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汕与台湾海运贸易的历史渊源

    潮汕与台湾一衣带水,两地之间的往来源远流长。有史志可考的,始于隋朝。“公元610年(隋大业六年)2月,武贲郎将陈棱、朝请大夫张镇周(或作“洲”)奉命率兵万余人,从义安海港(今饶平柘林湾)跨海进发,随军有‘南方诸国人’。流求人见到船舰,往往诣军中贸易,舰上有昆仑人颇解其语,遗人慰谕之,但流求王欢斯葛刺兜设栅拒守,隋军击毙其王,俘获七千人”。明万历二年(1574年)饶平人陈天资在《东里志》记载这件事后加了一段按语:“此我师捷获外国之始也,然富商得以逡巡海道,与夷人交通,夷人亦得扬航万里,与中国关市,皆自兹役起之”。上述记载说明,隋大业六年之后,饶平柘林与台湾就已有贸易往来。宋元时代海路是我国对外贸易的主要通道,广州、泉州、明州是主要外贸港口,柘林港是中外船舶南北往来的必经停泊补给站,贸易颇为活跃。明嘉靖郭春震在《潮州府志》载:“柘林澳,暹罗、诸寇及海寇常泊舟为患”;又说:“闽粤滨海诸郡,人驾双桅,挟私货,百十为群,往来东西洋,售诸番奇货”。郭氏所说的“东洋”是指日本、台湾诸岛的统称。“西洋”指的是现今的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售诸番奇货”即包括台湾“奇货”,因为明朝称台湾为“东番”。可见此时饶台之间的贸易往来甚为频繁。
     明嘉靖年间,(1522-1565年)闽粤沿海边界海上强人饶平人林凤及其追随者曾一本等人就以台澎为基地,从事海上武装贸易。明嘉靖末年,开始有大陆商船、渔船到台湾北港、淡水、鸡笼一带活动。万历元年(1573年),林凤遭受朝延官兵围剿。第二年,林凤率船62艘,男丁4000人,妇女100人进入吕宋(今菲律宾)。林从台澎败走菲律宾时,船上还载有农具、牲畜和种籽。林凤及其追随者是漳、潮两州沿海破产了的农民、渔民、小手工业者。他们据守台澎,以台澎为基地,过着亦商亦盗亦民的生活。由于官兵围剿追击,迫得他们没有立足栖身之地,遂自台澎出走菲律宾。明朝中后朝,朝政腐败日甚,小民无以为生,因而铤而走险,入海为“寇”,与要求扩大海上贸易的商人结成团伙,冒犯朝廷禁令,用武力对付官兵的海禁封锁,进行武装贸易,这是明朝中后期“海盗”活动禁而不止的原因。明崇祯年间,郑成功之父郑芝龙来南澳任副总兵时,便从这里与台湾进行海上通商。
     清代初期,郑成功抗清部队在东南沿海活动,清政府在闽粤沿海实行海禁和迁界,福建省的漳、泉和广东省的潮、惠等州,是海禁的重点地区,执行很严。这样的特殊环境,赋予汕头湾的特殊地理位置,海上运输出现过异样的繁忙景象。
     郑成功的抗清活动,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646年至1661年,这15年中,郑军以金、厦为据点,不断在闽、粤沿海作战;第二阶段为1662年至1693年的31年中,郑军退守台湾。这两个阶段的活动,对汕头湾有不同的影响。
     郑军踞岛作战,遇到的最大困难是物资供应问题。虽然郑氏建立了“五商”,发展海外贸易,但粮食供应,只能就近取给。当时福建的漳、泉地区为清军重兵驻守,两军对峙,不断争夺,要在那里取粮是很困难的。而粤东的潮汕平原为粮食产地,清军防守薄弱,成为郑军乘虚而入的粮食供应地。据有关资料记载,从1649年至1660年的11年中,郑成功多次派兵到潮汕地区征粮,其中数量较多的有9次,如:明永历十年(清顺治十三年,)公元1656年,郑成功差户都事杨英、查察张一彬征收揭阳“正供支销”,一下就收取饷银10万两,饷米10万石,当时开到汕头湾溯榕江上揭阳的大小舰船达500多艘。1660年3月和11月,郑部黄廷、马信、周全斌等先后到揭阳取粮,每次大小船艇都达一千多艘。
     派兵征粮,这只是郑军征集粮食的一种方式。此外,郑军还用向民间采购办法,从大陆收集粮食和各种物资,1658年(顺治十五年),郑氏叛将苏明向清廷陈奏“灭贼紧要三款”,其中第一款《严接济》中说:“迩来厦门之粟千仓,舳舻继作,非禁之不严,乃津路之广也……贼扮商船,混入潮、惠、南洋、揭阳、海门各处港门买籴,由澳、铜转运厦门……惟我皇上,敕下粤东抚臣,严令潮、惠等郡,不许闽船泊岸买籴,则海运自绝……”。可知这段时期,金、厦等地的粮食供应,很大一部分是由潮州地区输出的,这些粮食数量甚大,其中大部分从潮汕各个口岸运出。
