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粤东畲族的族源及其图腾崇拜

    □ 粤东畲族族源:陆系和海系
 
   根据史籍记载:“畲”是对“刀耕火种” 的一些人群的称呼,或者是对“山林中结竹木障复居息”的一些人群的称呼。这些人群居住在粤闽等地,有“平鬃”、“崎鬃”之分,其姓为盘、蓝、雷、钟等,“依山而居,采猎而食”,“椎■跣足而行”,“畏疾病,易迁徙”,是一些自称为盘瓠之后的人群。关于对这批称为“畲族” 的人群来源的研究,到目前已形成多种说法。有人根据他们的姓氏和盘瓠图腾崇拜,认为畲人同瑶人一样,都源于汉晋时代的“武陵蛮”;有人根据他们的古地理分布、他们的历史名称和他们“椎■跣足”等风俗习惯,认为畲人是古越人的后裔;此外还有畲人源于徐夷后裔之说和畲人源于河南夷人之说,等等。这些说法都各自提出了颇为充分的理由。这些说法所以不能统一,亦即所以不能对历史资料作出合乎逻辑的解释,是畲人没有“族源” ,他们早就混杂在古老的苗、瑶、壮、蛮等族团之中。但畲人毕竟是有其作为独立民族的种种特征的,这样一来,我们就必须对畲人的来源进行更细致的分析。
 
   在漫长的历史中,畲人确曾经过了反复的迁徙。迁徙路线的方向并不一致。根据日本白鸟芳郎在泰国发现的《徭人文书》,畲人的一支,曾经经历由湖南梅山至广东连州再到广东潮州的迁徙。据文书中“京(景)定元年”云云,这次迁徙始于南宋理宗之时。广东省惠东县陈湖村《黎氏族谱》中所记载的迁徙路线、时代和方向中都和《徭人文书》所载者相近。
 
   但根据福建宁德县所出的两份畲人文书,此地畲人却曾经有一部分由汀潮地区迁往广西。
 
   此外,大量的宗谱文献和口碑传说,则证明广东潮州凤凰山是畲人迁徙的一大策源地。浙江松阳《雷氏宗谱》记载:“前朝上祖是广东潮府海洋(阳)县会稽山内居住……。”
 
   浙江丽水畲族《高皇歌》云:“蓝雷钟姓出广东,广东原来住祖宗。……定落潮州凤凰山,住在广东已多年。”浙江平昌《蓝氏宗谱》:“我祖世居潮州,阅年六百余岁,历传数十世。”浙江遂昌井头村《钟氏宗谱》载其行程簿:自宋绍熙三年(公元1192年)二月,钟谅、钟宣、蓝宗由原籍广东潮州府潮阳县向外迁徙……。
 
   1959年,福建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搜集整理的《盘瓠王歌》:“住在潮州山林深”,“祖公葬地是广东”,“凤凰山上去葬埋”。这是不是意味着凤凰山的畲人是由湖南等地迁来,再迁往浙江等地的呢?我们认为不是。因为在畲人的祖先史诗《高皇歌》中,凤凰山是同他们的祖先龙期的故事一并叙述的。而且,关于闽粤山区居住畲人的记载,可以追溯到汉以前。例如《建阳县志》卷八说:“汉武帝时,迁闽越民虚其他,有匿于深山而迁之未尽者曰余民。” 1960年以来,在广东梅州市和梅县出土了一大批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遗物,其出土地点多以“畲”名,其铭文中亦有多件带有“畲”字,这表明畲民定居粤东已有相当悠久的历史。
 
   值得注意的是,畲民的迁徙是同大海有联系的。畲族传说他们曾经在漂洋过海的迁徙中失落了盘姓一支。广东省潮州市石古坪等处畲族所藏《祖图》则说:“附王死后三子一女散各地,长子姓盘摇船去下海。”广东连县瑶族《过山榜》在记述盘瓠故事时,也有“盘王政在南京拾宝洞下到紫金住居乐业,又到南佛海”的说法,记述瑶族先民从会稽山七宝洞迁移时,有“浮洋过海’、“拾贰姓徭人八月十五日飘湖过海” 的说法。这都可以同《山海经·海内北经》郭璞注所谓“昔盘瓠杀戎王,高辛以美女妻之,不可以训,乃浮之会稽东海中相印证。它们说明:古代粤东畲族,曾经经过海路迁徙。在远古时代,中国南方气候温暖,森林茂密,草莽遍布,海路迁徙实有诸多便利。
 
