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州词源再续考

    “三阳志”
 
   宋修《三阳志》,是潮州古代志书中内容相对赅博、体例相对完备而又成书较早的古志。原志已佚,今有辑本两种:张国淦宋三阳志大典辑本十余条;陈香白宋、元三阳志大典等辑本约二百条。宋代以前也有见诸载籍之潮州古志,然多亡佚,虽存吉光片羽,却也难窥全豹。
 
   有学者旁征博引,认定宋无《三阳志》,唯元有之。然智者之失,失在只重旁证,且泥于片言只语;忽略了最为重要之本证。若能细读《永乐大典》所引《三阳志》内文,宋元皆有《三阳志》的问题便可迎刃而解。如《三阳志·州县总叙》,详列历代州县沿革,起自《禹贡》,止于“绍兴十一年(1141)”“有三阳之称”。《三阳志·桥道》叙康济桥(广济桥前身)沿革,始于乾道七年(1171),止于咸淳三年(1267)。皆不涉“元”事(而元修《三阳志》必涉元事)。足证此《三阳志》乃修于宋代者。否则,元修《三阳志》,岂有不记本朝史事之理。再者,《永乐大典》及其它志书所录《三阳志》条文,无论详简,均未及明代史事。可见明朝实未修《三阳志》。明朝所修志乃《图经志》,此事毋庸置疑。《永乐大典·卷5343·官制》载:“国朝置《图经志》。”同卷“建置沿革”条载:“本朝洪武二年改(潮州)为府。《图经志》:‘晋成帝时,属东官郡……圣朝(注意:“圣”字抬头)洪武二年改为潮州府,领县四,曰海阳、潮阳、揭阳、程乡。’”此皆明代修《图经志》铁证。若云“至于宋人之‘潮州志书’应即是《图经志》”,诚属“误解而导致不确之判断”。
 
   有学者指出:“作为文献学者,对于史源认识须掌握确切材料,方不至于误解而导致不确之判断。”此论极为精当,既可警人,更应自警。
 
   “员水”
 
   “员水”即今韩江。《水经注·卷三十七》载:“员水又东南一千五百里入南海,东历揭阳县而注于海也。”《水经注通检》云:“员水,今韩江。”是知南北朝之前,韩江称“员水”。
 
   其后江名屡易,兹罗列雅号如次:
 
   恶溪:见韩愈《祭鳄鱼文》:“以羊一猪一投恶溪之潭水,以与鳄鱼食。”
 
   鳄溪:嘉靖《潮州府志·地理志》载:“韩江,江即鳄溪。”
 
   意溪:顺治《潮州府志·韩江小记》载:“鳄溪一名恶溪,亦名意溪。”
 
   凤水:林大春《潮州府凤凰台记》载:“韩江一曰凤水;凤水者,凤溪之水所出也。”
 
   恶溪水:黄裳《新定九域志·古迹》“潮州”条下有“恶溪水”。
 
   凤凰溪:《增补事类统编·地舆部·潮州府》载:“凤水在府城北,一名凤凰溪。”
 
   溢溪:光绪《海阳县志·杂录》载:“意溪,即溢溪,见梁梦剑《修东厢堤记》。”
 
   湘江:林大川《韩江记·卷二》载:“湘江即韩江,以湘子得名。”
 
   蔡家围:郑昌时《韩江闻见录·卷九》载:“鳄溪俗呼蔡家围。”
 
   韩江:嘉靖《潮州府志·地理志》载:“韩江:在城东。……昔鳄为民害。唐韩愈作文驱之。州人德韩,故以(韩)名江。”
 
   “康济桥”
 
   康济桥,是“广济桥”(俗称湘子桥)的前身,始建于宋代。
 
   《永乐大典》引宋代《三阳志》载:乾道七年(1171年),潮州太守曾汪亲自督造大船八十六只,又在江心筑石墩一座,用大绳拴住所有船只,架舟为梁。经过三个月的努力,一座横跨东西两岸的浮桥终于出现。曾汪亲为命名“康济桥”,并撰《康济桥记》云:“金山崒嵂    ,俯瞰洪流。悍鳄曩时吝以为居。自昌黎刺史咄嗟之后,一害去矣。江势蜿蜒,飙横浪激,时多覆溺之患。循抵中流,势若微杀。往来冠屦,踵蹑肩摩,轻舸短楫,过者寒心。佥欲编画鹢而虹之,几阅星霜,未遑斯举。适时与事会,龟谋协从,一倡而应之者如响。江面一千八百尺,中磻石洲,广五十尺,而长如之,复加锐焉。为舟八十有六,亘以为梁。昔日风波险阻之地,今化为康庄矣!偿资钱二十万。户椽洪杞、通仕王汲式司其事,从人欲也。乾道七年六月己酉始经之,落成于九月庚辰。是日也,霜降水收,为之合乐,以宴宾僚。坦履之始,人胥怿云。郡守长乐曾汪书。”
 
   康济桥乃广济桥之滥觞;文中“今化为康庄矣”或乃康济桥命名之意。《康济桥记》是广济桥的第一篇重要文献。
 
   “大成乐”
 
