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汕历史文化的前史

    秦汉之际对岭南的统一与揭岭及古揭阳的相关问题
 
    大家知道,包括潮汕在内的粤东历史文化,与整个 岭南文化的历史进程一样,发轫于秦始皇对岭南的统一时期。在秦始皇未对岭南进行统一战争之前,吴、楚、越三国都曾经占领过岭南。尤其是越人公师隅于战国末 年,在吴、楚二国经营南武城的基础上,进一步建立为南武国。明代史家欧大任《南越先贤志》说公师隅建立的“南武疆土,称雄交广”。说明南武国的疆域,包括 两广直至安南一带。我们所在的粤东地区,当然也属南武国势力范围,潮汕地区古地名南武冻,应该就是南武国势力及于粤东的一个证明。
 
   而秦始皇三十二年(前215)南平百越,进军五岭,其中是否包括揭阳岭的问题。这个问题历史上 有争论,历史文献的记载也有出入。但对于我们粤东地区来说,这个问题却非常重要,所以有必要认真考证,予以澄清。
 
   根据西汉初年的历史文献《淮南子·人间训》记载,秦始皇派尉屠睢以五十万大军分为五路对岭南进 行统一战争。在未越过南岭山脉之前,这五路大军各自占据前沿据点。同样,据《淮南子·人间训》的记载,其中“一军塞潭城之岭”,潭城就是今天的湖南省靖州 西南一带,秦军越过山岭就是广西的西北部地区。“一军守九疑之塞”,这是个极为重要的战略要地。因为九疑山在湖南宁远县南部,为湘、粤、桂三省交界之处。 此路大军越过南岭,既可达粤北的连州,下西南又可到达与广西交界的萌渚岭。“一军处番禺之都”即秦汉时期的番禺,都是指以今广州为中心的珠三角地区。“番 禺之都”的“都”,指的是广东西北部之都山,又称大锣岭,其古名就是都山,有古都庞岭之说。由此处越过南岭,即可到达粤北的阳山、清远而直指广州地区。 “一军守南野之界”,其地即今江西省南康县西南部地区。岭的南部一侧,就是广东的大庾岭。过岭就是广东的南雄,南下则直达广州。“一军结余干之水”,余干 在江西省东北部、信江下游,西滨鄱阳湖。此路大军南下即为福建北部,在战争的准备阶段,该军主要在进攻闽越政权。在闽越投降后,秦立闽中郡。嗣即发动对岭 南的统一战争,此路大军即南下进占粤东之揭岭。其路线可由福建的武平南下到达广东之蕉岭,然后再南进占领莲花山脉中段的揭岭。
 
   当秦始皇三十二年即公元前215年下达进军岭南的命令之后,上述五路秦军乃自岭北驻地沿线向岭 上敌方守军发起攻击,并翻越南岭山脉,向岭南地区分进合击。在战争的第一阶段,占领了五处战略的制高点,这就是此次南平百越战争第一阶段的五岭。根据晋人 裴渊《广州记》记载,这五岭就是:大庾、始安、临贺、揭阳、桂阳。裴渊《广州记》原文是这样说的:“五岭者,大庾、始安、临贺、揭阳、桂阳也。”说明《广 州记》这部有关五岭记载最早的书,揭岭是包括在五岭之中的。
 
   而进占广东东部揭 阳岭者,就是《淮南子·人间训》中“结余干之水”的那一路大军。在秦朝发起进攻岭南的命令之后,这支军队南下或从福建西部即可进占粤东的揭岭。揭岭地处今 丰顺境内,属莲花山脉中段,恰好居粤东中部。因此,秦军占领粤东中部的这一制高点,即可控制包括今汕头、潮州、揭阳、汕尾、梅州诸县市以及福建西南部的广 大地区。这在秦平岭南的整体战略上,是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果不占据揭岭以控制广东东部,就不可能对整个岭南地区实行有效的完全占领。所以,在 秦军南平百越战争的第一阶段,五路大军占据的五岭中包括揭岭,我认为是确切无疑的。晋人裴渊的《广州记》的记载,合乎历史事实,也合乎军事战略和历史地理 的实际情况。秦军进占揭阳岭,控制整个粤东地区之后,即可与福建的闽中郡互相呼应,确保秦军对广东全境的完全占领,并进而支持对粤中、粤西乃至对广西及交 趾等地的战略行动。
 
