汕头开埠·面孔

    那些开埠初期的面孔,为我们打开一段尘封的记忆,为我们讲述一些潮商往事。 
 
 张榕轩与潮汕铁路
 
     张榕轩(1851—1911),本名张煜南,字榕轩。他是一位著名的爱国华侨,曾以创办广东潮汕铁路著称于世。他年青的时候,原在梅县松口一家米铺当店伙计。后来由于米店亏损,便前往南洋苏门答腊谋生。他在那里稍微站稳脚跟之后,就招呼他的弟弟耀轩前来帮忙。最初,他们俩投奔张振勋门下当职工,后来升为高级职员,羽毛渐丰,即自立门户,另行组合新股,投资荷属东印度的一些商埠内的烟、赌、酒、当捐等业务,居然大有所获。不久又经营锡矿、橡胶,并与张振勋合资开办远洋航运和日里银行,发了一笔大财,成为当时南洋巨富。1896年张振勋受清廷指派主办大清银行归国,他深知榕轩能筹巧算,就将南洋的一切企业委托他管理,一时间张家成为了南洋举足轻重的财团之一。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广东的汕头被辟为通商口岸。潮汕地区物产丰富,地界海疆,近通省会,远达南洋,为通衢路口。从1888年起,美、日的一些机构就企图修筑潮汕铁路,但均未获清政府的同意。20世纪初,在“收回利权”、“实业救国”的思想影响下,爱国华侨纷纷集资回国兴办企业。此后,张振勋被任命为闽广农工路矿大臣,上书《招徕侨商兴办铁轨支路》奏准,他立即邀张榕轩回国商讨兴办铁路事宜。在张振勋的大力邀请下,张榕轩接受了清廷工部和矿务铁路总局的意见,在韩江下游修筑潮汕铁路,并预备日后将铁路从潮州延伸到梅县。
 
     潮(州)汕(头)铁路主要由张榕轩集资兴办。在确定了铁路的建筑方案之后,张榕轩就带着光绪皇帝的谕旨回到汕头,为潮汕铁路的修建鸣锣开道。不久之后,由铁路督办大臣盛宣怀推荐的山海关内外铁路总局著名工程师詹天佑前来实地测勘,并选定沿江护堤路为铁路线。这条铁路线南起汕头,北至潮安,1904年3月开工,1906年10月竣工,全长39公里,后来加筑意溪支线,共合42公里。为了避免落入日本侵华军手中,该铁路于1939年拆除。这是中国第一条华侨出资兴办的铁路。
 
     此后,张榕轩将铁路建筑工程和机车、车辆、铁轨、站台交给英国怡和洋行估价,一共需要一百八、九十万。1903年12月,潮汕铁路有限公司正式成立。为筹集资金,他和弟弟就邀集亲朋好友认股,股额为300万元,其中张榕轩、张耀轩兄弟各认100万,合计200万。其他侨商各认领一些股份,不足之处再由张氏兄弟补齐。至铁路建成的那天,股金总额为325万元,张氏兄弟占全部股份的五分之四。潮汕铁路于1907年完工,沿途在庵埠、华美、彩塘、散巢、浮洋、枫溪等地设站,总投资达300万元。潮汕铁路公司,从1907年开始营业,到1939年6月潮汕沦陷为止,历时30多年。铁路公司所修潮汕铁路,对沟通潮汕一带的交通及客货运输发展都起了重大作用。 
 
 高绳之与汕头的电灯和自来水公司
 
     高绳之(1878—1913年),原名高秉贞,澄海上窖乡人,清末举人。历任汕头总商会会长、汕头民政长、全潮民政财政总长,是清末民国初期潮汕著名的华侨实业家和社会活动家。高绳之为泰华商界巨擘高满华之孙,大慈善家高晖石之侄。清末,高绳之与叔父高晖石配合兴办汕头自来水股份有限公司,创办汕头开明电灯股份有限公司,开设机器榨油厂;在澄海首创振发织布局,引进日本新式织布机械;架设汕头至澄海有线电话,开澄海民用电话之始。并填筑海坪扩大土地,使高氏实业成为当时潮州9县首富。
 
