汕头开埠与近代潮商的崛起

    1860年,根据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清朝政府与英国签订的《天津条约》,汕头(时称沙汕头)被迫对外开放,正式成为条约规定的商埠。汕头开埠是近代中外关系史中的重要事件,也是潮汕历史上发生的一件大事。汕头开埠后,被纳入西方国家与清朝政府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条约体系”。美、英、法、德、日、俄、荷、比等国家,凭籍其超经济权力,先后在汕头设置领事馆,迫使汕头被动开关和协定关税,与其建立不平等的贸易关系,并直接控制汕头海运,将其逐步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由此引发出潮汕地区经济社会一系列重大变化,加速潮汕近代化进程和近代潮商的崛起便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
 
   汕头开埠前期潮商经济的基本情况
 
   汕头开埠以后,取代原先樟林港成为粤东的门户和海运贸易基地。当时,欧美一些国家和日本的轮船公司,先后在汕头设立分公司或办事处,开通暹罗、新加坡、马来亚、印尼、缅甸、澳大利亚、越南、柬埔寨及香港、广州、厦门、福州、上海、天津、青岛、大连、烟台、芜湖、武汉和台湾高雄、基隆至汕头的海上航线,直接控制汕头埠的海运业务。西方商人借助外国轮船公司垄断海运的便利条件和他们在不平等条约以外获取的各种通商特权,纷纷到汕头设立商行,开办工厂,从事商业贸易和土特产品加工与出口。这些既对潮汕经济造成严重打击,导致大量国家利权外溢,同时也为近代汕头带来城市贸易、对外贸易和埠际贸易的繁荣。
 
   汕头开埠前期,即1860年汕头埠对外开市通商到1921年初汕头成立市政厅,正式归省直辖这段时间,潮商受到西方商人资本的威胁和挑战,其经营虽然一直处于不利地位和不平等、不公平的竞争状态,但由于潮汕所处的地理、人文环境及其在历史的演变过程所积淀的基础和条件,依然使其保持着一定的优势:一是潮汕以往长期具有的海运背景和深厚的经商传统,潮人在历史上通过一代接一代摸索经营所积聚的经验、资本和人才,都仍使潮商在汕头开埠前期具有一定的实力;二是潮商大部分都是出生于本地,均熟悉潮汕的情况,而且他们在以往长期的谋商过程所开辟的商路和建立的市场网络,在汕头开埠以后并未受到明显破坏,汕头开市通商又带动海上运输和商业贸易的发展,加上汕头毗邻港澳,海外潮人众多,他们的消费市场及其对汕头的投资规模都在逐步扩大,同时随着汕头对外开放,粤东、闽西南和赣南地区均先后将汕头港作为物资输出和加强对外联系沟通的口岸,使潮商再拥有一个广阔的商品流通腹地,这些都为潮商经营提供更加深广的迂回空间和更多的发展机会;三是潮商在以往长期的谋商过程,通过不断与大海搏斗,与外界频密接触,一般都具有刻苦耐劳、自强不息的精神和百折不挠、奋发进取的勇气,而且逐步开阔了眼界和视野,造就了经世致用、机敏好学、精明灵活和善于观风察浪、审时度势、权衡利弊、精算巧干等品性,这些经过代代相承,都深深地溶印在潮商身上。因此汕头开埠前期,潮商在面临很大风险和困难的情况下,凭藉其特有的地缘和人缘优势,以及祖宗积攒留下的精神财富和从商经验,其经营仍得以不断获取扩展,并在实际营运过程迅速汇集和壮大起自身的力量。
 
   在潮汕本地,随着汕头开埠,对社会造成有力冲击,引发人们的从业观念逐步产生变化,使更多的人先后加入到经商者的行列。开埠前期,汕头从原来一个“有一点商业意义”(恩格斯语)的小港埠,逐步变成出入口货物的集散地和海港贸易城市,内据韩江可达闽赣,外接南海可通港、沪、南洋,港口开放带动对外贸易和埠际贸易的迅速发展,这些都吸引原来的商人和不少新投资者纷纷进入市区创设行栈、商号,经营南北货物的进出口业务和与民生直接相关的苏广百货及日常生活用品、工业用品,或者在码头附近人流挤拥的地方开设旅店、饭馆,为过往人群提供住宿、饮食等服务。并有大量流动小贩、摊贩先后湧入市区沿街叫卖或占地摆摊销售各种农副产品、手工业品,或沿街摆设流动饮摊档,向往来客流推销潮汕特色小吃和家常饭菜。因此市区人口迅速增多,1921年由1914年的3万人猛增至8万人,而且“居民基本上都是商人”,经商队伍日益壮大,商业资本迅速澎涨。潮汕各县在这期间随着商业活动逐渐繁荣,城镇贸易和农村圩市也蓬勃兴起,除了原有凤城、庵埠、澄城、榕城、棉城、海门、洪阳、棉湖等重点城镇的工商贸易活动更趋兴旺外,不少交通比较方便、人口比较密集、物产比较丰富的乡村小镇也先后发展成为具有固定圩期的商品交易场所。到20世纪20年代初,城镇和农村较具规模的圩市由开埠前不足150个猛增至260多个,它们当时与城市联成商业网络,同样诱使人们纷纷投身商海,使从商现象在城乡日趋浓烈,城镇居民许多先后投资从事日用品手工业生产,农民不少也在寸土寸金的地盘上种植和经营具有商品价值的农作物或适应城市居民生活需求和外贸出口的需要,从事养畜养鱼,以商业头脑经营农副业,逐步走上农商结合的道路。有些原在农村靠出租土地收取地租的地主,这期间同样受市场获利机会的诱引,相率采用集约化的个体生产方式和收购手段,经营各种商品农作物种植,或于圩市集合大宗的农副产品供应盘商,各自走上营商的轨道。商业经营网络的纵横交错,均造就大批的从商人员。其时经营于市区和重点商业城镇的潮商,还因行业分工、资金大小、经营方式及途程搭配的不同,逐步形成包括不同层次的运销商、经纪商、进出口商和“大盘商”(经营大宗批发)、“二盘商”(经营小批转售)、“三盘商”(经营零售)及小商小贩等在内的商业群体,而且在各个行业中先后涌现出箫钦鸣、箫永声、箫秋南、黄子佩、王少卿、赖礼园、林那杰、沈春波、黄继英、蔡明南、林玉书、陈乙峰、赵屏卿、吴雪薰、杨君泽、许和成、吴子奇等等一批具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商界精英。
 
