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地理因素在粤东三个历史时期的关键作用——兼论侨批文化是汕头海洋文化崛起的历史见证

    引言
 
   古代粤东的经济和文化形态,大体可分为三个历史时期。一个是自秦汉之际揭阳的开县至隋唐之际,以古揭阳为主导的内陆文化时期;一个是自隋文帝开皇十一年(591)设置潮州至清末之际以潮州府为主导的内河文化时期;一个是近代自汕头开埠至改革开放后三市分立,以汕头市为主导的海洋文化时期。这三个历史时期的划分,我认为都是地理因素发挥了关键的作用。至于近代粤东地区的侨批文化,可说是汕头崛起于海洋文化时期重要的历史见证。
 
   一、历史上古揭阳文化的影响
 
   秦平岭南,驻军揭岭,史有明载。(1)我曾撰《秦平百越与五岭考论》一文,发表于《广东史志》上(2),对此有进一步之论证。我认为秦只有驻军揭岭,始能对广大的粤东地区进行实际控制。而秦自平六国以来,每占领一国一区,必置郡县。故此揭阳县由秦置,以实施对粤东地区的管辖。及后赵佗王朝奄有岭南三郡,承秦制仍于南海郡置揭阳县,因此司马迁《史记.南越传》中,于汉武帝平南越时,始有“揭阳令定自定属汉”的记载。这种前因后果是十分清楚的。有关这一时期的人物史事和揭阳县的关系,我在拙文《揭氏族谱考证》及相关的系列文章中,有比较详细的论述,大家可以参考。而秦时古揭阳的建制,是由其地理位置所决定的。这是因为揭岭地处粤东中部高地,居中而控四域;而其南部的揭西河婆地区作为战时的军政中心,在战争时期发挥其重要作用。河婆南森小学考古发掘出大量秦代墓葬群,发现大量青铜武器和陶制生活用具,显示秦占领时期,揭西地区就是古揭阳县的中心区域。以前黄朝凡等先生曾有類似説法。但我认为秦在揭岭之阳置揭阳县,主要原因是在对岭南的统一战争时期,出于地理战略的需要。至于赵佗南越国时期的揭阳县治,根据邱立诚先生等人对澄海龟山汉代遗址的考古发掘报告,指出有可能在此处(3)。我认为这一说法是可以成立的。
 
   古揭阳于西汉末年,由于王莽篡政,一度改置南海亭,但为时甚暂。光武中兴,东汉时期,又改以揭阳之建制,恢复其作为统治粤东地区的行政区划名称。因此,两汉四百余年间,粤东地区基本由古揭阳所管辖,这就奠定了古揭阳在此后漫长的历史时期对粤东地区发挥深远文化影响的深厚基础。如晋室东渡,南方州郡地方建制重新划分,粤东地区先后有东官郡及义安郡的建置,但在史家和文人的心目中,仍视该地区为古揭阳地。如东晋之后南朝之刘宋时期,据《宋书.文帝纪》记载:宋文帝元嘉二十三年(公元466)八月癸卯,“揭阳赭贼攻建安郡,燔烧城府。”(4)所谓“揭阳赭贼”,指的就是凤凰山的畬民。因“赭”为赤土,乃火烧山林令土为之赤,以便刀耕火种。我认为即唐代陈元光《请建州县表》中所指的“火田之余”。所以,南北朝所贬称的“揭阳赭贼”,就是唐代以潮州凤凰山为中心以“火田之余”刀耕火种的“蛮獠”,也即南宋之后所称之畬民。由此可知于南朝时期,即使粤东地区由义安郡统辖,但史家不称“义安”而称“揭阳”,显见古揭阳在史家的心目中,一直就是粤东地区的代名辞;而事实上,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在史家和文人的心目中,古揭阳文化一直在粤东居主导地位。
 
   上述这种情形,直到隋文帝开皇十一年(591)改义安郡为潮州,延及唐宋,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仍然如此。
 
   众所周知,韩愈于唐宪宗元和十四年(819)左迁潮州刺史,虽然被贬,但他仍是潮州最高的行政长官。他推动地方教育,物色赵德秀才主理乡校。在离开时,写了《别赵子》一诗送给赵德。诗的前四句如下:
 
   我迁于揭阳,君先揭阳居。
 
   揭阳去京华,其里万有余。
 
   作为堂堂的潮州刺史,韩愈在诗中不说“我迁于潮州”,而写明“我迁于揭阳”,而且四句之中,三句涉及揭阳。而其时潮州所领海阳、潮阳、程乡三县,在地方建制和官方文件中,當時并没有“揭阳”的名称。可见在唐代,中原士人仍然视粤东地区为古揭阳地。韩愈还在潮城东山首建揭阳楼,这件事现存的潮州府志,以及明《永乐大典》和清《四库全书》中涉及潮州的部分都有记载。可见古揭阳在韩愈的心目中,处于何等重要的地位!这是他尊古而肯定古揭阳历史地位的明显例证。延及北宋,名士梅尧臣在《送胡都官知潮州》一诗中,追记唐代潮州刺史韩愈建揭阳楼之旧事,内中说:
 