     汕头开埠之后,人口日增,商业、工业已有所发展,但是城市用水和电力这两大基本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居民常常饮用咸水,照明则是用油灯,这大大影响了汕头城市化的进程。办电厂和自来水厂已经成为迫在眉睫的事情。可是这两项工程需要投入巨大资金。虽然有普宁人方廷珍等创办昌华电灯公司,但终因资金不足,亏损严重而结束。高绳之不惧艰难,毅然创办汕头开明电灯公司和商办汕头自来水公司。
 
     开明电灯公司,全称为“商办汕头开明股份有限公司”。从昌华电灯公司赎买地基设备,于1903年11月份开始动工兴建,1909年11月1日开始发电。高绳之除了自己投资外,还公开向社会招股募集资金。随着汕头工商业的不断发展,开明电灯公司也一再扩大规模,为的是满足城市用电需要。公司于1912年获得政府执照,1935年又获准专利20年。该公司在日军侵占汕头时被日寇强行接管,受到极大破坏,日本投降后又被国民党政府接管,后来高绳之的儿子高伯昂通过关系才得以将公司收回。
 
     高绳之创办的另一家基础设施企业——汕头自来水公司于1907年开始筹备,并向清政府注册备案,领取执照。自来水公司于1910年动工,1914年3月19日开始营业,也是通过招股的方式集资经营。自来水公司的创建,自来水厂的修建,极大的满足了城市用水的需求。 
 
 胡文虎与《星华日报》
 
     胡文虎(1882~1954年),原籍福建龙岩市永定县下洋镇中川村,南洋著名华侨企业家、报业家和慈善家,被称为南洋华侨传奇人物。其父胡子钦是侨居缅甸的中医,在仰光开设永安堂中药铺。胡文虎兄弟三人,长兄胡文龙早年夭折,幼弟名为胡文豹。
 
     胡文虎的事业是从继承父亲在仰光的一家中药店开始,后来在制药方面崭露头角,以虎标万金油等成药致富,被冠以“万金油大王”。他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从来不以知识分子自居,却独资创办了十多家中、英文报纸,一度享有“报业巨子”的称号。发家后,他提倡“以大众之财,还诸大众”,热心兴办慈善事业和赞助文化教育事业,例如在汕头,他先后兴建汕头医院,赞助汕头市立第一中学,是有名的“大慈善家”。
 
     胡文虎一生中,用了很大一部分财力与人力办报纸。他是最著名的星系报业的创始人。在胡文虎看来,办报与建立学校、创办医院,都是直接服务于社会的重要事业。他标榜以商业立场办报,为民众作喉舌。实际上,他办报的主要目的,还是为了方便于虎标药品的广告宣传,扩大他的商业影响。1930 年,胡文虎在汕头设立永安堂分行,并创建汕头制药厂。当地报纸曾给予虎标良药诸多批评。胡文虎想,自己每年都要付给汕头报界为数不菲的广告费,反而还要挨别人批评,倒不如把这些用于做广告的钱拿来办报纸呢。此时的胡文虎已是财大势大,不久,一份新报纸《星华日报》就在汕头诞生了。胡文虎为《星华日报》广聘人才,购置优良设备,令汕头的其他报纸感受到很大的压力。由于办报,有了印刷厂,药品的商标、包装纸、说明书等等都可以自己印刷,又节省了印刷费。除了《星华日报》,其他星系列报纸也大都办得有声有色,可以说在报业趋于垄断地位,可谓是华侨界报业独一无二的“托拉斯”。由于胡文虎只要求扩大报纸发行量,对报馆主编及编辑人员的任用和言论都没有严格的限制。所以星系各报的立场、言论并不统一,同一报纸在不同时期的立场、观点也不一样,甚至同一报纸的不同版面,其立场、言论也不尽相同,均可随主编及各版编辑的政治态度而定。许多著名的进步文化人士,如金仲华、俞颂华、郁达夫等,曾在香港、新加坡星系报馆中任过主编、编辑。著名画家叶浅予、摄影家郎静山等也曾任图画副刊特约记者。虽然办报的初衷仅仅是为了节省广告费用,但是星系列报纸在舆论上是具有较大影响的。特别是在抗日战争中,汕头的《星华日报》就曾对激发抗日起到过非常积极的作用。
 
