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汕文化前史:先秦时期的土著民族及其文化

    榕江北河发源于大北山,而榕江谷地即我们俗称的榕江平原,一直伸展至揭阳南部及普宁北部的广太地区。这一地区,我认为是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期粤东地区先民活动的中心区域。这里是地势平缓的山坡和平原,有榕江南北河作为水源,十分适合人类居住和生活。所以,“虎头埔文化”和“后山文化”都是在普宁发现的。
 
   “后山文化”时期,相当于中原夏文化的后期阶段。此一时期,粤东“后山文化”的另一特征,就是树皮布文化。 考古发现在普宁市池尾后山遗址,一举发现树皮布石拍十多件,同时伴出有大量陶器。这说明在中原的夏王朝晚期,粤东、闽南一带的土著民族,在距今3700—3900年前,身上所穿的主要是树皮布。所谓树皮布,就是用大片而且较厚的树皮,在河边经过石拍的反复拍打,洗去树皮的杂质,剩下以纤维为主的树皮,以骨针及麻丝缝制,作为简单的衣着或包裹身体。因此,从衣着的物质形态,我们得以知道“后山文化”时期粤东、闽南土著民族的生产和生活水平,仍然处于半文明的状态。因为他们能生产鸡形壶和其他大量用于生活的陶器,大部分都与食用有关。可以说,他们那时可以基本解决食具和餐具的问题,但还不能完全解决穿的问题。所以,这一时期极为重要,是粤东的土著先民,从半文明走向文明的重要阶段。而这一时期是以“后山文化”为主要特征,显示榕江的南北河地区,就是这一时期粤东、闽南土著民族生活的中心区域。
 
   我认为“潮汕历史文化”,应该是一个生活在粤东大地上,自秦汉之后由历代北方移民为主体所组成的族群,既保留了固有的中原传统文明,又讲具有强烈地方色彩的粤东闽南方言,同时具有明显地方特点的风俗、音乐、戏剧等特色的区域性历史文化。如果从人类学的角度,以姓氏族谱的血缘关系来追溯祖源,我们会发现潮汕人大部分姓陈、林、黄、王、李、刘、张、杨、郑、谢、郭、周、许、蔡、方等姓氏,与中原为主体的北方华夏族(即汉族)大部分姓氏的来源基本一致。因此,我们说潮汕历史文化与中原文化有千丝万缕的关系,绝不是我们存心要攀附的问题,而是历史的客观事实。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而潮汕话包含许多中原古音,这是经许多语言学家所证实的。因此,潮汕人的历史及其语言、民俗风尚和人情礼节,乃至于音乐与戏剧,我认为大都由历代移民带来中原的古音、古风,又结合粤东闽南地区本土的语言及生活习俗,经二千余年的融合积淀,而逐步形成的。
 
   那么,潮汕历史文化的前史,也就是我们的祖先南来粤东大地上居住之前,究竟是什么土著民族居住在这里呢?而这些土著民族在族源上究竟与现存哪一个南方少数民族关系最为密切?
 
   什么样的自然地理环境,就会造成什么样的土著民族。很显然,潮汕的土著民族及其文化,是由粤东地区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所形成的。从大的地理环境而言,粤东地区由两道北东走向的山脉所环抱,其一为莲花山,其一为凤凰山。两山皆东、北起于闽、粤两省界。而潮汕地区第一大河韩江,其上游即为福建西南部的汀江。所以,粤东与闽南之所以成为同类型的区域文化,完全是由于山水相连的地理环境所造成的。
 
   就莲花山脉而言,其中释迦冻及大北山与潮汕地区的自然地理环境关系较为密切。莲花山又是韩江与榕江的分水岭。至于大北山,则与揭阳及其北部的邻近地区关系尤其密切,主要在揭西、丰顺、五华三县境内,东起龙颈水库,西至五华县,南起北山电站,北至丰顺境内。榕江之北河即发源于大北山,而榕江谷地即我们俗称的榕江平原,一直伸展至揭阳南部及普宁北部的广太地区。这一地区,我认为是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期粤东地区先民活动的中心区域。考古学家在揭阳榕江流域发掘出土文物称之为“虎头埔文化”和“后山文化”的遗存,就大量分布于这一地区。
 
   至于凤凰山,则位于粤东地区大埔、饶平、潮州、丰顺等县市的边界,同时又是韩江与饶平黄冈河的分水岭。所以,以自然地理上的划分,我认为潮汕地区有三个独立的地理单元:一个是榕江流域,一个是韩江流域,另一个是黄冈河流域。那个在考古学上称之为“浮滨文化”的出土地区,就位于饶平的黄冈河流域上。
 
   粤东地区的考古学研究,自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饶宗颐先生发其端,与林德侯等先生至榕江谷地的虎头岭、黄岐山等丘陵地带进行田野考古,及后著成《韩江流域史前遗址及其文化》一书,成为那个时期广东省内第一本考古学专著。近年饶先生又倡导揭阳榕江先秦两汉考古,与北京大学著名考古学家、古史专家李伯谦教授共同策划,成立专业考古队进行挖掘,并发表了一系列发掘报告。而潮籍两位考古学家、中山大学曾骐教授和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邱立诚研究员及其他学者,撰写了一系列相关的考古研究论文,及后并与发掘报告合编为《揭阳考古》和《揭阳的远古与文明——榕江先秦两汉考古图谱》两书,取得十分丰硕的成果。
 
