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时期潮州的海运贸易

    宋元时代广州、泉州是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港口。泉州于宋哲宗元祐二年1087年正式开港后,对外贸易逐渐上升。至元代,超越广州而成为全国对外第一大港,也是世界知名的大港。
 
   潮州位于泉州之南,海上距离仅一百多海里,泉州贸易主要对象是东南亚和印度洋沿岸国家,从泉州往来东南亚的航路,必须经过潮州。闽粤交界处的南澳岛及其以南的南澎列屿,是航路上的重要目标和停泊地。明代,随郑和出使西洋的黄省曾,在他的《西洋朝贡典录》一书中,记述由福建往占城国(今越南中部)的航路云:“由福州而往,-位取官塘之山。又五更,取东沙之山,过东甲之屿;又五更,至南澳;又四十更,平独猪之山;又十更,见通草之屿。”照黄省曾的注释:“海行之法,六十里为一更”。独猪之山,就是海南岛万宁县东南海上的大洲岛。从南澳定航向直放海南大洲岛,航程六百多海里,可知南澳岛在当时南洋航海位置的重要。元代人汪大渊,多次随贾舶泛洋出国,他竟认为“万里石塘”(Macles Field Bank即中沙群岛)系由潮州陆地延伸而成的。在他所著《岛夷志略》一书中说道:“石塘之骨,由潮州而生,逶迤如长蛇,越海诸国,俗云万里石塘。一脉至爪哇,一脉至渤泥及古里地闷,一脉至遐昆仑之地。”这段记载,说明当时航海者对潮州与南洋诸国的关系,有深刻的印象。汪大洲所描述的“石塘之骨”的延伸路线,实际上是潮州通往南洋各地的海上航线。可见,在宋、元时代,潮州在南洋航线上,是有重要地位的。
 
   宋时,潮州地区的自然环境,已有很大的变化。韩江三角洲中部低地平原和榕江、练江下游平原已经形成。人口的分布也逐渐从北部山区移向沿海平原。沿海上通福建,下达广惠的官道也已畅通。潮州对外陆上交通,已不再依赖北部山区的崎岖小路。南宋时潮州已不是偏远山区,而是闽、浙通往广州的孔道了。从闽粤交界处的分水关,南至潮阳,西至汤坑,官设的铺、驿、亭、庵、馆等有三、四十处。当时“闽广孔道,车盖幢幢,殆无虚日”。潮州平原上农业、渔业和盐业都有很大发展,南宋淳熙年间,当过广东提典刑狱的诗人杨万里,到过潮州,他写了一首《揭阳道中》的诗云:“地平如掌树成行,野有邮亭浦有梁,旧日潮州底处所,如今风物冠南方。”王安中《潮阳道中》诗道:“火轮升处路初分,雷鼓翻潮脚下闻,万灶晨烟熬白雪,一川秋穗刈黄云,岭茅已远无烟瘴,溪鳄方逃畏旧文,此若有田能借客,康成终欲老耕耘。”这二首诗,是南宋时潮州滨海平原景物的写照。宋代,潮州陶瓷工业规模很大,潮州城东门外笔架山麓的古窑场,规模宏大,瓷窑栉比,相连四华里。这一带被称为百窑村或白瓷窑。潮州境内河流纵横,港湾密布,居民又善于航海经商。所发现的宋代瓷窑遗址,都靠近韩江边,它的外销瓷器,是经由韩江从海道运出的,而海船停靠的处所,都是韩江支流和榕江、练江的沿岸或出海口。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潮州的海外航运业,也就发展起来。但当时潮州不是指定的对外贸易港口,没有设置市舶管理机关,因而,海运业的发展受到一定限制,见诸史籍者也不多。
 
   潮州到了元代,设置马站船站八处,交通更臻方便。手工业的发展,也极为迅速,尤其是陶瓷工业,有大规模的发展。 
  
 
   明代饶平县人陈天资撰《东里志》,是记述潮州南澳岛和柘林湾一带的民间史书,也是潮汕现存的比较早的地方史书,该志记载:“天后宫,一在大城东门内,一在柘林守备营后,一在深澳,宋时番舶建,时加修理,宴总兵移建于海岸,凡航海者谨事之。”我国东南沿海,宋代以后天后宫是航海事业的象征,南澳岛和柘林湾在宋时已有供航海者膜拜的天后宫了。而建设天后宫的番舶则是“国人出洋船舶”。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亦谓:“以市舶为夷舶,而以商舶为华商出洋之舶,亦称番舶。”由此可知,建造南澳岛上深澳港天后宫的,应是宋代航行国外的潮州船户了。该庙建后还时加修理,直到明万历年间,由南澳副总兵宴继芳移建于海岸。可见历宋、元、明三代香火不衰。这代表南澳岛和柘林湾航海事业的悠久历史。
 
   元代,潮州地区的海运事业又进一步发展。广东道肃政廉访司佥事周伯温到过潮州,他形容潮州沿海是“卤田宿麦翻秋浪,楼舶飞帆障暮云”,其繁荣可知。
 

作者: 
陆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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