮政局发展到有可能分发侨批时,再作决定。1928年,全国交通会议决定取消民信局,旅居南洋的华侨团体据理力争,阐明侨批业便利侨胞、服务国内侨眷,并非单纯代客送信,最后当局决定将批信局和民信局分开,批信局专营国外侨批,并加以种种限制。民国二十年(1931年),全国工商业组织同业公会提出:批局删去“华侨”字样难以昭示它的业务职能,当局只得将批业定名为“侨批业”,各批信局改称为“侨批局”。后来,当局又试图通过停发《批信局执照》,以限制侨批业发展,以金融管理和统一邮政主权为由,要将侨批局并入取缔之列,结果,仍无法将侨批局置于“死地”。侨批局所以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主要是因为它深深扎根于民众之中,既非银行依照驳汇手续所能办理;其书信书写之简单,荒村陋巷地址之错杂,加上服务甚为热情、周到、及时、细致,具有官营邮政机构所不能相比的优势,诚如饶宗颐教授总纂的《潮州志•实业志六》中所述:“华侨在外居留范围既极广,而国内侨眷又多为穷乡辟壤之妇孺。批业在外洋采代收方法或专雇伙伴一一登门收寄,抵国内后又用熟习可靠批脚逐户按址送交,即收取回批寄返外洋,仍一一登门交还,减少华侨为寄款而虚耗工作时间。至人数这繁多,款额之琐碎,既非银行依照驳汇手续所能办理;其书信书写之简单,荒村陋巷地址之错杂,亦非邮政所能送递。故批业之产业与发展,乃随侨运因果相成,纯基乎实际需求而来。”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和南洋群岛相继沦陷,海外侨胞寄回家乡的侨批完全中断,侨眷的生活濒临绝境。这时,民营的潮帮侨批局为了救数以百万计的归侨、侨眷于水火,不顾艰难险阻,冒着生命之危,竭力开辟递送侨批的新汇路,其中的东兴汇路,每月送回潮汕的批款约值当时的越币1000多万元,充分体现出侨批业者笃诚信的潮人精神,使侨批局在广大侨胞、侨眷心目中更为可靠、可信。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对民间侨批业非常重视,1950年8月,国家华侨事务委员会在北京召开“全国华侨侨眷福利会议”,汕头市侨批业同业公会选出陈湧和陈植芳作为代表赴会,周恩来总理亲自莅会作了重要指示,明确中央人民政府对华侨、侨眷以及民间侨汇业的政策,“便利侨汇、服务华侨侨眷”,“外汇归公、利润归私”,并制定全国统一收汇奖励金制度,根据“公私兼顾、高低折中”的原则,规定收汇的奖励金企业、国内员工、国外员工各得三分之一,鼓励侨批业协力扩大收汇业务,同时发给民间侨批业执照,给予一定的合法利润。汕头侨批业深受鼓舞,收汇积极性明显提高,1950年收汇额为5300万元港币,1951年增加到1亿多港元。由于侨批业是当时争取外汇的主要单位,又宣布对中央的侨批业实行“维持保护、使其长期存在”的政策,使劳资双方都看到侨批业的前途,积极争侨汇,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到1954年,仅汕头市共有甲种侨批局(与海外侨批局有业务关系)43家、346名员工,总资本20多亿人民币。潮汕地区的侨批业务机构,分为与海外有直接业务联系的甲种局和仅代理甲种局解付侨批、收取手续费的乙种局两类。1954年,中央政务院财经委员会颁布了《侨批业管理暂行办法》,翌年4月,《广东省侨汇管理暂行办法汇管部分施行细则》,使侨批业务范围、利润分配、奖惩条例以及报告制度有章可循,能规范运作。在中央的重视、关怀下,侨批业从业人员的政治地位也进一步提高,从解放后到“文革”前,汕头侨批业经常有代表应邀赴京参加国庆观礼。
    1956年,侨批业全行业纳入社会主义轨道之后,仍保留私营名义,沿用原来牌号,继续分散经营;停征营业税和所得税,改征工薪所得税;侨批业的资金,不论解放前开业还是解放后开业的,一律按照私人股金处理。同时将这些政策贯彻到海外侨批局去。此外,银行还为一些经营困难的侨批局提供帮助,委托它们代解银行侨汇、代办储蓄业务,以增加收入,弥补营业亏损。通过采取这些措施,解除了侨批业存在的各种疑虑,使潮汕侨批来出现了安定和正常发展的局面。到了1958年,汕头侨批联合服务部宣告成立,将分散经营的各侨批局集中起来、合址办公,便于中国银行领导、管理。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潮汕侨批业的业务活动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1968年,汕头地区根据中侨委《进一步对侨批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指示,与海外保持直接业务联系的甲种批局在原有合址经营的基础上,各批局进一步联合起来,统一经营、统一核算、共负盈亏,对外统称“汕头侨汇服务社”。到了1970年以前,汕头市仍有侨批局37家,它们在海外有股东关系的联号40家,无股东关系的客号60家;市里还设有侨汇派送处。潮汕地区各县也相应设有侨批站和侨汇派送处,具体负责侨汇派送工作。1973年,国务院下达文件,指示“侨批业应归口银行”。由于汕头情况比较特殊,延至1976年才实施,具体的处理办法是:侨批业的职工归并银行,到达国家规定退休年龄的,给予办理退休手续;侨批业的财产纳入银行系统;国外股东股金全部发还,也可以用股金抵解侨汇;侨批业务对国外统一以“汕头侨汇服务社”的名义进行;对侨批从业人员的成份,重新进行审查,此项工作直到1979年才结束,证实侨批业人业人员都是职工,可以参加工会。至此,潮汕侨批业告一段落,往后的侨批业务由中国银行汕头分行存汇科承办。
    
   文献价值
   由此可见,潮汕侨批这种原生态“草根”档案文献,民间属性尤为鲜明,它是从另一个与典籍文献完全不同的视角,反映了时代的变化和历史的演进过程。有专家指出,“中国古代传世的典籍文献记载,多重政治,轻经济;重典章制度,轻社会实态;重纲常伦理,轻社会生活;重王室精英,轻平民百姓。总之,多偏重于上层社会,其叙述不厌其烦;而轻视下层社会,其记载颇为简略”(《新华文摘》2006年第6期P62《明清契约文书的研究价值》),主要反映下层社会的民间潮汕侨批,便可在相当程度上与典籍文献互为印证,补充典籍文献记载之不足。因此,另有专家如是说,当今文史学科的研究,已现出了一个共同的趋向,那就是研究重心下移,学者们越来越注重对社会基层的研究。这一趋向发展的结果,将彻底改变过去研究领域囿于上层社会的局限,通过下层社会这个视角,为我们展现出一个更为具体、生动的社会历史画卷。在这种新的情势下,源于下层社会的侨批的文献价值更加凸现出来,对它的发掘与整理,将为学术界的这一巨大的转变,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2012年8月6日
   主要参考书目:
   饶宗颐总纂《潮州志》(新编)2005年8月重印。
   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侨批文物馆编辑《潮汕侨批档案选编》(共7册),天马出版有限公司2011年6月出版。
   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侨批文物馆、汕头市档案局等编辑《潮汕侨批业档案选编》,天马出版有限公司2010年1月出版。
   张美生著《潮汕侨批赏析》,天马出版有限公司2011年3月出版。
   沈建华、徐名文著《侨批例话》,中国邮史出版社2010年5月出版。
    
 

标签: 
作者: 
王炜中
来源: 
潮人网 http://www.chaorenwang.com
浏览次数: 
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