   从揭阳出土两件手斧石器已被考古学家断定为旧石器时代中晚期遗存,到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陈桥出土文物、中晚期的“虎头埔文化”与“后山文化”,以及介于新石器末期至青铜器时代的“浮滨文化”,所有具标志性的出土文物,几乎都集中在莲花山和凤凰山的南部地区。粤东的地形,基本是北高南低。比如榕江谷地的形成,就是由莲花山区的丰顺,向南渐次延伸至揭阳市,其中包括揭东县、揭西县和普宁市。这里是地势平缓的山坡和平原,有榕江南北河作为水源,十分适合人类居住和生活。所以,“虎头埔文化”和“后山文化”都是在普宁发现的。而后山类型的主要分布,根据考古学家的考证,主要分布在黄岐山、新亨、曲溪、云路、埔田、炮台、霖磐、锡场和仙桥等地,榕江上游的丰顺也发现有后山类型的遗存,说明榕江谷地的北河流域的确是后山文化分布的中心区域。“后山文化”是以鸡形壶为考古学象征的。“后山文化”时期,相当于中原夏文化的后期阶段,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距今约3700—3900年前。此一时期,我认为粤东“后山文化”的另一特征,就是树皮布文化。因为考古发现在普宁市池尾后山遗址,一举发现树皮布石拍十多件,同时伴出有大量陶器。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这说明在中原的夏王朝晚期,粤东、闽南一带的土著民族,在距今3700—3900年前,身上所穿的主要是树皮布。所谓树皮布,就是用大片而且较厚的树皮,在河边经过石拍的反复拍打,洗去树皮的杂质,剩下以纤维为主的树皮,以骨针及麻丝缝制,作为简单的衣着或包裹身体。因此,从衣着的物质形态,我们得以知道“后山文化”时期粤东、闽南土著民族的生产和生活水平,仍然处于半文明的状态。因为他们能生产鸡形壶和其他大量用于生活的陶器,大部分都与食用有关。可以说,他们那时可以基本解决食具和餐具的问题,但还不能完全解决穿的问题。所以,这一时期极为重要,是粤东的土著先民,从半文明走向文明的重要阶段。而这一时期是以“后山文化”为主要特征,显示榕江的南北河地区,就是这一时期粤东、闽南土著民族生活的中心区域。而这一时期历时数百年,可以说经历了整个商代,即距今3100—3600年。这五百年间,粤东、闽南的土著民族也与北方的华夏民族一样,在不同程度上与时俱进。大家知道,商代是中国的青铜文化极为辉煌的时代,同时也进入了纺织时代,华夏民族在北方的文明进程势必也影响了岭南地区各土著民族的生活。在饶平出土的浮滨文化,就是这一时期粤东土著民族文化在考古学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标志。
 
   “浮滨文化”时期,是粤东闽南的土著民族在继“虎头埔文化”和“后山文化”之后,本地区古代文明的一次飞跃。
 
   “浮滨文化”时期粤东、闽南地区的出土遗存广泛发现陶纺轮这一器物,显示本地区在商代末期的生产和生活水平有较大的提高。
 
   “浮滨文化”时期的中心区域是饶平的黄冈河流域。而“浮滨文化”遗存在粤东和闽南地区有广泛的分布。这种共同的考古文化特征强烈地证明粤东、闽南这一山水相连的地区,居住着一个单一的族群,有着共同的语言和风俗文化,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这个土著民族就是畬族。
 
   根据《饶平文物志》的记载,1974年5月至10月,饶平浮滨区塔仔金山发掘出商周时期的墓葬5座,共出土遗物300多件。其中包括大量的石戈、石矛、石斧等,还有大量陶器,有一个刻着“王”字大口尊和30多个具有粤东、闽南地区特色的大口尊,还出土大量的小尊、壶、豆,还有盆、钵、杯等陶制餐具。此外,我认为很重要的是,还出土多件纺织用的陶纺轮,其意义非同小可。同时,在饶平顶大埔山墓地还出土了一件商周青铜器,这都是粤东地区土著先民具有考古学意义的大事,考古学家将其称之为“浮滨文化”,并且认为这一时期粤东闽南地区曾经出现过一个“浮滨王国”。而“浮滨文化”遗存在粤东和闽南地区有广泛的分布。这种共同的考古文化特征强烈地证明粤东、闽南这一山水相连的地区,居住着一个单一的族群,有着共同的语言和风俗文化,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我认为粤东闽南地区的土著民族就是畬族。
 
   从历史学的角度,我认为“浮滨文化”时期,是粤东闽南的土著民族在继“虎头埔文化”和“后山文化”之后,本地区古代文明的一次飞跃。我认为其象征意义表现在如下几方面:1.“浮滨文化”时期粤东闽南地区与中原的商王朝统治区域,尽管在发展水平上存在差别,但粤东闽南地区显然也跟随商文化进入青铜时代。这一时期在本地区出土的多件青铜矛及青铜戈、青铜铃,就说明并非无据 ,显示粤东闽南地区的土著民族也紧随华夏民族的主体文明一同前进。
 
   2.“浮滨文化”时期粤东、闽南地区的出土遗存广泛发现陶纺轮这一器物,我认为本地区其时确已进入“纺织时代”,其意义极为重要,并不亚于“青铜时代”。因为“浮滨文化”时期粤东、闽南地区出土的青铜器主要还是用于作战的戈、矛,是战争武器。但大量陶纺轮所显示的“纺织时代”就完全不同,它是生产工具,能生产纺织品,以解决人们衣着的问题,尤其是满足上层社会衣着的需要。显示本地区在商代末期的生产和生活水平有较大的提高。因为纺织品原料,在南方主要来源于种桑养蚕和种麻织布。纺织品造成的服饰文化是人类文明的一大进步。说明本地区的土著先民不仅早已告别衣不蔽体的野蛮时代,而且告别业已证明的此前的“树皮布时代”,其意义实在非同小可,可说与本地区进入“青铜时代”同等重要,甚至更加重要。因为穿衣的问题是人类的一大问题,解决穿衣问题是人类走向文明的一大象征。大家知道,衣、食、住、行是人类生活所必需的,而“衣”摆在其它三项之前,这是直到现在都这么说的。古人为生活奔波,说是“为衣食谋”;所谓“衣食足然后知礼义”,也总是把“衣”摆在“食”的前面。可见“衣”自古至今都是人类文明生活最重要的部分。虽然在人类进化的历史上,“食”的问题是最早必须面对和解决的。人类与其它动物一样,“食”是求生的本能。而人类与一般动物的最大区别,除了能直立劳动和具有独特的思维能力以及语言之外,我认为能解决穿衣的问题,是人类与一般动物的最大区别之一,也是人类之所以称为“文明”的重要象征。
 
