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日昌与台湾海防近代化

    1876年2月,丁日昌被补授为福建巡抚,时台湾为府级建制,隶属福建管辖。在该任上,丁氏巡视了台湾,并提出一系列经营方案,成为台湾史上备受关注的事件。丁氏对台湾在中国海防上的重要性早有认识,他在《海洋水师章程别议》、《海防条议》等文件中提出,应利用有利条件,屯田开矿,开设机器厂、船厂,并“泊铁船二三号,以固东南枢纽”,并预言“利窦日开,生聚自可日有心盛,数十年后竟可另设一省于此。”故而,他就任福建抚后,不顾疾病,赴台视事。
 
   1876年12月30日,丁日昌在向朝廷递上《台湾生番未靖,力疾渡台办理疏》和《台湾举办垦务矿务片》后,乘船东渡;1877年元月3日抵基隆,即往八岛山查看中国第一座西法开采的基隆煤矿场;越日,巡视后山;数日后,到达苏澳,接见军方负责人,并检阅部队,审讯“生番”(台湾土民);10日,返抵基隆,与台湾道夏献纶、总兵吴光亮商议防务,并于两日后,向朝廷上《勘台湾北路后山大略情形疏》;13日,启程往台南,途经艋舺(今台北),察看新建府城,再经淡水、彰化、嘉义,沿途兼理公务,于20日抵达当时台湾府城(今台南);29日,向朝廷上《统筹台湾全局请开办轮船矿务疏》;2月14日,正值春节,冒雨往南路巡查,经凤山、枋寮到达恒春,途中还察看旗后炮台;21日,回到府城;3月末、4月初,在府城主持文、武岁试,亲自命题,丘逢甲参加此次考试,引起丁氏的格外关注,并赠予“东宁才子”的印章;5月6日,丁氏病势加剧,得假一月,回福建养病。丁日昌巡台,不少地方认为是“开辟以来向为大吏之所未到”,“男妇老幼夹道聚观,熟番头目亦皆远道迓接”。
 
   丁日昌巡台虽然只有四月余,但他勤于政事,注重调查研究,目光远大,在台湾的政治、军事建设和经济开发方面,均卓有建树。
 
   丁日昌注意到外国觊觎台湾,多利用内部民族间的矛盾,挑拨离间,甚至作为侵略的借口。他在台期间,深入番社,制订安抚教化为主的“理番”政策,积极帮助高山族民发展生产,对不配合者,“加意抚循”,而执意抵抗生事,则“痛加剿办”。并通饬全台官员,颁布《抚番开山善后章程》二十一款,统一思想。此外,还亲自组织向受灾的番民发放赈灾米,增设高山族籍学额,从而缓解了台湾的民族矛盾,发展了当地的文化和经济。他目睹吏治腐败,惩办残害百姓、索诈民财的官员,如台湾县役要升、知县白鸾、彰化犁头店官吏黄成得、吴拔高、副将乐文详、署彰化县彭鍪作等,皆得作奸犯科,证据坐实之后,均作相应的处理。上海《北华捷报》报道,丁氏在台,官员不敢做任何压诈行为。
 
   丁日昌十分清醒的看到外国侵略者,特别是日本,觊觎台湾的野心。他在奏片里写道:“台湾洋面居闽、粤、浙三界之中,为泰西兵船所必经之地,与日本、小吕宋(按:即菲律宾群岛)鼎足而立,彼族之所以眈眈虎视者,亦以为据此要害,北可心扼津沽之咽喉,南可以拊闽粤之脊膂。”因此,他对台湾海防防务水平之低,深感忧虑,在给总理衙门的信件中,尖锐地指出台湾海防“实有防不胜防之虑”。为了改变防务空虚的状况,丁氏整顿了台湾营伍,积极筹划建立以铁甲舰为主力的新式防务,并“分调兵勇各营,亲自校阅,裁汰老弱,参革疲弁”,还颁布了《整顿营规二十六条》、《调护兵勇免病章程一十六条》,整顿营防各类陋习、预防疾病、及时救治病员的各项措施。他饬令闽省官员,“暂将他款截留,移缓就急,购买铁甲船、军火等件”,并奏请朝廷同意,截留得98万两,用于台防建设,还从李鸿章、沈葆桢处拨借到新式枪炮、水雷。即使如此,仍无力购买铁甲舰,他只好向朝廷建议,将拨给台湾用于修筑铁路的南洋经费,先用于购办中等铁甲舰,但此项建议既未获朝廷支持,台防建设受到重大挫折。在建设台防时,他不无远见地把防御建设的重点从台南转移到台北,看中此地“矿务一兴,商贾定必辐辏;且有险可守,实扼全台形胜”。
 
   丁日昌清醒地认识到,只有台湾地方经济发展才能解决台防现代化建设的资金问题。他函饬台湾道夏献纶将台地所产硫磺、磺油(即石油)、樟脑、茶叶等项扩产、开办查议禀复,并根据夏的复禀向朝廷上《台湾兴办垦务片》,主张在香港、汕头、厦门设立招垦局,招募人员开发台湾。他履台第一件事,就是视察鸡笼煤矿,并各种生产均有严正的规定,着力规范经营,又多方调配移民,大力拓展垦务。
 
   在台建设电报线,是丁日昌建立新式台防的重要组成部分。抵台之后,他很快实施这项计划,然而限于资金,不得不把铺设连接台湾与大陆的海底电报线计划改成岛内的陆线,利用从丹麦大北公司收购的电报器材,从福州电报学堂调派生员苏汝灼、陈平国到台专司其事。至11月,贯穿旗后(今高雄)、台湾府城(今台南)、台北鸡笼全长95公里的电报线铺设竣工,并对外营业。这一新兴事物,很快就为台岛人民所接受,并成为官商两界重要的通讯工具。该线路是我国自主铺设的第一条电报线路。
 
   丁日昌是近代中国较早认识到铁路对国家经济、军事的积极意义,并力主建造的少数洋务官员之一。他早在1875年向朝廷所上的《海防条议》中,即明确提出:“铁路亦将来之所不能不设者。”一到台湾,就积极筹划修筑铁路,以实践自己的主张,也为适应台防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在他莅台的第一个月内,又向朝廷递上《统筹台湾全局请开办轮路矿务疏》,从台湾矿务发展和海防建设出发,申论台湾铺设铁路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此疏得到李鸿章、沈葆桢的支持,总理衙门也批复同意其奏请。然惜于各方各存观望,从上海运来的铁路器材竟被弃置,成为废铁;而从林维让兄弟募到的捐款,则被挪作河南的赈灾款。
 
   丁日昌在台湾举大投艰,身体力行,在防务建设和经济建设的规划气势恢宏,极富开创性,正是其洋务思想的一次全方位的实践。虽然囿于诸多历史原因,他的许多计划被搁置,然而对台湾社会经济和海防建设起到的作用,仍是不容忽视的,对中国近代化的洋务建设的推动也是可圈可点的。更为可喜的是,他开发、治理台湾的思想和主张多为首任台湾巡抚刘铭传所继承,在日后台湾建设中发挥着无可置疑的影响力。
 
 

作者: 
陈琳藩
来源: 
羊城晚报(2011.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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