   自昔揭阳郡,刺史推韩侯。
 
   ……更寻贤侯迹,书上揭阳楼。
 
   说明北宋的梅尧臣也称潮州为“揭阳郡”,同时也证明韩愈在潮城东山建揭阳楼确有其事。而同一时期,王安石在《送潮州吕使君》一诗中,也提到韩愈被贬潮州之事,而与其朋友吕使君赴潮相比较。他也是不名潮州而称为揭阳的。其诗前四句如下:
 
   韩君揭阳居,戚嗟与死。
 
   吕使揭阳去,笑谈面生春。
 
   由上可知,粤东地区于隋代建置潮州,但延及唐宋,在中原士人和史家的心目中,仍然在文化上视粤东为古揭阳地,尽管其时在地方建制上并没有揭阳之名。这些历史事实,可说是一种先入为主的文化历史传统在起作用,也说明秦及两汉历时四百多年的古揭阳文化在历史上是如此的深入人心。此种情形,直至北宋宣和三年(1121)割海阳县之永宁、崇义、延德三乡之地重新建置揭阳县,为避免与此混淆,尔后中原士人始不将粤东地区称为“揭阳”。自此之后,潮州在文化上才真正在粤东地区居主导地位。
 
   二、潮州的地理经济决定其历史地位
 
   但实事求是而言,潮州一早已于经济上在粤东地区居主导地位,这是由其地理位置所决定的。因为潮州城位于韩江中下游,而韩江为粤东地区第一大河,且与福建省的汀江相接。具体而言,韩江流域源于紫金县七星岽,沿莲花山北麓向东北流经紫金、五华、兴宁、梅县、梅州等县市,至大埔三河坝纳入福建汀江,转入粤东后始称韩江,再流经大埔、丰顺、潮州市、澄海县,至澄海北港入海。故韩江水长域广,所以潮州不仅在本土经济上得地利之便,而且有外省经济的挹注,因此势必取古揭阳的历史地位而代之。因为古揭阳的中心地区在榕江流域,其主流源于陆河县凤凰山,流经陆河、揭西、普宁、揭阳、揭东、潮阳、汕头,因此不及韩江流域之广,而且榕江不像韩江一样,与外省的江河相连,所以在古代地理经济的创获上,榕江流域在客观上便相形失色。而且实事求是而言,古揭阳的建置,是在秦汉之际中原政权统一岭南时期,由于其地理位置的重要与军事政治的需要应运而生的。它是秦汉之际中原政权统一岭南时期,粤东建立的第一个地方建制,有其深远的历史意义,这是古揭阳最重要的历史使命。但由于时代不断地向前发展,同时也由于榕江流域本身的局限性,所以古揭阳时期的内陆经济文化,便势必由相对比较发达的韩江流域经济也即潮州的内河经济文化所取代。这是地理经济发挥作用的必然结果。我这样说,当然有充分的历史依据。
 
   根据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出版印行的《潮汕历史资料丛编》第9辑、由杨群熙先生辑编点校的《潮汕地区商业活动数据》记载:
 
   “潮州市地处南海之滨的韩江三角洲,土壤肥沃,物产丰富,交通便利。……早在晋义熙九年(413)间,置义安郡,海阳县城即为郡治。此后,潮州城便作为粤东一带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后随韩江交通资源的开发,又逐步发展成为闽、粤、赣交界的主要商品集散枢纽。闽西、赣南和粤东各地商贾云集于此,土特产源源运抵潮州城。……沿海一带的土特产品及手工业品,则经广济桥逆韩江而上,营销于粤东客区和福建、江西等地。”
 
   所以,潮州城由于地理环境的优势,故当年能集韩江流域之精华于此,而且得粤、闽、赣三省商品资源之挹注,其经济规模当然甲于粤东。而经济的繁荣当然提高其政治地位,这是潮州在历史上势必取古揭阳的地位而代之的根本原因,从而成为此一地区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而归根到底,这是地理经济起决定作用的必然结果。
 
   潮州的经济繁荣和富足,一千年前便已如此。如北宋名臣余靖乃潮州名士林从周之女婿,林氏曾资助其学业并考取功名,故余靖与潮州渊源甚深,对潮州知之甚详。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十二月,潮州开元寺住持派人持函,跋涉七千里赴京师,请求时任集贤校理的余靖撰写《潮州开元寺重修大殿记》。及后余靖在《开元寺记》中,在客观上肯定了潮州在历史上的经济地位。该文说:
 