   产生于新石器时代的印纹陶文化,在由东南沿海而渗入内地,进而散布于台湾、海南岛和南洋群岛,这实际上表明了海路迁徙对于远古文化传播的重要意义。
 
   在粤东畲、瑶二族的大量《族谱》、《祖图》、《榜牒》、《开山公据歌》、山歌和口碑所记载的盘瓠神话中,也可以看到海陆二系的区别。
 
   第一类传说中没有高辛氏这一神祗,“盘瓠”称作“盘古”。传说称:远古时候,蛮人在一次惨烈的战争中战败,于是畲、瑶、苗、壮和汉人一起罹难于海上。众人在东海漂泊了七天七夜,幸有盘古神搭救上岸,才免了这场灭顶之灾。后来,他们为了纪念盘古搭救之恩,就奉其为开族之祖。显而易见,这可以归结为海系传说。
 
   第二类传说来源比较复杂,其内容则大致与干宝《搜神记》、《后汉书·南蛮传》等所记相近。这类传说的特点是具有明确的图腾物,但各种传说中的图腾不同,约有四种:(1)“龙—狗” 图腾,其形象是一个狗头人身的美男子;(2)“龙、犬、鸟合一”的图腾,其形象是鸟卵孵出的龙犬;(3)“龙—麟”图腾,其形象为龙头、牛身、牛蹄和龙尾,即畲民所谓“脚踏八宝的麒麟”,在潮汕农村的大幅壁画和嵌瓷中普遍可见此一形象;(4)“龙—蛇”图腾,这一图腾原由畲人中“爬蜴”一支信奉(见乾隆《潮州府志风俗卷》)。
 
   过去潮汕农村普遍建立青龙帝君庙以祀奉之,祀时庙祝以无数活蛇盘结于绿树之上,是为一种“活图腾”。这类传说中有海系成分,也有陆系成分,其图腾形态的多样性,便反映了畲民在陆路迁徙中同其他族团之间进行的融合与分化;所谓“爬蜴畲”便是畲人蜒人相结合而形成的新族团。
 
   总之,畲人曾经经过海路和陆路两支迁徙,他们并非只有一个来源;陆路迁徙的过程中,畲人曾与其他族团融合,故畲人的居民成分并不单一。我们可以根据历史资料判断畲人与武陵蛮、百越或夷人应各有其同源关系,但我们却不能简单地把畲族族源归结为某一单纯的民族。
 
     □ 盘瓠图腾和畲族的史前来源
 
   现在让我们进一步分析一下粤东畲族的图腾崇拜。
 
   在《潮州市凤凰区石古坪村蓝氏祖图前言》和《潮州市凤南区山梨村雷氏祖图前言》中,粤东畲族的图腾传说得到了完整记述。这一传说与干宝《搜神记》、范晔《后汉书·南蛮传》所载者相较,互有异同。这两种传说的共同点是:都以高辛帝为始祖,都以盘瓠救国故事为骨干,都以被招婿传后而隐逸山中为结局,盘瓠都是犬身。但两者之间有一些比较重要的差异:(1)盘瓠的出身不尽相同。《搜神记》称:“高辛氏,有老妇人居于王宫,得耳疾历时,医为挑治,出顶虫,大如茧。妇人去后,置以瓠篱,复之以盘,……其文五色,因名‘盘瓠’。”畲族《祖图》称:“护王原东海苍龙出世,生于大耳婆左耳。请医,医出耳卵,放于殿角,百鸟俱朝,取与先生剖之,出一狗子,养八月,身长八尺,高四尺,有五色斑文毛。”(2)故事发生的背景不同。《搜神记》称:“时戎吴强盛,数侵边境。”畲族《祖图》称:“时有滨夷房突王作乱,杀死良民无数。”(3)盘瓠打败的对象不同。《搜神记》称:“盘瓠衔得”戎吴将军首”。《祖图》称“龙狗将番王头咬断,军兵追赶,感龙王,差河伯水官六丁六甲神将护送过海。”(4)故事发展的结局不同。《搜神记》称:高辛王“令少女从盘瓠,盘瓠将女上南山,……止于石室之中,……盖经三年产六男六女,盘瓠死后,自相配偶,因为夫妇。……王顺其意,赐以名山广泽,号曰‘蛮夷’。”《祖图》则云盘瓠入赘前有一狗变美男子的细节:“问狗能变身否?狗曰:能。遂许七日与之变。不料至五日,犬王闻听,狗头不能变。选日成亲,二十年生三子一女,带见帝,帝赐姓盘、蓝、雷、钟,男女自嫁娶。”(5)盘瓠子孙的居住地不同。《搜神记》称:“今即梁、汉、巴、蜀、武陵、长沙、庐江郡夷是也。”《祖图》称:“御葬后,三子遂散处,各领路引于福建、广东四处。”
 