     从60年代起,胡家在东南亚的事业大为衰落,股权大部分转入他人之手。目前,硕果仅存的只有知名的香港万金油产业女继承人胡仙。她同时还是星岛报业有限公司的董事长,“世界中文报业协会”主席,也曾担任过“国际新闻协会”首任亚洲人主席。《星岛日报》行销世界各地,在檀香山、纽约、温哥华、伦敦、悉尼等地都有卫星传真影印的《星岛日报》国际版。 
 
 王少南与瀛洲酒店
 
     自古以来,人们在出外远行时便要找地方投宿,而这些供人暂住的地方就被称为客栈。随着商业贸易的日益蓬勃,远行贸易的商人、传递信件的邮差等数量不断增多,客栈的数量也随之增加。起初,客栈只是供应基本的食宿,让旅客可以有个落脚的地方,并没有提供消遣服务。到了明代,客栈的规模开始扩大,不仅客房数量增加,还设有酒窖及厨房,以满足客人更多的需求。同时环境也开始改善,在客栈旁设有花园、草坪,内部设有宴会厅和舞厅,逐步向现代化迈进,有了现代酒店的雏形。到了近代,客栈开始被集团式经营的酒店取代。现代化的酒店拥有很高的服务质素和住宿环境,古老的客栈已无法与之竞争,渐渐消失在历史的长河里。
 
     潮汕地区的酒店业,自开埠之后得以迅速发展。民国十九年(1930)的冬天,坐落于潮州太元路(即现在的状元亭巷)40号,当时号称“潮川一流大酒店”的瀛洲酒店于早上九点正式宣告开业。
 
     瀛洲酒店创始人王少南,原来是北堤顶王和发冥镪店的财东,他依靠归湖汤头乡华侨提供资本,总共筹集资金4万元,承接亏损的光华酒店铺底,扩并两侧的小店,用钢筋混凝土结构建成当时潮安全县最高的4层楼房作为营业场地。
 
     最初的时候,拥有瀛洲酒店股份最多的是王少南、吴雪熏、余华章、次之为林石英、陈隐楼,一下还有林玉岗等多人。按协议以股票拥有最多者为股东,组成董事会,作为酒店的最高决策机构。董事会推选王少南为董事长。酒店采用近代管理模式,配备有高级厨房,各个厨师一概精通蒸、炒、炸、烧、焖、焗、炖、爆、泡、焯10大技艺,做出的菜肴点心色香味俱佳,闻名遐迩。酒店里各款山珍海味,如海参、鲍鱼、燕窝之类,应有尽有,随点随来,更使得顾客满意。酒店所雇用的堂倌,也就是服务员也各有专长,或者善于招徕,或者勤于接待,让顾客有宾至如归的感觉。瀛洲酒店开业期间,正值粤系军阀陈济棠统治广东,市场币制稳定,商业繁荣,再加上酒店地处闹市,吸引了不少顾客光顾。开业仅2年,酒店就进入了全盛时期,年年盈利,积累颇丰。正因为这样,董事会才决定暂不向股东分发红利,而将资金用于为酒店扩大经营规模。
 
     然而,好景不长,由于和地权业主林蔚臣就酒店店址问题发生官司,消耗了连年盈利,董事会不得已决定将三、四楼旅社部的经营权转租他人。官司直到1935年还没有结局,只好由当时的社会贤达出面调解,瀛洲酒店补发若干股票给林蔚臣,才算了结。这时,潮安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动,市场前景黯淡,使得酒店生意一落千丈。经过许多波折和坎坷,至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终因通货膨胀、物价波动、市场混乱等因素,酒店的流动资金全部输光。1949年春天,酒店将餐厅的全部家具器皿分还给股东,将投资股份抵押,最终停止营业。
 
 李伯桓与南生公司
 
     自开辟为通商口岸以来,汕头的商品经济和对外贸易日益发展。30年代的汕头,工商业十分繁荣,以四大百货公司(南生公司、广发公司、振源公司、平平公司)为主,其中又以李伯桓集资创办的南生股份有限公司最具代表性。
 