   在国内沿海一些港口城市,潮商在海运和埠际贸易发展的刺激下,不少为了寻求更多获利机会,也先后转移至那里从事经营,他们一方面从外地运来潮汕所需的手工业原材料和日用工业品,另方面向沿海城市输运西方商人从外洋进口的鸦片、洋货和潮汕本地生产的土糖、陶瓷、刺绣及其他土特产品。为了适应与各通商口岸贸易交往的需要,潮商有些先后在一些港口城市设立行号或派伙常驻其地,专事推销潮汕土货、经营转口贸易和采办外地货物来汕销售的业务。尤其是具有得天独厚的水路交通优势的滨海通衢上海,当时更是成为潮汕纷纷前往谋求发展的创业宝地。最初不少都在那里开设糖行,与福建糖商合作,共同把上海发展成为土糖的主要销售市场和转动总汇,并先后涌现出振生、通安、鸿昌、和丰祥、裕盛源、南泰、南丰、乾泰、仁信、利长庄、德友祥等多家潮商经营的著名商号。有些商号随着上海商业贸易的发展,再逐步与转口贸易相结合,由此派生出各种南北商品的贸易行,进一步为潮商在上海的发展打下坚固的根基。这期间,潮商还一度在上海垄断鸦片(烟土)买卖,等到1906年清朝政府宣布禁烟以后,随着鸦片进口大幅减少,顶风销售的风险日增,潮商又再将大量的资金迅速投向钱庄业。从1912年到20世纪20年代末,潮商在上海经营的钱庄发展至30多家,实力仅次于宁波帮、绍兴帮,著名的商号如鸿胜、鸿祥、信裕、信孚、益大、衡通、光裕、大成、裕祥、益丰等,均具有较大规模。当时潮商还在上海经营典当和押当业,经营最盛时潮商经营的铺号占了上海全部典、押当铺的百分之八十以上,使潮商的力量进一步增强和壮大。20世纪初,在“实业救国”的思潮影响下,潮商有些还在上海创办棉纺厂、染织厂、面粉厂、抽纱厂、印花手帕厂和以生产潮汕传统食品为主的食品厂,将商业资本转化为工业资本,投资经营实业,当时郭子彬、郑培之经营的鸿裕纱厂、鸿章纺织厂都具有很高的知名度,被誉为“创办实业的先驱”。由于当时潮商在上海人数不断增多,并且取得不凡的业绩,因此使其很快发展成为一个颇具实力的商帮,在上海与浙商、徽商、广商(包括广肇)共同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与此同时,潮商在苏州、南京、天津、青岛、烟台、大连等地的商贸活动也很活跃,特别是从事海洋贩运和南北商品转口贸易的潮商为数很多,经常都有他们租用或自营的商船进出其间,还有一些同样在当地开设货物局栈和商业行号,而且经营领域和行业越来越开阔多样。当时经营于国内沿海港口城市的潮商,力量不断壮大和成长,取得成功的代表人物除上面提到的郭子彬、郑培之外,还有陈钱翰、刘廷英、刘振耀、陈文茂、杨锦鹏、刘敏初、陈青峰、陈惠荣、郑健明、郑友松、柳杰夫、林少卿、秦润卿、郭亮甫、刘子达、马俊光等多人,他们当时凭借各自的坚强毅力和刚健自强的奋斗精神,都在同行中领先一步,分别成为具有较大经济实力和影响力的殷商闻人。
 
