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汕先民初考

    潮汕一带见于史籍记载,虽最早仅能溯及秦皇之遣戍揭岭,但据考古发现和对古籍分析,潮汕也有极其悠久的历史。
    
   从南蛮到百越
    
   春秋战国以前,人们几乎都用“蛮”字来概称南方的远古居民。《礼记》就有“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意为刻画额肌,足趾相交)”的记载。“蛮”字古时写作“”,并不从虫,也并无褒贬之义。后来加入“虫”部,则是寓有南人事奉龙蛇类为图腾之意。南蛮的势力范围很广,部属繁多。长江流域直至越南北部都是南蛮各个部族的活动范围,潮汕地区也不例外。据《通志》所载,除防风氏外,夏、商的诸侯,没有一个是在江南的。周朝势力较为南展,但也只达到长江流域。而且,楚、吴、越等诸侯国也只不过是给周天子一个宗主权,其属下人民仍都是南蛮人。
   春秋后期,由于勾践灭吴,振兴越国,称霸江东,为属于南蛮的越族人带来了极高的威望,因而南蛮人开始被统称为"越。
   勾践去世后的百余年,楚威王兴兵伐越,大败越国,尽取吴越之地,“越以此散”。于是越人大量流散到南方,直至翻越五岭,与原来已在南方的蛮越人汇合。这些散居在大江以南的诸越族,究竟有多少支裔,尚不能确断。自战国开始,史籍则统称为“百越”(或曰“百粤”)。由于南来的和原有的部族之间不断相互侵吞,使零散的小部族日益减少,所以后来史籍主要仅记载了东越、闽越、南越、西越、骆越等几个大支族。
   《舆地广记》称春秋时潮州为七闽地。《十道志》和《寰宇记》等书也都说潮州古为闽越地。但从南越拥有整个岭南地区来看,潮州又应属南越。秦汉时代的南越国还有揭阳令史定。实际上,潮州远处东南海隅,是中央宗主国所难控制的闽、粤“边区”,实难明断其统属。但无论如何,春秋战国时潮地为越人所居住,这却是可以肯定的。
   据考古学家的分析,古越族有两种类型的文化遗址。一是长江中下游的稻作文化。它显然有别于黄河流域以栽种粟、黍作物为主的中原文化遗址。二是东南沿海的“贝丘(或称贝冢)”和“沙丘”文化。它表明这一带的古越族主要从事渔猎和捕捞。潮安陈桥、池湖、梅林湖和澄海苏南内底等地都发现过贝丘遗址,从其出土工具与动物残骸,均可证当年潮地先民的生活资源主要取自海生动物。联系到潮州的海陆形势,唐代,潮水还时或直达潮州城下。贾岛《寄韩潮州愈》诗中就有“海浸城根老树秋”之句。可见如今的内陆地带,4000年前尚处在大海之滨。无疑当年的潮地正是古越族从事渔猎和捕捞之所。 
   另一方面,具有本地特色的大量青铜器的出土,说明整个广东地区的古越族,至迟在春秋战国之交就已有铸铜业。而饶平浮滨墓葬出土的一件青铜戈,有关专家已初步鉴定其年代为晚商至周初,是迄今全省发现的最早的青铜器,且具有地方特征,显非中原或长江流域所传入。据报道,不久前揭阳云路出土的铜剑、铜鼎,经鉴别,也都具有吴越文化特征。
   总之,无论是从史籍上的考证,还是从考古上的发现,都足证潮地的远古居民,当为越族。
    
