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国时期沙陇的“上海客”

    清朝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朝政已相当腐败。英、法、美三国驻上海领事利用小刀会在上海起义之机,强迫清政府在上海割让租界。上海开始了近百年的半殖民地统治,洋货、洋商也相继涌入上海。至清末民国初年间,上海已是万商云集、进出口贸易频繁的国际大商埠。这一时期,永康、宝成、宝泰、仁记等家族作为名扬潮邑的沙陇旅沪殷商,他们互相提携,共同促进,在上海的商贸界、房地产界、金融界自成体第,占有一席地位。沙陇人也就把这些旅沪殷商称为“上海客”。 
 
   沙陇乡民,素来有开拓进取精神。他们每到有发展前景的地方,都会奋力拼搏,落地生根,并逐渐创造出奇迹来。十九世纪末,沙陇乡民在农村经济破产、社会不景气的情势下,为了谋生,有的南涉暹罗、新、马,有的北走江、浙、京、沪。这期间,郑石仁(宝成)、郑石部(宝泰)、郑建明(仁记)、郑友松、郑尧臣(永康)等先后进入上海。他们在上海扎根发展,创建商行,开办钱庄,设立典当,经营房地产业。至民国初年,沙陇"上海客"已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 
 
   民国初期,上海帮会林立,江苏帮、浙江帮、广东帮,还有潮州帮、绍兴帮、宁波帮等,比比皆是。上海财界的经济实力,除洋人外,江、浙二帮因天时地利,得天独厚,其实力最强。广东财界在上海也有一定的地位,他们能在上海与江浙帮争雄,其中潮州帮起着重要的作用。民国初期,潮州帮的财力已超出广东财界的一半。而潮阳人的财力相当于整个潮州八邑的七成。潮阳人在上海贸易、金融、房产、典当、企业等商贸活动,尤以铜盂郭(郭子彬、郭乐轩为代表)、沙陇郑、成田溪东陈(陈青峰、陈玉亭)为代表形成了上海潮州帮的三大经济体系。而沙陇的上海客又以永康家族、宝成家族、宝泰家族、仁记家族著称,他们在上海、九江、镇江、苏州、南通、汉口、武昌等地拥有很多的房产、当铺、钱庄,成为以上海为中心的跨区域的财团大户。沙陇“上海客”在万商云集的上海大商埠能够生存、立足已属不易,更能在上海财界自成体系,也可说明沙陇人经商之才,实非等闲之辈。 
 
   郑石仁于清光绪初到上海谋生,后与其子植卿在英租界“沙逊洋行”当掮客、买办而发财并自创办“宝成”号商行。宝成家族在上海主要经营典当、钱庄、房地产业。解放后,其裔孙多居于上海、香港、美国等地。郑志睿(南京航空学院教授)、郑定立(中国农业工程大学校长)为石仁裔孙。 
 
   郑石部(宝泰),为郑石仁胞弟,清光绪年间随兄赴上海经商。主要经营当铺、钱庄。当年宝泰家族分为八房,拥有钱庄、当铺20余家,房地产业数十处。宝泰家族在上海的资产按八房各自经营。在家乡的房产、田产由当时在家的郑惠之(八爷)管理。上海各家族派款供应家乡的生活及砺青中学经费。宝泰家族以二房郑淇亭善于经营最为富有。他创办的合记行,有雄厚的经济实力。还有郑国凯之父(亚六)创办的益记号,五爷创办的宝昌号等,宝泰家族现裔孙多居上海、九江、香港及家乡,有的移居国外。 
 
   仁记家族以郑建明为代表,郑建明于清光绪年间赴上海谋生、经商,他在商界以信誉闻名。1903年,郑建明54岁的时候才发“期货”大财。后创办“仁记”、“新仁记”号商行(当时以英租界内的仁记路命名)。并开设信裕、信孚、信丰等钱庄。郑建明有五子。名佐卿、云卿、史卿、晋卿、卓卿。裔孙多居于上海、南京、南通及家乡。 
 
   永康家族的郑尧臣,其父郑宝(号韫山,原仙家人)。郑宝昔年为翰林郑邦任掌管厨膳。郑宝生二子,长良初(尧臣),次良庆。郑尧臣生于光绪初叶,幼年聪慧过人。后赴上海求学,通英文。清末年间,在英租界“哈同洋行”当过翻译,并逐渐成为洋行买办。后又自营宁波商人转让的永康商行致富。永康商行主要经营房地产、钱庄。1910年至1922年,是永康家族最旺盛的时期,拥有上海、苏州、九江、镇江等地房地产500余处,家族总资产达到100万银元,为沙陇“上海客”首富。据说当时永康购入的房产,交接多凭契据。至于房产在哪一条路,哪一条街,只有管家知道,主人无从实地查看。可见当年永康家族的房产既多且繁令人惊叹了。郑尧臣于1916年在溪西村建造“吉六里”巨宅。建国前,“吉六里”曾托仙家宗亲代管。 
 
   郑尧臣生三子,长际镛,次际宣,季际科,郑尧臣于1922年英年早逝,其上海等地房产、钱庄由父郑宝、弟良庆经营。郑际镛曾留学美国。民国后期,其家族多以英语对话。现裔孙居上海、美国等地。八十年代,裔孙曾来过沙陇溪西,察看故居“吉六里”。 
 