   在南洋及香港等地,这期间随着汕头开埠,成为粤东最大的移民口岸,分赴南洋谋生创业的潮人迅速增多,香港又开始成为沟通南洋的贸易基地,因此潮人许多凭藉其善于经商的天赋和商业能力,也先后在南洋和香港从事种植业、商业和转口贸易业,由最初“皮枕毡衾无长物”的“窭空之子”,逐步发展成为谋独立之业并创造出色成就而出人头地的成功人物。19世纪80年代前后,在暹罗经营大米业致富的潮商不断涌现,最初有高楚香家族、陈黉利家族、卢世珍家族、陈嗣赞家族,他们当时分别成为暹罗的大碾米商,及后钟炎秋、蚁光炎、廖公圃、许仲宜、陈振敬等也都先后成为这一时期暹罗大米行业的巨擘。当时移居暹罗湾沿岸和湄南河流域各地农村的潮人,许多又与原先在那里谋生创业的乡亲相会合,利用当地的土地和自然资源,发展甘蔗、胡椒、烟叶等经济作物种植,逐步走上从商的道路。尤其是暹罗湾沿岸尖竹汶和挽功河流域北柳等地区,当时都是成为潮商的主要投资地,他们不仅在那里开发大面积的土地广种甘蔗,还分别在那里开设“糖寮”(榨糖作坊),雇用人工将收成来的甘蔗制作成砂糖,然后推向市场和提供出口。及后,潮商经营的甘蔗园和制糖厂,还被逐步扩大到暹罗东北部的的许多地方,经营者不断增多。商业同样是潮人当时在暹罗经营的一个重点行业。早期主要都聚集在曼谷最古老的商业街———三聘街一带,凭藉各自的经营特长和生产技术,在那里做买卖、做手工和充当各种工艺匠,打造金银首饰、编制竹器灯笼、生产金属器皿和各种生活日用品,或利用靠近湄南河的地利,用简单的木制人力车和小艇从事载货载人的运输业务。经过一番辛勤拼搏,不少渐渐有所积累,又再分散到三聘街周围各街区开设商店,从事各种商业活动。当三聘街商业区被扩展至石龙军路和耀军力路,成为曼谷最大的商品集散地,潮商又多前往石龙军路、耀华力路设店从事大米贸易、经营土特产,或开设百货公司、酒楼、金行、侨批局和娱乐场所。及后,随着暹罗国内商业不断发展,潮商许多还再转移到内地各府,在城乡建立商业网点。特别是1900暹罗铁路建成,潮商更是大量沿铁路线,深入到内地开辟新的商品市场,从事大米、木材、土产、金银首饰、五金、纱布、干果、中西药材、罐头食品和烟酒等商品的零售和批发。19世纪中期,暹罗政府与英国签订通商贸易条约,开放对外贸易以后,潮商不少还再利用当时曼谷王朝提供的优惠条件,在当地投资经营航运业、出入口贸易业和金融、侨批业,直接参与各国商人的商业贸易活动,或借助上层关系,通过投标的方式向王室承包“赠饷”,获取经营某种垄断行业的专利权,步步积累资本,从而成为在当地享有很高声誉的富商巨贾。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10年代,潮商的数量和实力均在暹罗开始居于华商的前列,而且大小潮商上下结合,逐步形成了基础相当稳固、经营领域和行业广阔多样的潮州商帮,其中高楚香、陈慈黉、郑智勇、张宗煌、刘继宾、张见三、陈炳春、许和发、廖葆珊、郑子彬、蚁光炎等都在这期间先后成为潮商的杰出代表人物。到了上世纪20年代,潮州商帮更是实力雄厚,开始居于暹罗华侨五属(潮、闽、琼、广府、客家)商帮之首,时为暹罗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八大华侨企业———陈黉利行、廖荣兴行、陈炳春行、光兴利行、顺福成行、财合行、许和发行、老长发行,东主全部都是潮商。汕头开埠后迁徙新加坡的潮人,不少也在那里经营商业和种植业。从事商业的潮人有些充当小商小贩和零售商,有些从事代客销售土产货物收取佣金的中介商,还有一些在经营零售商、中介商的基础上,逐步发展成为从事替代出入口业务的进出口商和批发商,并取得很大业绩,尤蔡子庸、陈永锡、陈德润、廖正兴、王邦杰等潮商,当时更是分别成为新加坡中华商务总会(中华总商会前身)的发起人,在当地享有很高声誉。种植甘蜜、胡椒、菠萝、橡胶等商品经济作物,也是这期间潮商在新加坡经营的一个重点行业。到19世纪后期,新加坡的蜜、椒种植业基本上都是潮商所经营,当时经营此业遥身一变成为巨富者很多,最具代表性的是余有进,另有曾亚六、陈二弟、苏大会、苏添富、陈崇浩、陈绵捷、陈德海、余云亭等也先后发迹,成为早期从事种植业的先躯。