     1661年(清顺治十八年)郑成功收复台湾,郑军活动中心转移至台湾岛,清政府为断绝沿海人民与郑军的联系,下令迁界,强令闽、粤沿海地区30里以内的居民,一律迁徙内地,原有的村庄、田宅悉皆毁掉,港口树椿立栅,越界者死。迁界造成千百万人流离失所,于是有些人冒险渡海投奔台湾,有些人则啸聚界外,在海上流亡。汕头湾南岸的达濠岛,就是游民啸聚的地方。
     郑军进驻台湾后,重视屯田垦殖,经历几个丰收年,解决了粮食问题,但其他日用品,极为缺乏,而且郑军的武器弹药,船艇用料,大都得用台湾产的糖、鹿皮和大陆的丝绸、瓷器等物,与日本、安南(今越南)及东南亚各国等价交换。迁界之后,断绝了货源,使郑氏陷入困境郑成功之子郑经采纳参军陈永华的建议,在闽、粤沿海,利用当地流离分子,对大陆进行渗透贸易。那时主要利用福建镇海太武山的江胜集团,和广东潮州达濠的邱辉集团,在厦门和达濠岛上建立据点。他们“斩茅为市,禁止掳掠,平价交易,凡沿海穷民乘夜窃负货物入界,童叟无欺”,“自是,其达濠货物,聚而流通台湾,因此物价平,洋贩愈兴”。
     起初,邱辉只是通过江胜的关系,与台湾郑氏进行贸易。1669年(康熙八年),邱辉“以其众归郑经”有功,被郑经任命为“义武镇”,于是,邱辉就在达濠岛建立政权,并“集广、惠亡命以相助,且善为交通接济,货物兴贩而台益盛”。
     达濠的货物入台使台湾“物价平而洋贩愈兴”,“货物兴贩而台益盛”,可见当时达濠与台湾之间的贸易,数量当甚可观。这种渗透贸易,至1680年(康熙十九年)邱辉撤退台湾为止。
     汕头于清嘉庆十九年(1814年)被《澄海县志》称为“沙汕头”,由渔港逐步形成商港。咸丰九年(1860年1月1日),根据《中美天津条约》辟为商埠,设立潮海关。由于自然条件好,内外联系广泛,汕头开埠后发展很快,贸易从开埠初期输出入总值1350万元,上升至民国十四年(1925年)9000多万元,“成为中国通商口岸屈指可数之良港”。是年汕头港进出船舶108352艘次,5919459总吨位,居全国第7位。至1933年6324468总吨位,居全国第3位,是年海外华侨出入境超10万人次。
     汕头港与外埠通商初期主要靠帆船。各个外国船每年一般来往一次,咸丰九年进港约400艘,随着外国汽船进入帆船逐渐减少。同治六年(1867年),英国渣甸、德忌利士汽船公司开辟汕头至福州至台湾航线,开始了汽船运输的新时期。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根据《马关条约》割让台湾、澎湖给日本,至(1945年)抗战胜利的50年中台湾为日本所控制。1896年,日本的汽船开始在香港、汕头、台湾之间进行海运贸易。1918年,汕头输出日本(包括台湾)总货值为1017778银两,日本(含台湾)输入汕头总货值为1598510银两。到了抗战期间,汕头港主权及航运权益由日本独占,其他国家与汕头港断绝货运往来,使汕头与台湾海运贸易一蹶不振。
     抗战胜利后两岸贸易相当繁忙。1945年至1949年底,以罗卓英为首的一些国民党官僚,利用接收来的日伪船只近30艘,改装成为对台货船,这些船的舵公、水手都是南澳和潮阳人充任。这一时期,汕头港的对外贸易总的趋势下降,而对台贸易反而稍有上升,成为汕头对台贸易史上的盛兴时期。潮汕的农业生产技术、工艺技术转入台湾。台湾的“湖来米”水稻、乌腊蔗、大内香蕉、相思树等传入潮汕种植。由此可见,汕头与台湾贸易往来,加强了两岸人民的联系,促进了两岸的经济、技术和文化交流,使汕头和台湾较早走向世界。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自1949年10月以后,汕头与台湾的海运贸易中断。
     骨肉情深似海,同胞义重如山。实现两岸“三通”,恢复海运贸易,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2008年11月4日,大陆海协会和台湾海基会,在台湾签署的《海峡两岸海运协议》中,大陆开通63个港口,汕头港是其中之一。2009年1月18日实施汕台两地海运直接通航,从此结束海峡两岸中断近60年海运贸易的历史,汕头与台湾的海运贸易进入新的历史时期。 
 

作者: 
陆集源
来源: 
粤东门户 http://www.ydtz.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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