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至民国潮汕货币的流通演变

    侨批业与金融业有很密切关系,过去有人把它归入邮政事业中。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开办大清邮政局后,对民信局(批局)进行管理,规定:凡有邮局之处,各民信局应向“官局”(邮局)挂号,视作“官局”的代理机构。汕头首批被列为邮政代理机构的民信局有19家(1)。但因它是从水客中演变发展起来的,他们利用地域商品价格的不同,从中经营贩运获取微利,故也有人把它列入商业之中。总之,它与各行业都有联系面,所以我曾写了一篇文章,说它是介乎金融、邮政的特殊行业———侨批业。
 
   侨批业的发生、发展也是有其规律的,它是一个从华侨中派生出来的服务性事业,有华侨才有水客———侨批业。它的主体形式,是钱随家书一起送达,侨眷收妥之后,必须给予回批,这也可说是收款收据,不管怎么样说,它都和当时的货币流通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它的盛衰变化,都是和侨居国与祖国的金融货币变化有直接关系,所以,本文着重介绍的是清代至民国潮汕地区的货币流通的变化。
 
   一
 
   潮汕清代以前的货币流通,是以纹银为本位,铜钱为辅币。但事实上,在市面流通的主要是铜钱。纹银一般是大批买卖和缴纳赋税时才用得上。
 
   清代初期,自顺治至雍正年间,朝廷鼓铸的钱,质量较高,每枚铜钱重一钱四分。雍正之钱,在潮汕地区流通较少,但它的大小也与顺治、康熙钱的大小重量、质量,不相上下。到了乾隆、嘉庆二朝,铸钱的重量,便缩小约2/10,道光、咸丰、同治三朝又再将铜钱缩小,到了光绪年间,广东省改用机器鼓铸,初铸的每枚铜钱重一钱,铜钱除重量降低外,质量也下降,光绪十五年四月二十六日广东省铸钱局决定,铸光绪通宝成色,为铜六铝四。但由于铜铅价格日高,铸铅亏损日大,当时总督李瀚章决定改为每枚重量八分,背铸满文广宝二字,但因铜价逐年增高,商人谋利,将制钱销毁作废铜出售,铸钱亏损甚巨。二十年省总督饬令铸钱局停铸,造成市面制钱减少,商品交换受到影响,群众意见很大。外国钱乘机大量流入,宽永、光中、景盛等钱流入较多,三十二年总督岑春煊感到停铸对广东生存影响很大,故决定铸有孔小钱以济急需,每枚重量3分2厘,并想以此来驱逐流入广东的日本和安南钱,然而铜钱一流散入千家万户,虽严禁商舶运入,也无法一下子收净,故光中、景盛二钱在潮汕流通至民国八年。民国十二年商贩乐收铜仙(镭),铜钱遂被拒绝流通。至此,流行千余年的钱币便宣告结束。
 
   潮汕在未行使银圆时,纹银一两可值钱1500文,当侨批银项超过纹银多少两时,批脚在按户分批时,都要带着厘秤下乡,以便秤定银两给侨户。到了有七兑银元之后,每元约找铜钱在900文至1000文之间。光绪后期,市面流通货币混乱不堪,当时因五金腾贵,红铜每斤6式(毫)、青铜3式(毫),旧铜也一斤约值铜钱500余文。而六字钱(即清初金鼓钱)一千枚约重3斤12两(旧称1斤16两),如以龙银一元买六字钱920枚,转手以货物卖出,则可获利80至120枚,故商人收到金鼓钱不愿流通花出,甚至秘密将它潜销密毁,当成铜块出卖,以谋厚利。市场上流通着,则只有薄小恶钱。到民国七、八年(1918—1919),铜薄钱重量日少,质量日低,次钱丕掺入很多,每百钱有时掺入多达二十多枚,当时民谚说:“不好钱丕百百掺?”“廿九夜钱,有孔无墘”。市面七兑一元可换钱一千五六百文,而物价也随着激涨。民国十一年(1922年)钱价跌至每元可换铜钱4000多。其作为货币流通的地位,便为新出现当十当二十的铜仙(镭)所代替了。
 
   纹银作为货币流通,是在明代以后,因我国过去产银甚少。纹银通行,初有四种。即元宝、中锭、小锞、福珠(又称滴珠)。元宝重约50两左右,作马蹄形,故也称马蹄银;中锭重为10两,内外多作秤锤形,个别也作马蹄形者;小锞则为3两至5两,像馒头形之银块;福珠又称滴珠,乃1两至3两之银锭。除此之外,还有重量不等的碎银和银条作为辅币流通。滴珠和碎银、银条与铜钱是市面小宗交易最受欢迎者。
 
   明清时期,缴纳税赋,除粮(稻谷)外,都是以银缴纳,各地银的铸造形式不同,故定以兩为单位计算。到清代后期,各省以银锭改铸为银元,但流入潮汕市面的银元,轻重不同,商家怕在收找中吃亏,故收银不离天秤、厘秤,一直到民国十四年(1925年),仍以银兩为本位,所有银元(除大洋外),无论曾否敲凿偷减等,概以直平秤得重量为准,故名九九七平(既每千兩比司马平减3兩),汕头市的六邑会馆,那里设有公平一架,商人如对银兩有争执者,可到那里以公平秤秤定为准。民国八年(1919年),大洋银流入日见增多,当时所通用银兩制度便渐归消失。
 