   古越族的习俗及其消亡
    
   越族或百越族都只是一种泛称。实际上越人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民族。但也必须看到,越族各个支裔又是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庞大的人类共同体。他们有着共同的族称——越或粤。甲骨文中已有“戊”字,据考,戊当指越人,也有认为是指越人所制造的兵器,通钺;有一定的分布地域——从长江直至越南北部;很可能已有较为共通的语言;善于种植水稻或习于水上生活。特别是具有许多相似的生活习俗和考古上发现的文化特征。如断发文身、喜用铜鼓、善用舟船、居住“干栏”、流行二次葬、悬棺葬和拔牙风俗;出土文物常见有肩石器,有段石器、石铲,石钺,几何印纹陶器等等。其中尤以断发文身最具广泛性,也最具特色。几乎所有的百越人,特别是东南沿海一带的百越人都崇尚此俗。
   所谓断发文身,就是剃光头发,刻画整个身躯。我国古籍屡谈及此,那是对中原华夏族的束发笄冠而言的。这种习俗,原是处在江湖海滨,多以捕鱼为生的百越人,在谋生中祈求避免蛟龙(当指鳄类)侵害的一种做法。《淮南子》说:“九嶷之南,陆事寡而水事众,于是民人被(应解为剪)发文身,以象鳞虫。”《史记》的注释者应邵说得更清楚:越人“常在水中,故断其发,文其身,以象龙子,故不见加害”。后来由此逐渐生发了对鳞虫类的图腾崇拜,才使断发文身带上神秘色彩。过去潮汕到处有青龙庙,所祀皆为蛇神,人们称之为龙,拜蛇之风甚古。吴震方《岭南杂记》上载:“潮州有蛇神,其像冠冕南面,尊曰游天大帝。龛中皆蛇也,欲见之,庙祝必致辞而后出,盘旋鼎俎间,或倒悬梁椽上,或以竹竿承之,蜿蜒纠结,不怖人亦不螫人,长三尺许,苍翠可爱。"这正是断发文身所生发的对龙、蛇的图腾崇拜。
   二次葬,也称迁葬、洗骨葬,这是古越族特有的葬俗。《墨子·节葬下》就有“楚之南,有啖人国者,其亲戚死,朽其肉而弃之,然后埋其骨”的记载。这里楚之南,就是指南越。在考古上,广东此类发现不少。潮安陈桥的贝丘遗址,发现过大量的染成红色的人骨。可证潮地的越族人也流行二次葬风俗。
   越人富有反抗精神,这在《史记》、《淮南子》、《后汉书》等古籍中均有所述。如《淮南子》在记载秦军南侵时,说越人都撤至山林之中,“与禽兽处,莫肯为秦虏”,并推选“桀骏”者为将,发动夜攻,大败秦军,“杀尉屠睢,伏尸流血数十万”。描述得极为生动。
   但是,不管越人如何勇敢善战,却终究抵挡不住比之远为先进的秦汉大军。秦朝在尉屠睢被杀之第二年(公元前 214年),又派赵佗率领充军罪人遣戍越地。自此约100多年的时间里,汉族军队和随军家属一齐进入岭南地区,渐渐“与越人杂处”。史禄(或称监禄)正是在那个时候为大军凿渠运粮,后“留家揭岭”,成为有史所载的汉人移居潮地的首创者。西汉元鼎年间,伏波将军路博德率大军征讨南越,使百越人中的南越支裔,随着东越、闽越之后也灭亡了。由于不断汉化的结果,百越人的各个部族大多逐渐融合到统一的中华民族之中。此后,除三国时的“山越”,以及隋文帝开皇十年(公元590年)尚有“巡抚岭南,百越皆伏”等偶尔的记载外,“越”字基本在史籍中消失,未被汉化的百越人遗裔,又重新被统称为“南蛮”。
    
