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代侨批——兼介侨批史略

    中国人前往国外贸易、谋生或侨居,究竟始於何时?虽说在秦汉时,我国已有远航能力与技术,汉武帝时亦有广东海船远航到达泰国之说,但从宋人朱所著《萍洲可谈》中有“汉威令行於西北,故西北人称中国为汉;唐威令行於东南,故东南人称中国为唐”。明史《真腊传》“唐人者,诸蕃呼华人之称也,凡海外诸国尽然”。王士祯的《池北偶谈》中有“昔予在礼部,见四泽进贡之使,或谓中国为汉人,或曰唐人,谓唐人者如荷兰、暹逻诸国,盖自唐始通中国,故相沿云耳”之记载。而世界各大都市中,凡有华人聚居地方都有唐人街,由此证明国人移民国外开始於唐较为可信,并盛行於明清两代以迄於民国。
 
   鸦片战争后,列强入侵南洋各地殖民,掠夺资源,需要大量劳工开发,乃竟相招募华工。其时,闽粤两省,因山脉纵横,形成山多田少,耕地不足,粮食缺乏,温饱难继,生活贫困,加上人口过剩,为了养家活口,两省居民,被迫离乡背井,大批飘洋过海,前往南洋谋生。甚至有被作“猪仔”贩卖到世界各地。据新加坡政府统计自1888年~1930年这50年内,就有500万“猪仔”到新加坡,其中大部份又被转运到其他地方。估计在十八世纪到1949年止这200年间被贩运到各地的华工不少於六、七百万人。
 
   国人大都从厦门、汕头或香港乘坐俗称“大眼鸡”、“红头船”、“大王肚”的三桅帆船出口,新加坡1980年5月26日发行的帆船邮票,一套8枚,其中面值10分的图案是“中国大帆船”,据说就是当年的红头船图1 。船行途中如遇风翻覆,葬身海洋,或蛮荒开垦,埋骨异域,又何止万千,家乡妻儿,倚门相望,就是望断肝肠,亦永无团聚之日,这是华侨的血泪,也是人间的悲剧。
 
   早期出国同胞,大多数文盲或半文盲,教育程度不高,在异国只能从事开矿、筑路、伐木、垦荒等劳力工作,工资低而耗体力。且远离城市,在蛮荒中过着放逐式的生活,为的就是想储蓄一些微薄工资,赡养家乡亲人。从下面两首闽粤民谣,可窥侨民、侨眷生活概况:
 
   一、福建永春印尼侨属有“干那低、干那低,三年一张批”之谚,干那低是印尼的一个地名,水客收揽批银回国往返一次差不多要3年左右的时间。
 
   二、广东潮汕民谣:“批一封,银二元,叫妻刻苦勿愁烦,仔儿着支持,教伊勿赌钱,田园着缴种,猪仔哩着饲,待到赚有猛猛归家来团圆”、“心慌慌,意茫茫,上山做苦工,日出给伊曝,雨来给伊淋,所骑大杉木,所做日共夜,所住破寮棚”,这是华工在南洋的工作情形与对家中的期望与怀念。
 
   华侨一有积蓄,便想方法寄回家乡,当时尚未有邮政通汇,只有托回国的同乡或亲友带钱带信,尔后在华侨中产生专为同乡带信、带钱回家的“水客”。也就是现在所谓的“单帮客”,但是“单帮客”以走私漏税赚钱为目的,“水客”则凭良心道德来赚钱,深受侨胞与侨眷的信任与信赖。但也有少数不肖的“水客”侵吞汇款、贩卖“猪仔”的事情发生。
 
   “水客”经常定期往来南洋各地,熟悉门路和环境,富有经验而成为专业人员,在清乾隆时永春一地即有“水客”49人,粤闽两省“水客”据不完全的估计,约有千余人。
 
   在南洋各地,无论是城市或者穷乡僻壤,有华人居住地方,即有商业行业,於是商店与小杂货铺应运而生。一方面是华工购买日常生活用品的补给点,也是存款、垫款的地方,一方面是乡情资讯交换中心,也是“水客”落脚之处,日后,因带款带信回乡之人日多,这些店铺慢慢发展成为“批馆”,也有称之为“批局”。
 