   银元在潮州地方行使。自乾隆以前便有不少流入,因它来自外洋,故称统洋银,初行使时各商号还是以秤略平,计出斤兩。后来又有来自墨西哥的,称为花边,来自英吉利的鬼头(称公头),《清稗类稿》说:“因当时福安康制两粤,爵嘉勇公,当地政府以公头犯公爵之讳,禁止称谓,令民间呼为番面银”。道光九年(1829年)上谕说粤之番银,有大髻、小髻、蓬头、蝙蝠、马剑等等,都是以花纹来区别说明的。在潮汕流通的银元,则分为外国流入的和本国自铸的两类。外国流入的除大洋银外,还有花边银与杂港银。花边银有两种。一称大花边,一称小花边,都是因银之边花纹大小而得名,每枚重量皆七钱二分,故买卖交收时,对这种银免过称,这种银市面流通,时有出水一两分,银的质量也较高,但流通到清朝末年,大部分被人收藏起,或转为他用,市面遂绝迹。至于杂港银,它系由西班牙、葡萄牙、菲律宾等地流入,它款式复杂,每枚重量只有六钱七分,故被人称为六七银。这种银在市面行使,不受欢迎,到民国八年(1919年)间便被消灭。
 
   我国自铸银元,始于清末光绪年间,铸的龙银,俗称光绪龙。皆元一面铸龙一条,一边铸光绪元宝四字,以有别大洋龙银。光绪龙银有重七钱者,也有重七钱二分者。重七钱的,与七兑券统一重量,故名“到重银”。当时在潮汕流通的,有吉林、奉天,湖北、湖南、福建、浙江、江苏、安徽、河南等省所铸造的。尤其以吉林、奉天铸造的最多,重量皆为七钱二分,而广东省自铸的七二银,反而较少见到。广东省铸造的银币,共有五号,一号为主币,其余皆为辅币,潮汕人称二号以下各款银币为中元、二式、一式、半式(式同毫)但中元与半式为数极少,流通不久,即在市面消失。
 
   广东铸银,原为抵制外洋银的流入,清道光时由林则徐奏请自铸银元流通,但未获准,到光绪十三年(1885年),张之洞督粤时,再陈述理由,为争夺市场,赶走外国银,每元加重至7钱3分。获得批准之后,于同年4月,请驻英公使刘瑞芬,向英国订购铸造机器,并选择广州大东门外黄华塘为铸造厂厂址。一切费用共四十六万余两,都是借自闱姓商号(赌馆),决定由藩司负责筹还。十五年(1889年)二月竣工,十六年(1890年)四月初二开铸,在洋款项下,提银十万两为铸本。所铸银币分为五种,一号库平七钱二分,配纯银九成。二号三钱六分,配纯银八成六,三号以下为二式、一式、半式,均配纯银八成二。因这些银币重量和质量都较好,受到市民欢迎,大家都觉得交收便利。当时各省铸币质量不同,重量也不统一,加上地方保护主义作梗,流通地域不通,常有某省铸币低折拒使的事情发生,如湖北所铸大小银元,汕头及各县均不流通,乡间则扣减分厘,价值大贬,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八月,报载“鄂毫每枚仅值六分六厘而已”(2)。到民国初,广东、安徽所铸的银元,在上海也被拒收或折扣外行使。币值不统一,质量无标准,给当时商品流通造成巨大困难,对潮汕侨批局分发侨批,也增加麻烦,侨眷收到侨批喜忧参半,喜的是海外亲人寄批来,忧的是收到的批款骇怕蚀水或不能行使,但一些侨批局却利用币值的变化,获得厚利。
 
   大洋,是在清朝将垮台,从外流入的银币的统称,以日本龙银,墨西哥的鸟银为最多。此外,英吉利、法兰西、秘鲁等国也有大洋流入潮汕市场,潮汕人只看其银面花纹称它什么名,如王头,王帽、箭鹰等,除个别外,一般都一律同价流通,只有鸟银(墨西哥)巨额买卖,千元被退水2元,平时零用或买卖则少人计较。
 
   二
 
   我国自铸大洋,是在民国初期。当时辛亥革命推翻清皇朝统治,销毁了大清龙纹旧模,由财政部另颁新银模鼓铸,北京铸的一面为袁世凯的侧面肖像,上冠中华民国年号,另一面铸交互嘉禾和一元字样,它与各国流入的大洋统价行使,俗称袁头银。民国三年(1914年),广东省造币厂被收归中央财政部统管,改名财政部广东造币厂。民国四年(1915年)8月23日开铸。自铸银元与外国流入大洋银一样加水行使。不久,在潮汕流通的外国大洋银,只有论重量行使,而无出水,渐被销毁转铸,以至绝迹。十七年(1928年),上海流入开国纪念币,一面铸孙文肖像,并铸中华民国开国纪念币,一面铸嘉禾二本,中有一圆二字。二十四年(1935年)间,上海又有帆船新币运来汕头,该银元一面铸一孙文肖像,一边铸扬帆船一艘,没多久因币制变化,白银被禁止流通,而失去它的货币地位。
 