   畲族并非潮汕土著
    
   秦汉以后,越人虽大多为汉族所同化,但被统称为南蛮的百越遗裔,仍然是部族繁多,遍布整个南中国。《古今图书集成·边裔典》说,自巴蜀以东,数千里溪峒,有仡、伶、僚、瑶、壮之类,“凡数十种,皆所谓蛮也”。在这繁多的蛮族部族中,究竟哪一支是潮汕地区的远古居民呢?
   这个问题,向来有一种说法,就是视畲族为潮汕地区的原始居民,称之为潮汕“土著”。其实,畲族定居于潮汕,历史固然悠久,但却并不是潮汕最远古的先民。据现代学者考证,畲族是在唐初才开始迁入广东的。对其渊源概括起来,有两种说法。一说潮汕畲族的远源为汉晋时代的“五溪蛮”。所谓五溪,就是湖南武陵的雄溪、樠溪、西溪、沅溪和辰溪。五溪蛮也称“武陵蛮夷”。五溪蛮为东汉伏波将军马援所败,逐渐南徙,部分迁至五岭东端,成为瑶族祖先。南宋范成大在《桂海虞衡志》中说:“瑶本五溪盘瓠(即槃瓠,相传为南蛮始祖)之后。”明代邝露的《赤雅》也说:“瑶名輋(同畲)客,古八蛮之种,五溪之南,穷极岭海……”这就是说,畲为瑶之一支,瑶为五溪蛮之后裔。唐初,潮、泉一带有雷姓、蓝姓畲民,时与其他越族支裔一样,都被统称为“蛮僚”。此后,畲族逐渐从潮州往福建山区迁移,大约在明初开始进入浙江。所以,福建和浙江南部畲民多自称其远祖出自潮安凤凰山。
   另一说畲民源于会稽(郡治在今苏州)越族。西汉平定诸越的叛乱,尽迁东越人和闽越人往江淮地区。越人之不服者逃匿于深山,三国时称为山越,散居于江、浙、赣、闽一带的山区。山越曾成为东吴国的心腹之患。《三国志》的作者陈寿曾议论说;“山越好为叛乱,难安易动,是以孙权不遑外御,卑词魏氏。”认为东吴不得不对曹魏政权低声下气,正是由于山越作乱之故。隋唐时,山越沿变为瑶,唐初逐渐南迁,入粤抵潮。故此,《狗皇歌》有句:“蓝雷之姓好结亲,同是南京一路人。”
   上述两种说法,迁徙路线殊异,而又各有所据,尚难断定是非。但有两点却是一致的,一是畲族入潮最早仅能追溯至唐朝初年;二是畲族是瑶族的一支,故也称“畲瑶”。王守仁 (即王阳明)《平头碑》就有“畲瑶既殄”之说。此外,也有认为潮州畲族是韩江流域的古越土著与江西蛮族接触融合而形成的新族;还有的将畲族入潮的历史推溯至4000年前的周公分封诸侯国,但都只能说是推断之论。
   潮汕畲族分布曾十分广泛。据载,直至明,清年间,潮安、揭阳、饶平、澄海、惠来等地都有畲户。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说过:“潮州有山輋(即畲),其种二,曰平鬓,曰崎鬃,其姓有三,曰盘、曰蓝、曰雷。”地方史籍也有“澄海有輋户,揭阳有山輋”等等记载。但至近代,除凤凰山区的畲族仍保持着若干部族色彩外,其余地区的都已为汉族所同化,其蛛丝马迹已不复见。
    
