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子桥名溯踪

    湘子桥得名与“湘子造桥”和“仙佛造桥”传说密不可分,也与“八仙过海”传说直接相关。潮州人何时能够得知八仙过海的故事呢?湘子桥又有什么独到之处堪与八仙过海相比拟呢?本文试辨之,以就正于方家和前辈。
 
   一
 
   北宋传说“八仙过海”在山东蓬莱海域,从沙门岛(又称庙岛)监狱逃走出7个人,到达丹崖山有20里距离,却不知又怎么会加上唐代的韩湘子横吹着洞箫过海的。《登州府志》有记载。丹崖山顶的蓬莱阁始建于北宋嘉祐六年(1061),是八仙过海传说的发源地,而并非如有人所说“至明·吴元泰《八仙出处东游记传》里才确定”的。
 
   案吴元泰所著系福建建阳余象斗的书坊刊刻,书末附残稿署年为“明万历丙申(1596年)”,见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藏日本内阁文库本。该书韩湘子故事多根据宋刘斧《青琐高议》,八仙名单与元剧本《八仙庆寿》的相同。可知八仙中有韩湘子,也并非至“明·吴元泰”才确定的。宋绍圣元年(1094)苏轼书《中山松醪赋》有“八仙之群豪”句。蔡起贤先生《说潮剧例戏》指出,在元杂剧里“八仙”或“十仙”都有韩湘子。因知韩湘子在宋代就产生了。
 
   北宋潮州人至少有一位会知道“八仙过海”。他就是潮州八贤之一吴复古(字子野)。据苏轼《岁寒堂十二石记》“兴宁己酉岁(1069),李天章为登守,吴子野往从之游。……适有舶在岸下,将转海到潮。子野请于解公尽得十二石以归,置所居岁寒堂下。”李天章即天章阁侍制李师中。可知吴复古是在蓬莱阁建成之后,才到登州游览的。他这样脱俗之高士,到蓬莱阁游赏,会不会听到八仙过海的故事呢?元祐八年(1093)吴到汴京(今河南开封),请苏轼写《岁寒堂十二石记》,当会听知“八仙过海”。因为元丰八年(1085)十月,苏轼曾知登州,在蓬莱阁目睹到海市蜃楼奇观,并留下《海市诗》于石,有序云“予闻登州海市旧矣……”诗之首二句“东方云海空复空,群仙出没空明中。”可见苏轼熟知八仙过海传说。吴复古与苏轼的交谊详见《苏轼诗集》和《苏轼文集》,毋庸赘述。绍圣二年(1095)苏轼“自惠来潮,既访韩山,再六日归舟”(《过阴那山并序》)此时的东坡居士会不会将八仙过海传说到潮州来呢?
 
   南宋淳熙己亥(1179)知州朱江“增石洲二,与旧为三,筑亭其上,东曰冰壶,西曰玉  ,中曰小蓬莱。”可见时称康济桥就与八仙过海的发源地有关联了。端平元年(1234)知州叶观重建凤山楼,“古瀛洞天在凤山楼之下,叶侯观所经理,前绘列仙,后傍城”(《永乐大典》卷5343《潮州府一·公署》)证明潮州人已经有八仙的画面形象了。
 
   明抗倭名将戚继光,登州人。嘉靖四十四年(1565)他的总督府大街两端,各建有御赐石牌坊一座,均雕龙石柱,其中一座石牌坊上镌刻“十八州兵马总督”。时戚继光镇南粤,有“总戎戚继光提兵过潮,登金山揽胜”(《海阳县志》卷三十《金石略》“溪山第一 晦翁”条有跋云)。他的部下会不会将登州原创“八仙过海”带到潮州来呢?当他们看到“十八梭船廿四洲,廿四楼台廿四样”,“一里长桥一里市”之后,会不会采信“湘子造桥”传说,议定八仙的形象改版,请韩湘子横吹洞箫,报请道教“天下第一洞天”(河南济源王屋山)认可,至明末定型的呢?简而言之,潮州人并非要俟至明末才能够得知八仙过海,一些人断定“明末民间即称‘湘子桥’的缘由”不成立。
 