   国内及南洋各地之批信局之调查数字出入很大,邮政总局在民国23年调查领照批信局计有总局322家、分局或联号2363处郭铭鼎先生依据档案统计为2170处 。
 
   我国近百年来,一直饱受列强经济侵略之苦,财政之所以未能发生崩溃,实全赖侨汇挹注平衡,抗战前以逐月汇款次数而论,以菲律宾最多,新、马、印尼次之,以逐月汇款数目而论,以印尼最多,新、马与菲律宾次之。再就抗战而论,侨汇是国家主要收入项目;特别是民国二十六、七年抗战初期侨汇数目甚至超过外贸入超数额,由此可见侨汇对国家财政贡献至大,支持抗战实有不可磨灭之功。抗战胜利后,因侨汇中断多年,侨眷生死不明,各地侨胞急着汇款归国,接济侨眷,此时南洋各地,批局林立,估计民国三十五年~三十七年,每年的侨汇约在1.2亿元至1.5亿元,为侨汇黄金时代。
 
   我国自海关试办邮政到国家邮政的成立,一直为外人所控制,先有英人赫德,后有法人帛黎,继有铁士兰;尤以铁士兰最为独裁专权,被称为“邮政皇帝”,凡重要职位均为洋员所把持,华籍邮员始终无法参与决策,我们不否认这些洋员对我国邮政创建有一定的贡献,但他们也是执行他们国家对华政策的鹰犬,就是不希望有一个统一的中国,与有一个英明的领导者,想尽方法来从中阻挠、破坏、挑拨、离间等手段以达目的,我们从其藉故取消南洋侨批总包案,激起侨胞对祖国的怨恨与侨居地的骚动,就是洋人的阴谋而产生的悲剧。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至民国十四年(1925),我国分别与英、法、荷、美等国属地,完成各项邮务交换协定,使侨民与侨眷通信日趋便利,邮局规定侨批以总包称重计算邮资,各批信局为节省邮资,多以簿纸印制小型信封和批皮图2 ,到埠开拆逐封盖戳后再交由批局人员派送侨眷。
 
   民国三年,我邮政总局长通知新加坡邮局取消总包制,经业者再三陈情,始获中国政府同意,照会新加坡仍暂维民信局总包制。民国十二年新加坡邮局第二次取消总包制并提高每封邮资,侨民反应相当激烈,辅政司无奈乃出示中国邮政公函要求废除总包制。侨民更为悲愤,情商星洲政府同意函请中国政府暂维执行原议,经过一年多的双方函电交驰,始获中国政府同意,仍依原来旧法办理。
 
   民国十五年10月8日,新加坡邮政司又发出公告,说明中国邮政当局函请三州府邮局停止寄总包……。震惊侨界,联名请愿陈情,声势浩大,迭经侨团陈情及驻新领事馆电呈外交部,剖析批信局之特性及不能取缔之理由;至民国十六年2月23日始获交通部致外交部函称,“业於本年月31日电致得香港、马来联邦、暹逻、南洋群岛各国邮政,提议将废止信包办法,予以无限定之延期。”此一事件,遂得平息。
 
   邮政总局在并未取缔国内之民信局,而三番两次取缔民信总包,其原因何在?据彭瀛添先生研判,此一措施其目标是针对广州的国民政府,其目的则在打击以取消不平等条约为号召的北伐大业。其用意则在扰乱北伐军的后方根据地。这正是这些洋员利用各种手段来执行帝国主义对华政策,阻止中国统一,坐收渔人之利的阴谋,极为可恨。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殖民地纷纷脱离帝国主义的殖民剥削而独立,民族主义因而抬头,南洋各国开始取缔批信局,一方面停发执照,一方严格管制外汇,越南甚至有偷逃外汇,私自经营民信局者处死刑之规定,曾有粤籍华侨因之被捕而判处死刑,有的国家全面进行大搜查,有的则限制外汇汇出数量。侨批局已无生存空间,迫不得已只有转入地下经营,因侨胞依赖侨批局,既要为之保密,又要暗中予以保护,使批信局得以继续生存。
 
   1949年以后,大陆政府,采取保护侨汇政策,并继续发挥批信局的作用,将其纳入中国银行和邮局的体系管理,同时规定凡从国外接受的批信,除需贴各该国现行邮票,并经邮局销盖日戳,信件到达国内后,由当地邮局加盖特准批信局,专人带送,黑色八角形地名、日期戳,中国人民银行自1952年11月起加盖红色圆形“汕头中国人民银行核算侨批”章;1967年1月,改用蓝色圆形章,1972年12月起,银行改用长方形列印结汇人民币数目之红色戳。
 
