汕头“森峰批馆”创设年代的探讨

    踏入20世纪下半阙,随着跨越三个世纪以来席卷东南亚各国至潮汕大地的民间侨批现象蜕退转型,海内外的专家、学者对侨批文化的研究也逐步向纵深发展,纷纷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时期、不同的范畴、不同的途径,大力讴歌、弘扬我潮的侨批文化。其中清末澄海人黄松亭在汕头埠首创“森峰批馆”一事令人瞩目,诸家均予以认同,无奈对森峰批馆的创设年代,其说法却各有己见,兹将迄今所见诸家的几种说法列载于下:
 
   ◎王琳乾:《汕头市志·财贸篇》(见1962年修改稿抄本第110页)
 
   汕头有批馆,是在“清光绪中叶,侨商黄松亭,在汕头创办森峰号批馆开始,该号与实叻致成号联号。”
 
   ◎黄少雄:《“致成商号”的浮沉》(见《侨批文化》第二期第57页)
 
   汕头开埠之后,先辈又在汕头开办了“森峰栈”,委托外埔族人黄松亭为经理。
 
   ◎陈植芳:《漫谈潮汕民间侨业》、《漫谈潮汕民间侨汇业》(见《汕头文史》第十三辑第3页)
 
   1875年另有澄海黄松亭之森峰批馆……之经营。
 
   ◎杜亭:《澄海之最》(第98~99页)
 
   道光九年(1829),澄海县东湖村旅居新加坡华侨黄继英委托外埔人黄松亭于县辖汕头埠创办第一家批馆“森峰”号。
 
   汕头森峰号批馆历经99年。
 
   ◎李志贤主编:《海外潮人的移民经验》(见第63页之《潮帮批信局之创生及其功能的探索》一文作者:马楚坚)
 
   专业侨批局之创始于岭南者,则数澄海人黄松亭在清道光九年(1829)设于汕头之有余庄批局为首始。
 
   ◎张清秀主编:《澄海县志·金融》(第509页)
 
   清道光二十年(1840),东湖乡侨商黄继英委托外埔人黄松亭于汕头首创“森峰”号批馆。
 
   纵观以上诸家所述,由于史事如烟,各家所掌握素材来源不同,加之写作年代和环境的限制,故而得出的结论随之各异,对黄松亭于汕头埠创设“森峰批馆”的年代在时效之记述上颇为零乱,这对于颇懂历史常识的每个作者下笔时都想尽力避免的。本人极尊崇诸家对此事的见解,本文只是试图从几个方面探索分析黄松亭在汕头埠创设“森峰批馆”的年代,让世人有一个统一的认知,并希望得到大家的批评指教。
 
   早在半个世纪前,值汕头开埠百年之际,作为献给纪念汕头开埠百年的礼物,王琳乾先生就已经把目光审视到当时的侨批这个特殊的行业,他在《汕头市志·财贸篇》中提出:“汕头有批馆,是在‘清光绪中叶,侨商黄松亭,在汕头创办森峰号批馆开始,该号与实叻致成号联号,……’”。就迄今所见到的有关黄松亭在汕头埠首创批馆的诸家所披露的记述中,这是最早的信息。一石激起千重浪,其实际意义于我们对侨批文化的研究,其价值着实是难以估衡的。他把黄松亭在汕头埠创设首家批馆年代的观点鲜明地放在汕头开埠之后,作为汕头当代修史的资深人士,治史作风严谨的王老先生在写这段话时,在海内外侨批创业及传承的遗老还为数不少,他们将昔年从事批业的祖辈、世交的亲属或朋辈的人和事,作为饭后茶余的话题,虽事过境迁,料不到这竟成具有敏锐触角和洞察力的王老先生当年笔下史料佳肴,该事距写作年代尚不足百年,记忆犹新,自有道理可遁,其保真度也自然居于高位。
 
   黄少雄先生在《侨批文化》第二期中说:“1840年之后,(新加坡)‘致成号’生意继续有所发展:在实叻十八间后开办了“致合丰”,专营绸缎布料;隔邻又设了‘森峰栈’,专营汇兑业务,生意更是蒸蒸日上。汕头开埠之后,先辈又在汕头开办了‘森峰栈’,委托外埠族人黄松亭为经理,……。”新加坡是收批的枢纽,汕头是分批的枢纽,两地侨批运作休戚相关,应该肯定:这种大胆的构思并付之于行动当然与其长年旅居新加坡的东主、侨批界老行尊黄继英的卓识、远见和主导思想是不无关系的。黄少雄先生———作为“森峰批馆”东主黄继英的后嗣,这段话对于黄松亭在汕头开埠后创办“森峰批馆”的说法确是有力的佐证。
 
