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春震《备倭论》与潮州“御倭”史事

    年代最早的关于明代潮州府御倭战争的论述是嘉靖二十六年(1547)潮州知府郭春震的《备倭论》,收入《潮州府志》卷四十《艺文》。全文共二百三十字,精到地论述了当时潮州滨海倭患和作者观点与其治理办法。原文如下:
 
   “备倭,以御倭寇也。近年真倭鲜至,多闽粤人与浙省之温、绍亡命,窜入海岛,遂肆猖獗,致为滨海患。往者议“增饷募兵”,比旧军士已数倍犹不足,益以东莞乌般曰“子弟兵”又数百号,然而不能制其死命者,岂尽官兵之怯耶?其弊有三,一曰“窝藏”:沿海势要之家坐地分赃,为贼逋逃之数,事发,辄多与蔽护,以计脱免。一曰“接济”:黠民窥贼所乡(向),载鱼米贸易,以邀重利,赡彼日用,且作奸细。一曰“通番”:闽粤之人驾双桅船,挟私货,百十成群,往来东西洋幸售诸番。获奇货固得意而归,不幸折本。遂肆劫掠。此三弊者,闽粤大略相同。今不痛除此三大弊,即兵船岁增月益,其何时是敉宁之日?惟当道图之。”
 
   郭春震是江西万安人(进士),于嘉靖二十四年至二十六年(1545—1547)任潮州知府。其时正值倭寇盘占江浙沿海岛屿,进行大规模武装洗劫的时候,广东虽然有小股倭寇在内地奸人(主要是海盗)勾引下作试探性侵扰,但还未构成大患。由于那时朝廷只是在名义上宣称备倭,实际上却推行着不抵抗、求和解的所谓“羁縻”政策,所以“备倭”处于十分被动的局面。
 
   “备倭”令的推行,对于潮州府并不是一件好事,甚至已经酿成一场极大的内部灾难。首先是地方秩序的大混乱,那时候为“备倭”而采取的所谓“增饷募兵”,其办法之一是向民间加抽田赋税收,并加派壮丁,其二是“备倭”期间从外地调入“数倍于昔”的官军,再加上从外地招募来的民兵(如“东莞乌船子弟兵”),这项军费须由地方财政自行充敷,造成“府藏告匮,兵饷不继”,军士哗变,社会动荡。倘若那时的朝政不那么地腐败,官军亦名副其实,民兵真的能够协力御倭,那么为备战而苦征调未必不可施行。正是由于嘉靖朝的情况是处于最糟糕的一面,官军、民兵竟然与盗贼无异,而贫苦百姓则害怕被派上壮丁,民众相继逃亡,走投无路的就只有“揭竿而起”,因而潮州府笼罩在“风声鹤唳”的恐怖气氛之中,于嘉靖三十九年(1560)演化为饶平张琏为首的十万农民揭竿反抗的历史事件,载入《中国历史大事记》。在《潮州府志》卷四十《冯副宪平贼序》中记载:“先是,备倭令下,所在郡县苦于征调,奸民往往逋匿,以与贼应,于是琏(张琏)等得乘间猖獗,潮人自此无宁宇矣!”潮州府这场重大历史事件的起因在这篇序文中竟是这样“一言以蔽之”!
 
   正是郭春震觉察到“备倭”的那些措施既起不到实际效果,而且已引起社会动荡的时候,具文表达自己见解,申述“备倭”须杜绝内奸,即由“痛除三大弊”入手,不然,尽管“兵船岁增月益,何时是敉宁之日?”他恰当地陈诉了地方为官的苦楚,又表露了作者坦荡的襟怀——《备倭论》一文的出处及其立意即基于此。
 
   下面以《备倭论》中数处关键性语义作分析:
 
   “近年真倭鲜至”:为什么“真倭鲜至”?为什么会有“假倭”出现?
 
   潮州府于明朝时,由于历史的赐予,那时已是一个“民物殷阜、寇所垂涎”的地方,而且又是“闽粤通衢,地处要冲”,属必争之地。早在明初的洪武、永乐、宣德时候,这里便成为倭寇袭击的目标之一,为何此时反而无恙呢?其原因有二:
 
   时间上的原因:倭寇肆虐,有如群虻之飨集、苍蝇之逐臭,不赶是不走的。浙江由于是倭祸的发源地,有倭寇赖以庇护的环境条件,那里的奸商不仅供应了日常之需,又为他们通风报讯;那里的海盗心甘情愿地为他们开路,劫掠有如探囊取物之易,再加上明朝廷在渐江屡屡发生历史性的失误(于“争贡之役”中对奸人的包庇怂恿、于浙江巡抚朱纨自杀事件中对御倭力量的摧残、于朱纨事件后四年不设浙江巡抚)。所以自嘉靖二十七年(1548)以后,倭寇在不受打击的情况下,当然不会轻易地转移目标。
 
   地域上的原因:倭寇南移福建、广东,是倭寇于浙江受到打击、被迫转移的结果,他们所以能够在福建取得立足点,依然是由于海备弛废所致;当倭寇发现福建具有同样理想的庇护条件时,他们就更加有恃无恐地加倍作恶了,这亦是福建倭祸比浙江、江苏、山东、辽宁等省严重且又极快地蔓及广东的原因。《备倭论》写作于嘉靖二十六年,其时倭寇正徜徉于浙江一带,因而潮州府“真倭鲜至”。
 