   3.正如前面提到的,所谓“衣食足然后知礼义”,有了衣、食等物质基础之后,就会相应地促进社会文明包括礼制文明的发展。“浮滨文化”时期粤东、闽南各出土两件牙璋,这种古代典型礼器在本地区分别出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牙璋常在层次很高的祭礼中出现,往往象征国家的礼器,为天子或首领在祭天时所用。河南偃师二里头夏代都城遗址就出土一柄典型的大牙璋,这显然是夏代天子所供用的礼器。粤东、闽南在“浮滨文化”时期分别出土牙璋,其意义实在非同小可。盖牙璋为王者之礼器,而饶平出土“王”字大口尊,正互证了彼时处于粤东与闽南交界的饶平黄冈河谷地,出现一王国的事实。邱立诚先生首先提出“浮滨王国”的论点,饶宗颐教授也肯定了这一提法。我认为,苟勿论以“浮滨”作为王国的名称是否恰当,但其时饶平的黄冈河流域出现一王国却是完全可能的。饶平浮滨和联饶的墓葬上明显的等级差别,反映了其时社会政治地位的尊卑和等级秩序的界定,以及在粤东、闽南地区社会上实行礼治制度的事实,这是在此一地区实行王国统治的政治基础。而在自然地理环境上,饶平境内的黄冈河源于凤凰山,至黄冈河石龟头由柘林湾入海。所以,由黄冈河谷地所形成的饶平县,有其地理上的独特性:其东与福建的诏安县交界,北与大埔县相接,西和潮州、澄海二县市毗邻,南临南海。这样就形成境内三面环山的天然屏障,地势北高南低,黄冈河流遍台全境。先民沿水而居,既有水源以供生活,土地植物也可得到灌溉,可以藉耕种而自给自足。而一面临海,可以依靠海上交通便利增进商贸,也可得渔盐之利。所以,在安全上既有保障,又可解决生活上的问题。因此“浮滨文化”时期粤东闽南的土著民族在饶平立国,有其地理上的优越性,我认为完全可能的。
 
   由上可知,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距今约4000年,相当于北方夏王朝之时,粤东地区的“虎头埔文化”和“后山文化”的中心区域是榕江的南北河流域;而“浮滨文化”时期的中心区域则是饶平的黄冈河流域。所以,今天当我们以地下出土文物来考证粤东地区先秦的历史文化时,在以地理命名的考古文化上,一定要使用准确的地理区域的名称。比如黄冈河流域仅有饶平一县,既不属于韩江流域,也不属于榕江流域,属于独立的地理单元。所以讲“浮滨文化”的起源是应该以饶平的黄冈河流域为主的。而榕江流域则包括陆河、揭西、普宁、揭阳市、丰顺、揭东、潮阳、汕头等县市,于汕头市牛田洋入海。至于韩江流域,则源于紫金县七星冻,沿莲花山北麓向东北流经紫金、五华、兴宁、梅县、梅州等县市,至大埔三河坝纳入汀江后始称韩江,再流经大埔、丰顺、潮州市、澄海县,至澄海北港入海。因此,韩江流域与榕江流域各县市,除丰顺一县外,互不重叠,各不相同。而且韩江与榕江有莲花山为分水岭。所以,韩江流域、榕江流域和黄冈河流域,其源头不同,流域各异,是各自独立的地理单元,是不能混为一谈的。
 
   “浮滨文化”时期粤东闽南地区曾出现过一个王国,其中心区域,应该就在现在的饶平县。其幅员应包括榕河流域、韩河流域和黄冈河流域,以及与饶平、大埔毗邻的闽西南地区,也即福建的九龙江及其西溪流域,就是我们习惯称之为粤东闽南区域。这一区域,实际上就是我国八大方言区之一,即粤东闽南方言区。在这些山水相连互相毗邻的地区,在同一时期出现过具有极为强烈考古学文化特征的同类型器物:釉陶大口尊、釉陶把壶以及釉陶豆等。根据《饶平文物志》的说法,认为“这类器物目前仅于粤东普宁县以东地区至闽西南(有出土) ,颇有地方特色”。这种独具特色的生活用具乃至祭祀礼器的同一性,反映了粤东闽南地区三千多年前的原住民生活习俗和宗教信仰的同一性。由此推断此一地区生活着一个族源、语言、生活习俗相同的单一民族——我认为就是畬族。
 
   畬族的“畬”字比较晚出,宋代之后,才称为畬族。在此之前,北方华夏族即中原政权的文献典籍,上古之时,此一民族只包括在“南蛮”之中;魏晋南北朝隋唐则被包括在“獠”里面。但无论汉人的典籍文献对此一民族作何称谓,由其种姓决定其族源仍然是判断此一少数民族的不二法门。因为蓝、雷、盘、钟诸姓氏,是构成畬族种姓的主要特征。当然,瑶族的榜瑶十二姓中也有雷、盘二姓,所以在我国民族学上有“畬瑶同源”之说。最近,我就瑶族的来源及其分布,以及“畬瑶同源”的问题,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所以在这一方面有一些了解。因为涉及比较复杂,在这里就不展开讨论。我只是强调,蓝、雷、盘、钟四个姓氏所构成的畬族,除与瑶族有较为密切的关系外,这种特色是其他少数民族所没有的。我认为,畬族的这种特色,是自古以来就是如此的。因此,如果机械地寻求“畬”字起源于何时,“畬族”二字在哪个朝代出现,以这种简单机械的方法来探求其族源,是肯定不得其要领的。这里我想就关于畬民的问题引用一些历史文献和资料。清道光十五年(1835)修《重纂福建通志》里面的《风俗考》,就有一章专讲“畬民”的。内中说:“唐时初置汀州,徙内地民居之。而本土之苗(此处指本地土著民族,非指苗族)仍杂处其间,今汀人呼曰‘畬客’。”
 