   宋代,潮州考中进士者不少。这些人都普遍提倡琴瑟,重视音乐教育,并主张用它来加强对百姓之治理。此即所谓“仕皆倡琴瑟,重乐以治民”。但具体情况怎样呢?《永乐大典》引宋代《三阳志·学校》载述,恰好为我们保存了有关宣圣庙“大成乐”的史料,足可反映出潮州音乐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
 
   嘉定十四年(1221年),代理郡守的教授谢明之,主持了重修宣圣庙大成殿的工程。宣圣庙是供奉孔子的;按惯例,每年逢阴历二月和八月的上旬丁日,便要举行祭祀孔子的典礼,叫做“丁祭”。重修大成殿,便是为了举行“丁祭”的需要。“丁祭”时,还要配奏一套完整的“大成乐”。
 
   北宋末年,由于战火的影响,奏“大成乐”的设备和乐器几乎全部毁坏。为恢复旧制,教官林霆作了很大的努力。稍得闲暇,他便领着诸生练唱演习。到了“丁祭”日,他便命士子执器登歌:迎神、送神时,奏《凝安》、《宁安》曲;奠币(献祭祀礼物)时,奏《明安》曲;酌献(设乐供神)时,奏《成安》曲,《成安》曲有三首,名同而曲异,必须全部奏出;升殿、降殿时,都奏《同安》曲;第二次献爵称“亚献”,亚献过程及终结时,都奏《文安》曲。所用的乐器,有编钟、编磬,琴自一弦至九弦的共十张,还有笙、排箫等,阵容颇为壮观。宋《三阳志》说:这样的设备、水平和阵容,是其它州郡所没有的,为“潮学”的发展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潮州大成乐是在宋徽宗政和年间(1111年——1118年)颁降的。为了对孔子表示钦敬,连奏乐的人也要经过严格的挑选,一律由精通此行的士子负责,还郑重其事地将有关礼制刻在“原道堂”西边的梁上。到了淳熙间,太守朱江开始改由乐工负责演奏。宝祐六年(1258年),精通音律的太守林光世再次校订大成乐。并命郡博士赵崇郛带领诸生读习,裁退全部乐工。林光世还为学校置田,利用每年的租税收入来补助司乐的生员。乐队训练成功后,林光世多次亲临指导,使司乐士子不断提高演奏水平。每逢丁祭之日,他们“冠佩济济,雅颂洋洋,高下疾徐,抑扬中度”。乐风因此大盛。
 
   应该说,宋代《三阳志》对大成乐的记述,是迄今为止最称完整、最先见诸载籍的重要文献。从中透露出古代潮州琴事活动的新鲜信息。当然,早在唐元和年间,韩愈贬潮,曾作《琴操》十首。清初著名学者、治学长于考订之何焯《义门读书记》评曰:“刘向《别录》云:‘君子因琴雅之适,故从容以致思焉。其道闭塞悲愁,而作者名其曲曰操。’言遇灾害不失其操也。十篇皆得不失其操本意。”谢榛《四溟诗话·卷二》也评云:“韩昌黎《琴操》虽古,涉于摹拟。”可见韩愈《琴操》乃摹拟“操”体的感怀之作,未涉潮州古琴活动具象。是以不宜作为唐代潮州古琴活动的证据。
 
   附带提及,有业内人士在谈潮州音乐时,认为“潮州佛乐”也叫“庙堂乐”。什么是“庙”?“庙”指(1)供祀祖宗的屋舍;(2)供祀神佛的屋舍;(3)皇宫的前殿、朝堂;(4)庙号的略称;(5)结构完整的成套大屋;(6)木主、神主;(7)停放灵柩的宫室;(8)祭祖、祭祀;(9)宝塔;(10)庙市。什么是“庙堂”?庙堂即家庙明堂;古代帝王遇大事,往往告于宗庙,议于明堂。故也以“庙堂”指朝庭(范仲淹《岳阳楼记》“居庙堂之高”句即是)。庙堂也指太庙的殿堂,或指庙宇。释慧源大和尚《潮州佛乐(声乐)概述》有句:“潮州佛乐(时称庙堂乐)……参加汕头、广州各地会演。”其后行文,均标“潮州佛乐”,从未使用“庙堂乐”一词。可知夹注号内之“时称庙堂乐”句,意在表明“庙堂乐”实非规范称谓,不宜提倡。《佛乐之简史》篇,也不见有“庙堂乐”的叫法。遍查《佛教大辞典》,同样无“庙堂乐”条。
 
   综观“潮州佛乐”这一概念,地域性极强,颇能统括本地佛乐的特质。而“庙堂乐”一词,相对于乐事而言,含义空泛散漫。苟无论从潮州佛乐之分类、性质、功能等方面看,还是从“庙堂”的诸多含义分析,两者均无丝毫对口之处。若将其勉强撮合,只会模糊概念,引发歧义,从而产生误导,令人困惑不解。
 
   显然,用“庙堂乐”称“潮州佛乐”,实欠妥当。
 
 

作者: 
陈香白
来源: 
潮州日报数字版(2009.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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