   潮州府“假倭”的出现,应归咎于当时盗贼活动的特殊背景(倭患严重的年代)。在明朝历史上,向来就有“盗贼充斥天下”之说,至嘉靖之后,在地方史志中反映的叛反现象,就更为严重,其中的“御盗生盗”和“髠首充倭”便是典型事例。所谓“御盗生盗”,是指朝廷派遣官军驻防沿边卫所,原是为缉盗着想,岂料结果竟是事与愿违,官兵蜕变而成海盗。究其原因,是由于环境恶劣与将领侵欺所致。那时朝廷虽用极其严厉的军法进行威吓,而此种军队哗变现象直至终明一世,却只有愈演愈烈,无法改变。所谓“髠首充倭”,指的是滨海部分海盗借倭寇势焰,摹仿倭寇的东洋装扮及单行列缓步进逼的格斗姿态,甚至简单地剃发充倭,“狐假虎威”在潮州行劫,只是后来“假倭”画皮屡经剥露,逐渐地失去活动市场,至嘉靖四十年(1565),戚继光军由闽浙率军南下平倭,“真倭”气焰一落千丈,于是“假倭”便随之匿迹。《备倭论》指明假倭多由闽粤人与浙江省温州、绍兴一带的亡命之徒所为。
 
   “痛除三大弊”:
 
   郭春震主张“备倭”必须先杜绝内奸,切断窝藏、接济、通番的途径,这项主张虽然对当时的时局很具针对性,但由于“三大弊”的主宰者是滨海豪势之家,他们与汉奸、奸商相互串连,构成一股社会恶势力,这些人藉着“窝藏、接济、通番”的途径搞“生财之道”(走私活动),那时若有敢与这股恶势力抗衡的,将如灯蛾扑火,其结局很是悲惨的。嘉靖二十八年(1549)(事在“备倭”令下达地方的第三年),浙江就发生了御倭贤臣朱纨自杀的恶性事件,那时任浙江巡抚的朱纨于重要关隘设哨查奸宄,后来还歼倭寇于宁海,并尾追至福建浯屿(金门岛),但由于上章揭发福建势豪“窝藏、接济”倭寇罪行时候,引起福建恶势力的疯狂反扑,他们不仅多方地造谣中伤,福籍御史还在朝廷上章弹劾。最后,在功罪颠倒、是非混淆的情况下,终致朱纨衔恨自杀。所以处于这样的社会环境,就断然无法造就出具有力挽狂澜的人,也无法去清除“三大弊”。
 
   另一方面,潮州府为解决这场严重社会隐患向民间下达的“不窝藏、不接济,不通番”的政令,竟然又变成一项官家凌剥百姓的借口。在今潮州市龙湖镇保存着一通嘉靖三十七年(1558)的《塘湖刘公御倭保障碑记》,其中就有这样的记述:“凡调发兵夫经过是镇(塘湖)者不下万人,在他乡镇往往肆行劫夺,民怨是丛,或捏为接济,靡所控诉”;“初有长乐兵经塘湖,与屠子曾七竞,兵以刀斫其额而夺其肉”;“乡人与邦宰家近道旁,被程乡兵破门肆掠”;“有肖达茂者商贩自郡城而归,遇东莞兵夺其所贩之金”;“复有农家蔡世重、林七者,被兵夫诬为接济……”。以上碑文的记述,潮州府“备倭”期间,军队的素质已昭然若揭。这里同时又说明一个问题,在一个腐朽不堪的社会里,尽管有人提供了绝好绝妙的主张,而施行之后不是扭曲便是丑化,最终弄得面目全非。故此,清代乾隆时潮州知府周硕勋在《潮州府志》卷三十六《兵防》的按语中指出:东南半壁未得安枕而卧,谁执其咎?!”确很切中问题要害。
 
   ——明朝嘉靖中后期,有“东南之祸”,根本原因是由于海防弛废、卫所湮残、兵员蜕变所致,其时御倭的关键在于重整海防与扶持御倭将领,如果按那时的国家实力估量,本来应是一件不难办到的事,然而任由倭寇蹂躏二十余年,怎不令后人惊叹!
 
   ——“增饷募兵”的施行在潮州府引起严重的社会灾难,使它失却了原来的意义,所以,郭春震以“兵船岁增月益,何时是敉宁之日”相诘问,以求得解决关键的问题。而这“兵船岁增月益,何时是敉宁之日”,与明朝廷那时对付北方鞑靼、瓦刺的“沿边设镇,令军士疲于奔命”的被动局面如出一辙,是由于嘉靖皇帝本人囿于成见、喜专断所致。因为当道者在无法弄清问题的实质时,就无法把握问题的关键,一旦本末倒置,即产生了种种是非颠倒的性质混淆的恶性事件,结果,受苦的则是芸芸众生了。
 
   郭春震“痛除三大弊”的主张在朝廷无法控制社会混乱局面的情况下固然无法实现,而那引起潮州府产生社会动荡的“增饷募兵”措施却也未必是真的“时弊”,试想,倘若在正常的情况下,当一个国家的海疆严重遭受外敌入侵的时候,政府发布备战令,制订措施,这其中的“增饷募兵”就应当不是所谓“时弊”,而是属于极为重要的针对性措施了。
 

作者: 
邱仰忠
来源: 
潮州日报(2012.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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