   畲民的风习及其斗争 
    
   畲民最为人称异的风习是祀狗之俗。他们与瑶族一样,都认槃瓠(传说中高辛氏之犬)是他们的始祖而加以崇拜。这在浙、闽、粤各省均相同。其俗每年除夕祭祖,悬挂狗皇像,子孙罗拜。主祭者手足着地跨过祭床。不少地方的畲民除夕还要举家席地而食。这种习俗曾被视为大忌,讳而不言。其实大可不必。因为这只不过是一种图腾崇拜。畲民自己根本就不回避这种现象。考诸史籍,几乎每个民族都崇拜过一种动物,以至于一种生物或无生物。这就如同回族之祀猪,羌族之祀羊等等。文化的落后、住地的偏远,使潮汕畲族一直流传着《狗皇歌》之类的传说,那当然纯属杜撰虚传,荒诞不经。
   畲族人民向来勤劳勇敢。他们在潮仙定居后,千百年来一直坚持在深山峻岭中生活,在“刀耕火种”的生产条件下,开发山区,与自然界进行了艰苦的斗争。顾炎武说他们“依山而居,采猎而食,不冠不履,三姓自为婚姻,病疫则并焚其室庐而徙居”。清代学者屈大均也在《广东新语》中说:“澄海山中有輋户,其人耕无犁锄,率以刀治土,种五谷,曰刀耕;燔林木,使灰入土,土暖而蛇虫死,以为肥,曰火耨。”
   在与自然界进行艰苦斗争的同时,畲族人民也与各族统治者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早在唐初,高宗总章二年,泉、潮的畲民就在苗自成、雷万兴等的率领下,揭竿“啸乱”,攻陷城邑,迫使唐朝派陈政统率将领123员南下镇压;但因“众寡不敌”,朝廷不得不再敕令陈政之兄陈敏、陈敷带领军校58姓南援。由于畲民的慓悍善斗,陈政终为所杀。后来,畲民的起义虽为陈政之子陈元光所镇压,但至唐睿宗年间,苗、雷的后代再次聚众造反,元光终于被蓝奉高“刃伤”而死。此后,唐德宗兴元年间蓝老鸱又攻陷揭阳。其斗争真可谓此伏彼起。
   南宋末年,元兵大举南下,战火一直蔓延到了东南沿海。张世杰到潮州一带招集义军。就在这个国家危亡的严重时刻,“潮州畲妇”许夫人当即应时而出,“倡率诸峒(据现代人考证,峒不是山洞,而是村、寨)畲户应命”,为保卫乡邦,揭起了畲家军的义旗。景炎二年(公元1277年)七月,张世杰从潮州出兵围攻泉州,讨伐蒲寿庚,许夫人即率领“诸峒畲军”,会集了所谓“汀漳诸路剧盗”陈遂的军队,北伐泉州,顿使宋军“兵势稍振”。只可惜宋军屡败之后,斗志不高,围城数月,终不能下。九月,元朝“元帅唆都,将兵援泉”。宋军就不得不解围而去。张世杰从海上撤到浅湾(即香港荃湾,详许地山《香港、九龙租借地史探略》)。许夫人也率畲家军退守饶平。
   不久,元朝另一元帅刘深率军进攻浅湾。许夫人闻讯,再次挥师出征,想从海上援救浅湾的宋军。她这种见义勇为、丝毫不为危局所动的精神,确是难能可贵。据《潮州志·兵防志》所载,她又一次“会陈吊眼(即陈遂)之师,出黄冈”,与元兵大战于东洋屯(一名百丈埔,即今之浮山)。这一役,许夫人亲率畲军,驰骋沙场,披甲血战,终于以身殉国。正如《兵防志》上所云:“许夫人战处,烈血所涂,足使土壤增光。”她不愧为畲族的巾帼英雄。
   在长期的共同斗争中,畲族人民已逐渐为汉族所同化。据现代学者在60年代对潮安凤南公社碗窖畲族的调查;“该地的畲族同胞,在生活及生产习惯上已与潮州的汉族人民没有什么大的差异,只在语言上才有所分别。”在碗窖千多畲民中,“成年人大都能讲潮州话,在本民族内部交际用畲话,对外则用潮州话。”而且作为民族语言的畲话,也已“很接近汉语的潮州方言。” 
    