   汀州因汀江而得名。汀江就是我们韩江的上游,在福建省西南部。《风俗考》还引用《明史·地理志》的资料,说“‘畬客’字仅见于福建省漳平县中,有百家畬洞,距龙岩、安溪、南靖、龙溪、漳平五县之交,是闽地之蛮皆称‘畬客’也”。
 
   根据《明史·地理志》的说法,毗邻我们粤东地区饶平、大埔的福建西南部的漳平县有百家畬洞,以及畬人聚居的龙岩、南靖、龙溪各县,也都邻近粤东,而且恰好位于有大量“浮滨文化”类型器物出土的福建西南部的九龙江流域,这是很能说明问题的。说明粤东与闽南地区与畬族确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而且根据《明史·地理志》的数据和现实的情况,福建基本上只有一种少数民族,就是畬族。而他们的祖地就是粤东的凤凰山一带。
 
   以上引用的是一些明代的史料。我们再由明代上溯1000年,到初唐的唐高宗时期。根据福建《云霄厅志》的史料,说“唐高宗总章二年(669),泉、潮间民苦蛮獠之乱。”“蛮獠”二字,指的就是畬民。唐高宗于是派陈政为岭南行军总管,率领军队平乱。唐高宗在诏书中指出:“泉、潮据闽、广之交,岭南为獠蛮之薮。”
 
   这里就明明白白地指出,粤东闽南的潮州和泉州地区,是蛮獠也即畬民的渊薮。什么是“渊薮”呢?“渊薮”是群聚之所,是渊源所自的地方。因此,所谓“獠蛮之薮”,我认为唐高宗诏文中指明了潮州和泉州,是蛮獠也即畬民祖源之地,是畬民的大本营,是他们的根本所在。
 
   正因为粤东闽南为蛮獠生命所系的祖地,也是他们最集中、力量最强大的地方,所以,陈政率领的唐朝军队遭受到最猛烈的抵抗。因此,乱不仅未平,陈政自己却死于任上。他的儿子陈元光奉潮州刺史常怀德之命,继父遗志,率军平乱。经过多年激战,反复较量,陈元光协助粤东闽南地方政府,给予暴乱的蛮獠极大的打击,保障了潮、泉二州粤东闽南一带平原地区老百姓的安宁。而畬人则退守至凤凰山区一带,利用山高林密,负隅反抗。陈政是在唐高宗总章二年(669)到粤东闽南平乱的,他病死后,其子陈元光奉命继承父志平乱,是在唐高宗永淳二年(683) ,说明陈政在此处平乱己达十四年之久,经过如此长的时间而未能剿平,可见当时这个地方的军事力量对比,唐朝军队并没有占优势,否则便不会出现如此长期相持的局面。陈元光率领更多的军队,经过多年的激烈战斗,才将蛮獠从占领的平原地区,即唐代潮州与泉州之间的一大片地方,击退至深山老林。及后陈元光上表请求将此一地区建置为漳州。陈元光在《请建州县表》中,有一段话非常重要,说:“兹镇地极七闽,境连百粤。左衽居椎髻之半,可耕乃火田之余。原始要终,流移本出于二州;穷凶极暴,积弊乃逾于十稔。元恶既诛,余凶复起。……诛之则不胜诛,徙之则难屡徙。……其本则在创州县,其要则在兴庠序。”
 
   陈元光《表》中的这段话极为重要。首先,他点出了蛮獠暴乱的中心区域,“地极七闽,境连百粤”,就是明指闽南粤东地区。然后指出这个土著民族的特色,就是左衽椎髻、刀耕火种,这确实就是古代畬族的特色。所谓“火田之余”,取其中之“余”、“田”,这不正是“畬”字的来源吗?我认为粤东闽南的土著民族在唐代尚称“蛮獠”,宋后之所以称为畬客,显然与陈元光《请置州县表》中“火田之余”四字有关,说明其民族名称的演变确有其历史痕迹。而在实质上,这个以雷、蓝、盘、钟四种姓为主体的土著民族,是以左衽椎髻为外表特征,以刀耕火种为生产形式的。唐代的统治者也间接承认他们是粤东闽南这片土地的原住民。陈元光在《表》中就直接说这些左衽椎髻、刀耕火种的“蛮獠”,“原始要终,流移本出于二州”。此二州就是泉州与潮州。正如我在前面所说的,唐高宗在总章二年(669)《诏陈政镇故绥安县地》的诏书中已说得很清楚,说:“泉、潮据闽、广之交,岭南为獠蛮之薮”。这清清楚楚地显示粤东闽南的潮、泉二州,就是这个左衽椎髻、刀耕火种的少数民族的祖地。而陈元光所强调的“原始要终”四字极为重要,清楚地说明生活于潮、泉二州的此一少数民族,就是这块土地的原始土著。
 
   陈元光在《表》中又提出极为中肯的建议,就是在处理唐朝政府与土著民族之间的矛盾冲突时,他认为不能一味以战争行动解决问题,不能老用杀人或强迫迁徙的暴力手段,而应该在潮、泉之间这一地区创置州县,以推动地方行政,兴办学校以教化人民,其中包括土著民族也即畬族的人民,以达到彼沁沟通、和谐共处的目的,认为这才是长治久安的办法。
 