20世纪初开始,潮商有些又再适应国际市场的需求,陆续转事菠萝和橡胶种植,当时林义顺雇用上万名从汕头运去的苦力劳工,在三巴旺一带和柔佛一些地方从事种植,面积最多时达2万英亩,使其因此成为当时新加坡华侨社会又一位领袖人物。另有余连城、张永福、胡福辉、胡福德、陈永天等潮商,也因分别从事菠萝、橡胶种植而先后成为种植业的巨擘或拥有超百万资财的富翁。除此之外,潮商这期间还有部分在新加坡经营建筑业、服务业,20世纪初再创立四海通银行,经营商业贷款和汇兑及保险业务,同时涌现出一批由潮商经营的汇兑庄、侨批局,把商业资本逐步转化为金融资本,并先后涌现出黄松亭、蓝金升、廖正兴、陈瑞祺、陈德润、杨缵文、陈清锐、陈俊合、钟癸添、杨璧奎、陈瑞标、沈克俊、姚利昌、张扶来、李龙云、李伟南等一批杰出的经营者。在马来西亚(时与新加坡合称马来亚)从事经营的潮商,早期主要人事甘蔗、甘蜜、胡椒、木薯、橡胶等商品经济作物种植。甘蔗种植主要集中在槟榔屿威省及霹雳、吉打等北部地区,当时华侨开辟的5万英亩甘蔗园绝大部分都是潮商所经营,曾先后涌现出许栳合、许武安、纪来发、吴应造等一批著名的种植园园主。甘蜜、胡椒种植主要集中在柔佛新山及其附近地区和沙捞越古晋一带,同样涌现出许多获取成功的典型人物,柔佛主要有陈开顺、陈旭华、林亚相、陈敬堂、陈亚翰、杨吉兆、陈新禧、叶亚湄、林忠亮,沙捞越古晋主要有刘建发、李顺庆、陈亚成。经营木薯、橡胶种植的潮商主要集中在槟榔屿、吉打、霹雳、森美兰、马六甲、柔佛等地,也先后涌现出林连登、林加如、戴振顺、连仁伟、连瑞利、纪合仁、周满堂、杨祈敬、汪周山、许其蓬、林任可、陈德梅等一批经营成功的种植园主。这期间,潮商还在马来西亚经营商业,经营者包括流动小贩、固定摊贩、大小零售商和批发商,也有一些经营中介商和区际贸易的“郊商”,他们同样创造出引人瞩目的业绩和财富。越南、柬埔寨这期间同样有不少潮商先后在堤岸、西贡、迪石、河内、海防、会安和金边、暹粒、马德望、磅清扬等地从事各种商业经济活动,也涌现出郭琰、行渭滨、林兴泮、黄祥丰、许柳波和林来利等一批经营业绩显著的成功人物。香港自19世纪40年代初割让给英国而开始成为自由贸易港以后,也吸引潮商纷纷前往创立商号,从事暹罗大米贸易和中国及南洋各埠的土特产运销业务。到19世纪60年代后期,在香港上环文咸西街、永乐街一带做南北货物转口买卖的商号中,属潮商经营的已达20多家,并已先后拥有元发行、乾泰隆行、合兴行、怡丰行、泰利行、恒丰行、永祥顺行、乾元利行、广福和行等著名商号,他们当时都在香港转口贸易行业中居于领先地位并扮演主要角色,成为香港南北行公所的主要成员。19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香港转口贸易地位的确立,南北行生意越做越旺,潮商更是凭藉其积累的行业经验、储备的创业基金和地缘、人缘优势,在香港转口贸易领域大展宏图,大步发展,先后再涌现出黉利栈、广德发、裕德盛、广源盛、金裕丰、金成利、李炳记、义顺泰、丰昌顺、和记行、顺成行等一批南北行的经典商号,使潮商在香港转口贸易经营领域进一步巩固其中坚地位。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潮商除了在香港集中经营南北行外,还有当时经营于暹罗、新加坡、越南的潮商先后到香港创办“暹罗庄”、“新加坡庄”和“安南庄”,从事香、暹、叻、汕区际贸易,这时潮商更是在香港发展成为香、暹、叻、汕转口贸易圈的重要力量,通过建构区域性经营网络获得新的生存发展空间和财富的新来源。此后,潮商在香港奋力开拓,不断发展,不少又再先后在香港经营米业、药材业、饼食业、瓷器业、纸业、凉果业、柴炭业、茶叶业、菜籽业、汇兑业和侨批业,而且都达到较大规模。这时期,经营于香港的潮商同样先后涌现出陈焕荣、陈殿臣、高舜琴、陈子舟、陈子吾、蔡杰士、吴潮川、罗功贤、马泽民、林子丰、陈汉华等一批在当地具有很大影响的商界名流。
 