    “粤东主人”——俚人
    
   畲民既非潮州土著,作为畲民近源的瑶民,也非粤省土著。40年代出版的《粤江流域人民史》(徐松石著)指出;“古代两粤大河流域的土著都是壮人。只有粤省的极东部分,今日潮汕地方,少有壮人罢了。”这话基本是对的。壮人的根据地主要在广西和广东西部,后来逐渐向东发展。到隋代,潮汕一带也已出现壮族人,但都被称为“僚”,或称“土僚”。所以壮人也不是潮汕土著,而是从粤西迁入的百越族的一支遗裔。那么,在此之前,潮汕一带的原有主人究竟是百越的哪一支裔呢?据近人考证,应是俚人。
   俚人在史籍中,一开始写作“里”。东汉直至隋唐屡见于史籍,常与僚并称。《后汉书》载建武十二年九真蛮夷张游“率种人内属”,被封为归汉“里”君;建武十六年,交趾女子征侧、征贰暴动,九真、日南、合浦蛮“里”人,群相响应。其中的“里",指的都是俚人。古代俚人分布颇广。《辞海》“俚人”条上说,古代俚人主要分布在广东西南及广西东南等地。其实,古代俚入的分布远不止此,在越南北部、中部,以及海南岛也都早有俚人定居。《异物志》上说得很清楚:“俚在广州之南,地方数千里,往往别有村,各有长帅。”而包括潮汕在内的粤东地区,也同样是古俚人的主要居住地。《粤东初民考》的作者谭其骧和《潮州志》的总编饶宗颐先生都称俚人是“粤东主人”。虽由于年代久远,秦汉年间粤东俚人的历史已难考释,但隋唐之际,俚人在粤东一直有着举足轻重的位置,这却是无可置疑的。正因为俚人早已成为粤东主人,所以与西来的僚人“固不相容”。隋唐政权也就据此而采取“以夷制夷”的策略,每每借助俚人之力“以平僚乱”。据《旧唐书》所载,仁寿初,隋朝就曾利用高凉俚峒酋豪冯盎征伐潮、成等“五州僚”,后冯盎因平僚之功被拜为汉阳太守。隋亡,冯盎返回岭南,聚众数万,占据20余州,自称总管。唐武德五年(公元622年),粤东俚帅杨世略以潮、循二州之地,与冯盎同时降唐。可见,俚族不但是粤东土著,而且直至隋末唐初,势力还相当强盛,以至整个潮梅地区还曾一度完全处在俚帅的控制之下,投隋降唐,唯俚帅之命是听。
   岭南各地俚人,在不断南下的先进的汉族文化影响下,除少数移入桂西,后被称为“徕”,至清代渐与壮人融合外,大部分逐渐被汉化。另有部分迁入海南岛,与原在岛上的俚人汇合,发展为黎族。据近人考证,汉初,在西汉大兵压境之下,南越国丞相吕嘉率族人逃入海南。这就是俚人迁入海南岛有明文记载之始。为此,《辞源》注释“俚子”一词,便说是“古代对黎族的别称”。《元和郡县志》记载高州诚敬夫人的庙碑说:隋高祖时,海南“诸俚亡叛,敕夫人招慰”。可见,隋时海南黎族尚称为“俚”。俚人被称为“黎”,约始自宋代。
   由于俚人汉化得很彻底,潮汕地区的族属,早已不可识认。不过,潮汕乡村,至今还有不少以“黎”命名的,如潮安山黎(今住畲民),饶平黎坑、普宁乌黎村、揭西山黎潭以及今属梅州的大埔黎家坪等,均应是当年的俚寨。
   丰富的出土文物的发现,充分说明古越族曾存在着相当发达的铜器文化,而其最具代表性的则莫过于铜鼓。关于铜鼓,我国历代文献多曾提及。《后汉书·马援传》就有关于马援南征,“得骆越铜鼓”的记载。对于铜鼓文化的渊源,古、今学者有不少进行过探索、论述。我国古代曾传说铜鼓为马援或诸葛亮所创制。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认为铜鼓是出自南蛮天竺国(印度)。越南人陶维美所写的《越南古代史》,对铜鼓问题作了专章论述,认为铜鼓起源于北越,其创制者就是北越的先民骆越人。西方学者,如荷兰的狄葛乐则说铜鼓是中国南部诸省的产物,绝非“别处搬运来的”。近年来,我国也有的学者认为铜鼓的首创者不一定是两广或北越的百越人,还有可能是我国西南的百濮人。尽管这个问题众说纷纭,但从两广地区大量铜鼓的出土和历代文献的记载看,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在战国,甚或更早一点的年代,两广地区的百越人,就已广泛地铸造并使用铜鼓了。而作为百越族在两广的主要支裔的俚、僚人,也无疑是铜鼓最早的铸造和使用者。裴骃的《广州记》说:“俚獠(即俚、僚的贬称)铸铜为鼓,唯高大者为贵。”《隋书·地理志》也说;“俚僚贵铜鼓,岭南二十五郡处处有之”。
   俚、僚人“铸铜为鼓”,究竟作什么用呢?《隋书·地理志》上说得很清楚“欲相攻,则鸣此鼓,到者如云。”实际上,其作用远不只用于战争。主要的还有用以报警、祭祀、驱逐猛兽、镇压“邪魔”以至于娱乐等等。屈大均《广东新语》在记载潮州畲歌时说:“农者每春时,妇子以数十计,往田插秧,一老挝大鼓,鼓声一通,群歌竟作,弥日不绝。”但据记载,俚、僚人铸铜鼓,更主要的还在于显示权势,所谓“有鼓者,号为‘都老’,群情推服”。近人考证,潮人往往尊称老年人为“大老”,正是古俚语“都老”转化来的。至今潮人称呼人还常加一“老”字,如外江老,上海老等等,这就是古代俚人的语言遗习。
   铜鼓从地下出土,这从岭南至北粤,比比皆是,而尤以两广、云、贵为最,仅广东省和广州市博物馆收藏就有数百具之多。铜鼓因何大量埋入地下呢?那是因为百越人喜爱铜鼓,甚于金玉,而在战乱之中,急于逃难,又不愿铜鼓为异族所获,因而埋入地下。历代南征军队多从广东西南部和广西东南部进军,所以出土铜鼓最多。宋朝以前,潮汕一带几乎没有遭受过较大的战乱,这也正是作为制鼓俚人居住区的潮地殊少见有铜鼓出土的原因所在。 
    