   二
 
   沐承先生《析广济桥》指出,清初陈衍虞《浮桥春涨》诗有“鞭石今无术”句。细味该句乃因“癸丑,风狂桥圮”感慨之吟,不正是反射出前代已有“鞭石”造桥的传说吗?广济桥有23个墩都是在南宋垒石筑就,时最先进的排水机械,是脚踏式木制水排(潮州人称水车),故在韩江造桥墩,必逢旱年枯水期才能够施工。如果桥墩像泉州洛阳桥那么小,就很容易被洪水冲垮。知州曾汪始造的“石洲广五十尺,而长如之,复加锐焉。”(《康济桥记》)这是国内古桥最大的桥墩记录。1973年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教授《介绍五座古桥》“石块与石块之间不用灰浆,但凿有卯榫,使相契合,然都庞大异常,闻所未闻。”对广济桥桥墩的石工技术甚为赞叹。而南宋潮州人大多不识字,亲身目睹之,还不会指说是“湘子神工”吗”?俗传造桥始自韩湘子,哪里需要问唐代的韩湘是否到过潮州呢?
 
   元泰定三年(1326)时称济川桥始架四孔石梁,晚于泉州洛阳桥273年。然洛阳桥桥墩矮小,可以利用“激浪涨舟,浮运架梁”的办法;而济川桥桥墩“低者四五十尺”,不可能等到洪水涨近墩顶才架梁,施工的技术难度也不小,必须有所创新才可行。这还不是湘子神工敢于试验、敢于上新台阶的体现吗?
 
   明宣德十年(1435)知府王源“垒石重修并“上架石梁,间以巨木”(姚友直《广济桥记》)施工的石方工程量如此之大,只“鞭石”二字轻描淡写,这还不是神仙叙事的语言吗?是年潮阳人李龄30岁,赴会试之前与客游广济桥后,作《广济桥赋》“鞭石代柱,崇台峨峨,……独斯桥兮形胜,与仙造兮同侔。”其中“仙造”二字,不正是反映府城俗传“湘子造桥”已经比较广泛,又能够得到外地来的游客认同了吗?湘子桥得名会不会在这一年呢?
 
   明正德五年(1510)知府郑良佐“去亭屋,易梁以石,工未就,以忧去,知府谭伦继修如制。”广济桥宽二丈,采用的“石梁长15米,高宽各1米。”架设的石梁重量逾40吨,如斯“鞭石”之术,还不是湘子神工的显示么?俗称湘子桥会不会自此始呢?然重要的是,广济桥此时采用高度和宽度相等的巨石梁,确实为了不起的科学技术成果。因为晚了300年之后,欧洲的材料力学家汤姆士·杨在试验中,才发现“最富于弹力的乃是其高度与宽度相等的梁。这是应用脆性材料石梁的科学依据。从罗哲元等编著《中国名桥》可知:
 
   福建泉州洛阳桥,在北宋皇祐五年(1053)始架石梁;“石梁长11米,宽60厘米,高90厘米。”
 
   福建清龙江桥,北宋政和三年(1113)始架石梁;“石梁长9至13米,宽0.6至0.7米,厚0.6至0.9米。”
 
   晋江安平桥,南宋绍兴八年(1138)始架石梁,“一般长8至10米,宽0.6至1米,厚不到1米。”
 
   漳州江东桥,又称虎渡桥,在淳熙二年(1242)始架石梁;其中最大的一根石梁“长22米,宽1.7米,高1.9米。”
 
   福州万寿桥,元大德七年(1303)始架石梁,“长9至10米,宽1米,厚1.2米。”
 
   故广济桥易石为梁,是汲取了福建各地建造石梁桥的经验,再提升到科学的高度,达到材料力学史上的先进水平。这还不是湘子神工的创造性贡献吗?广济桥上“廿四楼台”还有朝仙”、“升仙”之楼匾,表明潮州人对历代建桥匠师的纪念礼赞。
 