   当大洋盛行期间,潮汕城市贸易交收,仍以银两为本位,市场买卖以七兑票为标准,大洋被当成辅币地位,但乡间民众不同,他们对纸币不够信任,买卖债务往来,都以大洋为主币。对外国人交易及侨批,皆用大洋,故大洋用途广阔,遂时有出水。大洋出水情况,以大洋100元,在潮汕以直秤计量为72两3钱2分,而行使值每元连出水,常在7钱5分前后。汕头的收找业商号,为定价银,设立公所,各收找商号每日到公所买卖,开盘定价。大洋出水最高年代在民国八年至十二年(1919—1923),一度每元值8钱,比七兑票多出一角。但好景不长,到民国十三年(1924年)便多被削水,每元连重量都无法保持而降至6钱前后,七兑票一元反比大洋多一角余。这都是因国际市场银价动荡,加上商人炒作的影响。但到了民国十四年(1925年),汕头废两改元为计算单位之后,就无所谓出水问题。
 
   潮汕因货币较复杂,商业交易都感到麻烦,特别是次银很多,尤以墨西哥鸟银就很难辨别,故很多地方商人举办学习班,培养辨银人才,专门为人看银,一般是看花纹、鉴色泽、听声音、称重量,看它是否是信钱、水钱、皮钱、挖补等4种次银,还要了解它是什么地方铸造、出厂年度。偶一不慎,便有受欺骗的可能,故每日因收银引起争端最多,有些收找店以示负责,便在银上加凿引以表示该银属好银,但因日久,将银凿成釜形,有些凿得太多,也被说成粗龙,须要减水,否则拒收。是时欠债款偿还,既七钱折成银元一元,政令又强行以七兑票改为大洋票,与大洋同步行使,那时大洋仅在6钱之间,收债人实受1/10损失,故对粗龙横加挑剔,银两稍有微痕即拒收,最后只好由商会明确规定每元小印在5个以下者,照本行使,争端才致平息。而对侨批派送,各批局为信誉,都力求选好大洋投放。
 
   此外,广东省造币厂还有直铸银毫子到市场行使,它有利于辅币找换,对货币流通无碍,也为民间认可,兴宁私铸的土毫子流入市场,也没有被拒收,甚至铜仙、镍币虽有流通,也没有被拣出来摒弃。铜仙(镭)一直沿用至1949年因国民政府金融贬值通货恶性膨胀,发行的钞票被人民当成废纸而拒绝行使,乡间过渡买卖零星物品不得不起用铜仙。
 
   三
 
   潮汕行使七兑票,它属信用货币,曾在潮汕被当作通货单位,此纸票被当作货币行使,是因为开埠以后,市场交易很复杂,墨西哥银、日本银、安南银等每个银币约白银7钱2分5厘,而西班牙银、葡萄牙银、菲律宾银等,每个银币则约值白银6钱7分,还有一些杂港银元,含银成色更低,交易时支付标准无定,难辨成色,增加买卖困难,有人倡议以4枚7钱2分5厘银元,加上6枚6钱7分之银元,包成一封,使每封重量7两,在市面交收支付,表明重量,进行流通,每一转手商号都在原封上面盖章,以示负责(后发展到每封50元、30元、20元不等),但因交易传递太久,封纸破裂,上面印迹太多,难以辨认,加上个别商家品德不纯,暗里抽渗次银于封里,引起争议,商场初以为便利,现反觉其繁苦。当时澄海的汇安庄、德万里、同吉等商号银庄,率先发行凭票兑银纸币,每元以7钱为准,这就是七兑票之始。
 
   以后森丰、巨源、太古、怡和等庄号,也发行纸票,面额有1元、5元、10元、100元数种,太古庄又发行每票25元一种,说合四票为100元,易于交收,森丰又发行一票2元,美其名为利于华侨批款分发。
 
   由于当时一些钱庄滥发纸币,没有限制,怕一家倒闭影响大局,故汇安庄主持人陈春波牵头请各发纸币商号商定,每日抽纸轮流值档核算换纸(兑现),如发出纸币太多,无法一时兑现,则补贴日息,以杜绝银庄贪利而滥发纸币之弊。后改为一星期换票一次。银庄行档自举行换纸票之后,七兑纸票便被人称为入会纸,没有入会的商号发行纸币则叫杂纸,银庄行档一般不予收受,它只能向其他杂行行使。民国初期,陈炳春庄入会时,一举而提出70余万元以作提换数额,表示其资金雄厚。发行七兑票同业,有条例规定,不管何时,均可提票向原庄支兑,就是半夜三更,也不能拖延,因而七兑票信用日隆,它虽属于本位制信用币,却能在市场流通中凌驾于港币、龙银之上,虽因币制复杂变化,国际银价日跌,更为有利者,因潮汕有侨汇挹注,经济地位未波及,故七兑银票值反而增高。当时汕头的商政财权,为澄海、潮阳两县商人所掌握,由他们抄作,定额7钱的七兑票反而价值超过重量7钱2分的大洋银,这是不合理的,乃由财政局下令,废兩为元,商场一切银两数务,七钱折为1银元,而以大洋银为通行本位。各银庄发行的七兑票,由商会盖印承认为大洋票,照票面银额以一大洋行使。商会在无力抗拒下,只得遵照法令履行。初时市场商民有拒收大洋银和大洋票者,因行使七兑票千元比大洋银和大洋票出水值20余元。事后,因七兑票既废,各庄之发行纸币,因保证问题,便先后自行收回。
 
