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潮汕女子教育概观

    中国封建社会是宗法制度与等级制度相结合的社会。“三纲五常”等一整套封建伦理是人际关系的准则。而“女子无才便是德”、“夫为妻纲”、“男尊女卑”等传统观点,长期规范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心理情操、是非善恶观念,致使中国妇女地位低下,长期被拒之学校大门之外,所能接受的只能是一种“闺阁”式教育,教育的内容是“三从四德”,其目的都是为封建宗法制度服务。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开始进入了社会转型比较剧烈的近代化进程。这时,中国妇女的生活形态和思想观念开始从传统向潮流转变,女子享受与男子同样的教育权利的呼声越来越大。19世纪末期,作为中国近代化前沿地带的潮汕地区,出现了大量传教士开办的教会女子学校。20世纪初,在女权运动的强烈呼唤中发展为本土自办的女子教育,并在民国时期得到了很大发展。近现代潮汕女学的兴起和发展极大地促进了潮汕社会的进步,产生了深远的社会意义。
 
   一、潮汕教会女子教育
 
   (一)潮汕教会学校的兴起
 
   近代潮汕女子教育是由传教士在潮汕开办教会学校首开其端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清政府被迫对外开放。帝国主义列强趁机把魔爪也伸向处于前沿地带的潮汕大地,他们在利用经济、军事、外交等手段侵略潮汕的同时,还组织大批基督教士来潮汕,到处布点传教,积极进行政治和文化渗透。随着传教活动的扩展,他们发现教育是进行传教的有力手段,于是开始着手创办教会学校。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德国巴色城国外布道会黎力基牧师就在澄海盐灶港头社会所(佩兰轩书屋)设蒙学,课授小童,这是潮汕地区最早开办的教会学校。它的出现,为后来教会女子学校的大量兴办打下了基础。
 
   (二)潮汕教会女子学校的兴办和发展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再次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潮州被辟为对外开放的商埠。后因遭到潮州人民强烈反抗,1861年清政府遂辟汕头为对外商埠。汕头开埠后,来潮汕传教的教会增多,教会教育处于一种扩展状态。伴随着传教活动的扩展,教会女子教育作为传教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日益兴起并走向成熟,出现了“教会所至,女孰接轨”的局面[1]。创办教会女子学校是这一时期传教士教育事业的一项重要内容。“凡奉基督教立国,必兴女学以造就之,使女人皆得各就其质性之所宜,成为何用之材,以求胜于男人,表明其为可敬可重之人类,皆教道所结之善果也”[2],以此来提升妇女社会地位,并进行基督福音传播。这一时期,潮汕开始出现了一些教会女子学校。如由美国浸信会约翰夫人创于妈屿的汕头正光女学(不久该校迁于礐石,光绪六年,由耶琳夫人捐资建堂舍,始扩办为高等小学堂);1873年美浸会派旨师母建礐石明道妇学院,“开远东女学之先河”[3];同年英国基督教长老会在汕头建淑德女学;1881年英长老会创办培德女校;1886年在揭西五经富创办五育女学。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文化不断输入,中国女性观发生急剧变化。西方传教士进一步通过报刊,大量评论中国妇女问题,并介绍欧美妇女运动的情况。这在一定程度上开阔了潮人的眼界,使潮汕教会女学也有了明显的发展,教会学校向揭阳、潮州延伸。如1899年美国牧师思雅谷的妻子在揭阳城进贤门竹巷陈厝书斋创办静远轩女子识字班;1901年陈美贤在揭阳北门礼堂创办了另一所女子识字班;1906年天主教会神父丁热力在海阳(今潮安)县城创办真原女子学堂。
 