   据庄泽民、魏基强合著的《搞活侨汇,沟通侨情———记揭阳魏启峰批局》一文中载:“魏森峰,创于光绪5年(1879)”①。其中的“魏森峰”应是揭阳榕城“森峰启记批馆”,乃是由汕头埠“森峰批馆”为扩大揭阳地区批务而衍生的联号,其首任经理魏福罗(揭阳渔湖人)就是由黄松亭(澄海伯)所委托的,他因在初期长年替黄松亭提供渔湖优质土夏布出口,并为之协理分发揭、普、丰(顺)片的批务而成为莫逆之交,有了汕头的“森峰批馆”(甲种批局)在先,继而才有榕城“森峰启记批馆”(乙种批局)的衍后,二者的创设年代极为相近,这一点与陈植芳先生在《漫谈潮汕民间侨汇业》一文中所持的“森峰批馆”创设于汕头开埠之后的1875年说从逻辑上来推是相符的。
 
   下面试就黄松亭老先生的生卒年代来推断1829年说与1840年说的不可能性:
 
   直到今天,黄松亭老先生的后嗣在省内有之,在南洋新加坡有之,在香港也有之,而现居汕头的孙子是国家退休职工,1926年生,今仍健在,解放前后曾在汕头“万丰发”和榕城“魏启峰”两家批局理事,当过出纳员,后曾被派驻棉湖侨批派送处当派送员。他曾向友人述称:在他出生前8年祖父(黄松亭)仙逝,享年84岁,惜原有的家史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毁失,言之凿凿。由此推算:黄松亭的生卒年代应是清·道光十九年(1835)~民国七年(1918)。
 
   自黄松亭于清末往新加坡创建“森源批局”后,在风风雨雨的上百年中,揭阳榕城的“森峰启记批馆”历经晚清———民国———建国后三个时期,由于黄、魏两家在股权方面的变更,招牌也接连更迭为“启峰森记批馆”、“魏启峰批局”,最终悉数全归割魏氏独家经营,发展到在抗日战争期间“魏启峰批局”及其设在汕头的上线联号“万丰发批局”,经收的侨汇量占全潮汕的70%以上,在潮汕影响殊深,是在潮汕侨批史上一家极有代表性的“百年老字号”。直到解放前后魏氏家族在揭阳榕城的“魏启峰批局”、汕头“万丰发批局”、香港“榕记批局”这3家批局均有黄松亭的后嗣担当要职的角色;在上个世纪50年代也有魏氏批业的第四代孙魏茂硕,到新加坡黄氏的“森源批局”担任经理直到年迈引退一事。至今魏氏家人对黄松亭老先生依然是“澄海伯前、澄海伯后”地尊称之。不用说黄、魏两家几代人百年来的交往甚密,溯其渊源乃始于黄松亭与魏福罗系是同年兄弟之拜。查揭阳梅兜村魏氏《霖臣公派下族谱》中,魏氏批业的创始人魏福罗生年为1835年,因故与他结拜为昆仲的黄松亭也自应是1835年出生的人。
 
   鉴于上面所述:一系黄松亭老先生后嗣,一系魏、黄两家过往甚密,故其所述生卒年代(1835~1918)应是既吻合且可靠的。汕头开埠后,大抵于1875年,黄松亭40出头,年富力强,受托到汕头创设“森峰批馆”,从年龄和从业经验来说,窃认为是比较客观的,青壮年时代的黄松亭在家乡挑卖过鱼露,本小利薄,在家乡人地两熟,口碑甚佳,为族亲黄继英(新加坡侨商)所叹怜而收为伙计,为东湖村“有余庄”分批、送布,常年往返于澄海和汕头之间,继之受委托到汕头创设“森峰批馆”,于情于理岂不合乎?另据引自新加坡的载述分析:1907年前后,黄松亭七旬有奇,事业有就,德高望重,此时还在新加坡有创建端蒙学堂和四海通银行之举②,顺理成章,这是不争的事实,完全符合人寿活动的客观规律。而某些史料及文章对黄松亭在汕头创设“森峰批馆”的年代记述,与就其生年所推结果便不合丁卯了:黄松亭既是生于1835年,若用1840年在汕头创设“森峰批馆”的说法套之,黄松亭竟然是个仅有五、六岁的“神童”。而再用1829年说法套之岂不更是离奇哉。反过来说,设若1829年黄松亭创办“森峰批馆”时仅为25岁,那么载于《澄海县志》上黄松亭于1907年在新加坡创建端蒙学堂和四海通银行时,黄松亭的“青春”又该是几何?批馆、学堂、银行均为黄松亭亲力亲为参与创设,均不存在世袭或封赉之嫌,所以从人寿年龄活动规律的角度考虑,持1829年说或持1840年说者均难免令人生疑。另外,在《澄海县志》中,有关黄松亭在汕头埠森峰批馆的创设年代一事共出现3次:一为《金融篇》第509页中所述,一为《华侨华人港澳同胞篇》第165页中所述,一为《邮电篇》第362页中所述,前者谓1840年创,而后二者均谓1840年后创。该事既能在同一本《澄海县志》中连现3次,可见该事在历史上所占的份量,虽增减一字之差,其义也随之迥然而异,岂不是自相矛盾。
 