   “潮于岭表为富州,开元于浮图为冠寺,畅师于僧官为极选。”(5)
 
   宋代潮州的经济繁荣,可从户口数目的大量增加反映出来。因为在古代,无论城市或乡村,如果没有聚居众多的人口,便不可能有繁荣的经济和文化。比如中唐之际的潮州户口数目,韩愈于宪宗元和十四年(819)任刺史时,便在《请置乡校牒》中指明:“今此州户万有余。”但是至宋代的潮州户数,根据清顺治吴颖《潮州府志.赋役部》记载,已增至七万四千六百八十二户,为韩愈来潮州任刺史时之七倍。这说明至北宋初年,潮州地区经济繁荣了,人口增多了,教育事业也发展了,韩山书院的前身城南书庄即于宋淳佑初年所建。由于经济繁荣,佛教事业也有所发展,潮州开元寺且早于宋仁宗庆历年间进行大规模重修。北宋时潮州笔架山瓷窑也得到空前发展,读饶宗颐先生《潮州宋瓷小记》即可知其盛况。(6)而宋代干道年间创建的潮州广济桥,更加促进了潮州的商品贸易和城市繁荣。《重修宁波寺碑记》谓此桥之建成,“闽、粤数郡商旅咸利赖焉。”(7)
 
   而潮州除韩江水上交通便利促成繁荣外,又改善了陆上交通。如于宋淳熙三年(1186)改善潮州通漳州的道路津梁,“修桥铺路,整治馆驿,做到‘野有邮亭浦有梁’,道路通坦无阻。据记载,南宋期间潮州地区共有庵驿亭铺三十八处,其中州城亭驿七处,东路(通漳州)庵驿十处(按:宋代潮州改革驿铺制度,采取驿庵结合的办法,利用僧尼的闲暇时间为来往过客服务),西路(通梅州)铺驿九处,南路(通广州)庵驿十二处。北路(韩江水路)则有舟船可行。自是漳、潮、广之间,‘东驰西骛,惟适所安。’(《辑稿》第44页)宋代的潮州,已成为粤东、闽西、赣南物资交流的集散地和商业贸易中心。潮州府城之内,街衢纵横,里坊相接,商肆林立,十分繁荣。……‘有中州之气象焉’。(《辑稿》第30页)”(8)
 
   可见宋代的潮州官民,已深知欲使本地区经济繁荣,必须改善水陆交通的道理。潮州城既得地理之利,复改善水陆交通条件,这就进一步促进其地理经济的繁荣和文化传统的凝成,从而促使其在近千年的漫长岁月中作为粤东政治中心无可取代的历史地位。这是潮州内河文化发挥作用的必然结果。
 
   当然,在潮州内河文化主导粤东地区的历史时期,也有海上对外贸易,尤其于明、清时期为盛。但是,明代中晚期有倭寇与海盗之患,朝廷乃有海禁之策。海上猖獗横行者,惟有类于海盗而与政府对抗之武装商业船队,这些非法的海上走私活动,后来受到朝廷的镇压。而清初迁界以防台湾郑成功政权,沿海诸港遂墟,海上对外贸易大受影响,元气已伤,直至乾隆时始复苏。另一方面,由于时代的局限性,潮州地区在漫长的中古时代,木船加风帆的海上贸易航程既久,运载物品及数量肯定不多,加上朝廷政策不仅不予鼓励,而且诸多限制甚至予以刑法制裁,这就决定了海上对外贸易在整体经济上不可能有大的贡献,以韩江沟通粤东、闽西和赣南的潮州内河文化仍然对本土经济起主要作用。虽然至清乾隆之后海运稍开,但基本仍行闭关锁国之政策。因此,在西方进行工业革命,发明蒸气机,制造坚船利炮之时,清政府仍然以木船和刀枪长矛保卫国防。及后列强交相侵凌,清政府在屡战屡败的情况下,被逼签订种种丧权辱国的条约。于是门户被逼打开,此时中国的海上对外贸易,成为一种被动贸易,而且是一种不对等的贸易。因为西方列强用机器轮船,而清末时,中国仍然用风帆木船。所以后来才有“西学中用”的洋务运动,造轮船,筑铁路,制枪炮等等。而英国于咸丰八年(1858)伙同法国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强逼清政府签订《中英天津条约》,初定以潮州与台湾、琼州、芝罘、牛庄等处,照五口(指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通商惯例,主要用于海上贸易,所以需要有海湾良港。众所周知,潮州城本身非海滨城市,但潮州府辖下的沙汕头却是粤东良港。历来老奸巨滑的老牌殖民者英国,早就策划于此处设立通商口岸,从而造就了日后汕头的崛起。
 