   从以上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出畲族的盘瓠传说具有这样两方面的特点:第一,它的图腾形象更鲜明。例如“苍龙出世”、“百鸟俱朝”、狗变人身,表明这一传说发生在以图腾为氏族祖先或氏族标志的时代。第二,它同海有密切的联系。例如“东海苍龙”、“过海至滨夷之国”、“拖头过海”,表明这一传说是海系畲族的传说,而干宝等人所记的是陆系传说。海陆二系盘瓠传说共同的主神,按照古代人“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见《左传·■公十年》的敬神原则,盘瓠的崇拜者应有共同的族源。海陆二系盘瓠传说又有上述差异,这些差异可以揭示畲、瑶、苗、蛮等族团相分离的大致年代:这些自称“盘瓠之后”的族团是在图腾时代的后期(狗变人身意味着祖先神初步代替了动物神)开始分离的。而且,从海、陆二系的区分还可以知道,这些族团的分离乃缘于不同方向的迁徙。
 
   还有一个证据,可以证明上述海路迁徙说,亦即证明畲族的史前来源。此即“会稽”地名的分布。根据畲族的《开山公据歌》、《祖图》及蓝、雷、钟三姓的族谱,“会稽”是畲族的发源地;据这些资料中“潮州会稽山”、“广东会稽山”云云可知,会稽山即潮州凤凰山。现在的会稽山在浙江省中部,从现有资料看,其名起于春秋之前。例如《越绝书》卷八说:禹治水到大越,改茅山为会稽山;《周礼·夏官·职方氏》说:“东南曰扬州,其山镇曰会稽”;《左传·哀公元年》说:“越子以甲■五千,保于会稽。”但《越绝书》所云,只能证明在此书写作之时代越地有会稽,却不能证明禹治水所至之会稽山为越地。因今人已考证:禹所至之会稽,乃山东境之会稽,非越之会稽。古时会稽有两处,一在今山东省泰山下,一在今辽宁省西南,高诱《淮南子·汜论训注》可证。高诱云:“会稽山,名浮石,随水高下,言不没。皆在辽西界。一说会稽山在太山下,封于泰山,禅于会稽是也。会稽或作沧海。”值得注意的是,这四处会稽都地处滨海之地。根据古代人民迁徙时往往用旧居地名称呼新地的习惯,我们可以判断:无论潮州会稽是移植于辽西会稽、山东会稽,还是移植地浙江会稽,粤东畲族经过海路迁徙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同粤东畲族关系较为直接的会稽,是山东会稽。张崇根《畲族族源新证》将畲族族源溯至东夷,实际上也就解释了潮州会稽同山东会稽的关系。东夷是一个族群,曾以鸟名官,在它们居住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了很多鸟形器物和蛋壳黑陶,这使我们知道这个族群的主要图腾物是鸟和鸟卵。从考古的角度看,东夷民族所创造的文化称为“山东龙山文化”或“黑陶文化”,在这一文化的基础上产生了商朝。商文化中保留了玄鸟图腾的痕迹,这一点表明了商民族与东夷民族的同源关系。商人以帝喾高辛氏为其男性始祖,以简狄有■氏为其女性始祖。既然畲人也将其祖先指为高辛氏之婿,那么史前畲人应和东夷民族同源,并且和商民族一样,是从东夷民族中分离出来的氏族。根据畲人的这样一种史前来源,我们可以理解畲人图腾中何以有“百鸟来朝”、“耳卵化生”这样一些细节,远古畲人应曾杂居在信奉鸟图腾和鸟卵图腾的族团之中,并且同这些族团发生过相互融合的关系。
 
   更值得注意的是,畲族图腾传说中还有“东海”、“滨夷房突王”(或“燕王”)、“出一狗子”等细节。这些细节可以分别联系于辽西会稽和淮地徐夷。且让我们将这种联系分为两层加以论述。
 