   最后,再据侨批局创生所需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基础的分析,来推断黄松亭在汕头创设“森峰批馆”的年代:
 
   批业乃是通过跨国的民间商贸、邮政、金融、交通进行运作的结合体,必须有成熟的氛围始能有较为专业化的侨批馆的滋生。在侨批以红头船为载体的时代,批馆自然设在登陆港———樟林的周边乡村,虽曰之为“批馆”,实乃是民间小规模的水客个体商贸侨批兼营机构。而汕头开埠前后潮汕大量的劳工外流,南洋侨民激增,批路扩展,批幅随着增大,登陆港也转变为汕头埠,其载体也从红头船进化到轮船,这里面就意味着航次频率的加密以至来回批周期的短缩;汕头埠人流的密度和商业机遇的增加;商埠的扩容和商贸的往来更是得到大笔侨资的挹注;而在“1867年间,英人开始在曼谷、香港、新加坡间开办邮政业务,侨批业者为适应新形势,有一部分亦通过邮局进行。因此侨批业者首次用于正式的邮政服务的一个起点”③。这也是驱使侨批业者紧接着汕头埠创设甲种批馆作为枢纽转驳侨汇的外因。另一方面,从埠头新兴的侨批馆向周边乡辐射的批路逐步扩充,都自然促使乡村间小规模家族式的直接递解南洋批务的经营模式渐趋下线,换句话说:也就是从质变到量变的飞跃。反过来侨批业的进化、金融的流通又对汕头埠的繁荣发展起到推波助澜的积极作用,也进一步刺激海内外批局的收批范围和机制的扩展……。总之,洋轮未入汕,商贸薄弱的汕头经济未起步,就无法谈到批馆的创设,应该是在汕头出现“火船”(洋轮)并且开埠后,与樟林埠相比之下以汕头埠作为侨批集散地的优势得以浮现,创设为甲种侨批馆的基础和条件趋向成熟,势所必然才能有较为专业化的批馆(以后才改称批局)在汕头埠的创生,现在被我们所称的“森峰批馆”在当年初始的叫法还是商贸型的“森峰栈”,侨批业还只是其中兼营的一项业务而已。
 
   故此,有必要让我们回顾前晚清的汕头埠的历史掠影:
 
   据《澄海县志》载,道光六年(1826),从福建舶运来樟林港的大米,因港湾航道的淤浅而导致转口饶平柘林卸载,以往靠过洋红头船发迹生辉的樟林埠,此后海运、商机逐年失色,一蹶不振,而被航运先进、商贸中兴、异军突起的汕头埠逐渐取而代之。咸丰年代以前的汕头称沙汕头,伊始仅是一个荒僻的小渔村,尚隶属澄海的浦巡检司管辖,经过二次鸦片战争的经济侵略,早已对我国觊觎无厌的外国列强,此时更乘机把魔爪伸到潮汕,掳掠“咕哩”的外国轮船从福建相继转泊到南澳、妈屿,将在潮汕地区诱掠的劳工从汕头大肆往东南亚殖民地贩运。由于来汕集结经商、过洋,人口渐增,原来在浦市的市场也转到厦岭再改迁沙汕头,驱使沙汕头这个以浦大场村渔民为主体的渔村(大抵聚居在今老妈宫一带)也逐渐迁徙到原先渔船讨海出入补给淡水、临时避风停泊的“中途岛”———放鸡山(妈屿岛)。1854年创设的漳潮会馆标志着沙汕头已进入经济初盛期(但由于受到新兴的汕头与香港、东南亚间国际贸易的冲击以及会馆内漳州、潮州两派的内部因素而好景不长,漳潮会馆日渐衰退),继1858年《天津条约》、1860年《北京条约》签订后,1861年沙汕头终成为通商口岸,改称汕头埠,继而列强的领事馆、洋行更是接踵而至,1866年英国的查甸汽船公司、德忌士汽船公司始辟香港———汕头航线,而到了1867年(咸丰十七年),朝庭行政机关———惠潮嘉兵备道行署和(潮属)六邑会馆的设立,则更是突显汕头埠已迈进经济极盛的年代。同年新加坡———曼谷———香港通邮,仅1870年一年间,外轮来汕竟达525艘次。西方列强更加强化了对潮汕政治的干预、经济的侵略和资源的掠夺。在《潮海关史料汇编》(表十)中,1869年由汕头埠乘洋轮过番者已达20,824人之巨,且在此后的大半个世纪中逐年均呈增长之势,1869—1879年共289,045人;而发展到二十世纪的第一个10年,每年出洋者更是达到10万之数,据《澄海县志》载,清末的汕头埠,人口仅3万人上下而已,这是后话④。
 