   三、汕头的开埠及其在海洋文化中的崛起
 
   为甚么说英国早就看中沙汕头作为通商口岸呢?一因为在咸丰之前的嘉庆年间,沙汕头早已是商船停泊之总汇,实际上已经起着海港泊船的作用。据清嘉庆十九年(1814)所修《澄海县志.山川类》载:
 
   “沙汕头口在蓬洲都,即沙汕头,前海澳也。有淤泥浮出作沙汕数道,乃商船停泊之总汇。东出大海,西达潮阳之达濠、后溪,西北通揭阳之炮台,为海防要隘。”(9)
 
   根据饶师宗颐先生于《汕头释名》中指出:
 
   “浦有沙汕头之名,始见于明翁万达《与姚巡按书》云:‘济河跨揭之浦,其地西北距蓬洲所城,为海、揭下流洲西二溪夹而入海。岸有沙汕头脊出,横激巨浪,滔涌拍天。’……乾隆周《府志》:‘康熙五十六年建沙汕头炮台’。蓝鼎元《澄海县图说》云:……‘在海中则有大莱芜、放鸡山二炮台,在各港则有溪东、沙汕头……诸炮台。’又《潮州海防图说》云:‘澄海出师,不过沙汕头。’又云:‘……商艘往来,不过旗岭、汕头、神泉、甲子。’沙汕头简称曰汕头,始见于此,清初已为船舶必经港口矣。……澄海李志:‘嘉庆十四年六月海盜朱渥入沙汕头焚劫商船’。又云:‘邑自展履以来,海不扬波,商贾鉅富,卒操奇赢,舆贩他省,千艘万舶,东西两港以及溪东南陇、沙汕头、东陇港之间,扬帆捆载而来者,不下千万计。’可见未辟埠前,汕头地位之重要。盖自复界后,遂日趋繁荣也。”(10)
 
   根据饶先生的上述缜密考证,可见汕头未开埠前,其地理位置早已具粤东商港的实际作用。而老谋深算的英国殖民者,在此事之前必定早已进行详细的调查规划,读英国特使谒见乾隆之回忆录,可见此老牌殖民帝国对中国的侵略野心是蓄谋已久的。揆之《中英天津条约》中,同时被指定为通商口岸的台湾、琼州、芝罘、牛庄诸地,个个既有优良港口,又具战略要地的作用。英国殖民者于一八四0年第一次中英鸦片战争之后,既割去香港,作为其侵略中国的桥头堡。其长远图谋,就是再染指中国的台湾岛、海南岛(琼州)、山东烟台(芝罘)及辽宁营口(牛庄)和潮州府的沙汕头港。而汕头港与南澳岛隔海对望,控制此处即可扼闽、粤之咽喉,进而与台湾互为犄角,形成出入南太平洋的一大门户。当时英国海外的殖民战略,西起印度此一大殖民地,东渡印度洋至马来半岛,控制新加坡港,扼马六甲海峡。其对华战略的如意算盘是:由马来半岛北上接海南岛,与殖民地香港连成岛链,一路向东及东北扩张,这就是英国所以在《中英天津条约》中逼清政府开放琼州(海南岛)、潮州府之沙汕头、台湾(台南、淡水)、芝罘(山东烟台)、牛庄(辽宁营口)等处海港(按:后来又增加汉口、九江、南京、镇江)作为通商口岸的根本目的。这样,英国的商船和军舰便可在中国的渤海、黄海、东海和南海甚至内河长江横冲直撞,从领海至内河长江之控制权便操诸英国殖民者之手。所以,将沙汕头作为粤东主要的海港,显然就成为英国殖民者对华沿海经济和军事战略其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其实,在英国觊觎潮州府汕头港,并于咸丰八年(1858)五月十六日《中英天津条约》签订之前,美国早已盯上粤东这一良港。就在这年年初,美国驻华公使列威廉在写给美国国务卿加斯的报告中特别提及汕头,内中说:
 
   “汕头是厦门西南约一百英里的一个口岸,它是未经条约承认(对外开放)的,这是阁下知道的。那里进行着大量的鸦片贸易和苦力贸易。……香港的报纸定期刊登汕头的船期表。”(11)
 
   上述史料极为重要!大家请注意,美国驻华公使列威廉写此报告之时,中美、中英、中法三个《天津条约》尚未签订,汕头尚未正式开埠。但其时香港与汕头的海上航运已有定期航班。这有力地证明汕头在未正式开埠之前,已经是粤东实际上已经成为粤东最重要的港口和商埠。而最早向清廷正式提出将汕头列为通商口岸者,正是这位美国公使列威廉。据清室档案史料记载,咸丰八年(1858)三月二十三五日大臣谭廷襄送交军机的文件,就是美国公使列威廉提出的「米利坚条款」。其中第三款第三条就将包括“潮州的沙(汕)头”在内的若干重要的港口列为通商口岸,说:
 