   汕头开埠前期潮商经营的主要特点
 
   汕头开埠前期,经营于潮汕本地、国内各地和海外的潮商,由于他们在不同区域受不同环境、条件、机遇等各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各自的经营规模、行业设置、业务开拓进度和财富、实力的拥有并不完全趋于一致。当时在潮汕本地经营的潮商,尽管随着汕头开埠后,市场化、商业化趋势和海运贸易的发展,城乡商品性生产规模和物资交易市场逐步扩大,人数迅速增多,但因潮汕地少人稠,创业空间狭窄,自然资源不足,汕头开埠后大规模的对外贸易和航运业务又基本上为西方商人所控制,潮汕经营受到制肘,多数只能在夹缝中寻找机会,因此经营效率普遍偏低、资金的周转和积累步伐不快,财富的拥有比较有限,这期间还极少有财力雄厚、影响广大的商界人物出现。同期经营于外地,特别是南洋、香港等地的潮商,情况就不尽一样,尽管他们在这期间也分别受到西方国家和外国商人的掠夺或威胁,存在一个对外部环境的适应、调整的过程,但由于所处的国家和地区,有的人口稀少,土地辽阔,物产资源丰富,无论是经营种植还是从事商贾,都有很大的发展余地,有的又正在加快社会、经济改革和开发,大力发展沿海口岸贸易,建立商品转口基地,这些都为潮商经营提供更多的有利条件和发展机会,存在较大的发展替力,因此在商贸经济领域开拓创业获取成功而成巨富者相对增多。虽然存在这样的差别,但这期间潮商凭借汕头开埠、潮汕滨临南海的优势和海上交通的便利,走南闯北,向外用力,不断扩展经营活动空间,已逐步形成一个从内地到沿海再到海外的发展趋势,而且他们在各地经风雨,历沧桑,辛勤开拓,均先后建立了属于自己的“经济王国”,在潮汕本地、国内各地和海外逐步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并基于共同的地缘、文化背景,在海内海外建立起互相呼应、彼此互动、信息共享、利益相酬的商业经营网络,进一步造就广东商界以粤商、潮商为主的格局,使潮商的地位、作用更明显地获得确立、巩固和发挥。
 
   潮商在汕头开埠前期的经营活动,除了存在上面所述这些情况外,还在总体上共同形成以下几个比较明显的特点:
 
   一、当时经营于潮汕本地、国内各地和海外的潮商,除了一些适应中外贸易和西方殖民主义者推销外国商品、掠夺当地资源的需要,与西方商人保持联系,充当洋行的掮客,继续参与鸦片和苦力贸易活动,或利用自己熟悉当地情况、能用中外语言与外界进行沟通等条件,分别充当洋行的代理商和转口贸易的中介商,从中获取赢利机会外,其余绝大部分都是属于独立自主经营的民间商人,他们既不带“买办”色彩,也不同于“五口通商”前后广州“十三行”和负责福建、潮州对外贸易“福潮行”的行商,经营必须由封建官府批准,交易的货物必须由行会议价,所得的利润还必须以“报效”或“捐献”的方式与官僚阶层分享而带有明显官方色彩的准官商。
 
   由于这期间潮商的属性、身份和地位均属于民间自由商人,都必须依靠自身的智慧、能力和本事独立自主从事经营,因此除了较之洋行掮客和准客商显得更加灵活自由外,他们在实际经营过程都缺少外力的支撑,均面临很大的风险和困难,其所需的资金绝大部分都得依靠内部成长方式,即通过自我积累,以利润转化为再投资的方式来加以解决,或凭借亲缘、地缘关系,在属同一乡族的群体内部进行融通和筹取,经营的货物也往往是从自己熟知并与之有着亲密或较亲密的感情基础的关系户获得,而且还要随时捕捉和瞄准市场情况,精心、慎重进行选择和安排,以确保万无一失。因为这样,所以他们在从事经营的过程,为了有效避免可能发生的风险,更快更好积聚力量维系生存,保证自己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下立于不败之地,并且有所成就,普遍都持审慎、稳健的态度,主动采取和建立一些应对措施和预防机制,同时秉承先辈们在以往长期营商过程所积聚和形成的耐劳刻苦、笃诚守信、勤俭节约、精打细算等优良传统和作风,将其作为规范各自行为的理念和准则。
 
   其时潮商在各地经营,面对瞬夕多变的商业竞争,各自为了维系生存,谋求发展,普遍都本着“历百战而不息”和勤劳向上精神,一方面在商品市场不断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保持从容踏实、刚健有为、见机不让、顺势而动,另方面则在平时的商务活动中坚持做到亲躬亲为,与员工同甘苦,日以继夜地勤奋工作,有些还经常风尘仆仆奔走于各地,及时掌握市场变化情况,积极思索和寻找打入市场并扩大占有率的有效途径,通过不断自加压力和长年累月的惨淡经营,来推展各自的事业,积累创业的本钱。
 
   潮商这期间在各地经营,为了穿越商业竞争的刀光剑影,谋取事业的发展,各自还在行动上自觉践行儒家文化中有关“诚实”、“信用”、“谦让”、“不贪”等劝戒,把“诚信”当作行为的圭臬,将“公正公平”、“不贪为宝”等传统理念运用到自己的经商活动之中,作为协调人际关系、增进商业合作的手段,以信用立市、诚信经营的道德行为来营造自己的声望,培植和垒积自己的“信誉资本”,从而使守信守义、笃诚无欺成为这期间潮商经营的普遍特点。
 