   疍家今昔 
    
   疍(音旦)家族,是闽粤又一远古居民。潮汕地区也是古代疍家族的居住地之一。“疍”本写作“蜒”。《隋书·地理志》说蜒、俚皆古先所谓百越。明确地将疍人与俚人分别开来,也指出了疍也是百越的一支。六朝至隋唐时期,“蜒”泛指南方蛮夷,并不限于水居,且也陆处。至唐朝,疍人大多散处于闽粤的滨海地带,以采珠捕鱼为生,逐渐成为水上人家。
   潮汕疍家,历史也颇悠久。《广东通志》说晋朝时,广东不服中央管辖的疍人多达5万余户,惠州、潮州一带“尤多”。到唐朝,疍人才开始向政府“计丁输粮”,明初始编入户籍,并设立里长,“岁收渔课”,属河泊所管辖。明代修《潮阳县志》的林大春说,潮阳县西南江上有叫疍户的,陆上没有室庐,不事耕凿,男女都住在船上,以捕鱼为生,早先人口颇多。其姓氏,《天下郡国利病书》和《古今图书集成》上都说,潮州疍人有麦、濮、吴、苏4姓,《饶平县志》加上何姓,《潮嘉风月记》加上顾、曾共为7姓。
   疍家族较多地保持了古代百越人的风俗。其图腾崇拜为蛇,故在龙宫神像旁画蛇以祭,自称龙种。屈大均《广东新语》说,疍人称为龙户,入水则“绣面文身”,以扮成蛟龙之子。潮汕人向来称蛇为龙,生肖属蛇的,也说是“小龙”,这与古越族祀龙、疍人祀蛇而称龙种,均不无渊源。
   疍人水居,以船为室,“浮家泛宅”,或采珠,或捕鱼,“不闇文字,不记年岁”,“衣不盖肤”,男女自行嫁娶,男未聘则于船尾停放一盆草,女则停放一盆花,以招致媒妁。婚时以蛮歌相还。这与古越族的风俗也大致相同。张士琏的《海阳志》上载:“卫所屯军,概龙丁疍户充当名数”。可见,疍民还有当兵的。明代中叶,林大春在述及潮阳疍民时也说,“近或苦于诛求,逼于盗贼,辄稍稍散去,或有弃舟楫入民间为佣保者矣。”可证疍民所事,早已非只水上作业了。
   清康熙元年(一六六二年),清廷因防人民“通海”,尽迁沿海居民。第二年,科尔坤勘查潮州近海六厅县,将潮属各县沿海疍民,全部徙入内地。到清代中叶,潮州疍家多集中到韩江中、上游。近人考悉,乾嘉年间,盛极一时的湘子桥下“六篷船”,就是疍家艇船,只不过已不是昔年的渔舟,而是名噪闽粤的“花林”。船中歌妓,也多为疍家女子。如“姿态丰艳、柔情绰约”的濮小姑、“丰姿秾粹、性情孤峻”的曾春姑、“工诗善唱”的曾九娘等等。船中渔家的景况虽不可复见,但据《西河龙户录》所载,“六篷船屋皆置盆花、盆草”,疍家遗俗,尚依稀可辨。据《韩江记》、《潮嘉风月记》和《檐曝杂记》等书的记载,当年湘子桥下,“月夕花朝,鬓影流香”,“画舫鳞接”,盛况空前。所以,《粟香二笔》将其比之珠江的紫桐横楼;《潮州志·丛谈志》更说其歌妓“不亚秦淮、珠江”,“名士题咏,骚客品花”,留传下不少风流韵事。
   自清代中叶六篷船由盛而衰之后,潮汕疍家,几乎难再觅迹。在近现代,虽有个别地方仍有疍人居留,但已是从别地迁入的。如饶平柘林海洋渔民新村的疍家,就是在清朝时从广州地区迁来的疍家后裔,至今仍操广府话。而潮地原有的疍家,或他徙,或被同化,基本已不存在。但查证潮汕各地,以疍家命名的乡村尚有不少。如潮阳的疍家宫和疍家岐、揭阳的疍家山,汕头市郊的疍家园,以及今属梅州市的丰顺疍家湾等等,我们还是可以推见当年疍家分布的大致情况的。
    
   潮人主干——“福老”
    