   唐高宗听取了陈元光的意见,在潮州与泉州的中间地带,建置了州一级的新的地方政府——漳州,并任命陈元光为首任漳州刺史。所以,后来陈元光被地方百姓尊为“开漳圣王”,就是由此而来的。当时的粤东、闽南地区,就有潮州、泉州、漳州三个地方行政单位,辖下近十个县。其基本形势是,平原地区是在唐朝军队保护、并在州政府统治下的汉族老百姓,而山区仍是由畬族所占领,主要盘踞在他们祖地凤凰山区。陈元光当时任漳州刺史,他除了处理一州行政,解决民生问题,兴办学校以教化民众外,他显然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协调三州军事,防范蛮獠发动大规模暴乱。他在闽南乃至粤东地区苦心经营,前后达28年之久,作出了很大的贡献,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但是,就在唐睿宗景云二年(711)十一月,据《云霄厅志》记载: “蛮寇雷万兴……纠党复起于潮,猝抵岳山。元光闻讯,遂率轻骑御之,援兵后至,为贼将蓝奉高刃伤而卒。”
 
   由上述史料可知,畬族首领雷万兴率部众果然从根据地潮州凤凰山出发,向唐朝政府治下的平原地区侵扰抢掠。他们南下就是粤东潮州的海阳,北进就是闽南的漳州。就雷部占领岳山及陈元光率轻骑从漳州前往抵御看来,此次土著部众于十一月冬季下山进扰闽南,显然由于山上给养不足,他们势必向平原地区州县百姓抢掠粮食衣物,以备过冬。从雷万兴“纠党复起于潮”及蓝奉高杀死陈元光的记载看来,说明潮州凤凰山确实是这个以雷、蓝、盘、钟四姓为主体的土著畬族的祖地和大本营。陈元光之死,对唐朝政权是一个巨大损失,对闽南粤东的民众无疑也是一大损失。而陈氏家族,自陈政于唐高宗总章二年即公元669年来闽南粤东平乱,至唐高宗永淳二年即公元683年病死,前后共14年;陈元光自永淳二年8月继父职续行平乱,至唐睿宗景云二年即公元711年战死,前后共28年。父子两人共耗费42年的时间对付粤东闽南的蛮獠之乱,不仅未能彻底解决问题,而且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尤其是陈元光本人,他不仅是杰出的将领,同时也重视政治策略。他本来想以怀柔之策,用政治解决的办法和兴学教化的措施,希望能感化此间的土著民族,他确实反对一味以武力镇压的暴力手段来解决问题,这是有据可考的。但结果却落得这样的下场。这就难免引起他的亲属和部下将士的极大愤慨,而唐朝政府显然也决定以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以强硬的镇压手段,来彻底解决盘踞在潮州凤凰山的蛮獠,长期对闽南粤东地区州县民众安宁的威胁。这个时候,唐朝中央政府究竟派谁来代替陈元光任漳州刺史,并担负起剿灭潮州凤凰山蛮獠的重任的呢?那就是陈元光的儿子陈向。公元715年,即唐玄宗开元三年,也即陈元光死后的第四年,陈向率领军队夜袭凤凰山蛮獠盘踞的山寨险要关隘,经过激战,直捣老巢,活捉并手刃了有杀父之仇的蓝奉高,并俘其余党。及后陈向将漳州州治迁至李澳川即现今的漳浦县城。据《云霄厅志》记载,陈向经过20余年的励精图治,采取强硬手段与教化相结合的措施,“剪除顽梗,训诲亡民,泽洽化行”。而毋庸讳言,当时陈向及其所率领的唐朝军队,在为陈元光报仇雪恨时,必定满腔怒火,对凤凰山土著军队的剿灭行动必定非常激烈。而且唐朝中央政府显然也希望通过此次大规模清剿,彻底解决世代以来凤凰山土著武装对周围平原地区州县百姓安宁的威胁,而凤凰山广大的畬族民众,为了避死与求生,被逼向东逃至福建西部及浙江一带的深山密林,有的甚至远徙至安徽。当年的这一迁徙,就形成千余年后畬族人口分布的基本格局。福建、浙江两省就成为占全国畬族人口95%的畬人居住地。居住在这两个省的畬族同胞非常重视自己民族迁徙的历史和迁徙路线的记载,从现在各地畬族蓝、雷、钟三姓族谱或家谱中,根据许多民族学者和畬族同胞参与的畬族社会调查所得,在这三姓的族谱中,都非常明确地记载自己历代祖先迁徙的“行程薄”,其实就是一种家族迁移史的记录,里面大都记载家族迁徙的时间、地点、上辈人物等等,十分清楚。而且不约而同地在他们各自的族谱中,都记载自己的祖先来自广东潮州凤凰山,并确认潮州府凤凰山是自己家族的发祥地。
 
   为进一步印证广东潮州凤凰山一带为畬族发祥地的问题,我参阅了一系列地方文献尤其是相关方志,如清代《广东通志》说: “潮州府畬瑶民,其姓有三:曰盘,曰蓝,曰雷。……居山中,男女皆椎髻赤足而行,……以刀耕火种。”
 