   这一时期,教会在潮汕创办女学,有如下一些特点:一、办学的目的是希望通过改变中国“男尊女卑”和禁止女子受教育的封建传统,“教女之法,古者中国有之。后世轻女重男,其制不立,遂若读书明理,专为男子之事,与女子无预,识者未尝不难其偏而以西国男女并教为至善也”[4],以此来培养有用的女基督徒,作为他们侵略中国的工具。但是,由于学生们学习了文化,接触了文明,却为她们打下了摆脱封建,清除愚昧的思想基础。二、教会女学的主要课程是读经。前期几乎所有教会女子学校都设有读经课,并且是主要课程。如1873年,英国长老会在汕头创办的淑德女校,教授的科目主要是圣经;1899年揭阳静远轩女子班教学内容是《三字经》和从《圣经》中摘编的“十戒诗”(教育学生从小要信仰基督教,用“古今唯有一真神,先造万物后造人”的唯心主义思想灌输年轻一代)。三、教会女子学校的学生全为教徒家女孩,学校校长和教师多由教会的牧师或有名望的会员担任。
 
   (三)潮汕教会女子教育的扩展与没落
 
   1907年,学部首次承认了女子教育的合法性。于是,潮汕兴起了一股创办女学的热潮。这一时期潮汕教会女子教育继续稳步扩展,形成了与社会共同办学的局面。
 
   教会创办的女子学校不单有小学,而且有幼儿园、中学和师范教育。如1912年在礐石明道妇女学院内附设幼稚园;1917年英属基督教长老会女会在汕头外马路首设福音幼稚园;1920年浸信会在崎碌善庆里创办真光幼稚园,并在礐石创办引明幼稚园;1921年,教会所办的正光女校开始招收女中四班,学生134人;1922年,教会所办的汕头明道妇学、淑德女学、若瑟中学同时附设师范班。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潮汕掀起“夺回教育权”运动。迫于群众义愤,汕头市政府于1925年底正式公布收回教育权的规定:1、教会学校应在中国政府立案,受中国政府管辖。2、教会学校应由中国人任校长。3、不准教会学校开设宗教课程。于是,潮汕教会女子教育自此走向没落,有些教会女子学校被迫停办或改办。如1926年汕头正光女校就被迫停办,翌年美国浸信会国外宣道会岭东大会不甘学校停办,遂议决按中国办私学原则,呈请汕头市政府转省教育厅核准,将礐石中学和正光女校合并,改为私立礐光中学。
 
   1939至1945年,日寇侵占潮汕。沦陷期间,潮汕教会女子学校发展再次受挫。不过,这一时期仍有教会女子学校在潮汕创办。如1940年法国天主教会就在汕头花园路开办起晨星女子补习班,开设国文、英语、数学三门课程。1945年改名晨星女子中学,校址在外马路天主教修道院院内。
 
   解放后不久,汕头市及潮汕各区县逐步完成对教会女子学校的接管、整顿、改造工作,并于1957年全面清灭教会女子学校。
 
   清末至民国时期,潮汕教会女子教育有如下一些特点:一、课程变化甚大。前期教会女子教育的主导课程是读经。之后,伴随着教会教育的发展,出现了教会学校教育效果与目的偏离的现象,后期文化课的比例反而更大。而随着清政府学部改革,教会女子教育不再处于垄断地位。于是很多教会女子学校对教学内容进行了改革,增加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以及体育、美育等传统教育所没有的内容。二、招生对象有所扩大,出现非教徒的学生。教会女子学校前期所招学生都为教徒家女孩,发展至后期也招收非教徒的学生(如首创于1908年的揭阳“宗光女校”,1929年改名为“真理女子中学”,就开始招收非教徒的女青年入学),教师和校长也出现很多非教徒人员。
 
