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潮商的足迹

    早期的潮州海商,可以用“往来东西洋,经营南北行”来加以概括。第一句话见诸乾隆《潮州府志》,说潮民“逐海洋之利”。“驾双桅船,挟私货,百十为群,往来东西洋”。这里所说的东洋,应该是指天津、东北、山东、苏杭和日本、朝鲜等“日出东方”的地方,西洋则泛指外国,主要是暹罗、越南、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 
 
   中山大学的陈春声教授,在潮商史的研究上成就卓著。他在日本的历史档案中,查到记录有康熙年间到长崎贸易的数十条潮州商船船民的口供和贸易情况的文献,其中甚至有日本元文四年(1739)潮州海商两次在长崎居住的馆内闹事的记载。说明在清朝开“海禁”之前,潮州海商早已活跃于包括日本在内的东西洋。 
 
   更能说明潮州海商贸易情况的是琉球王国(现日本冲绳县)与清朝往来的一些公文。在嘉庆到道光年间,共有六条潮州商船因海难漂流到琉球。在救助了海难船商之后,琉球中山王要将情况用咨文的形式写给清朝的官员。乾隆五十一年 (1786),澄海船户陈万金返国时就随带了这样一份文件,里面的某些描述非常引入注目:一是陈万金等38人驾驶的是“澄字五百二十三号船只”。如果结合以前樟林出土的船舷刻有“广东省潮州府领口字双桅壹百肆拾伍号蔡万利商船”字样的红头船,很可能潮州存在府县两级商船登记机构,商船的数量相当庞大。 
 
   一条载重300吨的商船有水手和搭客约50人 (如同样漂流至琉球的吴永万商船,为澄字一百肆拾玖号船只,有水手36人,搭客22人)。搭客多为货主,但水手也是货主。这是因为当时的船商实行一种权益制度,每位水手都能附带一定数量的货物沿途贩卖,如果船长分到200担的舱位,水手一般能分到7担。如按已知府县共668号商船计,潮州海商至少有3万多人。而且这个数字还仅仅是航海的“行商”,尚未包括滞留他乡的“坐贾”。 
 
   二是详细开列了商船贩运的货物。陈万金商船从澄海装载的是槟榔,在天津府发卖后前往奉天府置买黄豆;吴永万商船出发装载的是赤白糖,在天津发卖后又转到锦州置买黄豆、木耳、牛油、甘草、防风等。整个贸易航程从农历六月份开始,至年底才结束返回,这是每年下半年航行东洋的正常情形,这其中起关键作用的是季风。 
 
   同样是季风使然,上半年则只宜行走暹罗、越南等西洋,贩回的货物主要是大米、象牙、香料、红木等。到了1840年前后,潮州海商高元盛在香港的文咸西街首创元发行,十年后黉利家族的创始人陈焕荣又创办乾泰隆行,并终于带动该街形成专贩南北土特产进出口生意的所谓“南北行”。 
 
   作为潮州“帮口”,潮菜是伴随着潮州商帮的足迹而传遍东西洋的。潮商兴则潮菜旺,这道理几乎是不言而喻。我们将透过历史的尘封,努力去寻找昔日潮商的辉煌和他们的锦衣玉食。但有一点也是肯定的,潮商纵横天下的时期,也正好是潮州菜系走向成熟的时期。那么,潮菜又是如何伴随着潮商的足迹,吸纳东西洋各地的饮食精华,进而融会贯通并形成特色的呢?

作者: 
张新民
来源: 
摘自:《潮菜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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