   三
 
   广济桥“中流惊湍尤深,不可为墩”而“中断二十七丈三尺”。(《广济桥记》)自南宋开庆元年己未(1259)知州林光世“造新舟二十四只,铁缆七十丈,从旁翼而贯之,遂可永久。”到明知府王源大修仍絷以铁缆如旧,成为“在世界桥梁史上享有盛誉”的“石梁结合浮桥开关活动式的广济桥”。在每年洪水汛期,为了让从上游放运下来的庞大木排、竹排通过,可以解开浮桥的铁缆,将船移开,让出河道,然后再拉紧铁缆,使船归位,依然成一浮桥。这样“可分可合的活动桥”,全靠司实“桥夫”的体力操作,劳动强度是很大的。
 
   明嘉靖九年(1530)知府丘其仁“杀浮梁四之一”,即将二十四舟减为十八舟,“十八梭船名称自此始”。这个“杀”字既减轻了桥夫的劳动强度,又增大了泄洪截面,还成功解决了波阻力较小的浮船构型。丘其仁乡籍莆田属泉州,当地继承郑和七次下西洋的造船科学技术,被引进应用到潮州浮桥。采用的梭船“长四丈六尺,中宽一丈一尺”(周硕勋《潮州府志》卷二十三《盐法》),其长宽比为4.18,稳定性好,不易倾覆,比通常内河浮船减小了迎水面积,相应减小了洪水对船体的冲击力,保证在春涨时浮桥不被冲垮。这是自曾汪向继任知州常祎“指授旧舫之大者少损之,锐者易平之,以便操摺。”(张羔《仰韩阁记》)历经356年终于成功,自然造就出“湘桥春涨”的壮观美景,怎么会是“歪打正着”呢?即使在现代,“要确定船所受的波阻力是颇为困难的。”至此,足见明代浮桥匠师灵活的科学性,已臻“神通仙步”的境界。
 
   据明太史姚友直《记》称“中流狂澜触啮,不能为梁者”,就不难明白十八梭船成功的意义:湘子桥自此取得历史性突破式的跨越。“满街锣鼓闹猜猜”,由“韩湘子”横吹洞箫引领的潮州锣鼓史诗式大合奏,体现出万千平民心中喜悦之情,不正是湘子桥文化的最高花朵么?北宋宰相陈尧佐诗句“海滨邹鲁是潮阳”,而今岂可仅指潮州出过多少名进士、状元做官,“御街■白话”也?从前那些朝代,建桥匠师创造性的贡献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官方方志不记载他们的名字。潮州人假八仙过海的故事,借韩湘子的名字,让子孙后代永远记住他们,万历十年(1582)知府郭子章《南澳论》中,就有“以湘桥盐羡代纳”句(周硕勋《潮州府志》卷四十《艺文上》),证明俗称湘子桥已为知府郭子章所认同,广济桥又称湘桥了。
 
   从南宋知州曾汪募民捐资造浮桥,“一倡而应之者如响,……偿资钱二十万。户掾洪杞、通仕王汲式司其事,从人欲也。”(《康济桥记》)到明知府王源“募民万金”、“并四县之力”大修成广济桥,捐资的“尊官巨贾”和平民小贩有佛寺道观庙宇的信众,民间产生“仙佛造桥”传说,也是十分自然的。大多数不识字的平民听说叫做广济桥,当然会正直地反应:按这样雅的桥怎么叫做“诓祭桥”呢?因为在潮州话中“广济”与“诓祭(骗食)”读音甚为近似,这桥名实在太不合耳。或有人提出:不如叫做湘子桥。约定成俗,县署府衙终于认同,也就有了“湘桥”之称。
 
   四
 
   明万历六年(1578)陈一松《重修广济桥记》“以今观于斯桥,创自昌黎”,此说令人诧异。陈一松是海阳南桂都人,弘治十一年(1498)生,写此文时年已八十,为何还要“追溯湘子桥名的滥觞”呢?考《海阳县志》卷三十七《列传六》“陈一松字宗■,嘉靖癸卯举人,丁未进士,……晋工部左侍郎,督修皇陵,加俸服一级。……一松居官不迎合上意,竟然不为刻■,故无后艰云。”因可料他兹说当有所本。据《永乐大典》卷3527“门”字《仰韩门》条云:
 