   在外地,如广州地区,人们常把潮汕话称为“福老”话。又由于广州话“福”与“学”谐音,故又讹传为“学老”话,说是潮语难学,要学到老。其实,“福老”一词是用来指称由闽徙潮的中原汉族后裔,以别于潮汕土著。后来,潮汕一带的少数民族渐被汉化,“福老”就逐渐被用作潮人的泛称,或者说,用作讲潮汕话的人的泛称。因此,那些住在潮、梅地区交界处,既说潮汕话,又说客家话的人就被称为“半福老”。
   潮汕“福老”人,大多是因战乱或灾荒,从中原地区逃难南来,在福建定居之后,又辗转迁入潮汕的。翻开潮属各家族谱,先世由闽入潮的比比皆是。如潮汕前七贤之一的王大宝,其先世就是唐末五代初,史称“俭约好礼”的闽王王审知。王审知的玄孙王坦由泉州迁漳浦,再迁饶平,最后定居于海阳(今潮州市,下同)。今汕头市郊区鮀浦翁氏(按:不是翁万达一系)的远祖,在元初编撰的《鮀浦翁氏族谱》上,一直追述至赐姓为翁的周昭王之子,这虽亘古难证,但所载第三十四代即已入闽,为唐代官至朝散大夫的翁轩。唐末翁轩的玄孙翁承赞做了闽王王审知的相;翁承赞之孙翁俊、翁杰,“来留于潮,俊居尖山,杰居鮀浦”,这些则已不是荒渺之词。明代的潮籍学者薛中离(名侃),其先祖薛兰,也是“闽之廉村人”,宋淳熙末年,“始迁于潮”,“卜居凤陇(今潮州市薛陇)”。其它如海阳著姓林氏,迁自泉州;澄海林氏,迁自福州;潮阳肖氏,迁自龙溪等等,均可为证。“福老”人迁自莆田的尤多,如潮阳黄氏和魏氏、惠来郑氏和方氏,海阳丘氏等等,无不迁自莆田。《翁尚书墓志铭》载,翁万达之“先世居闽之莆田,有名雄者,徙潮鮀江里之举登村”,传至万达已是第七代。可见这位明代兵部尚书的祖籍也应是福建莆田。潮州仙都林氏的族谱上也明载着明代状元林大钦的先世同样迁自福建莆田。开始“福老”人还有新族与旧族之分。旧族指迁自莆田者,新族指迁自漳、泉者。后来才逐渐混为一体,难于辨别。
   在福建定居后再辗转入潮的中原汉人,追溯渊源,主要是来自河南洛阳一带。在时间上可算始于晋朝永嘉年间(公元307~313年)的八王之乱。《闽中记》就有“永嘉之乱,中原仕族林、黄、陈、郑、罗先入闽”的记载。《福建通志》也载,永嘉末;中原丧乱,士大夫多避难入闽。今福州又称晋安,泉州又称晋江,都由晋时南迁得名。此外,隋、唐、南宋末年,也都有不少因避战乱或逃荒而源源南来的中原士民。元、明、清三代,南下的中原汉人为数更多。他们当中的部分人在福建或居数世,或短暂驻足,然后沿海岸线至海丰、惠阳、东莞,甚至直达雷州,海口。儋县天后宫,清初为福潮会馆,可见“福老”人徙居海南岛,远在明代以前。
   当然,秦、汉时中原士民已开始迁往潮地。如秦时的史禄,汉时的余善攻越士兵。但真正大量入主潮汕的中原旧族,还是此后由闽辗转入潮的“福老”人。从隋唐开始,“福老”人就越来越成为潮汕人的主干。
    
    “河老”人考异
    
   除“福老”外,潮汕汉族先民另一主干是“河老”人。
   所谓“河老”,顾炎武说是直接由河南入潮定居的“中州之民”,并说始自唐初到潮、泉一带平“蛮僚”之乱的陈政、元光父子及其所带将卒。50年代出版的潮汕《新字典》、香港广泰书局印行的《潮汕新字典》都取顾炎武的说法来注释“河老”(见“福老”条)。
   饶宗颐先生在40年代主编《潮州志》时,对“河老”人进行过一番考证,并提出了异议。他认为,“河老”的确是指直接 (即不经由福建)来自中原一带的士民,也的确始自陈政、元光父子及其将卒之入潮定居。但是,他又认为,所谓“河老”并不是“河南老”,而是“河东老”。饶宗颐的这一说法并不是没有根据的。
   据记载,陈氏当年所带将卒共有2批,首批为陈政率领的5600名府兵;第二批为陈敏、陈敷(陈政的二位兄长)所带援兵、军校共计58姓。这就成为中原的旧族继秦朝谪戍和西汉余善所带8000兵之后的又一次大规模入潮定居。所以,将陈氏及其部众视为潮地汉人先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确是没有错的。但是,陈氏及其部众主要的是河东人,而不是河南人,如陈氏本身就是河东人。河南《光州志》说元光为光州人,那是牵强之说。唐宋时,光州不属河南,而是属淮南。如果元光是光州人,为什么不称“淮老”呢?《揭阳县志》说元光“先世家颍川”,不悉何据。“先世”一词,也十分含糊。其实,早在唐朝时,林宝就在其所编的《元和姓纂》中载明:“鹰扬将军陈元光,河东人。”此后,宋朝朱翌《威惠庙记》也说:“元光,河东人。”
   那么,河东究竟是什么地方呢?就是黄河河套以东的山西省。这在《辞海》、《辞源》都有明确的解释。如《辞海》的“河东”条说:河东“战国、秦、汉时指今山西省西南部,唐以后泛指今山西省”。《潮汕新字典》等字书将“河老”人释为来自河南东部,应是对“河东”一词的曲解。
   此外,《漳州志》的陈政本传,还谈到陈政在云霄渡江时,曾指着江水说:这里的江水就如上党的江河那样清澈。潮州大巷的《陈氏族谱》也谈及陈政在唐太宗时,曾率5万精兵,攻取霍邑、临汾等地。上述上党、霍邑、临汾都属山西,足见陈氏父子与山西关系的密切,正是其为山西人的有力佐证。
   根据唐朝就近应征的府兵制,陈氏所带将卒,无疑也多为山西人。如陈政的副将许陶与元光的副将许天正父子,就是山西太原人。许氏族谱上虽有“望出汝南”之说,但温延敬已在《许申传》的注解中指出:汝南许氏自许邵、许慎之后,已无所闻,仅存唯有太原一支。又据考证,许陶之父许克华,曾助李世民征讨临汾等地。可见,至迟在许天正的祖父辈,许氏即已定居山西了。
   正由于山西人曾大量徙居闽南和潮汕一带,所以山西方言与闽南方言多有相通之处。饶宗颐先生就曾指出:潮汕的特殊声b、g二音,就是出自mb、ng,mb、ng二音仅见于山西的归化、太谷、文水、兴县、平阳等地。这也可证见陈氏及其部将主要来自山西一省。
   但这并不是说,“河老”人中绝无河南人,更不是说,入潮定居的“中州之民”也没有河南人。事实上,“福老”一系就以来自河南洛阳为多。
    
