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河洛” 到“潮汕”——解读潮汕人的文化优越感

    潮汕地处我国东南海隅,与大陆腹地有连绵数百公里的五岭和武夷山脉阻隔,中华大地的历代战乱传到这里已是强弩之末,向南则为波涛汹涌的台湾海峡和南海所拥抱,东西面也有群山环绕,这种山环水抱的地理环境和与外隔绝的地理位置,在古代曾吸引一批一批逃避战乱的中原门阀仕族纷纷的竞相迁入。 
 
      翻开一本本潮汕族谱,都可看到这样的字样:祖宗居河南光州固始、或居河北范阳、或原籍长安京兆、或居山西洪洞……它们大体上位于黄河中上游的“河洛”(河套以东和洛阳)地区。在东汉时期,随着宗族宗法制度的完善,这个地方出现了一批显有特权和地位的门阀仕族,他们把持朝政,操纵皇帝的废立。然而,由于“河洛”地区在魏晋以前,一直是华夏文明中心,是各路英雄逐鹿之地,战乱频繁。特别是西晋“永嘉之乱”,曾使中原陷入二三百年的动荡,这些门阀仕族为对付动乱,纷纷以血缘为纽带,以宗族为中心建起“坞壁”以自卫。后来,随着战乱的加剧。这些门阀仕族纷纷南迁,据史学家考证,当时南渡的仕民占全国人口的六分之一。
 
      “不指南方誓不休”,听说南方偏安一隅,有大江和崇山峻岭阻隔,没有兵氛,是一块人间乐土。带着对安定生活的渴望,带着对世外桃源的向往,这些“河佬”背起祖宗的神位,怀上一抔乡土,领着整个家族,穿过黄河,渡过长江,一路南奔而来。他们先迁至江淮和江浙一带,后又进入福建和江西。正如发源于河南卫辉县(原汲县) 的潮汕林氏先祖之一,唐代闽人林蕴在《林氏族谱序》言:“今诸姓入闽,自永嘉始也。”唐末的林胥在《闽中记》也言:“永嘉之乱,中原仕族林、黄、陈、郑四姓入闽。”
 
      在福建和江西定居一段时间后,接下来的安史之乱又使“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李白诗),一批批逃难仕族又源源不断从北地涌入,很快使福建江西人满为患,于是,又有部分“河佬”,如欧阳修主持编撰的《新五代史》所说的:“以岭外最远,可以辟地,多游焉”。开始踏上了到岭外寻找新乐土的征途。
 
      来自福建的移民大多数人是从沿海岸线进入潮汕平原的,因而被称为“海系”,也有部分和江西移民一样翻过连绵数百里的五岭和武夷山脉来到潮汕腹地的,故称“陆系”。但因来自福建的海上移民占大多数,故“河洛”有时也被称为“福佬”。
 
      无论是来自“河洛”的“河佬”还是来自福建的“福佬”,他们都是来自中原的遗族。当他们乘船穿过南海的烟涛,或扶老携幼越过莽莽的五岭山脉来到达这里时,见逶迤丘陵从三面环抱着一片肥沃的冲积平原,把兵氛杀气阻隔在千里之外;脚下青碧见底的江河溪涧,引导着山川灵气,欢快地流向前面浩翰的大海;潮水浸泡着岸边的老树,海风带来湿润的水气,涤去了他们身上的征尘……,他们精神一振,或许这就是能给子孙带来安宁和福祉的“风水宝地”。于是,他们暂时停止了漂泊,先取出怀中的乡土,倒进潮汕的江河里,然后,再用红土拌上点海滩上的砂或贝壳,做起了土砖,筑起了放祖宗的神位的祠堂,诚如光绪《潮州志》所言的:潮人“营宫室,必先祠堂,明宗法,继绝嗣,重祀田”。通过祭拜共同的先祖,宗族重新被收拢起来,于是,以前在中原故乡的“一宗将万室,烟火连接,比屋而居”的场面得以重现。这就是清人张海珊《聚民论》中写到“闽广之间,其俗尤重聚居,多或万余家,少亦数百家”,他们“皆聚族而居,族皆有祠,此古风也”。
 
      与世家大族在“闽广之间”重新集结的同时,由于唐代开始的打击仕族的措施,如科举制的出现,使北方仕族逐渐瓦解,加之五代分裂,两宋或北或南,元又都于北方,首都附近难于培养出世代巨族,以至于入明以后,“中原北方虽号甲族,无有过千丁者,户口之寡,族性之衰,与江南相去寡绝”(顾炎武《日知录集释》卷二十三《北方仕族》);而江南广大地区又由于明清以后个体经济的发展,即所谓“资本主义”的萌芽,也使封建宗法观念逐趋淡薄,其以宗祠和宗族为中心的聚居意识日渐式微,以至于最后只能分散为家庭式的小合院,当他们重新组成聚落时,也多由这些家庭式的小合院汇集而成。
 
      只有在“闽广之间”的“河佬”,顽固地维护封建宗法观念,继续沿用祖先以宗祠为中心的向心围合的居住方式,将整个宗族按尊卑次序统一安排在一个有序的空间里。于是,潮汕乡村,有了一座座规模巨大、中轴对称、主次分明的“从厝式”民居群落。而且,和古代门阀仕族重视门第相似,他们无一例外地在这些乡村的中心———“祠堂”的门额刻上诸如“河西旧郡”“颍川世家”“西京旧家”“江夏家声”“九牧世家”“济阳世家”“渤海家声”之类的门第堂号,因为他们念念不忘在中原失去的身份。在日常中,潮人还时不时地流露出一种文化优越感,就是什么都是潮汕本地的好的心态,这种心态可能就是魏晋时“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观念的残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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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林凯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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