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汕批局在闽“批迹”寻踪

    海外的各侨批信局大致上是依照闽、粤、琼等省域、地籍,各自服务于本乡籍侨民的,这在原始水客作业和信局的草创初期,表现最为明显。此情形是和国内宗族聚居的社会生活形态相似,是中国传统宗法社会的海外版现象;而客观上也是因为早期国内银行、邮政未开,及至银行、邮政初创,也未及敷设于广大的农村山乡之间,此时的批件解付往往会受到诸多条件的制约,况且侨客的社会构成中,乡闾贫民占了绝大多数,因此乡人、族亲方能取信于众侨客,这也是当时中国社会生活的固有方式和行为理念,所以其时各批局皆以同籍闾里乡亲为重,海内外亦咸称其便。
 
   但是,伴随着时代的发展,南洋各国的近代化政治、经济发展,伴随着西方列强的影响力,强烈冲击了中国传统社会架构;侨批又是作为一种商业经济的形态,挟巨额侨资之重,表现出了一种积极进取和扩张业务的强势,日渐打破了以往的畛域之分,一部分侨批超级机构有能力在国内闽、粤、琼及周边省、市布设网织代理分支据点,形成国内外联动的网络布局。
 
   作为闽、粤两省相交接的地带,闽南漳厦地区与粤东潮汕地区历史上就是紧密相连、声气相通的,侨批信局于此间,自然是影响互见,交接委解乃至于延伸服务,应当是两相便利的事了。
 
   海外各侨批信局,基本上是依省籍而分有闽、粤、琼各帮,闽帮主要是厦、漳、泉地籍为代表,粤省则以潮汕帮影响最大,厦门是闽帮的承转口岸和中心,汕头则为粤潮梅各邑的主要驳港城埠,两市都是众商云集、批馆林立的港埠中心城市。本文所指的侨批汕局,确切地讲则应当是海外潮帮批局在汕头所设立或委解的批信各机构,为了方便行文,所以简而言为“侨批汕局”,在福建境内经由汕头各批局转递的批信,明显地都留下了汕头各批局的印迹,因此这种指称也易为人们所识判。
 
   侨批汕局在其自身的经营和业务拓展方面,有独特的优势为称道之处,除地理及社会族群的因素之外,更得力于海外潮籍侨客为数众多,因而“批源”丰富,更兼汕头港埠商业经济的发展,很快就取得了粤东区域中心城市的地位。侨批业自然是选择并受益于这般良好的经济氛围,依托中心商业经济的辐射力发展到周边市、县,而且还能远拓至于相邻的省域诸市、县。
 
   我们首先把目光视及漳州并及其辖下诸县,就会发现在地理接壤和语言、风俗相近的诏安、云霄和南靖三邑,与粤东潮、梅一带历史上就有较密切的联系,迄今依然是过从甚密。在三邑所发掘的侨批中,就有为数不少的“汕局”批迹。图1就是这样的典型例子。批封上外付钱款原为“大银贰元”,却后来钤记改作“订交广东法币”了;封背面印有汕头邮戳及新加坡光裕兴批局的图章,另有铅笔手书“顺发”字样,很明确该批信是由斑兰经新加坡汇转至汕头,再驳转到福建境内的。以诏安受理“广东法币”一事上来看,这是一封20世纪30年代初的批件,其时广东的政治风气已经深刻影响到了福建。闽、粤边曾长期处于广东国民政府与北洋势力的长期军事对峙状况,漳州等地于1918至1920年为粤军陈炯明所占领,成立了所谓的“闽南护法区”;北伐时期何应钦、许崇智率部由这一带入闽,驱除据闽的北洋李厚基势力,因而漳属一带受广东政治、军事及经济影响较大,当陈济棠主粤时行用的“广东法币”,得以在粤闽交接地带通用,迄今仅能见到诏安有一些付“广东法币”的侨批,其余漳属各邑有无这种情况,尚等进一步发掘。图2也是同样的情形,就名址上看,收批人同是诏安县东门内石狮巷许府,虽批面上“外付去银伍拾元”,但钤盖了朱印“订交中央纸”,可见其时已经取消了各地制币,改为通行“国币”,即中央法币了,由此不难看,金融货币可以参鉴侨批的时代风貌及其经济属性。该批的背面盖有一方“新加坡永安祥”批局戳记和汕头邮局印戳,应为30年代末的一件侨批,它也是侨批汕局的一件“作品”。而图3则是另一件邮简状侨批,系泰国曼谷吴细红寄交诏(安)邑三都湖阳美吴振来的“恭贺新禧”拜年封,很明显这是旅泰潮帮的信局,虽落地戳欠清晰,但仍可以认定应是侨批汕局转驳至闽境的又一封侨批。该批就“外付金圆券壹佰伍拾元”分析,当是1949年初的一封贺岁侨批,说明此时侨批汕局仍有接通往闽的驿路。
 