   这一记载与唐代官方文件对“蛮獠”的描述左衽椎髻、刀耕火种,基本相同。说明虽然历经从唐至清近千年的历史演变,但畬族民众在外表、发式、衣着装扮以及生产方式等方面,其基本特征大体没有改变。清《广东通志》的描述,与陈元光《请建州县表》说潮、泉二州的土著民族,“左衽居椎髻之半,可耕乃火田之余”,在文献的记载上,可说完全一致。说明这个以蓝、雷、盘、钟四姓为主体,以盘瓠为图腾崇拜,而被古代统治者贬称为“蛮獠”、现在称为畬族的南方少数民族,自古以来就居于粤东闽南的土地上,而广东潮州凤凰山就是畬族祖先的发祥地。这个土著民族在商、周之际的浮滨文化时期,曾在潮州凤凰山下的饶平黄冈河流域一带,建立一个王国。这是经考古学证明的事实,饶平浮滨出土的“王”字釉陶大口尊就是有力的左证。晚清著名学者丘逢甲在咏饶平凤凰山诗中,有“山中自有盘瓠国”之句,说明畬族在凤凰山建立王国之说,也是史有流传的。这种流传,不是一般民间的流传,而是出自一位学养深厚的著名学者之口。丘逢甲说饶平凤凰山中“自有盘瓠国”,这是一种完全肯定的说法。如果没有历史根据,他不会这么说。而“盘瓠”是畬族图腾崇拜的祖先神,所以,丘逢甲所说的“盘瓠国”,实际上即指畬人之国。如果结合在饶平出土的“王”字釉陶大口尊、畬族《高皇歌》所透露的信息,以及冯翊《雷氏家谱》里面说到“广东潮州督造王府”等等,都证明古代畬人确曾在广东潮州饶平凤凰山建立王国的事实。
 
   由于时代的变迁,土著畬族遗留的历史痕迹逐渐减少。然而根据饶宗颐教授主编的民国《潮州志》中的《民族志》,参照清乾隆年间的《潮州府志》以及其它县志,罗列出各县乡村当时尚存有与畬族有关的地名,从而反映古代畬民分布于粤东各地的基本情况,很有参考价值。比如揭阳在清朝乾隆时期,蓝田都有后畬,盘溪都有南畬;而霖田都有茅畬寨,清朝末年尚有畬户,进入民国后就没有听到,现在当然也没有了。潮州尤其饶平现在仍有畬族同胞。在潮安与饶平交界的南武冻、河内塔山、归湖内山黎、碗窑、大坪一带都有畬人聚居。潮阳过去的旧竹山都有内畬和外畬,现在也没有了。根据饶先生《潮州志。民族志》的记载,粤东地区畬族聚居地最多的地方,有三个县,就是饶平、大埔和丰顺。这三个县以“畬”字命名的山寨乡村,多不胜数。这与我在有关论文中所考证的,自古以来土著畬族是以饶平为中心、以丰顺和大埔为外围屏障的论断,可谓完全吻合。有关这三县在《民族志》遗存的畬族名称,我在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大家可以参阅饶宗颐教授主编的《潮州志。民族志》,就可以清楚地了解。
 
   从上面我所引用的府、县志的资料,我们了解到古代粤东畬民的分布,以饶平、大埔、丰顺为最多,而与饶平、大埔毗邻的福建云霄、南靖、龙溪、漳平以及龙岩的闽南区域,则是福建省畬族同胞分布最多的地区。说明这个聚居在山水相连、同一语言、同一生活习俗的同一民族——畬族,自古代到近现代,从地下出土文物到纸上文献,都证明是一脉相连的,都证明畬族确实是粤东闽南的土著民族。
 
   为了进一步论证潮州凤凰山一带为畬族的发祥地,我特别查考研究了国家民族委员会有关民族问题的五种丛书之一《畬族社会历史调查》一书,考证了书中大量实地调查的重要材料。根据国家民族委员会1982年所作的民族调查,全国畬族总人口么时候32.8万人。其中福建省最多,有20.8万人,浙江省14.7万人,江西7000多人;广东省只有3000多人,主要居住在凤凰山区;安徽有1000多人。根据我对《畬族社会历史调查》一书所提供的调查和统计资料的综合研究,福建、浙江为主,再加上江西和安徽的畬族同胞,这四省的畬族同胞占全国畬族总人口的99%.根据多位民族学专家结合畬族学者的联合调查,和对畬族民众本身族谱和家谱的深入研究,这四个省的畬族民众,无论族谱记载或口头传说,都肯定他们的祖先来自粤东闽南,而且几乎大部分都认定自己的祖源来自广东潮州府凤凰山。但有一点大家可能觉得奇怪,就是根据调查,反而占全国畬族人口不足百分之一的潮州府凤凰山畬民,说自己的祖先是从福建、江西迁来的。这一点或许让一些人,甚至连一些民族学者或从事地方史研究的人都大惑不解,为什么潮州凤凰山畬民认为自己不是原始土著,反而是从外地迁入的呢?其实,我认为凤凰山的畬族同胞根据族谱的记载,说自己的祖先是从福建、江西二省迁来的,我认为这种记载符合事实,也没有矛盾。为什么呢?大家应该知道,如我前面所讲的,潮州凤凰山几乎所有的畬族民众,在唐代由于与政府的激烈冲突,经过六十多年的武装抗争,甚至杀死漳州刺史陈元光,这样就无可避免地遭受到唐朝军队大规模的报复。在陈元光的儿子陈向率军夜袭凤凰山,大规模的清剿行动终于开始,当时陈向为父报仇的决心和军队将士激于义愤的心情,他们在凤凰山的军事行动,相信必定非常激烈。在这种情况下,凤凰山的畬民,为了避死与求生,被逼向福建、浙江及江西等省迁徙。他们经受了前所未有的强大压力,这一次不仅是家家户户出逃,而且是整个凤凰山的全部畬人都被逼逃亡,可说一个都没有留下。而且我相信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从唐玄宗开元三年(715)陈向率军夜袭凤凰山开始,至唐朝于公元907年灭亡止这近二百年的时间里,凤凰山显然都没有畬人居住。只有等到五代十国的乱局,才有少数的畬人从福建和江西迁入凤凰山,至宋代陆续迁回者始渐多。但经过数百年的历史演变,大部分的畬族人口已经在福建和浙江的山区落地生根,他们的后代在语言和生活习惯上已完全融入居住地。但正因为他们占畬人的大多数,所以他们才有祖先代代相傅的族谱。而在他们的族谱上,记载的正是广东潮州凤凰山是畬族祖先的发祥地。反而从福建及江西迁回潮州凤凰山的畬人人口少,而且是陆陆续续、零零散散地迁回,他们并不拥有早期的族谱。所以他们的后代只知道自己的祖先是从福建和江西迁入的。我认为这正是近现代潮州凤凰山畬族同胞为什么在全国畬族人口中占极少数,以及在祖源和发祥地的记述上,有异于大部分畬人族谱上所记载的主要原因。在了解上述原因的来龙去脉之后,相信大家就会理解。
 