   出自福建的专家学者笔下的描述也佐证吻合了黄松亭当时在汕头创设“森峰批馆”的年代:1876年12月11日起,英国当局在新加坡正式开设一华人小邮政局,专为民信局收寄银信。当时的华人小邮政局只收寄厦门和汕头两个地区,至1889年才增加收寄广州、诏安等地的银信。华人小邮政局的开设对民信局和华侨寄信起了一个促进作用,后转入邮政总局⑤。19世纪70年代以后,由于帝国主义经济的入侵,外轮往来日繁,洋行客邮非外商银行相继设立,新马殖民地政府还设立“华人小邮局”垄断民信业务,当地水客带信方式不得不改为总包邮寄国内,加上华侨经济状况也有了发展,华侨汇款显著增加,水客经营方式已开始不能适应新情况发展的要求⑥。
 
   在《1882—1891年潮海关十年报告》中,英国人专对于侨汇一事是这样描述的:“汕头信局[当时洋海关对批馆的称法]主要与商人、出口移民和海峡地区定居者等打交道。……唯一值得一提的特点是,他们经常传送数目可观的汇款———绝大部分是出境移民(在国外)的收益。”⑦同时在这份报告中还首次罗列出了当年汕头12家信局[批局]的名称。这段记录对于印证黄松亭当时在汕头创设“森峰批馆”的年代也是不无裨益的。晚清时期的汕头埠刚起步就吞吐了数量可观的侨批,相信在这个时期“森峰批馆”创设于汕头后不久也同样取得可观的经济效益,因为侨批业者看到有利可图,也随形势所趋,以后在汕头埠批局的创生如雨后春笋,这种特殊的侨汇现象的旺势方兴未艾。这就是外国人的心目中值得在历史性的报告中记载的缘故。
 
   小公园附近,在当年除了老妈宫、烟墩之外,对面是清代绿营兵的兵营和新(海)关,紧挨着几条狭小的巷陌,诸如行街、以及沿当年海岸线平行的打石街、打锡街、打索街等,顾名思义:行———商贸行;打石———凿刻碑、匾及石狮、石柱、门斗、窗斗、井圈、石级、石臼等建材;打锡———制作拜祭用的南金(钱纸、“银锭”)、祭器、茶罐、酒具、边炉、文具盒等内外销工艺制品;打索———编结船用的缆绳、还有出口的土糖、瓷器、南金等包装捆扎及担挑用的麻绳。这连接成一条龙的、遍设小码头的专业街,再沿海平路和杉行林立之杉排路(其北侧便是停靠来自韩江上游杉排的风围墙内),当年尚临海滨朝西望海的新妈宫(清末重建、今永平路小学)、五福路,形成咸丰昔期包围汕头西片的海岸线,为我们勾勒出了刚崛起的港口城市———外贸蒸蒸日上的汕头埠明晰的轮廓。
 
   继海关、招商局、德记洋行填地之后,汕头埠陆地继续大举扩充,在18世纪70年代,又有军门方耀及富豪辛廷壁等人引进外国(一说为租用德记洋行原先在汕填地所用的)挖掘机械疏浚韩江及其出海口———乌桥溪,回填金山街片区海滩地和乌桥片区的同济地,一举多得。无庸置疑,市区大规模的扩容向我们展示出的不单只是当年的雄厚经济实力,而更是为汕头的持续发展创造条件、打下基础,也可以说潮汕的子民是西方工业革命传播到中国的直接受益者,也是晚清洋务派(曾国藩、李鸿章等人)提倡的洋务运动中于国内各城市开放居首的佼佼者。
 