   根据历史记载,当年秦军五路人马,其中三路大军分别进占广 东的大庾岭、骑田岭和揭阳岭;两路大军进占广西的萌渚岭和越城岭,说明战争的第一阶段重点是在广东。但随着战争之深入发展,秦军平广东易,平广西难,平交 趾更难。为什么?这完全是自然地理的因素。因为广东除北部和西部是山地外,中部和东南部大部分地区是平原,这适合数十万秦军的大兵团作战。但广西就不同, 境内大部分是高山密林,来自北方的秦军不适应山地战和丛林战,再加上南方气候高温湿热,兼且山岚雾瘴,疫疠频生,极大地削弱秦军的战斗力。因此,秦军在粤 西本来已受到激烈的抵抗,到了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 ,当秦军进入广西腹地,由于不适应山地战和丛林战,土著军队利用熟悉地形,灵活机动,不断在夜间袭击秦军,使秦军不得安宁,顾此失彼,疲于奔命,遭受重大 的军事挫折。在一次大规模的夜袭中,土著军队杀死了秦军主帅尉屠睢。而秦军也展开大规模的军事报复。据《淮南子·人间训》记载,当时双方的残酷厮杀,“伏 尸流血数十万”,可见战争状况是何等的惨烈。这是秦平百越之役的第二年,应属于战争的第二阶段。由于秦军的西线战事遭受如此重大的军事挫折,因此势必抽调 相对安定的东线揭阳岭驻军前往增援,因为粤东东有福建即闽中郡秦军的呼应,西有广州即番禺秦军之支持,而当时粤东的土著畬族逃入凤凰山区,不足以对秦军构 成威胁。当时秦朝泛指岭南的土著为“越人”,但其实两广的多个土著民族各据一方,各具本民族的特色。所以“百越”并不是一个民族名称。根据我的研究,以广 东而论,当时粤中和粤北的主要土著民族是瑶族,粤西是黎族,当时称为“俚人”。而粤东闽南则是畬族,至于广西的土著民族,就是现在的壮族,过去文字上称为 僮族。他们在古代很善于打山地战和丛林战,因此给秦军很大的打击。
 
   由于上述的 原因,造成秦军西线的战事吃紧,在粤西尤其是广西的高山密林地区,由于土著军队的激烈抵抗,遭受到重大的挫折,所以需要将东部的揭阳岭驻军进行调动,以驰 援西线战事,并驻守于湘、粤、桂交界的都庞岭。这样,在战争的第二、第三阶段,秦军战报上关于驻军五岭的记载,显然便变成有都庞岭而无揭阳岭,正是基于上 述战争因素所造成的历史原因。因为无论古今,战争都是动态的,战争中所占领区域尤其是制高点或战略据点也必定是动态的。战争的阶段性或战役的具体需要往往 是某些战略据点转移的直接原因。战争的第二阶段东线的揭阳岭驻军支持广西战事而占据都庞岭,正是出于战争的实际需要。明白了这一点,就不会机械呆板地看待 历史上的五岭问题。
 
   历史文献上所记载的五岭大体上如下:
 