   七兑票改为大洋票后,由财政局召集各界人士,通过纸币保证细则十四条,分现金、不动产及银庄五家联保3种办法,呈请由粤军总司令部核准施行。该细则规定,“各银行发行纸币,须按其额若干,准备相当现金,汕头直接交由总商会,外县交由商会妥为保管,慎择殷实银庄四家分储之”。并登报公开字号数目,还要报财政总局或县署备案。如以不动产为保证者,“须开列产业价值及坐落处所,报由总商会查勘明确,逐一登记,及函报财政总局及县署备案,并将该产业钉列木牌表明系银庄发行纸票之保证品”。还要登报声明发行纸币期间,不得私相买卖。如以5家联保者,“须由银庄五家之联保,并由总商会或商会开会通过其联保方法(即五家担保一家),须于发行纸币之前,由受担保银庄,取具各担保银庄真正保结投词总商会,查对无讹,分别登记及函报财政总局或县署备案,并将联保字号,逐一遍登汕头市报纸”。如果有谁要退保,则需登报一月,无有异议发生,方许脱离关系。如手续没有办清楚,即不准其发行纸币。“如该银庄倒闭时,对于行使市面之纸币,如有现金保证者,总商会或商会将该缴储保证金。全数提偿,其以不动产保证者,亦由总商会或商会将产业公开变卖偿还,联号保证者由担保银庄五家共同负责清偿”。对“具保证之银庄遇有倒闭,对于负欠揭借款项,应由该庄另行清理,不得在保证项下摊偿”。细则规定尚较严密,但他往往受时局制约。细则核定之后,初时各庄以为信用卓著,不需保证,觉得如失去信用,保证也不济事,互相观望。到民国十五年(1926年),陈有利庄首先赞同实行,其他商号也陆续加入,计有元荣、永成、元安、仁元、宝盛、广美、裕成、源大、鸿大、阜丰、嘉发、仁茂、炳春、鼎丰、鸿裕、成利、增裕等16家,还有收找业利通、鸿元、南侨、商业、马合丰、德合、兴合等18家参加。发行总额计500万元,纸票面上盖汕头总商会保证字样,这就是保证纸。
 
   民国十六年(1927年)中央银行汕头分行,力图推行中央纸币,但由于10多年来政局动荡,人民对政府不够信任,又遇到设于汉口的中央银行纸票停止兑现,伪盖汕头二字的字票在汕混使,商民发觉后,即宣告一律拒收。汕头分行行长张智,认为国家纸币不能流通,被私家纸币打击,非将汕头的保证纸扫除不可,遂向省行报告,提出取缔私家银庄发行纸币措施。此报告虽未实行,但直接影响商人心理,纷纷自行紧缩。当时发保证纸共80家,总额计435万6千5百元,大号如源大发行20.5万元,鸿大发行18万元,元安发行16万元,小的为仁安,只发行5000元,裕华发行8000元。到民国二十二年、二十三年(1933至1934年),汕头市场不景气,经济恐慌,商号倒闭日多,潮阳源大庄、成茂庄,澄海之智发庄、鸿发盛庄等大庄号,相继倒闭,商会紧急召开大会,提出对策,本拟向市民说明这些倒闭行家都有不动产为保证,虽暂不兑现,可保提票者没有损失。并决定由商会在保证纸上盖章暂时流通,想以此来抑制风潮,无奈倒闭接二连三,流通票在群众中信誉动摇,终不能畅行。还有人透露民国十五年(1926年)估产时,有些人徇情从宽,保证不足额,加上地价日跌,商民离心,这样一来,保证纸就被市场扬弃,造成保存纸票者吃了大亏,至此保证纸制度便宣告崩溃,是时市面上由广东省银行发行的大洋券已足保证市场交易需求了。保证纸问题拖延了很久,至1946年才由商会将各庄保证产业提出进行清理。
 