   勤俭重学的客家人
    
   客家人与潮汕人一样,都是从中原南迁的汉族人,只是由于迁徙路线相异,时间也先后不同,所以才形成两系。从迁徙路线说,潮汕人主要是由福建南部沿海岸线南移的,故也称海系;客家人则多由江西和福建西南部山区向闽粤山地散布,故也称陆系。
   在时间上,客家人入粤,也比潮汕人为迟。客家南迁,虽可追溯至晋朝义熙九年在大埔、梅县一带的5个“流人营”以及此后的唐朝开元年间在宁化发现的“避役之民”。但实际上,客家大量南迁还要迟至北宋。唐朝的《元和郡县志》在记载程乡(今兴梅一带)户口时,还没有主、客户之分。宋初的《太平寰宇记》所载户口,潮州也未有主客户之分,梅州则开始有主客户之分,但客家也仅有367户。而据《元丰九域志》所载,仅仅将近百年之后,梅州客户即已剧增至6548户,潮州客户更多达17770户。可见客家人大量进入潮梅地区,当在宋代以后,无疑比潮汕人迟了一大步。客家之称,正是由此而来。当客家人大量南迁之时,福老人早已入主潮汕多时,潮汕地区的平川沃土,以及水陆交通要塞,大多已为福老人所占据,所以姗姗来迟的客家人,不得不在潮汕纵深地带,直至整个兴梅山区的穷山僻壤之中,艰苦奋斗,开发山区,建设山村。
   客家人不但对潮汕人来说是“客”,而对于早已定居山区地带的畲族来说,也是迟来了一步的“客”。在山区,客、畲接触频繁,加以山川间阻,礼俗语言不易变化,所以自然而然地形成了自有特点的一系,而绝然迥异于本是同为中原后裔的潮汕人了。徐松石先生在《粤江流域人民史》中说:“岭南各部族都有他们的特长。潮属人民刻苦耐劳,富冒险性;客家人民勤俭重学,富团结心。”的确恰到好处地说中了潮汕人和客家人的不同特点。 
   在封建社会里,不同民族的团结相处确非易事。客家人进入粤东山区之后,一开始就碰到了素以“强悍”见称的畲民,免不了有所争斗。山区畲民以盘、雷、蓝、第、赖为巨姓,客家人视为“五姓贼人”,甚至咒诅之“番刀自斩,番火自烧”,可见仇妒之深。畲族虽一度人数很多,但终因文化远不如来自中原的“勤俭重学,富团结心”的客家人,所以终于渐为客家所汉化。至明代初年,程乡由于畲民锐减,所以已没设置畲官,而潮州尚设畲官。可见,畲民在客家山区的汉化过程要比在潮州地区快得多。
   由于长期交错转徙,客家人与潮汕人在潮梅各地互为杂处,也逐渐混同了。据解放前的统计,梅、潮一带,只有大埔纯客家县,澄海纯福老县。所谓“大埔无福,澄海无客”,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其余潮梅各县,则都有福、客杂处的情况。
    
   附注:
   据澄海蔡英豪同志的调查,澄海县程岗村,古时也是俚人的村寨。时俚人有二支,一住陇之南,即今之程岗;一住陇之东,即今之管陇村。唐代岗上小庙门联有“保俚安庶”字样,祀赵佗。以出海打鱼为生,性格大方,慨慷重义,人称为“浪俚”,以别于山俚。今潮语有“浪裂”一词,当源于此。男人喜缠腰,着短裙,后沿变为水布,现代潮汕农民尚广为应用。
 

作者: 
黄赞发
来源: 
潮人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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