   “……嗣后中国必须于沿海添设外国贸易港口,现有数处,早经私开贸易,咸可立为通商正港,则商贾安份,而为中国之益。如粤之琼州、电白、潮州之沙头,闽之泉州、台湾之淡水,浙之温州等处,虽未奉有开港明文,然贸易亦已不少,土人大获其利。若此,各港并其它港口,均应定立开设章程,则国课可增,而不法之徒可弭矣。”(12)
 
   在上述史料中,可知稍后次第签订的中美、中英、中法(按:此三条约于1858年咸丰八年签订)、中德(1861年咸丰十一年签订)、中葡(1862年同治元年)五个《天津条约》中所写的「潮州」,实际上指的就是潮州府的汕头港。而同治二年至三年(1863-1864)先后签订的《中丹天津条约》、《中荷天津条约》、《中西天津条约》、《中比天津条约》,以及同治五年(1866)签订的《中意北京条约》、同治八年(1869)签订的《中奥北京条约》,在通商口岸中,都直书汕头而不名潮州。至此,汕头作为粤东最重要的港口和商埠,其经济地位已脱颖而出。而在西方列强中,美国之所以捷足先登,实际上乃乘人之危,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趁英法联军攻打大沽口,挥军威脅北京之际,美国公使列威廉声称“从中调处”,进而要求与清政府于咸丰八年(1858)五月初八先行在天津签订《中美天津条约》。此条约共三十款,其中主要的一项,就是“增开潮州(汕头)、台湾(后定为台南)等二处为通商口岸。”(13)而八日后即咸丰八年(1858)五月十六日始与英国签订《中英天津条约》,及后又于翌日(即五月十七日)与法国签订《中法天津条约》,以及其后与西方列强所签订的多个条约,都不约而同地将汕头列为通商口岸,可见其地理位置和在海洋经济方面的作用在西方列强心目中的重要性。所以,汕头的开埠,是在西方列强纷纷从西洋、东洋四面八方前来侵略和掠夺中国,同时西方的资本、经济贸易、科学技术、哲学思想、文学艺术等等,也大规模跨海纷至沓来,对中国施行全面的冲击和影响;而清末的局势,也促使国人谋求变革以自强。在这种国际国内的大环境中,汕头由于其在粤东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其必然脱颖而出,成为粤东现代最重要的海港城市。
 
   那么,汕头的地理位置究竟重要在哪里呢?这就需要了解其在粤东地区对内对外的地理形势。对此,一九三三年出版的《汕头市概述》有极精当之描述:
 
   “汕头位于北纬线23度10分,东经线116度39分。原属澄海县西南端之一埠市。东北距离厦门海程132哩,西南距香港海程184哩。居中国东南部之极端,为岭东之门户,亦潮、梅商品出入口之要港。其通于内地者,北至澄海,东通潮阳,东南临大海,对南洋群岛有船舶可通。而澳、港、津、台、厦等处,樯楫相接,交通便利。至潮州、潮阳、揭阳、澄海、饶平、普宁、惠来、丰顺、大埔、南海、梅县、平远、五华、蕉岭、兴宁等十五属,上游龙川、紫金、连平、和平、河源、福建之长汀、上杭、宁化、连城、清流、永定、武平、归化、江西之兴国、浔邬、瑞金、会昌、雩都、宁都、石城之交通,亦以汕头为总汇也。其能发远至于今日,非偶然也。”(14)
 
   因此,以地理经济而言,于清季之际,汕头于粤东地区的重要性已取潮州而代之。而更重要的是,汕头的开埠,是在一种前所未有的海洋文化的氛围中诞生的,同时也处于中国数千年未有的历史变局的时代大环境之中。其时中国由于满清统治的腐败落后,处此危急存亡之秋,先是被动应变,后是主动求变。“西学中用”、“师夷长技”以求变自强的种种观念,成为彼时中国社会的主要思想潮流。因此,从社会学的客观角度来说,清朝末年,潮州府城可谓为粤东封建主义的堡壘,而汕头则是粤东资本主义的摇篮。毋庸讳言,后者乘时代之长风,具新兴之气象,一日千里,自此勃兴于岭东大地。杨群熙先生在《潮汕地区商业活动资料》一书中指出:
 
   “汕头开埠设关之后,逐步取代潮州府城而成为潮汕商业之中心。”
 
   他并在书中引用《潮海关史料汇编》有关汕头的进出口贸易资料,内中说:
 
   “进出口贸易方面,由于海洋交通的方便,汕头与本国沿海各省及南洋各地的贸易往来日益发展。据海关统计,1864年由国外输入货物总值为391万多银元,由国内各港移入者为452万多银元;对国外输出额为16万多银元,对国内各港移出额为476万多银元;全年进出口贸易总值为1336万余银元。此后,出入口数额逐年有明显的增长。1880年进出口贸易额2127万海关两;1899年达到4569万海关两。”(15)
 