   四
 
   潮汕行使铜仙(镭),自清代后期,初也从外国流入,到制钱停铸,广东铸钱局会同善后局,以救钱荒为名,呈请总督李鸿章和抚德耆,自行仿铸铜仙,以挽回利权。于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先试铸二等铜仙,每枚当制钱10文,其成色以紫铜95分,白铅4分,点锡1分合成,重量2钱。由于铜仙行使主要主要在县城墟市小商贩中,重量沉重,一个大肚兜只要装上2元铜镭,便觉得鼓胀胀。潮汕各县有些商号为便于交易,便自行印了一些镭票在市面行使。这些私家发行镭票,票额有50仙、100仙、200仙3种,既无资金产业抵押,又未经政府部门法定许可,只凭一点小信用。故流通面不广,范围大概限于发行者经营的埠市,特别潮阳县属各墟市此风尤盛,据《潮梅现象》调查,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间,潮阳县全县即有100余家发行纸票(镭票),数额达到百余万元之多。这些纸票无人管理,自生自灭。此事直至币制统一,国家法定货币入潮汕行使之时,这些杂票才被拒收而趋绝迹。
 
   当年,潮属各县任何商号,均可擅自印行纸票,发行数量漫无限制,甚至资本不及百元的小商店,也自吹自印,发行比资本多十倍银额的纸票。民国二十年至二十四年,市场经济恐慌之际,这一类纸币不断发生挤兑,无法支付的倒闭风潮,日比日烈,人民受害无穷。于是政府下令取缔,限期商号收回销毁。至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年底才得以抑止。据《潮梅现象》记载,各县发行纸币,潮阳100余万,潮安40余万,澄海、饶平、普宁、揭阳也数十万,发行总额约共200余万元。
 
   按县份分别说明。
 
   潮安县:发行纸币的私家商号,包括有汇兑、收找、典当及杂行,共有60多家。有饶潮安、饶承安、饶川英、邢裕生、协成兴等,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邢裕生倒闭,其它庄号怕被牵引挤兑,均自动将发行纸币收回,或自行停止。后因市面金融周转不灵,一些商号又多发行临时联保辅币,据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5月间调查,发行大洋票商号尚有32家,经政府饬令收回,至7月止,共收回焚毁银号凭票39万余元,还有典当等票5万元左右。
 
   潮阳县:潮阳私家发行纸币共100余家,数目之多冠其他各县,而当年的第六区最多,贵屿、南洋、铜盂、赤寮、上练、仙村、胜利等乡,发行纸币的达83家。有的资本额只200元者,他发行的纸币至千余元。当会商议决,凡出票庄号,应有通行汕头市的货币兑现,否则一律取缔,这样一来,该区各发行纸币庄号,先后倒闭达60多家。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取缔纸监理委员会成立,潮阳县政府命令各区登记发行票仔银钱商号票额数量,要商号须具备产业保证,或由殷实商号担保,并限定时间收回,不允拖延。那时,金浦有3家,沙陇有永泰、万成等13家,棉城区7家,海门16家,溪头1家,达濠4家,玉峡8家,铜盂6家,成田4家,其它还有陈店、胜前、上厝、河浦、和平、古溪等市镇也有发行纸票者,不过为数较少,只有一两户而已,但他们发行深入各市墟,影响却不小。
 
   揭阳县:私家纸币最初发行者为松华兴批局,继之为泰记号汇兑庄,他代发暹罗合兴利批款。民国二十年以后,泰记再发行大洋银票,不久即行收回。发行镭票,在揭阳最早榕城新马路的汇通收找庄,以后继起者非常多,多想以此牟利,造成金融大紊乱。乡间墟市凭信用发行,既无产业保证,也无人家担保,河婆、新亨、埔寨、德桥等地都有摊店发镭票者,这些情况,严重影响正常法币流通,造成市场无法正常交易。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7月,广东各县市地方财政税捐规费调查团主任张资模,了解到这些情况后,呈请省财政厅下令取缔。
 
   饶平县:该县也有私发镭票商号,特别是沿海地区,民国二十二年8月,黄冈公安分局曾出面取缔滥发镭票者,光昌、裕合、联华等滥发镭票商号,被限期月内收回焚毁。
 
   大埔县:民国十九年汕头顺利庄在大埔发行纸币,由县商会保证,纸币流行至二十一年夏,发现有人伪造,即备款收回。后又有县商会在李超凡任内,由商号发行流通毫券,因数目息款没有公布被商民控告,省财政厅饬令县清理,至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4月,由县指定集成、添记、益成昌、益隆四商号为兑换店,限半月收回上缴焚毁。
 
   澄海县:该县城乡商号发行纸币者亦属不少,但无统计数字可稽。仅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6月报载:莲阳收找店发行纸票花纹纸质甚劣,马铺信成庄发现1元、5元伪币的消息而已。
 
   普宁县:发行纸币商号,以县城洪阳为最多,计行使镭票者达90余家。甚至有一潮发号冥镪店资本不够百元,而发行镭票数百元,其流弊滋生,自不待言。民国二十二年6月,县政府曾严令无资本商号不准发行纸币,具结限期收回。但商号为利所诱,一拖再拖,一直拖延至民国二十五年6月15日,由县政府再三下令于8月底全部收回,否则严惩。至此,市面金融才趋安定。
 
   丰顺县:县城丰良,是一山城,商业并不发达,然而市面也有私家纸票充斥市场,有一点心店,名叫吴衡记,资本仅数十元,也跟着人家发行毫票700余元,其他便可想而知。稍有资本的,都认为发行纸票是生财之道,争相竞逐,小小山城,搞得乌烟瘴气。
 