   二、潮汕自办女子教育
 
   (一) 潮汕自办女子教育的开始
 
   1840年的鸦片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也促使中国人睁开眼睛看世界,向西方学习,寻求救国之道。尤其是甲午战争后,戊戌维新运动兴起时,在引进西方天赋人权、自由平等、个性解放等民主思想的同时,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的思想和理论也一起输入中国。随着维新思潮的发展,女子教育逐渐被提上社会改革的议事日程。因而中国新式女子教育在晚清之际开始,此后,女子教育开始走出家庭教育的圈子,出现社会化、普及化的趋势。清末兴女学的理由,主要从三个方面提出:1.广开民智,强国强种。梁启超说:“女学最盛者,其国最强。不战而屈人之兵,美(国)是也。女学次盛者,其国次强,英德法日本是也。女学衰,母教失,无业众,智民少,国之所存者幸矣,印度波斯土耳其是也。”[1]认为女子居国民之半,若不受教育,则国民智力,必为未受教育者牵制。2.女子应与男子一样有受教育的权利,教育是女子解放的前提。“人生不幸作女子身,更不幸而为中国之女子。”[5]报纸舆论也鼓吹“必使妇人各得其自有之权”[1]。3.开发生产力,发展经济。女子占人口一半,如能开发妇女的才智,使女子发挥与男子一样的社会作用,定会对经济有促进作用。在社会各界的强烈要求下,1903年,清政府学部颁布《奏定学堂章程》,废科举,兴新学。但并没有颁布专门女子教育章程,女子教育仍然被认为可有可无,并且认为女子和男子一样上学堂是很伤风化的事情。虽然政府不倡办女子学校,但潮汕自19世纪末以来,已经有不少教会女子学校,本地人对女子接受教育的现象也并不十分排斥。所以在政府不是很反对的情况下,潮汕一些女知识分子和开明人士就陆续创办了一些女子学校,为潮汕自办女子教育拉开了帷幕。
 
   在短短的时间内,潮汕自办了一些门类较齐全的女子学校,但因风气并未完全开化,只是以私立形式存在,也没有形成普遍之势。如1905年陈宝莲在揭阳榕城西门昭武第创办闺秀女校,收学员二十多人,主要授以绘画、刺绣、裁衣,兼授少许古文,这是清末榕城的第一所女子私塾。另外,为适应中小学堂师资之需,潮汕各地还办起了一些师范学堂,如光绪末年澄海沦智小学校长陈芷云(广文)在澄海倡办毓秀女子师范学堂。
 
   (二)潮汕自办女子教育的兴起与发展
 
   1907年,清政府正式颁布了《女子小学和师范学堂章程》,制定了女子教育的课程内容、教学制度等,第一次承认了女子教育的合法性。于是,潮汕兴起了一股创办女学的热潮。同时,教会女子学校的发展也激励着潮汕自办女子教育的开展。而报刊的宣传、社会的呼吁,也是潮汕女子教育蓬勃发展的有力因素。因此,自1907年以后,潮汕兴办了一些女子学校,如1909年在潮阳县学宫旁魁星阁创办官立女子初等小学堂,课程除照初等小学堂的科目设置外,增设刺绣、尺牍等科。
 
   1912年民国建立后,女子教育的呼声更大,风气所趋,女子踊跃入学,私立女学、公立女学和资助女学相继出现。教育部也相继颁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等一些教育法令,其中包括:小学堂改称小学校;准许初等小学男女同校,废除男女两性所受教育的差别;准许女子升读中学以上的级别等,进一步打破封建思想束缚,给予妇女更多的受教育机会。于是,从1912年至1918年,潮汕的女子教育有较大的发展。如1912年在汕头埠外马路开设私立坤纲女校,校长陈舒志,共有教职员10人,学生83人。1913年,毕业于广州两广女子师范学堂的林质兰(字西园),在澄海县城红门宫(城角楼附近)创办澄海私立女子学校。她治学严谨有方,学生成绩优良,深得各界赞许。适逢省督学来澄视察,对女校诸多嘉许,并要求县政府拨给经费。翌年遂改校名为澄海县立第一女子学校,校址迁于城隍庙附近育婴堂旧址,并附设女师讲习所,以解决毕业女生的升学问题。不久澄海县又开办私立宗英、城南等女子小学。1915年揭阳创办县立第一女子小学,校长是魏拯文。同年,周伯初在韩祠景濂居创办揭阳职业女校。
 