   以家庭为基础,进行家族式经营,这期间也为潮商所普遍采用。这种以家庭、家族人际关系作为杠杆来实现公司、企业的结合和集中的经营管理方式和制度,由于带有明显的家族色彩和排他性,因此曾被一些人认为是“作茧自缚”,往往会使经营受到狭隘的家族门户观念和家族利益至上目标的制肘,不利于多方面的融资和合作,不能使营业规模获得更快拓展。但这种经营管理方式和制度的确立和采用,同样是与当时潮商的民间属性及其独立自主经营方式、地位有着直接关系。当时潮商的经营,由于总体上都不带官方、“买办”色彩,经营的好坏完全是靠自己的谋划和运作,效果概由潮商自负,所以他们当时在法制还不完备、社会经济管理还不健全的情况下,为了保证安全,都只得沿袭宗法传统,倚仗家族裙带关系,以内部增长方式来进行调节和运转,为自己的经营提供保障。正是这个原因,使潮商在这期间的经营,规模小的商铺、作坊都普遍选择“夫妻店”,“父子店”形式,实行个体家庭式管理,规模大或较大的公司、企业则采用家族管理方式,掌权人和主要领导人都是由家族成员或家族姻亲担任,他们直接控制公司的所有权和管理权,辈份和资历最高的家族成员以绝对的个人权威负责指挥公司的一切经营业务,包括公司的资金调配、员工使用、商业往来、市场开拓、业务推展等重大决策活动都是由他主持作出。这种组织管理形式和制度,作为家庭、家族至上意识的具体体现,在当时都能比较有效地保护家庭、家族的共有财产,有利于商业资本的积累和集中,有助于协调家族成员的关系,增强公司内部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提升各自的管理效率、效能和市场竞争力,同时还具有培养新一代的功能,有助于公司的传承和永续,因此在当时潮商经济尚处开发和兴起阶段,法制化的工商业经济尚没真正形成的条件下,这种以家庭、家族的共有财产的基础的经营管理制度和方式,即使对扩大经营规模、加速资金的融入等方面存在一些不利因素,都仍一直被保持下来。
 
   二、汕头开埠前期,潮商在各地经营,由于不断受西方商业文化思想的熏陶,其经济活动已逐步形成传统和西方双重文化特色,使他们的商业活动均能较好适应市场的瞬息万变,具有较强的适应性和吸收能力,特别是潮商的冒险进取精神和开拓性、闯荡性及善谋略、通权变、不苟取等秉性、特点,在这期间都更充分、更明显地表现了出来。
 
   其时,潮商在各地经营,有的受到外国资本的重重包围和控制,有的面对陌生的环境,没有什么客观条件可以依赖,均陷于困难的境地,但他们普遍具有“橫下一条心,向命运挑战”的勇气和通权达变的逐利精神。潮商在潮汕本地经营,由于外国资本源源进入,商品倾销不断加剧,多数都只能在夹缝中谋发展,当时他们在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和尖锐激烈的商业竞争面前,普遍凭藉自身的智慧、才干和能力,知难而上,灵活应对,主动预测发展变化的市场趋势和把握发展先机,及时调整经营战略和策略,特别是在经营领域的选择和转移、开拓等方面,更是往往精于预测,重视发挥自身的优势,化被动为主动,攫取赚钱机会:一是抓住汕头开市贸易的有利时机,集中经营资金周转快、易于盈利的商业,尤其是重视利用海上交通发达的便利条件,发展长途贩运,南来北往组织出口货源,推销进口商品,借此加速资本的积累,逐步增强自身的能力;二是利用毗邻港澳和海外潮人众多、消费市场广阔的有利商机,集中瞄准海外潮人乡土观念浓厚,侨居海外而未脱故乡风俗,喜用故乡土货,对潮汕土产消费力强的特点,大力发展与海外潮人密切相关的商品贸易,并在汕头———香港———南洋各地逐步建立三点一线的商业贸易体系,扩大市场的幅射范围,培育新的商业增长点;三是注重发挥自身的资源优势,着力开发和经营无同类商品竞争的传统特色行业,如土糖、土布和潮式彩瓷、刺绣、木雕、金属工艺品、食品、腌制品及侨批等等,借此建立具有浓厚地方特色的产品基地,构建独特的商品系列和营销体系,不断增强市场竞争力及经营的生机和活力。这些在当时既都有利于加快潮商自身的发展,同时又带动地方经济逐步走向复苏和繁荣,均显现出潮商顽强的适应力、敏锐的洞察力和高超的应变决策能力。
 
   这期间在国内沿海省份和港口城市从事经营的潮商,虽然各自面对复杂的市场环境、强手如云的竞争对手和变化莫测的市场行情,但多数也表现出刚健有为,多谋善断,以智取胜的特点,尤其是注重发挥自身的地缘和资源优势,通过重点经营土糖进口、烟土行、钱庄、押当、花边抽绣(抽纱)、印花手帕和潮式食品、瓷器和兼营广东的烟丝、茶叶、各类木材、香料、独门药品药酒、蓝靛、草席、葵扇、栲纱云绸、象牙雕刻、锡器等产品,同时兼营长途贩运,从各省采购组织当地可供外销的土特产品(如大豆、生仁、棉花、豆饼等)运抵汕头出口,借此把握先机,使经营独具特色,得以在市场上占据芬芳之地,增强竞争力,为在当地投资产业,兴办实业积蓄了力量并奠定了基础。
 