   有一些研究潮汕地方史的人认为,潮州凤凰山的畬族是唐代才有的。这显然不符合历史事实。在唐朝初年之前,即唐高宗总章二年(669),粤东的潮州和闽南的泉州发生大规模蛮獠暴乱之前,在隋朝已有“潮州獠起事”的记载。根据《隋书》的记载:隋文帝仁寿元年(601) ,潮州獠起事,遣岭南兵击平之。
 
   所谓“潮州獠”,指的正是当年潮州凤凰山的畬族民众。《隋书》记载这一年起事的,还有“成州獠”,指的是今日广西梧州的壮族民众。这说明直至隋唐时代,中原的统治者和北方的史官对岭南的各少数民族,仍然没能清楚地分辨僮(壮)族、瑶族、黎族、苗族、畬族等南方少数民族彼此之间的分别,只以“蛮獠”或一个“獠”字笼统地称呼岭南各少数民族。所以,我们今天读古代文献典籍,见到“蛮獠”或“獠”字时,是不能当一个民族看待的。而应把其看成北方统治者对南方少数民族带有贬义的泛称或通称。
 
   大家知道,隋文帝统一南北朝之后,于开皇十年(590)平定岭南,翌岁改南方陈朝的地方建制,把义安郡改为潮州。粤东之称为潮州,就是从这一年开始的。但过了差不多十年,隋文帝仁寿元年(601)就有潮州发生畬族民众起事的记载。这说明在唐高宗总章年间发生潮州凤凰山畬族民众起事之前六七十年的隋朝,早就由畬族所占据。因此,怎么能说潮州的畬族只有等到唐朝才有呢?比隋朝更早的年代,甚至在远古的年代,畬族根本就是粤东闽南的土著民族。在南北朝时期的刘宋王朝。根据《宋书。文帝纪》的记载:宋文帝元嘉二十三年(446) “八月癸卯日,揭阳赭贼攻建安郡,燔烧城府。”这条史料极为重要。在隋唐时朝称为潮州“蛮獠”者,早在南北朝时期此一民族曾经被北方统治者称为“赭人”,也即《宋书·文帝纪》所贬称的“揭阳赭贼”,实际上指的都是潮州凤凰山的畬族。为什么以“揭阳”涵盖整个粤东地区呢?因为在秦汉之后,粤东地区之有州县名称而首见于国史者,自揭阳始。司马迁《史记·南越传》就记载秦始皇南平百越,在岭南置南海、桂林、象三郡。及后陈胜、吴广起义,继之项羽、刘邦逐鹿中原,秦在岭南的重要将领赵佗承主帅任嚣遗命,以南海郡为根据地,击并桂林、象郡,然后闭关绝新道自守,自立为王。赵佗王朝显然继承秦在南海郡的地方建制,该郡有揭阳县的设置。其主要证据,是《史记·南越传》有“闻汉兵至,越揭阳令定自定属汉”的记载。所以,根据历史事实,揭阳县的建制应始自秦末,南越赵佗王朝继承之。史定归汉后,汉武帝封其为安道侯兼揭阳令,这是《史记·建元以来侯者年表》所载明的。其时揭阳县的辖地包括整个粤东地区及闽南的龙溪、漳浦等县。及后王莽篡政,改揭阳县为南海亭。王莽败亡,东汉时期又改南海亭为揭阳城。晋室东渡,咸和中(即东晋初)改为东官郡,义熙年间(即东晋末)改为义安郡,辖下包括海阳、绥安、海宁、潮阳及义招五个县,实际上就是古揭阳所辖的粤东地区再加上闽南地区。南北朝时期,刘宋王朝因袭之,也保留义安郡的建制。直至隋文帝开皇十一年(591)将粤东地区置为潮州,辖海阳、潮阳、程乡三县。当时的海阳、潮阳二县,实际上不仅包括现在的汕头、潮州、揭阳三市,而且汕尾市都属辖区范围。而当时的程乡县就是今日的兴梅地区。所以,当时的潮州仅有粤东一地,不再包括闽南地区,所以其辖地实际比秦汉时期的揭阳县小。潮州辖海阳、潮阳及程乡三县的这一建制,直至唐朝中期宪宗元和十四年(819)韩愈贬为潮州刺史,仍然如此。但是,无论汉后揭阳县地改为南海亭、东晋改为东官郡及义安郡,或隋朝之后改为潮州,中原士人包括唐代的潮州刺史韩愈本人,都知道粤东属古揭阳县地。他后来在离开潮州时,曾赠诗当地文士赵德,其中说:“我迁于揭阳,君先揭阳居。揭阳去京华,其里万有余……”(韩愈《别赵子》)
 