   除上述四大家族之外,还有瑞山、奋生、汝卿等的益和家族。有东仙新东里的郑友松(淡爷)。友松之子郑永川(相衡)曾任南京总统府秘书长。有上厝郑芹初、郑俊亭、草埔郑维谦,兴陇郑华民、浩溪中桥的郑芸阶及郑月三等等,都是在上海发财的沙陇殷商。沙陇的“上海客”,在历经时代的变革之后,时至今日,他们的子孙后代除居住上海及家乡外,有的迁居南京、苏州、汉口、九江、广州、香港、台湾等地。还有不少移居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家。据估计,播迁于各地的裔孙人口现已超过1000人。
 民国初年,潮帮商人已开始从贸易转入经营钱庄、典当、房产等行业。从1912年至1926年,上海钱庄业新增了115家,其中潮阳人开设的钱庄达33家,钱庄的投资额达白银220万两。其中郑建明创办的信允、信裕、信孚、仁元等钱庄共投资17.4万两,宝泰的益记、宝昌、宝昶钱庄投资16.5万两,郑尧臣的聚康钱庄投资6万两……民国年间,沙陇"上海客"投资于钱庄总额达白银70万两。 
 
   1926年3月22日,上海潮州会馆召开董事会议,讨论潮州会馆八仙桥山庄地产的投标出售。时参加投标的为上海潮籍三个大商号,即“两合”、“潮记”、“新仁记”(郑建明)。“两合”投标银为每亩22100两,潮记投标银为每亩20000两,而“新仁记”以每亩银22350两的价格标得八仙桥山庄七亩地的地产权(共计银156450两),并当堂收妥银两和办理一切法律手续,可见当时沙陇人在上海的经济实力。沙陇的“上海客”,他们的资产多在数十万元至百万元之间。据老“上海客”估计,民国初年,沙陇“上海客”的总资产已超过400万银元,按当时的市价每建一座四点金厝约3000银元,做工每天工钱3毫计算,“上海客”的财富,也可想而知。 
 
   沙陇的“上海客”与上海潮州会馆、潮州旅沪同乡会,有着密切的关系。民国期间,上海潮州会馆董事会、潮州旅沪同乡会作为旅沪潮商的同乡民众团体,凡各租界、各国公署、各省官厅往来文牍的交接事务,概由董事会担任接洽。董事会董事担负着各项慈善公益事业的捐款义务,因此,上海潮州会馆、潮州旅沪同乡会董事多为旅沪殷商担任。郑建明、郑淇亭、郑友松、郑芹初、郑晋卿、郑俊亭、郑际镛等先后任董事会董事、常务董事。还有郑宝(溪西),郑禹堂(上厝),郑奋生(益和)、郑云卿(仁记),郑云阶(浩溪)等都曾在上海潮州会馆、旅沪同乡会任职。从1913年至1927年,郑建明一直是潮州会馆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协助会馆主席黄少岩处理会馆日常事务,主持召开董事会议。也由于当时潮商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在上海、汕头等地区的福利、慈善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因此,上海潮州会馆、旅沪同乡会,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与声誉。1925年,时值军阀陈炯明占据汕头期间,旅沪及苏州、南京等地潮人汇款至家乡,由于汕头金融界在银元与国币之间不合理的比值汇兑上,致使潮人经济损失。旅沪潮人、潮商纷纷提出抗议。上海潮州会馆郑建明、郭子彬(铜盂人)即致电汕头当局,要求整顿汕头市汇兑公所,取消不合理汇兑,按银元与国币的合理汇率兑换,汕头总商会马上召开会议,并复电上海潮州会馆董事会,复电告知“汕头市国币维持会于5月21日通过决议,从6月1日起废除以前汕头金融不合理的汇兑比值”。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上海潮州会馆即召开董事会议,会议选派郑淇亭等代表上海潮州会馆参加孙中山先生追悼大会,并备办银元100元,挽联一对。 
 
   1934年,潮阳沙陇区区长郑士元,获悉枪杀成田马达轩案的凶犯在沪受逮(时成田隶属沙陇区),郑士元电请同乡会转函上海市警察局勿予轻释,同乡会照准函转。从这些事例,可以看出上海潮州会馆、旅沪同乡会的声誉和沙陇人在上海的地位。 
 
   沙陇的“上海客”经过多年的经营,积聚了雄厚的财富,从沪商的汇款,以至牵动一批沙陇人赴上海谋生,直接地、间接地对沙陇经济繁荣起着一定的作用。特别是“上海客”对社会,对家乡的教育、文化、福利、慈善事业等方面的贡献,更是有目共睹,众所周知的。 
 
   1913年4月,袁世凯政府与五国银行团签订2500万英镑的“善后大借款”合同作为对付民国用兵经费。民国政府也处于财政紧缺阶段。是年10月,孙中山派人带函前往上海潮州会馆,商议借款银424500两,用于革命经费。上海潮州会馆召开全体董事会议,郭子彬、黄少岩、郑建明、郑淇亭等参加会议,并各自发表意见。郑建明、郑淇亭均在会上发言。郑建明说:“现值民国肇兴,提倡民权、民生、此乃国民之共望,南方政府实有待兴。然经费短缺,行为艰难,望董事会给予借款以助革命。”最后,到会董事通过借款决议。 
 
   1932年1月28日,淞沪抗战爆发后,上海潮州会馆、潮州旅沪同乡会,深感国难当头,两会通过决议动员潮商捐款、捐物,支援前线抗日军队。时沙陇“上海客”郑淇亭、郑宝、郑晋卿、郑月三、郑奋生等捐款万余元,衣物一大批,大大地鼓舞了十九路军战士的抗敌士气。 
 
   “上海客”在对家乡的教育方面,沙陇就有不少由“上海客”捐资兴办的学校。1922年,郑淇亭在兴陇创办砺青小学。1925年,郑建明创办启迪学校。东仙郑芹初创办华川学校,郑友松创办思成学校,郑国凯创办砺青中学等等。1920年,郑淇亭与郭子彬在汕头还创办了汕头大中中学(现汕头市第四中学前身)。

作者: 
郑瑞庭
来源: 
摘自:《潮南·总第55期》《潮南·总第5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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