   新学开创以后,女童纷纷入小学肄业,毕业后有志深造者苦于女中未设而求学无门。“五四”运动发生后,潮汕各地热烈响应,遂捣孔庙,倡女学,开女中大门。1921年学监李春涛代理潮州金中校长,锐意革新,首开男女同校。1926年,该校有女中学生13人,占学生总数10%。1923年春,汕头市私立友联中学附设女部招收女生。1924年创办汕头官立女子中学、私立女子职业学校、揭阳县立女子师范学校。同年,汕头市私立震东中学、揭阳一中、揭西县城中学也开女禁,招女生。1925年杜国庠就任澄海中学校长,破例录取蔡楚吟等6名女生,开创澄海中学男女同校之新风。至1925年,汕头市区已有女中学生266人,占学生总数15.8%。1927年至1938年,潮汕女子教育无论是私立还是公立的都有较快的发展。1930年潮阳成田乡溪东村众创办私立启明女子小学,招收不识字的新媳妇和大姑娘入学。1931年在揭阳考院旧址创办县立女子中学。1932年潮阳峡山乡人周武卿在家乡独资创办私立武卿女子小学。至1932年,潮汕共有在读女中学生752人。
 
   1939年至1945年,日寇占领潮汕。沦陷期间,潮汕女子教育受到严重破坏。很多学校被迫停办、改办或内迁,如汕头市立女子中学就被迫停课时间长达10年之久。揭阳县立女子中学1939年被迫停办,1940年改称县立第二初级中学,1944年迁至棉湖兴道书院旧址。不过,在远离中心沦陷区的地方,还有兴办一些女子师范学校,如1942年以普宁县立女子小学改办为县立女子师范学校。抗战期间,一大批共产党员教师和革命知识青年为提高农村妇女知识水平,纷纷在各地设立夜校,办起妇女识字班,使广大妇女开阔眼界,提高认识。抗战胜利后,潮汕女子学校纷纷复办,并有所发展,如普宁县立简易女子师范学校1946年就有班级4个,学生160人。
 
   民国时期,还出现了很多华侨捐资兴办女学之事迹。如1912年,陈舒志女士在汕头创办私立坤纲女子学校,就获得海外亲朋的大力资助。1922年“八二”风灾后,她又向海外亲朋求援,筹资修复校舍。1915年,潮安枫溪侨属创办女子坤范学堂。1920年,旅居泰国华侨仙乐村人杨永绽之妻叶楚卿,创办私立仙乐女子学校。同年,潮安庵埠旅居新加坡华侨青年许苏魂筹资创办凤歧女子夜校,开展新文化教育及妇女解放思想教育。1924年,汕头市坤德小学女校长,只身奔赴南洋游说募捐达三个月,解决了部分办学经费,受到当时省督学的褒奖。1927年,饶平县钱东镇紫云村旅泰侨胞黄天年的女儿黄敬岳、黄敬梅在家乡创办启英女子学校;1928年,饶平县旅泰侨胞余子亮捐资委托老归侨李时珍在黄冈创办中山女子初级小学。1932年,胡文虎又捐巨资兴建汕头正始学校教学楼一座,并开辟运动场及花园,纯粹招收女生,故又名“正始女校”。1934年由旅泰归侨马淑辉、马岱侬姐妹在潮阳和平镇里美村创办私立启智女子小学。
 
   三、潮汕教会女子教育与自办女子教育的关系和影响
 
   纵观潮汕女子教育的产生和发展,可以看出潮汕女子受教育权利的实现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伴随着中国社会的变迁,传教士在华活动和中国有识之士的觉醒而打上了时代的烙印。教会女子教育和自办女子教育作为潮汕女子教育的主要形式和内容,两者互相影响,互为促进,并对潮汕女子教育事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潮汕教会女子学校的存在,催化着潮汕自办女子教育的产生
 
   清末的潮汕女子教育,是以基督教会的女子学校为发端的。虽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传教士把教育视为传教活动的附属品,但我们不应忽视教会学校对近现代潮汕教育和文化思潮所产生的积极影响。教会女学的产生,开始改变了清末潮汕妇女的教育现状,打破了长期以来束缚潮汕妇女的思想樊笼,培养了潮汕历史上第一批掌握现代知识、自信、自立、自强的职业女性。教会女子学校的重要性存在,加上潮汕有识之士的呼吁和社会发展的要求,这些都在客观上冲击着封建思想观念,直接催生了潮汕近代的新式学校,特别是破天荒地使潮汕第一次有了自办女子学校。这种影响,显然已经超出了宗教范围。
 