   韩愈还在潮城东山,首建揭阳楼。这不仅为潮汕现存大部分的旧府志及揭阳县志所记载,而且明初的《永乐大典》和清乾隆《四库全书》这两部划时代的国家级大书中,在涉及潮州府人文历史的部分,都同样记载这件事。韩愈在潮城东山建揭阳楼,北宋名士、名诗人梅尧臣也记述这件事。他在送一位到潮州任知州的胡姓朋友的诗中,追述了潮州历史上最著名的地方行政长官韩愈的事迹和功绩,显然勉励这位朋友要以韩愈为楷模,以地方百姓为念。诗的开头和结尾是这样的:“自昔揭阳郡,刺史推韩侯。……更寻贤侯迹,书上揭阳楼。”(梅尧臣《送胡都官知潮州》)
 
   可见直至北宋,虽然潮州的建置已四百余年,但中原士人,仍然习惯将粤东地区称为揭阳,甚至称为“揭阳郡”,尽管历史上揭阳在建制上实际并未置郡。说明无论唐代的潮州刺史韩愈,或北宋赠诗到潮州任知州友人的梅尧臣,他们都与其他中原士人一样,同样尊古,同样尊重历史传统,因而都同样推崇揭阳。这说明自秦汉之际至宋代的一千五百年间,“揭阳”一名在历史上是如此地深入人心,从南北朝的刘宋王朝至唐代之后的赵宋王朝,无论历史上粤东地区在地方建制上的名称如何沿革或改变,但中原人士尤其是历代有代表性的高级知识分子,仍然习惯沿用“揭阳”作为粤东地区的代表名称。
 
   所以,南北朝时期,宋文帝元嘉二十三年(446)所指之“揭阳赭贼”,此“揭阳”二字,就是沿用自秦汉以来揭阳县的建制,涵盖了粤东闽南的广大区域。而所谓“揭阳赭贼”起事,实际上指的就是以潮州凤凰山为根据地,影响及于粤东闽南的土著民族畬族的武装抗争。《宋书·文帝纪》说“揭阳赭贼”攻打福建的建安郡,焚烧城府。其规模之大,震动了刘宋王朝,所以《宋书·文帝纪》才有记载。
 
   为什么说南北朝时期的所谓“揭阳赭人”即是潮州凤凰山畬民呢?究竟“赭”字与“畬”字又有什么关系呢?原来,粤东闽南的这个土著民族,自古以来无论叫什么名称,但其生活和生产方式的一大特点,就是放火烧山以沃土,此即所谓刀耕火种。而“赭”字及“畬”字都与这种生产方式有关。东汉文字学家许慎《说文解字》释“赭”字为“赤土”。为什么呢?显然,古代这一南方少数民族就是采用焚烧山野土地上的草木,既烧死病虫害,又可肥沃土壤。燃烧时,土为之赤。这就是《说文解字》中所指之“赤土”,也是“赭”字的来源。而后来称为畬族之“畬”字的本义,实与“火田之余”四字有关,与“赭”字可谓义出同源。而粤东闽南这个土著民族,在历史上正是专门使用这种火田赤土农耕方式的南方少数民族。因此,南北朝时期的刘宋王朝就称其为赭人或赭族,当他们发起攻击平原地区州县的暴乱时,就贬称其为“赭贼”。这就是“揭阳赭贼”的由来。就《宋书·文帝纪》的记载看来,他们当时的力量颇为强大,他们由凤凰山进击闽南,一直攻打到建安郡,就是现在的福建省建瓯市一带。时间就在南北朝宋文帝元嘉二十三年,即公元446年,比唐高宗总章二年即公元669年同样发生在粤东闽南的所谓蛮獠之乱,足足早了223年。所以,一些地方文化的作者说凤凰山的畬族是唐代才出现的,显然并不正确。粤东闽南这个土著民族,自古以来叫什么名称并不重要,无论“南蛮”也好,“蛮獠”也好,无论“赭人”也好,或者“畬人”也好,何况南方各少数民族的名称自中古以前,无一定之称呼,即使近代以来也有数变,直到解放后才大体以“畬族”的名称确定下来。所以,粤东闽南这个土著民族在历史上叫什么并不重要,关键在于这个民族种姓的传承及其本族的文字记载和口头传说,以及古代独特的农耕方式、外表衣着特征,就是如史书所说的“左衽椎髻”、“刀耕火种”等等。所以,南朝宋文帝时的“揭阳赭贼”,就是唐代陈元光在《请置州县表》中所说的:“左衽居椎髻之半,可耕乃火田之余”,指的正是这个本原出于潮州和泉州的粤东闽南的土著民族。所以,南北朝的揭阳“赭”人,就是唐宋之后潮州凤凰山的“畬”人。“赭”与“畬”二字,字源相同,读音也相近。因此,以该族的历史演变而言,“畬人”的称呼,应该是从“赭人”演变而来的。
 
   如上所述,从粤东闽南地方史结合南方民族史的记载,联系从南北朝至隋唐时期国史上有关粤东闽南土著民族起事的历史事件,我认为粤东闽南的原始土著就是畬族。尤其根据大量历史文献和国家民族委员会在全国进行的畬族社会调查,结果证明分布在福建、浙江、江西、安徽四省占全国畬族人口百分之九十九的绝大部分畬民,都确认自己的始祖原籍是广东潮州府凤凰山。我之所以不惮其烦地在我的论文中,大量引用闽、浙、赣、皖诸省由专家和畬族学者联合对各地畬族进行的调查报告,就是因为这些有关社会学、人类学和民族学的第一手资料,有力地证明了以雷、蓝、盘、钟四姓为主体的畬族,自古以来确确实实是粤东闽南地区的土著民族。而这些大量历史文献和民族调查资料,充分证明只有畬族与粤东闽南地区自古以来存在着长期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这种关系是历史上的古越族以及壮、黎、苗等南方其他少数民族所没有的。
 

作者: 
郭伟川
来源: 
潮人在线(http://culture.chaore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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