   (一)“燕”和“房”。“燕”和“房”都是古地名。《史记·燕召公世家》:“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索隐》:“北燕,在今幽州蓟县故城是也。”根据考古资料,燕国始封的都城在今北京房山县的琉璃河。“燕”与“房”实指一地。燕地文化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1930年以来,中国学者在这一地区进行了广泛的考古调查,将其发掘物归为“红山文化”,后又称“夏家店下、上层文化”。王国维也根据他所见到的三件商代器物“北伯鼎”,判断燕地又称“邶”,在殷境北方,曾为商文化所沾溉;并由此认为古史所记殷祖王亥宾于有易(又作“有狄”)事和周武王时箕子封朝鲜事皆有渊源。燕文化同辽宁红山文化以及同殷商文化的联系,表明古燕地曾是东夷民族活动地区;东夷民族足迹所至,曾到达辽东以至朝鲜。古燕地所居的民族,曾被称为“蛮夷”。《战国策·燕策》说:“燕王曰:‘寡人蛮夷辟处,……’”。《史记·刺客列传》记燕人荆轲见秦王,“前谢曰:‘北蕃蛮夷之鄙人,未尝见天子,故振慑。’”《史记·燕召公世家》说:“燕外追蛮貉,内措齐晋,崎岖强国之间最为弱小。”皆可见以燕为“夷”由来已久。这应当就是粤东畲族《祖图》所谓“滨夷”、“夷滨”、“滨夷之国”的来历。过去的研究者曾试图确定高辛氏与房突王争国一事的背景,并把此事落实为共工与高辛之战。这种说法过于牵强。因为房突王很可能是个于史无征的人物。但以高辛为号的东夷族群同居于燕地的房突王族群的关系,却是可以大致勾画出来的。高辛氏居于燕地东部,即辽西会稽一带。他在争国之战中获胜,随即南下,称盛于鲁地,遂有泰山之会稽。粤东畲族《祖图》中所说的“海”、“东海”,即今天的渤海。所谓“拖头过海”,应当是指发生在辽东海湾的一次海路袭击。分布在渤海沿岸的黑陶文化遗址,以及分布在渤海南北的卵生神话,可以作为上述迁徙说的有力旁证。
 