   《广州记》:大庾、始安、临贺、揭阳、桂阳。
 
   《水经注》:大庾、越城、萌渚、都庞、骑田。
 
   《南康记》:大庾、越城、临贺、都庞、桂阳。
 
   《舆地志》:大庾、越岭、萌渚、都庞、骑田。
 
   《通 典》:塞上、越城、萌渚、都庞、骑田。
 
   以上各书所记载,其中大庾岭即塞上,越城岭在始安,萌渚岭在临贺,骑田岭在桂阳,所以各书所载 上述四岭名称虽略有不同,但各相关地点其实没有矛盾,是一致的。只有揭阳岭在粤东,而都庞岭在西部,完全不同。而诸书之记载,以记载有揭阳岭的晋人裴渊所 著的《广州记》为最早。但《水经注》、《南康记》、《舆地志》和《通典》四本书,却只有都庞岭而无揭阳岭。于是,后世的史家,包括现代许多涉及岭南和潮汕 地方史的书籍,在述及五岭问题时,其中不少作者都认为秦朝统一岭南,进军五岭,其中并不包括揭阳岭。从而否定了揭阳岭作为五岭中的一岭,也否定了揭阳于秦 汉之际置县的历史事实。而我认为是:战争中的五岭是动态的五岭,不能机械地看待五岭问题。其次,我认为:最早记载五岭中有揭阳岭的《广州记》是正确的,而 《水经注》、《南康记》、《舆地志》和《通典》记载五岭有都庞而无揭阳岭,也同样是正确的。因为赵佗南越国辖下的揭阳县是沿袭秦制而来的,否则历史上又怎 么会有一个南越揭阳令史定呢?所以,这对于潮汕史尤其是揭阳古史来说,实在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经过上述的历史考证,证明秦平百越,进军五岭,揭阳岭是 其中之一岭。揭阳岭与都庞岭分属不同阶段的五岭之一岭,两种历史记载都是正确的。 榕江北河发源于大北山,而榕江谷地即我们俗称的榕江平原,一直伸展至揭 阳南部及普宁北部的广太地区。这一地区,我认为是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期粤东地区先民活动的中心区域。这里是地势平缓的山坡和平原,有榕江南北河作为 水源,十分适合人类居住和生活。所以,“虎头埔文化”和“后山文化”都是在普宁发现的。  “后山文化”时期,相当于中原夏文化的后期阶段。此一时期,粤 东“后山文化”的另一特征,就是树皮布文化。 考古发现在普宁市池尾后山遗址,一举发现树皮布石拍十多件,同时伴出有大量陶器。这说明在中原的夏王朝晚期,粤东、闽南一带的土著民族,在距今3700— 3900年前,身上所穿的主要是树皮布。所谓树皮布,就是用大片而且较厚的树皮,在河边经过石拍的反复拍打,洗去树皮的杂质,剩下以纤维为主的树皮,以骨 针及麻丝缝制,作为简单的衣着或包裹身体。因此,从衣着的物质形态,我们得以知道“后山文化”时期粤东、闽南土著民族的生产和生活水平,仍然处于半文明的 状态。因为他们能生产鸡形壶和其他大量用于生活的陶器,大部分都与食用有关。可以说,他们那时可以基本解决食具和餐具的问题,但还不能完全解决穿的问题。 所以,这一时期极为重要,是粤东的土著先民,从半文明走向文明的重要阶段。而这一时期是以“后山文化”为主要特征,显示榕江的南北河地区,就是这一时期粤 东、闽南土著民族生活的中心区域。
 
   我认为“潮汕历史文化”,应该是一个生活在粤东大地上,自秦汉之后由历代北方移民为主体所组成的族 群,既保留了固有的中原传统文明,又讲具有强烈地方色彩的粤东闽南方言,同时具有明显地方特点的风俗、音乐、戏剧等特色的区域性历史文化。如果从人类学的 角度,以姓氏族谱的血缘关系来追溯祖源,我们会发现潮汕人大部分姓陈、林、黄、王、李、刘、张、杨、郑、谢、郭、周、许、蔡、方等姓氏,与中原为主体的北 方华夏族(即汉族)大部分姓氏的来源基本一致。因此,我们说潮汕历史文化与中原文化有千丝万缕的关系,绝不是我们存心要攀附的问题,而是历史的客观事实。 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而潮汕话包含许多中原古音,这是经许多语言学家所证实的。因此,潮汕人的历史及其语言、民俗风尚和人情礼节,乃至于音乐与戏剧,我认 为大都由历代移民带来中原的古音、古风,又结合粤东闽南地区本土的语言及生活习俗,经二千余年的融合积淀,而逐步形成的。 
 
    那么,潮汕历史文化的前史,也就是我们的祖先南来粤东大地上居住之前,究竟是什么土著民族居住在这里呢?而这些土著民族在族源上究竟与现存哪一个南方少 数民族关系最为密切?
 