   此期间经营于香港的潮商,则各自凭借与祖国唇齿相依的地理、人缘优势和香港、汕头先后对外开放,通往南洋各地的船舶进出频繁所提供的各种商机,以顽强的毅力和自身具有的开拓性、闯荡性的主动进取精神,捷足先登,从最初搭草寮设摊档、卖凉茶,到后来创立商号,做“南北行”生意,一步步寻求适应,开拓兼容,使商路越拓越宽,经营的领域越来越广泛,行业由单一发展到多元,并在不同行业逐步形成潮州商帮的势力。
 
   汕头开埠后,卷入潮汕海外移民浪潮,到南洋各地开拓生存空间、追逐商业利益的潮商,开始许多都是抱着“舍祖宗之丘墓,乡族之团圆,隔重洋之渡险”的决心和“决意冲破束缚走向市场”的勇气,到达以后同样各自遇境而安,争取尽快适应当地环境,同时利用当地空旷的生存空间和丰富的土地、自然资源,发挥自己在家乡特殊的地理环境和社会条件下积聚的经商意识和能力,知难而进,奋力开拓,而且他们无论侨居于何地,往往都以谋生条件的好坏作为留迁的标准,哪里条件好,就往哪里迁移,哪里获利的机会多,就在哪里立足,行业的选择也往往抱入世务实、有利就图的心态,先驾轻就熟,选择自己所熟悉、有经验的行业,然后再因地制宜,随机应变,灵活进退,步步发展,因此不断通过稳健经营,均能获取较多的盈利,并在市场复杂多变的情况下,始终保护良好的业绩。潮商当时在不少地方从事商品买卖,普遍都凭藉自己独到的眼光和经商潜能,由最初走村串户,沿街叫卖,逐步发展到店铺面林立,老板丛生。投资经营种植业、进出口业和原料加工业的潮商,很多则以坚定的信心、恢宏的气度、“一直冲向前”的勇气和干练果断的魄力,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使经营不断获取成功,有些先后跨入富豪的行列。
 
   三、潮商这期间在各地经营,普遍都依籍属、行业关系和事业发展的需要,彼此密切联系,加强合作,逐步形成具有典型的地缘性特征的商业群体,使潮州商帮的特点、作用表现得更加突出。
 
   这期间潮商的经营既没有官僚资本作为后盾,也不能像西方商人那样倚仗其宗主国的超经济权力,靠自身的掠夺而发家,加上市场竞争激烈,经营资本单薄,多数都只能凭借历史上形成的以崇尚“义统”为核心的“隆邦”精神和“五缘”社会关系,采用非市场化手段,在属于同一乡族的群体内部进行资金的融通和业务上的合作,通过相互提携、相互帮衬、相互激励来共度难关,谋求发展,因此地缘和业缘相结合的传统,都在潮商经营中得到相应的继承和发挥,商帮、族贾的现象在中各个地方普遍存在,极富人情味的经营方式处处皆有,最明显的表现便是地缘性的同乡社团和行业组织相继建立。当时,在潮汕本地、国内各地和海外的不少都有先后成立潮州公会、会馆,还有许多地方依地缘和业缘认同分别建立地缘和业缘相结合的各种行业组织,如汕头埠1861年成立海阳(潮州)、澄海、饶平、潮阳、普宁、揭阳六邑会馆,1975年至1908年先后建立南商、南郊(后改称酱园)、和益(后改称果业)、暹商4个专营土特产出口业务的行业公会,1899年建立汕头汇兑公所和成立保商局,1905年成立商务总会,1914年建立汕头总商会,1907年成立汕头布业公所,同时还创办运输商的同业组织轮船公会、汕樟沪运输商同业公会等;上海在开埠前的1810年就开始有潮商行号捐资营建潮州会馆,1861年又创立五邑山庄,1923年再创建八邑山庄,同时还有潮州绅商以海阳、澄海、饶平为一邦,潮阳、惠来为一邦,揭阳、普宁、丰顺为一邦,三邦合组潮州会馆;广州1875年、天津1878年、嘉兴1912年也相继以潮商为主体建立潮人同乡组织;香港1869年创立以潮商为主体的南北行公所,1920年组织潮州八邑商会;此期间经营于南洋各地的潮商也同样纷纷建立同乡社团和行业组织,如暹罗的中华会所、火砻公会、火锯公会、汕头郊公所(后改称香叻汕三郊公所);新加坡的义安公司、醉花林俱乐部、甘蜜胡椒公局、硕莪贩卖商行会、安南郊商务局、潮州布行商务局、糖商公会、酒业公会、橡胶公会、蛋业公会及海屿郊公所;马来西亚的马六甲潮州公司、槟榔屿潮州公司和韩江家庙、古晋顺丰公司、纳闽义安公司、沐胶粤海公司、柔佛新山公市商业总会、鱼业商会、菜业商会、凉果商公会、麻坡杂货京果商公会、小贩善后会、峇株马辖潮商俱乐部、雪兰莪八邑公所、霹雳韩江会堂、怡保潮州公会;越南的堤岸义安会馆、迪后潮州义安会馆、薄寮潮州帮公所等等。
 