   (二)潮汕教会女子学校所开设的课程和管理方法,为近现代潮汕自办女子教育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
 
   当时潮汕的教会女子学校的办学方式和教学内容,大多是从西方继承而来。教会女子学校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移植到潮汕的西式学堂,虽然不够成熟和完善,但具有潮汕自办女子教育所没有的管理和教学经验。当时不少自办女子学校是请外国传教士指导或直接从教会女子学校过渡而来的。特别是在教会女子学校发展后期,宗教意识开始淡化,其教学内容也开始增加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以及体育、美育等传统教育所没有的内容,它们不仅为潮汕造就了大批人才,而且为近现代潮汕自办女子教育提供了多层的借鉴。
 
   (三)潮汕自办女子教育的兴起,打破了教会女子教育的垄断局面
 
   1907年以前,政府没有举办女子教育,把女子排斥在学校教育之外,对教会女子学堂也不予立案,并规定教会学生概不给予奖励。因此教会女子学校,一切学科设备管理,传教士都可以随时变更,不受政府的监督管理,形成了教会女子教育一统天下的局面。1907年之后,随着《女子小学堂章程》和《女子师范学堂章程》的颁布实施,女子教育才在学制上得到了合法地位。随后潮汕自办女子学校的不断涌现,打破了教会女子教育的垄断局面,促使教会女子教育进一步改革,逐步淡化了传教的宗教观念,而向真正教育的发展迈进。
 
   (四)潮汕教会女子教育和自办女子教育的兴起和发展在唤醒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方面都起了一定的催化作用
 
   它们的兴起和发展,客观上为潮汕妇女冲破传统纲常礼教的桎梏创造了社会条件。潮汕妇女在走向社会,跨进新学堂,接受新文化和新思想熏陶的过程中,独立的人格意识逐渐苏醒,文化素质和民主思想不断提高,生活方式和思想意识也开始为之一新。潮汕女子学校教育推动了潮汕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培养了一批先进的妇女,促进了社会风习的变化。如作为澄海第一批女中毕业生的吴文兰,1926年就担任了中共汕头地委妇委书记、汕头妇女解放协会会长,成为当时潮汕妇女运动中的著名组织者、领导人,被誉为“巾帼英雄”、“潮汕女丈夫”;蔡楚吟是澄海县第一个女共产党员,曾任中共海陆丰团地委妇委书记;揭阳县立女校毕业的许玉磬成为中共东江地区妇女运动的杰出领袖;王碧辉、陈名卿成为潮汕妇女运动的先驱、骨干……从此,女子教育在潮汕日渐普及,妇女解放、男女平等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从近现代潮汕女子教育的兴起和发展中,我们可以对近现代潮汕女子教育的状况管窥一二。通过这个历史窗口,我们可以透视到潮汕女子教育的种种变化。潮汕女性受教育的权益在学制当中从遭受漠视到有所体现和改善的历程,能够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潮汕女子教育发展的艰辛,知晓今天女子受教育权的得之不易。它可以警醒女性更加珍视今天的受教育的机会和受教育的权利,并努力使女子教育得到不断的发展和完善;提醒男性尊重男女平等的人权,不能破坏和损害女性受教育的权利。
 
   今天的潮汕女性在各方面权利的享有上有了更有力的保障,但我们仍应看到,现实中仍存在着许多实际的男女不平等现象,如经济文化落后地区女童失学和辍学率高于男童、女毕业生就业问题困难等,说明传统的性别不平等观念在某种程度上还有很大影响。重视女子教育,保障女子的受教育权,是实现女子真正解放的一个重要途径。
 
 
 

作者: 
陈卓坤
来源: 
摘自《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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