   而位于汕头市老市区东至民族路、西至同平路、南至升平路、北至韩堤路,以福合埕(老市)为中心的这块被前辈人称之为“地心”、区区不足半平方公里弹丸之地,自从清代直到民国初年,竟然容纳了9座祠堂,幸运的是,今天我们这一代还能目睹到仅存的徐厝祠———飘香小食店,这9座祠堂表明了曾经有过多少不同姓氏的外地人扎根于汕头或出洋经商,参与了汕头的开发,发了财、传了代。在早期的汕头埠,住宅普遍还是比较简陋的,而祠堂,虽说是为“光宗耀祖”而建,实际也是地位、门第炫耀的标志,其规模和数量就当时而论,可说是非同凡响了。汕头埠当年的繁荣,于此也可见一斑。
 
   黄松亭在汕创设批馆,应该认为是在这个年代才较合时宜。因为这些都自然是与侨批分不开的,也自然是离不开成千上万位黄松亭式的敢为人先、自强不息的拓业者的汗马之功,他们都是营造整个社会的一份子,默默无闻的辛劳换来了汕头的崛起。有人说过:汕头埠是一封封番批叠起来的,此话不假,须知海内有一个潮汕,海外也有一个潮汕,海内外侨胞拳拳之心、于家乡的建树众目共睹。经过诸贤的发掘抢救,目前已被收藏的侨批就有10万封以上,那么又有谁能说得出迄今散落在民间未被收藏的侨批还有多少呢?而华侨这百多年来由海外汇入内地的侨批批文因年代久远、天灾人祸灭失的又有多少呢?一封侨批就算一笔款,别说至少可养活一家子,少说也可以购买一斗米、一条杉,在有着百多年侨批史的潮汕地区,偌大侨汇难道垒不成一个汕头吗?由此可见,当时的侨批在潮汕经济总收入中所占的份量是举足轻重的。
 
   可见,平素敢为人先、勇于标新立异的黄松亭,此时意识到原来设在内地的大多仅是服务于周边乡镇邻里的小规模信用批馆(早期尚称为庄、栈),到此时只能退居乙种批局的地位,而崛起的汕头埠已具备有开始创设再提高一个层次的侨批馆来中转接驳东南亚侨批、并扩大规模辐射向内地设立分号及派送的优越条件。而另寻求新的信用模式到异地(汕头埠)创建甲种批馆,作为侨批的中转枢纽,还须有为实叻“致成栈”筹办国货、土特产的兼营商务活动,需要多大的勇气、毅力和时间?可以肯定,顺应天时、地利、人和———这就是黄松亭在开埠后踏上新的台阶到汕头埠成功地创设“森峰批馆”的根本理念。黄松亭终于奏响了侨批史交响曲第二乐章的引子。黄松亭在开埠后到汕头埠创设“森峰批馆”年代的界定,准确地还原当年的汕头历史面目,这是责任感的驱使,遗憾的是只因年代久远,事过境迁,当年的批馆纵留有蛛丝马迹,到今天也已荡然无存。综上所述,本人认为黄松亭受族亲黄继英的委托在汕头埠创设“森峰批馆”的年代应当是在1875年前后几年之间比较恰当。
 
   注释:
 
   ①:见《揭阳工商经济史料专辑(上)》1991年揭阳县政协文史编辑部编印
 
   ②:许钰、许直合著《星洲银行调查表》———见《新加坡工商业全貌》第46页(民国三十六年十一月一日):四海通银行实收资本———200万元,成立年份为1907年……
 
   ③:洪林著《泰国侨批与银信局刍议》———见《潮学研究》第11辑,第172页,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韩山师范学院编
 
   ④:《澄海县志》第30页———民国二年……是年,全县人口439,335人,其中汕头埠36851人。
 
   ⑤:《厦门文史资料》第五辑1983年12月
 
   ⑥:《福建省侨汇业社会主义改造历史资料(1949—1958)(初稿)》见《泉州侨批业史料》第5页泉州分行行史编委会编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4年出版
 
   ⑦:《1882—1891年潮海关十年报告》———见《潮海关资料汇编》第20页(1988年11月译编)
 

作者: 
江宁
来源: 
潮人在线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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