   同乡社团和行业组织的建立,使乡族观念普遍应用工商业经营之中。其时潮商经营的同乡互助色彩日趋浓厚,虽也导致一定的内倾性,与其经营行业、职业与其他商帮存在比较明显的地域分野,给经营空间和行业开拓带来一些不利,但潮商当时依籍属、行业关系建立的社团组织,由于普遍具有经济学特征,各自都成为潮商强化地缘认同、维护经济活动、保护商业利益有力杠杆,特别是社团组织内部各自建立商业信用关系,强调乡谊人情重于合同,这些对协助潮商筹取流动闲散资金,开展互助互惠,更是产生重要作用。当时经营于各地的潮商,各自都借助自己的社团组织,较为便利地获取到所需的资金、劳动力和市场,使自己得以多做生意,或用小本做大生意,增加利润额,加速资本积累和周转,同时促进不同地方的潮商相互联系,彼此合作,共同以宗乡、方言等为纽带建立商业关系网络,增强商帮的群体凝聚力和竞争力,帮助潮商在一些行业(如大米加工出口和南北贸易等)逐步形成区域性的商业垄断,同时对外负责保持与外部的适当交流,维护潮商权益,这些都对当时潮商经济的壮大和经营活动空间、经营行业的拓展起着特殊的重要作用。
 
   四、潮商当时在各地经营,尽管所处环境和所从事的行业存在不同,但尊崇中华文化传统,践行儒家恃勤俭、鄙侈惰、尚和平、尊创业、倡互助的社会道德风尚,心系终极关怀和馈报社会的致富观,都成为他们在此期间从事商业经济活动的又一个重要特点。
 
   这期间,潮商无论是经营于潮汕本地、国内各地,还是经营于海外,他们除了普遍具有效益至上观念和对实利的极度追逐意识外,常常也把同业互利、人格平等、取利守义、和气生财及简约俭朴、守根固本等儒家中庸守成传统溶入到各自的思想和行动之中。当时,他们在各地从事经营,面对种种政治、经济压力,各自都要对外部环境压力进行超负荷适应,因此为使自己能够较快站稳脚跟,脱颖而出,一方面都勤躬慎行,务实稳健,精心操持,奋斗不怠,另方面则将身边的各种经济关系都视为道德关系,在商务往来中信守和秉持“临事让人一步,临财放宽一分”的处世原则,事事守中庸,讲调和,在公司内部也多做到知人善任,人格平等,真诚相待,同舟共济。而且各自还把精打细算、勤俭节约作为理财准则和获利及保持财富的手段,他们除了在大庭广众的公开场合有时摆点阔气、图点脸面外,在从事经营和平时生活中常常都是从小处着眼,注意保持简质,许多等到把生意做大,事业取得成就,也仍“俭”字当头,保持吃苦耐劳、勤奋节俭的品性。
 
   潮商这期间在各地经营,还普遍保持着对乡土的强烈认同,具有思根报本的桑梓情怀和恋乡情结。他们当时在各地忍辱负重,胼肩胝足,勤劳刻苦,惨淡经营,目的往往是期望有朝一日功成名就,能够衣锦还乡,在家乡建立和扩大家庭基业,同时光宗耀祖,报效桑梓,造福社会。因此当他们业有所成,经济条件许可,不少便都先后到家乡买田园,建房屋,作为眷属和自己告老回乡的生活和居住之用。有的还分别在家乡建祠堂、置书斋、造坟墓,“祠堂崇祭,书斋设教,坟墓敬祖”。优裕者还再斥资兴办实业,在家乡举办各种公益事业,张扬“主平好施、厚赠祖尝”的家族文化,实现其热爱故土、眷恋家乡、报效桑梓的热切愿望。当时,潮汕各县县城和乡镇,潮商斥资兴建的房屋很多,农村的新厝更是多数为潮商所建造,有些房屋还规模宏大,造型华丽,被作为永久基业,用来显示自己非同一般的身份和地位。潮商不少还先后在各自的家乡捐资兴办私塾,创立新式学堂和私立小学、中学,发扬兴学育才的优良传统。有些则分别在汕头埠和各县城斥资办实业,开设汕头豆饼厂(1979和1893)、汕头顺利船厂(1884)、汕头金源榨油厂(1892)、汕头机器面粉厂(1899)、汕头熔铁厂(1904)、汕头美香罐头厂(1905)、汕头适味罐头厂(1908)、汕头荣和盛机器碾米厂(1917)、汕头耀昌火柴厂(1920)、以及澄海振发织布厂(1909)、潮州张元昌机器碾米厂(1917),汕潮揭轮船公司(1890)、华暹轮船公司(1905),汕头昌华电灯公司(1905)、开明电灯公司(1909)、汕头自来水公司(1910)、汕澄电话公司(1912)、汕潮揭电话公司(1921),同时参与筑造潮汕铁路(1903)、汕樟轻便铁路(1915),一些先后在汕头、潮州、潮安、澄海、揭阳、潮阳、饶平、普宁、惠来等地创办侨批局、汇兑庄及其联号、分号。所有这些德行善举,都集中呈现出潮商诚挚的桑梓情怀和恋乡情结,及其对汕头城市近代化和潮汕工商业经济的繁荣所作出的重要贡献。
 
 

作者: 
陈骅
来源: 
粤东门户 http://www.ydtz.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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