   发纸币、镭票之风,成为潮汕这一时期金融界的大事,也是闹出来的一出大丑剧,从城市到墟镇,人民群众无不受其害。这种既无保证又无管理,任其泛滥的局面,直至币制统一,国币入潮汕行使之时,杂票横行才被遏止。
 
   五
 
   大洋券
 
   大洋券是政府银行所发行的货币。民国十五年12月13日发行,分1元、5元、10元三种,被定数额15万元。初期,因政局动荡,也有挤兑、停兑、拒绝行使的事情发生,但到民国二十一年,改为广东省银行汕头分行后,设在广州的总行,对纸币的发行有一定的程序,准备金也有一定标准。并以新券承兑以前广东中央银行发行的旧券,以树立威信,挽回人民的信心,所以行使较为顺畅。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全国改易币制,广东也继中央之后,由财政厅颁布管理货币办法六条,实施通货管理。按六条规定,第一、本年11月7日起,以广东省银行发行的银毫券、大洋券为法定货币,凡完粮纳税及公私交易支付,都以法币为限,不允行使和私藏白银。私运出口,则依法处治。第二,对法币准备金的保管及发行,由政府和人民共同组织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办理,以示公开而昭大信。第三,本办法公布后,所有毫银、大洋已失去通货之效用,应由政府全数收回,统交广东省银行及其所属分支办事处兑换,毫银加二给值,大洋加四四给值(银毫1元换毫券1元2毫,大洋1元换毫券1元4毫4仙),行使大洋区域,收换大洋,照面额加二以大洋券付之。第四,凡属银链、银条、银砖、银饼等应于11月7日起,交由广东省银行按成色计值收购,不得私藏。第五,凡11月7日以前银币单位订立之契约,应按照原定数额,到期概以法币结算收付。第六,凡人民存有外币,得自由买卖,以应外汇之需,但不得直接行使。这六条办法公布之后,汕头分行即开始收兑白银。从这一点可看出,当时广东省政府在陈济棠统领下,有意欲与中央竞收白银的措施,并突将白银提价加二,引起人民纷提白银挤兑大洋券,这与前纸币挤兑白银情况适成相反。当时大洋券的信誉很高,需要量很大,库藏不多,只好规定每人只准换50元,并将原来毫券,加盖印章,准为大洋券流通。这一规定,更促进挤换的人增多,因换后一转手50元即可获利数元。这一炒作之风,在潮汕闹了一个多月,直到大批大洋券运入潮汕,挤换之风,方始平息。在此之前,由于大洋券辅币不足,影响市面流通,故有人将1元大洋券撕成两,一当5角行使,因当时大洋券信誉较高,这种情况,也为群众所公认。
 
   到了民国二十五年7月底。野心大、气量小、仅仅为了独占广东、称霸西南的陈济棠,看到部属倒戈,大势已去,不得不还政中央。但至此,陈济棠在广东发行的大洋券,已达1960万元。此后中央银行发行的国币流入行使,大洋券不再增发,但潮汕仍以大洋为本位,国币由则照中央规定加二交收。至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以后,汕头商业交收方改为国币为本位,大洋券(因纸质青色,故被人称为青纸)以每元值国币8角3分3厘折算通行。
 
   与此同时,汕头市商会,曾为救济市面金融之枯竭,各商号对未收回之保证纸,再以其产业为抵押而发行商库证券,最初定金额发行300余万元,后发行对900多万元。因发出而无法收回,被市民所拒而无法流通,引起法律诉讼,但因时局变化,流通货币急剧贬值,形成悬案。
 
   潮汕行使国币,是在民国二十五年7月18日,广东陈济棠还政中央后,中国银行汕头分行首先运入国币在市面行使,不久交通银行、中央银行也相继来汕头设立分行,并宣告财政部颁发确定中央、中国、交通、农民银行发行的货币为国家法定货币(统称国币)。国币比率,依中央规定,国币一元比值大洋券1元2角。比毫券加四四。国币票额有1元、5元、10元三种,票版新旧不一,式样甚多,同时发行辅币1角、2角、以2角币较多,每10角当国币1元,不受折扣。后因在流通过程中一角辅币缺乏,影响交易,便有人照过去青纸之例将2角票撕当一角行使,由于物价上涨,角币不适用,又照样将1元票撕当5角找付。至民国卅年(1941年),潮汕地区1元币渐不适用,民国政府为应付市场需求,将缴纳关税的关金拨出投入市场行使,按券面比值,每1元关金券值国币20元折算。关金券票额有1元、5元、10元,国币的票额则提增为10元、50元,两种货币同时在市面流通。
 
   1938年6月,日本军侵占南澳县,1939年6月,日本军又侵占潮汕的港口城市汕头,接着占据沿海地区,在敌占区内,初日本人限制人民仅可行使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的国币,其他纸币不准流通,一方面则大力发行其军用手票,大量吸收国币。民国政府则在缓冲区,将发行的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银行货币,加盖抗日救国印记,并将原四明、中南、农商、兴业、通商、农工、实业、垦业等八家银行旧存钞券,一律提取行使,明定照票额与国币同样流通,以打击日本经济掠夺,发行抗日战争将要结束时,由政府收回。当时未加盖抗日口号的中国、中央、交通三银行国币,因可在日军占领区行使,每百元常有出水三数元的。
 