     南生公司由李伯桓初创于1911年,店址设在万安二横于镇邦街转弯处,是华侨集资的企业,经营百货、金银、首饰。那时镇邦街是汕头埠的商业中心,金铺、布铺、杂货铺林立,初创的南生公司生意只能是勉强维持。1928年,印尼华侨李伯桓从海外回来,途径汕头,当时正值汕头市政当局拆建安平、国平马路,具有商业眼光的李伯桓认定,小公园区域必将成为各马路交通的枢纽,商贾集中的地方,发展商业大有前途。于是在原来公司股东的基础上,广招外股,扩大组织。当即发动印尼等地侨胞筹集巨资,成立“南生股份有限公司”,同时组织“合利置业公司”负责觅地建楼,并且取得安平路头一连7间房产的业主的同意,将拆建中的房产划归置业公司所有进行建设,经过一番努力,终于将这些房产改建成我们今天看到的七层大楼作为南生公司新址。1932年元旦,南生公司新址建成,李伯桓将百货公司业务搬到新址经营,大楼的1、2层为南生公司,经营百货;3、4层为中央酒楼,经营餐饮、潮菜;5、6层为中央酒店,经营住宿和娱乐;7楼为西餐室,两旁设2排电灯柱,自置电机。公司每晚灯火辉煌,璀璨夺目,每层骑楼设铁花架,种植花卉,清雅宜人。其建筑工程之精致,为汕头之冠。其以“明码标价”、“童叟无欺”,声誉远播,是汕头新兴的一个综合性企业。
 
     当时,在汕头市拆建国平、安平、升平马路后,在三路交汇处产生一大片空地,在南生公司等的倡议筹款并获得市政府批准之下,在空地中间建造“中山纪念亭”,周围种植花木,附设台椅供游人休息,取名“小公园”。小公园及其周围是当年汕头市最繁华的商业中心。
 
     经过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洗礼,南生公司在战火中艰难前行。新中国成立后,其继续经营到1956年与国营百货商店合营,后改名为汕头市百货大楼。至此,南生公司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丘逢甲与岭东同文学堂
 
     丘逢甲原名秉渊,字仙根,号蛰仙、仓海,也称仓海先生,在诗文中他常自署“东海遗民”、“台湾遗民”。他生于台湾,是我国近代杰出的爱国诗人、教育家,抗日护台的民族英雄。国门大开后,西方列强的殖民侵略使中华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威胁,这样的社会现实不能不使丘逢甲感到郁闷和隐忧,他曾慨叹:“风月有天难补恨,江山无地可埋愁”,“孤岛十年民力尽,边疆千里将材难”。为抗击日本对台湾的侵占,丘逢甲亲率义军,与日军抗争。台湾民族大起义护台失败后,他内渡大陆,广设新式学堂,以图通过兴学强国。
 
     如今透过外马路第三小学校门,能够看到第一进门上挂着丘逢甲题写的“同文学堂”的牌匾,在第二进的大院中央立着周恩来年轻时的雕像,这是五间三进祠堂中轴式建筑,占地面积2500平方米,始建于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原拟作“同庆善堂”之用,后因房屋建成后经费缺乏而停办。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丘逢甲联络了粤东开明士绅在这里设立“岭东同文学堂”,成为汕头市新式学校之始。
 
     同文学堂模仿天津北洋学堂分班教学的做法,除聘请中文教员外,还聘请了在汕头英、日籍学者以及归国留学生为教师,课程设有经、史,还开设了算学、物理、化学、生理卫生、外语(日、英文),还有“兵式体操”。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正月,改办中等商业学堂:1911年后,改岭东甲种商业学校;1924年,遵照新学制,改办高级中学商科附设初中;1929年,停办初中,附设初级商科。除了在岭东办学之外,丘逢甲还在广东各地办学。为培养小学教师,他办了“镇平初级师范讲习所”,还办了不少小学、中学,“单以创兆名校之丘氏族学,闽粤之间不下十数”,是广东省乃至全国有声望的教育家,于1912年病故。 
 
 
 

作者: 
林馥榆 彭涛
来源: 
摘自《潮商,2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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