   由上可知,出入口贸易的繁荣,正是汕头海洋文化成功的体现。尤其在汕头市正式建置之后,汕头的海上商业贸易达到空前的鼎盛期。此处仅从《潮海关史料汇编》提供如下几组数字的比较,就可看出这段期间汕头的海上经济文化是如何蓬勃的发展:
 
   “1899年汕头口岸进出口船舶仅2千多艘次,1930年达13万多艘次;1905年进出口贸易额为4898万多海关两,1923年为8190万多海关两,1933年达16073万元。1932-1937年每年往来外洋船舶吨数均占全国第三位。”(16)
 
   上述史料极为重要,因为我们藉之了解到,其时汕头市的海上商业贸易不仅为粤东之冠,而且上世纪三十年代连年于往来外洋船舶吨数方面,均在全国名列前茅。这就极为明显地突出了汕头市于粤东地区无可比拟的重要地位。饶宗颐先生总纂之民国《潮州志•商业志》中,对汕头之崛起与发展有极为剀切的论述:
 
   “其时欧人航海来华贸易者日众,濒海得风气之先,新商业重心之沙汕头爰告崛起。洋船昔之泊于樟林港者,亦转而泊于沙汕头。人烟辐辏,浮积加广,交通既便,遂取郡城商业地位而代之。迨咸丰八年(1858)中英缔结天津条约,初定潮州(沙汕头)与台湾、琼州、芝罘、牛庄开辟为商港,同治纪元(1862)改潮州为汕头,同治三年(1864)设立海关,举凡潮州出入口贸易,皆以汕头为吐纳。若(潮州)郡城、樟林、东里等处虽有遗存商业,仅同转驳之站,已降而为附庸。”
 
   由于汕头其时在商业经济上在粤东已居主导地位,因此逐渐在政治文化上也取代潮州的主导地位。兹录饶先生民国《潮州志.大事志》有关汕头经济及政治地位确立之相关史料,以知梗概:
 
   “清咸丰八年(1858)辟沙汕头为商埠。
 
   咸丰十年(1860)英国设领事府于汕头。
 
   同治三年(1864)始设海关于沙汕头。
 
   同治六年(1867)汕头初设汽船公司。
 
   光绪元年(1875)台湾省于汕头设招垦局。
 
   光绪十四年(1888)冬十一月议定汕头华民出洋章程。
 
   光绪二十九年(1903)开筑潮汕铁路。
 
   光绪三十一年(1905)汕头总商会成立。
 
   宣统三年(1911)三月汕头同盟会成立。
 
   民国八年(1919)冬刘志陆设汕头市政局。
 
   民国十年(1921)三月汕头成立市政厅,与澄海分治。
 
   民国十五年(1926)汕头银庄纸币实行保证制(原文按:潮州银业以汕市为中心,……由汕头总商会组保证会,令各银号以不动产作保证)。
 
   民国十六年(1927)春汕头审判厅及各县分庭一律改组为地方法院。
 
   民国十七年(1928)设潮梅地方法院于汕头,改各县法院为分庭。”(17)
 
   至此,汕头在经济、政治及法制上,已在粤东地区居主导地位。及后之历史演变至解放前的绝大部分时间,粤东地区之地方建制,基本保持汕头居主导地位的趋势。至于解放后的粤东地区,其建制沿革大体如下:
 
   1949年12月3日,在潮安城成立潮汕临时专署。1950年2月10日,广东省人民政府潮汕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正式成立,治所设汕头市。是年10月1日,更名为广东省人民政府潮汕专员公署,汕头市为省辖市。
 
   1952年11月14日成立粤东行政公署,治所设潮安城关镇(今属湘桥区),管辖21县,潮安、揭阳、潮阳、饶平、澄海、南澳、惠来、普宁和汕头均为其统辖。1953年,以潮安城关镇区域,改为潮州市。1955年9月23日,粤东行署治所,由潮州市迁往汕头市。
 
   1956年11月16日粤东行政区撤销,设立汕头专区。汕头专区管辖潮安、饶平、揭阳、潮阳、普宁、梅县、大埔、五华、兴宁、紫金、海丰和陆丰等12个县和汕头市。1965年设立梅县专区,割去梅县、大埔、五华、兴宁、丰顺、蕉岭和平远7个县。并设置揭西县。
 
   1983年实行市领导县的体制,撤销汕头地区。潮阳、揭阳、揭西、普宁、惠来、饶平、澄海和南澳等8个县划入汕头市;海丰、陆丰划归惠阳地区;撤销潮安县,并入潮州市。后广东省人民政府委托汕头市代管潮州市。这样,汕头市就统辖8个县、1个市和6个汕头市市辖区。此外,还有一个没有设立行政建制的汕头经济特区。
 