   什么样的自然地理环境,就会造成什么样的土著民族。很显然,潮汕的土著民族及其文化,是由粤东地 区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所形成的。从大的地理环境而言,粤东地区由两道北东走向的山脉所环抱,其一为莲花山,其一为凤凰山。两山皆东、北起于闽、粤两省界。 而潮汕地区第一大河韩江,其上游即为福建西南部的汀江。所以,粤东与闽南之所以成为同类型的区域文化,完全是由于山水相连的地理环境所造成的。 
 
   就莲花山脉而言,其中释迦冻及大北山与潮汕地区的自然地理环境关系较为密切。莲花山又是韩江与榕江的分水岭。至于大北 山,则与揭阳及其北部的邻近地区关系尤其密切,主要在揭西、丰顺、五华三县境内,东起龙颈水库,西至五华县,南起北山电站,北至丰顺境内。榕江之北河即发 源于大北山,而榕江谷地即我们俗称的榕江平原,一直伸展至揭阳南部及普宁北部的广太地区。这一地区,我认为是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期粤东地区先民活动 的中心区域。考古学家在揭阳榕江流域发掘出土文物称之为“虎头埔文化”和“后山文化”的遗存,就大量分布于这一地区。
 
    至于凤凰山,则位于粤东地区大埔、饶平、潮州、丰顺等县市的边界,同时又是韩江与饶平黄冈河的分水岭。所以,以自然地理上的划分,我认为潮汕地区有三个 独立的地理单元:一个是榕江流域,一个是韩江流域,另一个是黄冈河流域。那个在考古学上称之为“浮滨文化”的出土地区,就位于饶平的黄冈河流域上。
 
   粤东地区的考古学研究,自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饶宗颐先生发其端,与林德侯等先生至榕江谷地的虎头岭、黄岐山等丘陵地 带进行田野考古,及后著成《韩江流域史前遗址及其文化》一书,成为那个时期广东省内第一本考古学专著。近年饶先生又倡导揭阳榕江先秦两汉考古,与北京大学 著名考古学家、古史专家李伯谦教授共同策划,成立专业考古队进行挖掘,并发表了一系列发掘报告。而潮籍两位考古学家、中山大学曾骐教授和广东省文物考古研 究所邱立诚研究员及其他学者,撰写了一系列相关的考古研究论文,及后并与发掘报告合编为《揭阳考古》和《揭阳的远古与文明——榕江先秦两汉考古图谱》两 书,取得十分丰硕的成果。 
 