   (二)“卵”和“龙犬”。粤东畲族《祖图》中的“卵”和“龙犬”,均是图腾崇拜的遗迹。这遗迹可与《博物志》卷七所载的《徐偃王志》相印证。《徐偃王志》说:“徐君宫人娠而生卵,以为不祥,弃之水滨。独孤母有犬名鹄苍,猎于水滨,得所弃卵,衔来以归。独狐母以为异,复暖之,遂■成儿,生时正偃,故以为名。……长而仁智,袭君徐国。后鹄苍临死,生角而九尾,实黄龙也。偃王又葬之徐界中,今见有狗垄。”这里的卵生儿、犬化龙的细节,曾受到潘光旦、费孝通等学者的注意,他们由此提出畲就是徐人往东南迁移的那一支。显然,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由于傅斯年、徐旭生等学者的研究,先秦以迄史前的徐人源流,实际上已经能够描写出来。徐偃王是公元前七世纪的人物,大约与楚国成、穆、庄三王同时。在此之前,徐人立国有悠久的历史。徐人源出于嬴姓,和西方的秦、赵同祖于东夷。根据《左传·昭公十七年》郯子自称少昊之后的说法,徐人的祖先可以推到东夷的少昊。徐人的原居住地在今山东东南部曲阜县附近,徐旭生经过考证,认为当周初以至周宣王之时,徐人才南迁至淮水。一直到徐偃王时代,徐国都是东夷集团中最大的国家。史籍所载的“群舒”(舒蓼、舒鸩、舒庸、舒龙、舒鲍、舒龚各部),和徐人同出一源。徐旭生并根据《说文》所谓余从舍省声之说,判断古时“徐”、“舒”实为一字,“群舒就是说群徐”。这一说法是很有启发意义的,但应当作些修正。因为史籍中往往将“徐”、“舒”分作两部,而云“徐人取舒”;而且,群舒出偃姓,和徐人虽有远源,却非一支。梁玉绳《史记志疑》卷十九所说的‘皋益同族而异支”,即指以皋陶为祖的群舒和以伯益为祖的徐人,乃同源而异派。所谓同源,指的是“舒”、“徐”均出自东夷。群舒称“蓼”(篆文形为鸟高飞)、称“鸠”,(《左传·昭公十七年》载少皋下属有“祝鸠氏”、“爽鸠氏”等“五鸠”),同徐人的卵生故事一样,都是东夷族鸟图腾的遗迹。准此,倘若“畲”是一个古老族团的名称,那么,由于“畲”、‘徐”、“舍”、“舒”四字在上古都属鱼部韵,上尤音相近或相同,则畲人、徐人、舒人应皆是同源异支。总之,畲族《祖图》中卵化生、犬变龙的细节,是畲人和徐夷同源于东夷民族的证明。东夷民族是一个巨大的族群,包含众多的族团。这些族团原来各有其独特的图腾物,在相互融合的过程中,这些图腾各在彼此的祖先传说中留下了遗迹。故徐人、畲人的祖先传说中有龙、犬等图腾标志,而群舒中也有“舒龙”、“舒龚”等暗含龙图腾的族团名称。但东夷族群共同崇奉的却是鸟图腾,这一点是由东夷族群中的主流族团的图腾崇拜决定的。《左传·昭公十七年》中所说的“五鸠”、“五雉”、“九扈”,表明东夷族群中的许多族团,原来信奉的就是鸟类图腾。在这些图腾的基础上,东夷民族曾综合出了“鸿前而麟后,蛇颈而鱼尾,鹳颡鸳思,龙文而龟背,燕颔而鸡啄”(见《尔雅翼》)的凤凰图腾。这一图腾形象尽管远徙千里,成为潮州境内的山名(其实,何止是山名,甚至连潮汕的一些主要县城,也争着以“凤”命名,如潮州和澄海、饶平二县的县城,都称为“凤城”)。可见畲人们虔诚尊奉,看作自己祖先的标志。从这一角度看,我们可以说畲人乃源于东夷。当我们把畲族传说同徐偃王传说进行比较的时候,我们又看到了这两支族团的联系。畲人直接祖先的代表——龙犬,被描写成救助徐偃王的恩人。这一点有助于我们回答潘光旦先生提出的问题:徐、畲共同的卵生神话,证明它们同源于东夷;但龙犬在徐、畲神话中的不同地位,却证明徐、畲本是有过联盟关系的两支不同的族团。
 
   畲人的海路迁徙,应当是在山东启碇的,“凤凰”和凤凰山的联系足以证明这一点。因为凤凰图腾乃是高辛族群南下山东后的产物。但畲族的族源却可以往前追溯得更早。无论我们是根据《诗·商颂》所谓“相土烈烈,海外有截”,来判断商人(即东夷人后裔)的势力范围曾到达辽东半岛和朝鲜西北境;还是根据《论衡·吉验》、《魏书·高句丽传》、《高丽好大王碑》、朝鲜《三国史记·高句骊记》等文献所载的朱蒙卵生神话,来判断东夷发迹于东北:我们都可以在辽东土地上看到史前畲人的踪迹。因此,我们相信畲族《祖图》叙述了一个发生在远古东北的战争故事。在那个时候,古畲人参加了高辛氏的部落联盟。由于在讨伐燕人的战争中立功,畲人获得了与高辛族通婚的机会,从而成为东夷的一支。当然,我们认为这故事失落了一些环节,例如海迁的环节。
 
     □ 畲族的族源与种源
 
   我们曾对粤东畲族作过一些实地调查,发现了一些有趣的事实。这些事实使我们对历来的族源研究产生了怀疑:通过文献资料来探求畲人族源,是否真能揭明这一人群的来历呢?比如说,粤东畲族是一直没有自己的族称的。一直到解放初期,他们填写履历表的“民族”栏时,仍然填写为“汉族”或“羌汉人”。据山犁和李工坑畲民反映,过去的汉族人称他们为“狗头王”或“狗头族”,这显然是针对他们的盘瓠崇拜而言的。如果硬要考究“自称”,那么,只有碗窑畲民说他们曾经自称过“凤凰自家人”或“六甲番”人。“六甲番”是一个值得注意的词语。因为它提出了一个人种学的问题。不仅在粤东畲民中,而且在今天的潮汕人、泰国人、文莱人中,“脚小趾上分两边” 的生理遗痕都是广泛存在着的。据国外生理学家研究,这是黄种人的一种久久难以磨灭的生理标志,这种黄种人是“赤脾”、“黑眼”种族人的“正源”。既然如此,我们是不是要打破过去的族别观念,从人种学的角度去探讨粤东畲人同其他地区的“六甲番” 的共同来源呢?
 