   1990年1月1日起,潮州市为单列副地级市。1991年11月汕头经济特区扩大范围,潮汕行政区域调整。这时汕头市辖升平、金园、龙湖和达濠等4个县级区以及潮阳县、澄海县和南澳县;潮州市升格,下辖湘桥区以及潮安县和饶平县;设立揭阳市,下辖榕城区以及普宁县、惠来县、揭西县和揭东县。1993年初,潮阳县和普宁县相继改为潮阳市和普宁市,分别由汕头市和揭阳市代管。(18)
 
   由上述史料可知,在解放后的绝大部分时期,汕头在经济及政治上,在粤东地区仍然居主导地位。当然,现行的地区建制,使汕头、潮州、揭阳三市出现均衡发展的局面。单从地理因素而言,在海运方面,潮州市因为有饶平、揭阳市因为有惠来,而使二市与汕头一样有出海的港口;在空运方面,新机場建于揭阳市炮台区,差不多处于三市的中间而揭阳略占优。因此,在海、陆、空三维的发展空间方面,三市都有均衡发展的机会。相信今后的潮州、揭阳二市,必定有长足的进步。但实事求是而言,汕头市仍然占有一定的地理优势。比如改革开放之初,汕头为什么会被国家定为最先开放的四个经济特区之一?这是因为除了潮汕地区是著名的侨乡之外,同时还因为汕头是东南沿海地区一个重要的海滨城市,有极优良之海港。在海洋文化的大潮中,占据了天然的地理优势。这种地理优势决定了在未来的岁月里,汕头在粤东的城市群中,仍然会发挥其独特的主导作用。尤其在可见的将来,当汕头市及其所属之南澳县逐步密切与台湾的经济关系之后,这种地理优势将会更加明显。这是因为海洋文化在未来的历史中,仍会继续发挥重要的作用。
 
   四、侨批文化是汕头海洋文化崛起的历史见证
 
   潮汕的侨批文化,至汕头开埠后始为鼎盛。若论侨批之来由,则其起源甚古。盖粤东沿海居民浮海而侨居南洋诸国者,明清以来,逐渐增多。侨胞稍有盈余,则顾念乡土亲人,每托水客寄钱回家及寄信报平安,俗名“番批”。然昔岁以帆船渡海,一往复动辄经年,甚为不便。直至汕头开埠之后,轮船航行既极大地缩短来回航程时间,且对乘客的生命财产安全有较大的保障。而粤东地区地狭人稠,于是乘轮船渡海至南洋等国“过番”者日众。侨胞既多,侨批当然就多,水客及汕头经理人以此营生者自然亦多,以至于渐成行业,即所谓“批局”。而批局逐年增多,势必要成立同业组织。“至清光绪中,汕头已有南侨批业公所成立。至民国十五年(1926)间改为汕头华侨批业公会,二十年(1931)又改为汕头市侨批业同业公会。各县则首推揭阳,民国二十年(1931)间即有揭阳批业公会设立;潮阳则因解款关系,抗战中设有潮阳县侨批业公会。但仍以汕头公会为总枢,负保障全潮批款安全责任。”(19)
 
   潮汕侨批业既然乘汕头海洋文化的大潮而勃兴,当然以汕头市为大本营。在清末民初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潮汕人要出洋,大都从汕头坐轮船;“番客”在侨居国坐轮船返潮汕,也以汕头为终点站。而批局初期在南洋各国埠头收集批款信件后,各帮配轮运回汕头批局统筹整理,然后分送各县批局,再派人直接送批到户。汕头执潮汕侨批业之牛耳,从1946年统计的汕市及各县侨批业商号的数目可见一斑:
 