   云霄县与诏安县接壤相邻,这里也见有侨批汕局的行踪。图4就是一封1959年泰国振华丰批局委托汕头福茂批局转解至闽邑的侨批,至交“云霄船场”(此“船场”与南靖县辖乡名相同,但不是一处地属);批面上有汕头“特准批信局”的戳印以及汕头“中国银行”的结汇圆章。这种邮简式侨批明显地是由泰国侨批机构制用的,上面的印章也凸显侨批汕局的经理过程。
 
   南靖县并没有与粤东部分接壤,其西、南方向分别为永定与平和县毗邻,而永定、平和二县则与粤东大埔交界,这并不妨碍自粤东入靖的驿途,图5为一封泰国张秋光交寄“南靖塔下张和生堂煌生收启”的侨批;封背缄口耳子上印有泰国“泰昌”字号,应为信局制封;另钤印有“汕头埠育善街广泰祥总代理”的朱文戳记。尽管批封上未看太多笔墨交待自汕至靖的批路咋个走法,但阅读信笺中附有“此银可尚大埔源茂收可也”字句,大体上可知粤东大埔是为一处侨批间继驿站,该“源茂”号应当也是一方经理批款的商号,但是否为批局,有待各方考析。
 
   图6是为另一封“和生堂收”的侨批,较图5那封稍晚些年头,应为20世纪40年代的品种,有意思的是,批封上书列“香港九龙河源大埔下洋曲江交塔下……”,已将此批路沿途招呼到了一纸封面之上,至“下洋”之前皆在粤港一线,但下洋是为闽省永定县治下的一个乡镇,距南靖曲江较近,曲江与塔下相望,这样一条完整的闽、粤、港、暹“批路”就完整地展现于世人面前了,而且是一条“客批”驿迹,尤其难得。封背除贴销一枚泰邮之外,另加盖有“广潮盛铜铁行”及小字“兼收客属银信”印记,并有泰英文标识,可见该封银信就是该广潮盛铜铁行“兼收”的了。因此,这封批跨越两国数地的山乡客属侨批,尽管未着“汕头”两字,但大埔侨批业是以汕头为中心的,且泰国收批者是为潮帮,为此视作侨批汕局分理的一封银信应无疑。
 
   由侨批汕局接通闽境的地域远非仅见的这几个县,其间的拓展,委解诸多信局之间的业务驳接事项,仍有待于更多的实物发掘和资料分析调研。但不能否定的一点就是已发现的几封这般侨批局驳转的银信,就其批源方面考析,大多是由海外的潮帮信局收寄而来的,特别是泰国是为潮、汕籍侨客相对集中的国家,潮帮信局自然表现尤为显著。而且上述几封侨批多属与潮汕毗邻的漳州市辖各邑,则不难理解侨批汕局的中转接驳之功。但是,图7则是一封发现于福州市辖下的闽东区域侨批,为古田县的林氏收件,批源是为泰国“永兴盛银信局”收寄,经汕头委转至于古田,其间关山阻叠、千里之遥,从中亦能体察出侨批汕局远拓的力度与广度。该“银信”时在1957年,有汕头“特准批信局”八角戳和中行结汇章,制式也和泰华批局制笺相似,显系汕局所打理的又一件至闽“作品”,比较少见。
 
   侨批汕局之于福建,其沿伸服务的更多情形,显然仍有待于更多的实物发掘和资料排查,尤其是起始时间、下迄时间及所经理的区域面。上述几封侨批仅能体现出几个点状、线状的基本情况,尚不足以概其全貌,但还是能够说明,侨批经营作为一种商业业态所具有的共性,就是业务上的拓展与创新,也只有这般方能维系和支持其商业运营。作为商业的一种金融经济实体,当然是与时代政治、经济及文化相适宜的,地缘、社会的因素在商业化发展的过程中,是逐渐变被动,制约为“适者生存”的主动利用,所以就不难理解自“天一信局”海内外网络化经营以及侨批汕局充分利用港埠地位和区域中心的辐射力优势,远拓闽境的银信业务。也只有到了这一阶段,侨批经营才真正体现出规模化发展、无远弗届的渗透和延伸服务等商业业态的基本特性,打破家族式、区域性的樊篱,这已是不小的突破了。从中也能看出各地侨批信局之间是怎样进行竞争与合作的,也凸显出潮帮局在潮侨聚居国别的区位优势。
 
 

作者: 
许建平
来源: 
潮人在线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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