   从揭阳出土两件手斧石器已被考古学家断定为旧石器时代中晚期遗存,到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陈桥 出土文物、中晚期的“虎头埔文化”与“后山文化”,以及介于新石器末期至青铜器时代的“浮滨文化”,所有具标志性的出土文物,几乎都集中在莲花山和凤凰山 的南部地区。粤东的地形,基本是北高南低。比如榕江谷地的形成,就是由莲花山区的丰顺,向南渐次延伸至揭阳市,其中包括揭东县、揭西县和普宁市。这里是地 势平缓的山坡和平原,有榕江南北河作为水源,十分适合人类居住和生活。所以,“虎头埔文化”和“后山文化”都是在普宁发现的。而后山类型的主要分布,根据 考古学家的考证,主要分布在黄岐山、新亨、曲溪、云路、埔田、炮台、霖磐、锡场和仙桥等地,榕江上游的丰顺也发现有后山类型的遗存,说明榕江谷地的北河流 域的确是后山文化分布的中心区域。“后山文化”是以鸡形壶为考古学象征的。“后山文化”时期,相当于中原夏文化的后期阶段,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距今约 3700—3900年前。此一时期,我认为粤东“后山文化”的另一特征,就是树皮布文化。因为考古发现在普宁市池尾后山遗址,一举发现树皮布石拍十多件, 同时伴出有大量陶器。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这说明在中原的夏王朝晚期,粤东、闽南一带的土著民族,在距今3700—3900年前,身上所穿的主要是树皮布。 所谓树皮布,就是用大片而且较厚的树皮,在河边经过石拍的反复拍打,洗去树皮的杂质,剩下以纤维为主的树皮,以骨针及麻丝缝制,作为简单的衣着或包裹身 体。因此,从衣着的物质形态,我们得以知道“后山文化”时期粤东、闽南土著民族的生产和生活水平,仍然处于半文明的状态。因为他们能生产鸡形壶和其他大量 用于生活的陶器,大部分都与食用有关。可以说,他们那时可以基本解决食具和餐具的问题,但还不能完全解决穿的问题。所以,这一时期极为重要,是粤东的土著 先民,从半文明走向文明的重要阶段。而这一时期是以“后山文化”为主要特征,显示榕江的南北河地区,就是这一时期粤东、闽南土著民族生活的中心区域。而这 一时期历时数百年,可以说经历了整个商代,即距今3100—3600年。这五百年间,粤东、闽南的土著民族也与北方的华夏民族一样,在不同程度上与时俱 进。大家知道,商代是中国的青铜文化极为辉煌的时代,同时也进入了纺织时代,华夏民族在北方的文明进程势必也影响了岭南地区各土著民族的生活。在饶平出土 的浮滨文化,就是这一时期粤东土著民族文化在考古学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标志。那么,秦朝末年古揭阳县的县治究竟在哪里呢?其实,秦朝统治包括古揭阳在 内的岭南地区为时甚暂,不外是数年时间。这段时间基本上应属于战时体制。因此,所谓秦统治时期的揭阳县治,应该是一个军政一体化的战时地方管理机构,属于 临时性的,但它又是必要的。秦在横扫六国、统一中国的过程中,在这一方面已有非常丰富的经验,这一举措是必定会做的,尤其是在统一岭南的进程,更是如此。 因此,秦统治时期粤东的军政中心也即揭阳县的县治的所在,应该就是今日揭西县的河婆地区。这个说法,最少有两方面的重要理据:第一,有地理战略上的合理 性。因为秦既驻军揭岭,而揭岭在今丰顺县的西部山区,其正南面就是揭西。所以当年的揭阳县治设置于西部的河婆地区,易于受驻守揭岭秦军的军事保护,使军、 政机构能互相呼应。这是战争时期地区首脑机关出于安全上的考虑,有其地理战略上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第二,有地下出土文物的实证。据《揭阳文物 志》记载:  “1940年,当时属揭阳的河婆内森乡建小学,出土一批青铜剑、刀、矛、玉璧及陶器,被(揭阳)真理医院美籍医生卜瑞德购去,转移国外。据 照片及英文说明,这批器物分属24个单人土坑墓。其中2柄刀上铸有‘秦’字铭文。1960年秋及1980年这里又出土青铜剑一把、矛一支、钺二件和一些陶 器,可能为一处戍守岭南的秦兵墓葬。”   同文又记录:“1959年冬,在河婆内森小学校前掘得秦代土坑墓4座,出土红陶碗16个、铜剑一把。”
 