   又比如说,“畲”这个字,在壮语中读为“利”或“黎”,意为土山。广东话把刀耕火耨的地方称为“畲”,壮语却称作“利”。两广各地有那利、古利、六利、那里、云里、六里、那丽、古丽、那黎、古黎、都黎、黎村、上黎、下黎、大黎、小黎、上利、下利等等,按照壮语,这些地名都包含了“畲”的意义。这样一来,史籍所说的“黎人”、“俚人”、“僚人”,都可解释为“畲人”。推广一点说,古山东民族的“莱人”、古山东地名的“里”和“雷泽”,都同“畲”有关。梁钊韬引刘威教授1938年的一篇文章说:“黎人常被他民族称为li与loi、lai、lay、loy,等等。而彼自称,则常加唇音,读如   b‘li’、b‘loi’、b‘lay’b‘loy’等等。”于是,“濮”、“卜”、“布”、“■”、“佬”等族名,也和“畲”有了同源关系。此外,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朝鲜族。他们古称“高丽”或“高句骊”,按壮语的意义,即谓在高山上从事耕畲的人。我们前面讲到了畲人和朝鲜、山东的关系。在族名或地名上再次看到它们的联系。这一点并不令人奇怪。但为什么“畲”和濮、布、■、佬、僚、俚、黎等族称会发生联系呢?在古代典籍中,畲人又被称为“蛮僚”、“峒僚”、“僚蛮”,这可以证明上述联系事出有因。凌纯声曾说信仰盘瓠图腾的民族分布极广,东起沿海的浙闽,中经粤、桂、湘、滇,南至越南东京北部,西至缅甸之景东,而止于怒江东岸,还可包括台湾和海南两个岛屿。在这样广大的地域上分布的民族,是不是和畲人同出一源呢?
 
   根据语言学家的研究,“畲语具有一半以上与苗——瑶语族言同源的基本词,证明畲族和苗瑶两族同一祖先。畲语在语音和词汇上比较接近布努语,自称又和布怒语部分同源,说明原先可能说苗语。布努语和畲语的人是同一个支系,说瑶语的人是另一个支系。”(参见罗美珍《从语言上看畲族的族源》)这种分析是有说服力的。这同盘瓠图腾的分布区域大致吻合,也同畲族祖先传说中图腾残迹的复杂性彼此对应,畲族传说和语言的历史都能比较说明所谓族源有其层次性。既然如此,那么,畲语同侗台语族的联系便是不容忽视的了。因为“畲语和苗——瑶有少数基本词与侗——泰语有对应关系”。今泰语从一数到十,其中“三”、“四”、“九”三个字的读音和潮汕话完全相同。古泰人原来是从僚人中分化出来的,今泰国的皇徽就是“飞头僚”星星罗海的形象。古代飞头僚多居住在东瓯、闽越,《古今图书集成·边裔典》并将“畲蛮”与“盘古国”、“女蛮国”、“飞头国”等一例看待,列人《南方未祥诸国部》。这不免会使我们联想起“六甲番”的分布。从更为根本的意义上说,畲族之源是不是应当从原来居于中国北部滨海地区的侗台语诸族中去寻找呢?
 
   总之,我们认为应当有层次地区分族团之源。原则上说,只有使用了人种学的方法,这一溯源工作才能获得成功。这样一来,族源的研究就会变成种源的研究。从畲族先民的历史活动遗迹中可以看到:任何一个民族,在其反复迁徙的过程中,他们不免要同其他族团发生融合,同时也使自身发生分离。因此,民族史研究者的求知愿望,只有在种源研究的层次上才会真正得到满足。文化是人创造的,人是文化的载体。对潮汕文化渊源的追溯,必然会导致对潮汕居民来历的探寻。对中国文化源的探讨也是如此。本文只是指出了潮汕文化同远古东夷文化的一种联系,尚未说明这种联系的具体意义;本文提出了从人种学角度追溯粤东畲民之源的问题,但也没有实际地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期望这种抛砖引玉的工作能得到研究者们的补充和修正。
 

作者: 
陈训先
来源: 
粤东门户 http://www.ydtz.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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