   1942年间,日军因战局陷入困境,怕战后负债无法偿还,指使汪伪储备银行在汕创办分行,发行储备券,将其军用手票严厉收回,并要沦陷区人民将所持有的国币,换储备券行使,定储备券1元值国币2元。初时行使,在高压政策下流通,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币值也渐坠落,1945年春,1元储备券即为市民拒收,他们即发行票额50元、200元、500元等,到日本投降前夕,形势急变,反过来每4元储备券才值国币1元。复员时储备券充斥市场,国币1元可换伪储备券10多元。不久经政府下令禁止其流通,并规定以200元储备券向银行兑换国币1元。其时,1元国币已在市面失去其流通价值了。潮汕人民在民国政府与日伪金融变化中,收存储备券较少者,只有置之不理,忍痛放弃兑换,损失是非常惨重的,不少因此而倾家荡产,关门倒闭。
 
   复员后,潮汕市面流通的货币是由中央银行独家发行的,随着通货膨胀,票额日趋增大,截至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止,市面行使钞票,有50元、100元、400元、500元、1000元、2500元、5000元、1万元。关金券面额也同样跟着增大,有20元、50元、100元、250元、500元、1000元、2500元、5000元(5000关金券等于国币10万元)。小额的钞票,随之被市民拒绝流通,5000以下被看作小钞,5000元以上,当时才可正常流通,商民为便利流通而给大钞加水,1948年春钞加水之后,即告绝迹,推其原因是:人们本以为货币应有一定稳定期,但看到的是国民党腐败堕落,不得人心的打内战,被人民打得昏头转向,兵败如山倒,政权岌岌可危,尽管印钞机不停地转,可是印出来的都被人民当成废纸,潮汕各埠头商号交易则以条单割抵,不理政府以什么法币为单位。迫得当时汕头政府不得不限令于6月1日起禁止条单行使。这时最苦的是华侨和侨眷,与代为传递的侨批局,寄来的批款大得无法计算,且一日千变万化,上午拿到手,下午即成废纸。如汕头侨眷张春笋所说:“……有一次我的丈夫从外洋寄来一亿元(当时法币),数目不小,但因币值不稳,物价飞跌,又受压批,所以当时收到这笔钱时,只能买二块拜神的‘银锭’”(4)。
 
   1948年8月19日,国民党政府想挽回残局,发行金圆券,规定1元金圆券等于法币300万元。8月23日银行开始挂牌兑换,至11月30日,市面国币全部收回(原定11月20日截止,后展期10天兑换),可是这时的金圆券,也开始贬值了,政府不理人民意愿,票额越发越大,最后,票额竟值50万元,折国币1.5亿元。1949年5月,市面便拒绝金圆券行使,市场上出现以物易物,或以米为单位进行交换。港币乘机而入,政府无法制止,港币便几乎占领潮汕整个市场。6月当地政府允许民间行使白银、铜镭。每个白银值港币4元至4.5元之间。7月14日民国政府还想再次掠夺,决定再发行银元券,收回金圆券。因没有保证准备金,毫无信用,故未行使,便被人民抵制。
 
   当1948年9月14日,金圆券在汕头发行不久,汕头市物资配售处牌价规定,大米每斤金圆券2角,但到1949年4月22日,他的牌价挂出,大米每斤金圆券250万元,时间相隔才7个月,米价涨了1250万倍,平均一天上张24000多倍。要买一领睡蓆的话,织成蓆子每条草的价值要一万多元。人民的痛苦生活,是令人难以忍受的。
 
   有人说,国民政府的币制改革和币值调整变化,是公开对守法人民的搜刮掠夺,它要把民脂民膏吸尽。有一例子:如果一个抗日战争前夕(1936年),拥有巨资6亿元,可买稻谷1.5亿市担(每担4元计)。他如奉公守法,不投机倒把囤积居奇,而是将钱存入银行,让它生息,经政治变化,币制改革,在短短的12年间,这豪富便会变成一个一无所有的乞儿。其变化是:1939年日军侵占汕头市(及潮汕沿海各地区),发行伪储备券,规定储备券1元兑换国币2元,6亿巨资,便失去一半,仅存3亿储币。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禁止储备券流通,定期兑换成法币,规定法币1元兑换储备券200元,拥有储备3亿元的人,一换就变成只有法币150万元。1948年发行金圆券,规定金圆券1元,兑换法币300万元,有150万法币者,一下子只存金圆券5角,过不了几天,这金圆券5角早就被拒收小钞而丢弃,若要折收买东西,只能买一粒米的一半。这说明统治者利用币制改革搜刮人民的残酷罪行。上列虽属推论例证,但也可说明币制改革对人民的掠夺的一斑(5)。
 