    根据《揭阳文物志》的记载,河婆内森小学校内校外发现大量秦墓,发掘出大批秦代青铜器和陶器。青铜器大都是武器,陶器则多为生活用具。这有力地证明揭西 河婆及其周围地区,曾经有大量秦朝军政人员在这一区域驻守和生活,否则在这里发现的墓葬便不会如此大量和集中,这在整个粤东地区是少见的。    大家知道,1965年未分拆前,揭西和揭东是包括在以前揭阳县管辖范围的。《揭阳文物志》所记载的上述文物出土的区域,正是前揭阳县的辖区。当然,现在的 揭西县和揭东县也同样隶属揭阳市管辖,说明彼此的关系,自古至今是何等的密切。而我遍查《揭阳文物志》全书,有秦墓大批出土并发掘出大量秦代青铜武器和陶 器的地方,只有揭西河婆一区。即使以粤东潮汕三市和各县的《文物志》以及实际的考古情况而言,有秦墓如此大批发现并发掘出如此众多秦代文物的地方,也只有 揭西河婆一地。这种独一无二的考古证据,有力地证明揭西河婆在秦军占据粤东时,这里曾经是大量军政人员集中的地区。而正如我在前面所说,当年揭西河婆作为 战时新建立的揭阳县地方行政中心,与北面距离不远驻守在揭岭的秦军指挥中心可以互相呼应,可以受到有效的军事保护,从而确保作为揭阳县治的揭西河婆地区能 够发挥战时行政中心的作用。这在地理战略上可以得到充分的解释。因此,以粤东地区的历史地理,结合纸上历史文献的记载,尤其是作为区内唯一出土大量秦代墓 葬文物的地区,三者互证,有充分的理据可以确认揭西的河婆地区,就是秦平岭南设置揭阳县的战时县治所在。直到目前为止,在粤东潮汕三市任何别的地区,都找 不到如此充分的理据。
 
   但是,秦在岭南的统治时间为时甚暂,不过数年时间,秦朝就灭亡了。而河婆作为战时的揭阳县县治,显然也是临时的、短暂 的。因为以实际的地理环境而言,河婆为内陆山区,在古代,陆路既乏通途坦道,距海又较远,缺乏海上运输的便利。因此,这种水陆交通闭塞的具体情况,长远来 说,就决定了古代的河婆地区,并不具备作为整个粤东政治和经济中心的必要条件。所以,当赵佗的南越王朝继承秦朝的行政体制而统治揭阳县时,便将县治设置在 现今的澄海县龟山一带。因为赵佗南越王朝统治岭南93年,可以说是长治久安。而其时的揭阳县管辖整个粤东地区。而根据岭南的自然地理特点,当时的南海郡就 相当于现在的广东省,以自然地理划分,可分为粤中、粤东、粤西和粤北四个地理区域。即使以近现代而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就曾经按照上述地理区域的 特点,于1952年在广东全省成立了粤中行政区、粤东行政区、粤西行政区和粤北行政区4个行政区。当时整个粤东行政区一共管辖包括潮安、澄海、饶平、南 澳、潮阳、揭阳、普宁、惠来、梅县、大埔、丰顺、五华、兴宁、平远、蕉岭、惠阳、紫金、河源、海丰、陆丰20个县及汕头、潮州二市,这一建制直到1956 年始撤销,上述县市大部属汕头专区,小部分属惠阳专区。从1952年至1956年存在的粤东行政区,其管辖的范围,可说包括广东东部的广大地区。这实际也 就是秦汉之际和南越国时期古揭阳县的管辖范围。因此,要管辖如此广大的地区,其时揭阳县的县治,就必须选在濒临南海、水陆交通方便的地区,以便与同样濒临 南海、处于珠江口的南越国国都番禺也即是今日的广州市,在海上交通上彼此更加方便,可以互相呼应。由于古揭阳县管辖整个广东东部,毗邻东边福建的东越国, 可以说是赵佗南越国的东部前线。因此,赵佗必定对揭阳县非常重视。揭阳县的县治设在哪里?相信也必定要赵佗的亲自过问和批准。而澄海龟山地区既位于粤东的 中部,又濒临南海,是古代粤东地区最重要的出海口之一,因此水陆交通便利,以其作为粤东政治和经济中心,完全符合作为当时揭阳县县治的条件。提出澄海龟山 可能是南越国揭阳县县治的第一个人是邱立诚先生。他在其所编着的《澄海龟山汉代遗址》一书中,指出龟山遗址第1期的遗物中,其年代与广州中山四路的南越国 宫廷建筑遗存以及五华狮雄山南越国的长乐行宫遗址的年代大体相同。澄海龟山的建筑遗址,邱立诚先生根据考古成果,判断是一个官署,而且推断了几个可能,其 中一个就是说它可能是南越国时期南海郡揭阳县的县治所在。该书的考古报告证实:  “龟山的建筑级别,肯定低于宫殿式遗址而高于主要是军事作用的城堡遗 址,属于较高级别的官署府第,最大可能就是属于县治一类机构的建筑基址。”
   
