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乙开榕”之说辨

    孙乙字次木,江南高邮州(今江苏省高邮市)人。两宋间人物,绍兴朝揭阳县令,任满后落籍县属之吉帛村(今名京冈,在今揭阳市经济开发区)。
 
   1984年版《揭阳乡土录》在《名胜古迹》和《历史人物》等篇章先后三次言及是孙乙在任上把揭阳县迁来榕城的(此一说法以下简称“孙乙开榕”)。说“(孙乙)绍兴三年(1133)授揭阳县令。是时县治设于吉帛村(今渔湖区京冈乡)。为便于治政,有利于发展经济、交通计,孙乙经地理勘查,遂迁县治至玉窖村(今榕城区)。又说:”玉窖地处榕江平原中心,为蜂腰地形,交通方便,利于商贾贸易。故孙氏于此率众挥师,大兴土木,建考院,辟街坊,筑围城……为县城建设奠定基础。“
 
   从有关资料看来,孙乙确是任过揭阳县令,揭阳县治也是在绍兴十年迁到榕城的。但《揭阳乡土录》倡言的“孙乙开榕”一说却委实令人难以信从。引人发疑的直接原因就是这一说法是不见经传的。据笔者所知,早先修成的《潮州府志》、《揭阳县志》是没有关于孙乙莅揭的记载的,直到清朝雍正年间揭阳县令陈树芝重修《揭阳县志》时才在《职官志》把他的名字给补标上去,并加按语称:“绍兴三年任,见《通志》”,也仅此而已。而在揭阳孙氏宗族保留下来的历代珍贵文献中,笔者也未见到有关“孙乙开榕”一说的片言只语。宋代大儒朱熹应孙乙四个儿子的要求写成的《隐相堂序》仅言及孙太爷在任“善下士,喜赠答,凡游学之英,咸礼敬焉”而已。明朝人王慎中在为揭阳孙氏家族撰写《榕令公孙先生五代合传》中也只说到孙乙在任“政尚宽和,惠敷闾左”而已。可知在《揭阳乡土录》出版以前,即使是孙氏家族中也是没有“孙乙开榕”一说存在的。若是孙乙在揭真有开榕大功大业,焉会如此这般,默默无闻。
 
   据了解,《揭阳乡土录》出现“孙乙开榕”一说是受到民国《潮州志》的影响。《潮州志·职官志》明标孙乙是宋绍兴朝的揭阳县令并列于绍兴九年莅任的曹县令的前面又加按语称:“绍兴二年废潮阳、揭阳入海阳,旧志作三年任当误。”《揭阳乡土录》虽在文间仍承袭旧版《揭阳县志》的记载,称孙乙是绍兴三年到任的揭阳县令,私底下却因此认定他应是绍兴八年(1138)莅揭的,而按当时体制,地方官员的任期都是三年,到绍兴十年他还应在揭阳任上,而恰巧揭阳县治又是绍兴十年迁来榕城的,因此便有了“孙乙开榕”一说。这个观点在当时得到广泛的认同,在后来修成《榕城镇志》、《揭阳县志》便直接将孙乙莅任时间改为绍兴八年,并在志书中大力宣扬“孙乙开榕”的功业。
 
   殊不知,原先潮州地方志书已明载绍兴九年莅任的揭阳县令姓曹(佚名,雍正版《揭阳县志》尊称他为“曹公”),《宋会要》又明载赵宋朝廷复置揭阳县的具体时间是在绍兴八年的八月八日,按当时体制来看,赵宋小朝廷绝对不会在绍兴八年的年末安排孙乙来任揭阳县令,绍兴九年又再为揭阳安排一个曹县令的。同样的道理,赵宋小朝廷既在绍兴九年已安排曹某来任揭阳令,绍兴十年的揭阳县令也不可能是孙乙的。以此看来,孙乙和榕城建治一事显然并无瓜葛。
 
   那么孙乙应该是什么时候来揭任职的呢?为什么雍正版《揭阳县志》既依潮地旧志明言揭阳县在绍兴二年被撤销,又据《广东通志》载孙乙是绍兴三年的揭阳县令呢?为了弄清楚这一历史问题,笔者查阅了明嘉靖版《广东通志初稿》和嘉靖版、万历版、康熙版三版《广东通志》,然而在这几部省志的“职官”部分却一直没能找到有关孙乙的记载。一时考证无从,叫人焦急万分。正想再用几个月时间对这几部志书来整版查阅时,我无意读到了潮学宗师饶宗颐先生的《揭阳与五岭》一文,才知道宋廷史官修撰的《宋会要》中对绍兴初将揭阳县撤销后又再复置一事是有着清楚明白的记载。《宋会要·方域七》“潮州条”称:“揭阳县,绍兴三年废入海阳县,八年后,仍移治吉帛村。”又称:“绍兴二年三月十九日,广南东路经略安抚转运提刑司言:”潮州揭阳县,因宣和六年本路经略司相度将海阳县所管户口,析为二县,添拨官属。今详究得,元初所乞共为刘花三等作过,多在本处山林藏伏。是以添县控扼。此外别无利害,徒置官吏费用,欲乞罢县,将元拨乡村人户,依旧属海阳县尉两员,内拨一员,并本州水陆同巡检,各就揭阳县元相度控扼,去处驻扎,委是利便……‘“又称:”绍兴八年八月八日,诏潮州管下地名吉帛村……复置揭阳县。从本州之请也。“以此观之,潮地文献称揭阳县是绍兴二年撤销的记载是错误的。而绍兴三年撤销揭阳县,则说明绍兴三年还有揭阳县建制存在,因此不管是那一部《广东通志》,在那一篇章记载孙乙是绍兴三年的揭阳县令都是合乎情理,合乎史实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知道孙乙确实是绍兴三年的揭阳县令,而绍兴十年揭阳县治迁来榕城时,他已不在任上,自然不关他的事了,因此始见于《揭阳乡土录》的“孙乙开榕”一说是经不起推敲的。
 
 

作者: 
许俊亮
来源: 
揭阳新闻网 http://www.jynews.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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