   1950年8月,在北京召开全国归侨侨眷福利会议,主要是在贯彻对侨批业的“便利侨汇、服务侨胞”和“外汇归公、利益归私”的政策精神;要求侨批业者同心协力,扩大收汇业务。1968年中侨委下达文件,对侨批业的改造,采取联合经营方式。1972年,中央正式下达文件,侨汇业办理结束工作。1975年初,侨批业人员、业务全部并入海外私人汇款服务处,是为集体所有制。同年底再奉令转入银行,成为全民所有制。国内侨汇业至此正式办理结束,服务侨胞侨眷数百年的侨批局而成为历史。
 
   金门,位於厦门海外,亦为侨乡,由於地理环境特殊,耕地少而贫瘠,无以自足,居民多向南洋谋生,旅居南洋的人数,超过金门现住人口,侨眷仰赖侨汇维生,侨汇多赖侨批局派送。因之,金门之侨批业相当发达。民国23年,邮政总局调查“国内挂号领照批信局”一览表,其中:设在金门的“镇记”批信局,在新加坡设有分局。设在厦门思明 的“正大”、“瑞记”、“新泰”、“建珍”、“同丰”、“林金记”、“庆和”、“大通”、“金懋美”、“绵春”、“天南”、“建美”、“光远”、“悠远”、“金义隆”、“振成”、“万泰”、“思明”、“远裕”等19家批信局,在金门均设有分局或联号。从上面设在金门的批信局数字来看,可见金门的侨汇收入,数额相当庞大,惜无具体统计资料可以查考。
 
   抗战期间,日军占据金门与南洋群岛,侨汇中断,侨眷生活陷於困境,侨批局相继停业。胜利后,至1949年,金门仅有侨批局5家,到了1987年,尚存3家继续经营,目前仅有“三益”一家了,算是“末代侨批”了。
 
   南洋各地侨汇一直维持批信局时代办法,仍托由批信局汇寄,为了适应金门地区特殊环境与实际需要,使兼营侨汇商店,正式取得合法权益,便利侨民汇款接济侨眷,有关当局曾於1964年9月3日公布“金门地区民信局管理办法”,邮政总局认为民信局名称已经取缔早不存在,但为了金门地区侨汇实际需要,乃於1966年3月4日公布“金门地区兼营侨汇商店管理办法”,原公布之“金门地区民信局管理办法”同时废止。
 
   “三益”住在金门金城镇中兴路,使用邮简式黄色批单,专管新加坡侨汇业务,也是海峡两岸硕果仅存的一家,在办理侨汇业务。可以说是“末代侨批”,在苟延侨批历史,究竟能继续经营至何时,实无法逆料,笔者曾於1995年11月2日,前往金门旅游,三度往访“三益”负责人未遇,故无法得知其成立时间与经营概况。
 
   金门地区现也开始重视侨批的研究,金门日报的“乡讯采访小组”於1996年4月曾专程前往新加坡收集有关侨批史料,颇有收获,希望能出版一本研究专书,供邮史学者参考。
 
   批信局是因闽粤两省移民南洋谋生、便利侨民汇款赡养侨眷而产生的民间通信机构,与国内的民信局的性质并不完全相同,自有其特殊的经营方式,凡有华人聚居地方,即有不同帮属之侨批信局出现,亦有水客、商店等兼办,但服务方式大致相同。
 
   闽粤两省(金门除外)批信局,於1975年已全部结束营业,并入中国银行,成为历史陈迹,目前仅有金门“三益”商店兼营侨汇,这个硕果仅存的“末代侨批”究竟能延续侨批史至何时,尚难逆料,希望能永续经营,使侨批史得以维持不缀。
 
   侨批史之研究,历来金融、交通、历史等学者。迭有专著出版,或研究心得发表,近年来,更受到两岸邮学家所重视,无论邮集或论著在国内外邮展中,都曾获大奖,因之,对侨批封简之收集研究更应积极进行。
 
   本文承金门蔡水珍先生、庄明贤小姐提供部分侨批史料;并此致谢。
 
   参考资料:
 
   《民信局之起源、发展及取缔》,郭铭鼎,邮政研究,季刊11期,1972.11。
 
   《南洋伯》,徐瑛,联合报,1974.6.15。
 
   《潮汕侨批论文集》,广东集邮协会、汕头集邮协会,人民邮电出版社,1993年10月。
 
   《闽南侨批史记述》,中国银行泉州分行,厦门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
 
   《新加坡邮票目录》,1995年
 
   《金门县志》,金门县政府,1992年。
 
 

作者: 
唐存政(台湾学者)
来源: 
潮人在线(http://culture.chaore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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