   汕头市:73家(侨批商号,下同)。
 
   潮安县城:3家,又浮洋市、意溪市及彩塘市各1家。
 
   潮阳县城:2家,又成田乡6家、金瓯乡3家、关埠市及大长陇各1家。
 
   揭阳县城:7家,又棉湖市3家。
 
   饶平县城:3家,又隆都乡及店市各2家、浮山墟及汫洲乡各1家。
 
   惠来县:葵潭乡1家。
 
   澄海县城:1家,又莲阳乡4家、樟林乡2家、东里市5家、图濠乡1家。
 
   普宁县:流沙墟1家、泥沟乡3家、埠塘乡1家。
 
   丰顺县:留隍市1家。
 
   据上可知,全潮汕共计侨批商号131家,而汕头一市已占近六成。(20)汕头市既为潮汕侨批业之重镇,当然也是侨批业和侨汇之直接受益者。潮汕于解放前每年侨汇究竟有多少呢?饶先生民国《潮州志•实业志》有关侨批业部分,据当年业内人士估计:民国十年(1921)以前,汇归国内批款年在数千万元;十年(1921)以后,年在一亿元以上。至二十年(1931)以后,又倍增至二亿元以上;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始受到影响。并指出:潮汕地区仰赖批款为生者,几占全人口十之四五;而都市大企业及公益交通各建设,多由华侨投资而成;内地乡村所有新祠厦屋,更十之八九系出侨资盖建。且潮汕地区每年入超甚大,所以能繁荣而不衰落者,无非赖批款之挹注。故当战时侨批梗阻,即百业凋敝,民生困顿。可见当年之侨汇对潮汕地区的经济民生影响是何等的巨大!
 
   毋庸讳言,百余年来,汕头的崛起并成为粤东具规模的现代海滨城市,华侨的投资、侨汇的挹注无疑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据杨群熙先生辑编的《海外潮人对潮汕经济建设贡献资料》一书指出:光绪十五年至民国三十八年(1889-1949),华侨在潮汕地区投资企业4062家,投资金额79777058元(折合人民币)。其中在汕头市区投资企业为1900家,投资金额53155026元(折合人民币)。换言之,华侨在潮汕地区的投资金额,汕头市区本身已占近七成。这一现象,显然由于汕头在海洋文化的大潮中作为崛起于粤东的新兴海滨城市,吸引了海外潮侨的关注,认为有其投资价值;另一方面,汕头的崛起恰好清廷腐败,列强侵凌,中华民族处于危急存亡之秋,我炎黄子孙,无论身处海内外,皆以救国图存为急务。而南洋之爱国潮侨,正是在“实业救国”思想的影响下,纷纷筹资返潮汕投资实业,首选当然就是新兴城市汕头。如1903年印度尼西亚华侨张榕轩兄弟招募资本三百多万元回汕头创办潮汕铁路公司,显然就是在“实业救国”的爱国运动中,出现在粤东大地的具体事例。正是在此一时期中,汕头的侨批侨汇大幅增加。而大量的侨资促进了汕头的工业、商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大发展。如汕头电灯公司、自来水公司及汕头轻便铁路等,都是在此一时期建成的。这些基本建设造成汕头成为粤东地区最早具有现代气息的城市;及后若干年,华侨又相继对汕头进行大规模的房地产投资,又极大地扩展了汕头的城市规模。而大量侨批侨汇对汕头的挹注,又进一步繁荣了商业贸易。使汕头成为彼时粤东地区无可伦比的海滨城市,而且成为当年除省城广州外,广东省内另一个举足轻重的商业城市和贸易良港。其时汕头作为粤东最具代表性的现代城市,可谓已成为国人之共识。而毋庸讳言,汕头之崛起,一是处于海洋文化席卷全球而中西贸易发轫之初期,此乃天时也;二是汕头由于具粤东第一良港并拥有优越的地理因素,可谓集内河与外洋之精华,此乃地利也;三是潮汕乃著名之侨乡,南洋诸国侨胞甚众而且爱国爱乡,侨资侨汇对汕头的大量挹注,是汕头崛起为现代城市的重要因素之一,此则为人和也。而潮汕地區的侨批文化,正是汕头市崛起于海洋文化时期重要的历史见证。
 
   注:
 
   (1)晋裴淵《广州记》。
 
   (2)郭伟川《秦平百越与五岭考论》,载《广东史志》2009年第二期。
 
   (3)邱立诚编《澄海龟山汉代遗址》,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
 
   (4)《宋书•文帝纪》二十三年。
 
   (5)余靖《开元寺记》,载清顺治吴颖《潮州府志》。
 
   (6)《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潮学卷,台湾新文丰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
 
   (7)饶宗颐《广济桥志》,载《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潮学卷,台湾新文丰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
 
   (8)(9)(15)(16)杨群熙辑编点校《潮汕地区商业活动资料》,2003年出版。
 
   (10)《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潮学卷,台湾新文丰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
 
   (11)引自郑可茵、赵学萍、吴里阳辑编点校《汕头开埠及开端口前后社情资料》,潮汕历史资料丛编第7辑。
 
   (12)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第3辑第115页。
 
   (13)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三)第287页。
 
   (14)谢雪影编《汕头市概述》,载《汕头指南》,汕头时事通讯社1933年。
 
   (17)饶宗颐总纂《潮州志•大事记》,载饶宗颐《潮州志汇编》,香港龙门书店1965年。
 
   (18)以上引自《潮汕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
 
   (19)(20)饶宗颐总纂《潮州志•实业志.商业》之《侨批业》。载饶宗颐《潮州志汇编》,香港龙门书店1965年。
 
 

作者: 
郭伟川
来源: 
潮人在线 http://culture.chaore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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