   潮汕地区的商业活动与货币流通,和香港、上海是有非常密切关系的,不少商号在这两地都有联号,特别是香港,商品交流,如需要时,是朝发夕至,所以汇兑银庄经营,信息灵通,且它又是侨批汇兑的中转点,在一些限汇国家中,不得不转口香港才得以寄入国内,可说它扼控侨乡经济命脉。批局在外洋收集侨汇后,经过转折汇到香港,再由香港转入国内,这为正常汇路。到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汕头失陷,各批局不得不转设分号于兴宁、梅县以维持对香港汇路。1942年间,太平洋战争打响,香港为日本所占,侨汇线路被切断,只好改由水客带送侨汇(黄金或现钞)由河内至昆明再转汇为国币入潮汕,由于道路修阻,累月经年始能抵达,由港汇驳转汇率毫无保证,转运者希望通过国币变化而获利,如不达其所企望,则在国难中时有宣布倒闭可能。当时开在汕头市升平路的远洋公司,一倒闭就沉去侨汇80余亿之巨。不知道有多少侨眷翘首以待的生活来源被切断沉没。
 
   潮汕的侨批行业,总的来说,过去都被认为是主张诚信,服务侨胞为主的,它获取的利润是较薄的,但也不可否认,也有个别利用香港转运结汇而牟取暴利的。因当年外汇变动急速,国币贬值一日百变,大批港币流入潮汕市场,大牛小牛随市奔逐(大牛为5000元以上港币,小牛则为5000元以下的港币。买卖港币的地方称为牛墟)。闹得沸沸扬扬,刺激汇价。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10月,国家规定,1港元公价兑换国币4元,但黑市价则兑换国币75元,民国三十五年4月,1元港币公价兑换国币4元,但黑市价则兑换国币170元,8月,公价兑换不变,依旧国币4元,但黑市价增至1港元换国币650元,12月公价依然不变,但黑市价格则港币1元值国币980元。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3月,1元港币公价换国币2450元,黑市价则2600元,6月公价仍然1元换国币2450元,但黑市价增至5000元,9月公价依然不变,但黑市价则1港元增至8000元,12月公价挂牌依旧,但黑市急增至2.2万元。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2月,港币1元公价兑换国币升至2.71万,而黑市价则增至4.8万元,4月1港元公价兑换国币6.48万元,而黑市已激增至22万元,8月份1港元换国币180万元。至此国币在市面已为人们唾弃了。同年8月19日发行金圆券,它每元兑换港币1元3角3分,兑换国币则每元换300万元,但到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1月,1元港币可换金圆券30元,2月1港元可换金圆券350元,4月1港元可换金圆券10万元,5月港币1元可换金圆券2000万元(6)。
 
   六
 
   在国家货币恶性通货膨胀,香港币大批涌进潮汕地区的时候,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地区,为保证人民生产、生活不受影响,1947年中共潮汕地委决定在解放区(含部分游击区),发行货币,以排挤法币,兑换港币。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以裕民银行名义印刷发行裕民流通券(简称裕民券),票有1元、5元、10元,辅币1角、2角、5角。初期发行量较少,可购物,并规定2元裕民券可兑换港币1元。同年,在革命根据地正式成立裕民银行,1949年2月25日,由潮揭丰行政委员会发出发行裕民券的布告,要解放区各市镇工商贸易,一律以新币(即裕民券)为单位,严禁外币在市面上流通,规定所有外币买卖应向裕民行照价兑换,各地商会须组织外户比率评定委员会,评定外汇比率并公布,各商号对换伪金圆券须照外汇比率计算(7)。
 
   裕民券成为解放区本位货币后,为适应人民急需,迅速印发新钞150万元,并刻印5角、5元、10元票新电版,计划区域发行数,同时规定部队及机关人员零用费、什费一律改发裕民券,解放区侨汇以及港币兑换成裕民券分发。税收、收购物资均用裕民券,至1949年9月,1元以上裕民券停止发行,改为行使南方券。南方券为南方人民银行发行的货币。南方人民银行总管理处于1949年7月8日在河婆成立之后,接着潮汕分行于同年7月23日也在河婆成立。通过潮梅人民行政委员会1949年7月发出财币字第三号布告,提出“自即日起由南方人民银行发行流通券(通称人民券),规定币值与裕民银行发行之流通券(裕民券)相等,照票面数额,十足使用”。在南方人民银行新币发行条例规定得清楚,说明“南方人民银行发行之新币(简称南方券)定为华南解放区的本位货币,在新币流通地区所有公私款项收付及一切交易,均应以新币为本位,不得歧视低折或拒绝使用。其发行票额有1元、5元、10元三种,另由总行发行50元、100元本票,同时流通。同时规定对金银外币,一律禁止流通,对原潮汕发行的裕民券,在未收回之前,与新币按1比1照旧流通。1949年8月,潮梅人民行政委员会,先后发布《外汇管理暂行办法》、《对外贸易暂行办法》、《金银管理暂行办法》,禁止港币在市场流通使用”。(当时在华南港币流入约5亿多元,在潮汕地区也达千万元),建立起南方人民银行的本位币市场。
 
 

作者: 
王琳乾
来源: 
潮人在线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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