   潮州志唐韩愈元和十四年(819),以言佛骨事贬刺于潮,遂驱鳄鱼,兴学校,洞究海俗,不暴民物,掠卖之口,计佣免之,其不能偿值者,辄与钱赎,设施度越古今。不逮一年,被旨移袁州。故人思慕之,谓其门曰韩门。
 
   韩文公治潮八个月,能够有什么“设施度越古今”呢?大历十四年(779)宰相常衮被贬为潮州刺史,就已经在金山“兴学教士”,故“兴学校”明显不能算“度越古今”入志的。而“驱鳄鱼”,宋有陈尧佐“戮鳄鱼”于其后;至于“洞究海俗,不暴民物”和赎放奴隶,都属于举措并非“ 设施”。曾传说潮州瓦屋始于韩文公时,苏轼《与吴子野论韩文公庙碑》“以文惠(尧佐)书考之,则文公前已有瓦屋矣,传莫若实,故碑中不欲书此也察之。”因考“设施度越古今”,盖可据曾汪撰《康济桥记》有“佥欲编画鹢而虹之,几阅星霜,未遑斯举。”找到线索征迹。画鹢是美丽的水鸟,乃船的雅称;虹是桥的美名;几阅星霜,已经甚久远之意;未遑斯举,尚未动工也。故可知曾汪称造浮桥的设想已经甚久远了而未动工,即暗示并不是他所策划始创设想的。若韩文公写“自拘海岛,戚戚嗟嗟,……魂神飞去”(《至潮州谢表》)之后,重新振作起来要为民办实事,意“欲编画鹢而虹之”,尔后在离任的牒文内有关于浮桥设想的说明,那才能够解释曾汪何以有该纪实之句。读此句壮心诗情跃然纸上,殊异于曾汪《记》文“适时与事会,■谋协从”平铺直叙的格调,殆出自韩文公手笔,表明到潮后的心性变化实情。再注意到曾汪的继任常■在修复浮桥之后创建仰韩阁,“翼然壮丽,因兹桥而作也。”(《仰韩阁记》)纪实仰韩阁的专一起因是十分明白的。
 
   陈一松《记》中“故老相传,昌黎韩公乞神于江,为涸数日,因得而经始焉。然往牒亡稽,而《韩集》仅载江涸鳄徙事,或者殆谓是欤?”当非指民间老辈相传的一则“神话传说”。“故老相传”应指“故老潮州郡守相传”,乃是依据常■称“役毕余力犹裕,遂创杰阁于西岸,以镇江流,名曰仰韩,以韩文公遗迹实与是阁对也。”(《永乐大典》卷5343《潮州府一·桥道》)可见陈一松不仅仅“如实记录了当时盛行于世的传说”,还曾经查过历史档案,仔细考究了的。“往牒亡稽”是说从前的公文已佚,查不到;韩文公离任的牒文,是其门生和时摄海阳县尉赵德都无法得到的,《韩集》自然阙如。而陈一松能够查到《永乐大典》等多处相关记载,才会写下“斯桥创自昌黎”的断语。他不将曾汪始造浮桥认定为建桥的创始,乃根据设想策划踏勘选址定线属于建桥的初步阶段。这与现代工程建设的基本程序一样,正是工部左侍郎又曾经督修皇陵的专业判断,而非“潮人独信之深,思之至”感情用事。清代杨锺岳、饶堂等皆以“桥造于宋,唐时固未有桥”而断言“传者讹也”,盖未考细探幽、不谙内里情由之故。“韩愈一生不遗力地反对佛老二教”,而“仙佛造桥”和“湘子造桥”却一直传说至今,哪里会与韩学核心儒家礼治思想相契合呢?这正是湘子桥文化的特色所在。
 
   追溯湘子桥名的渊源,可知潮州先贤顺应自然而力求进取,继承传统亦敢于创新,开放引进又转化变通,灵活的科学性促生突破式的跨越。辨明得出结论:是湘子神工逐步创出桥名。湘子桥的创造性贡献,盖是八仙过海中韩湘子之所以横吹洞箫的缘由,因横吹洞箫暗示出成功的喜悦也。
 

作者: 
沈坤城
来源: 
潮州日报(2011.0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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