     我完全赞同邱先生说澄海龟山汉代遗址是南越国时期南海郡揭阳县治所 在地的这一判断,因为它完全符合前面论证赵佗南越国时期揭阳县治所应具备的全部条件。特别是澄海龟山汉代建筑遗址已被考古证明与广州的汉代南越国宫廷建筑 遗存、五华狮雄山汉代南越国的长乐行宫遗存,从建筑特点到建筑材料上,都同属于汉代前期,只是在礼制级别和建筑规格上存在不同而已。而澄海龟山汉代遗址的 建筑规格被证实是县一级官署建筑的遗存,这一点极为重要。我们因而可以断定澄海龟山地区就是南越国时期揭阳县的县治所在,也就是《史记》中史定任揭阳令的 官署所在。《史记》中的汉安道侯兼揭阳令史定,就是《汉书。功臣表》中的汉安道侯揭阳令,也就是《揭氏族谱》中揭氏的始祖汉安道侯兼揭阳令揭猛。中央电视 台在播映《走遍中国。走进揭阳》的特辑中,在《揭氏传奇》部分,揭氏的后人揭立业先生在接受访问时,一再希望知道他的先祖史定也即揭猛,作为南越国最后一 任揭阳县令、同时也作为汉安道侯兼首任揭阳令,究竟其时的揭阳县治在哪里?这是他在节目中一再提出疑问并希望得到解答的问题。今天,我可以确切地告诉他, 也告诉大家,不仅史定任南越国揭阳令时,他办公的地方,也即是县治的所在,就在澄海龟山;在他归汉之后,被封安道侯兼揭阳令时,他的食邑仍然在揭阳,县治 也仍然在澄海龟山。其时的揭阳县也就是他的安道侯国所在,管辖着整个粤东及部分闽南的广大地区。可见古揭阳的范围,确实很大,影响也很大。在秦汉至北宋的 一千多年间,尽管粤东地区的行政体制和名称屡有改变,但包括唐之韩愈、宋之王安石等在内的中原人士,仍然知道粤东地区为古揭阳地,这都是有据可考的。大家 知道,后来的揭阳县是在南宋绍兴十年(1140)重新建置,尽管其管辖范围已不及从前之大,但包括揭岭在内的古揭阳的中心区域,都在管辖范围。因此,本地 区不仅在历史地理上,而且在法统上继承了粤东地区最早的地方建制的名称——揭阳,我认为这是值得大家骄傲和自豪的。因为潮汕地区的历史文化,一切都是从秦 汉之际的揭阳县开始的。所以,揭氏的后人来揭阳寻根,这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因为南越国及西汉时期的揭阳县的范围实在很大,因此,县治在哪里不是问题,而在 历史地理和法统上继承揭阳才是关键所在。所以,历朝的《揭阳县志》在沿革历史上都强调这一点,而所有的《潮州府志》在叙述历史沿革的开头,也都必定记载汉 南越国揭阳令史定归汉的事实。说明潮汕地区的历史文化,确实都是从秦汉之际的揭阳县开始的。而一个地区有历史的开始,就必定有文化的源流。因此,说潮汕地 区的历史文化是从古揭阳开始,而不是自韩愈刺潮开始。这符合历史的辩证法,是毫无疑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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