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阳先秦两汉考古研究

    一
 
   在祖国的南疆,广东东部有一片古老的土地———揭阳,即今天的潮汕平原,按最新的行政区域图,现分成揭阳、汕头、潮州三部份。“揭岭”最早见之文献是公元前214年,秦在统一岭南战争后,因战略需要,在揭岭设置了卫戍点,即文献所说,“嬴秦之戍揭岭”,既然是卫戍点,在漫长的山岭上就不只一处了。它应指粤东地区东北———西南走向的莲花山的山岭而与今天的五岭无关,因为秦人泛称五岭以南这个区域为南海,故秦代建置中有南海郡之设,郡领六县之一龙川县,县治便设在岭的西北。西汉南越国后期,依山面海的揭岭之阳,已见有揭阳令管治,史定就是最后一任揭阳令。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平南越后,正式设置揭阳县,开始有了有史可查的郡县建置,其时的揭阳县除了整个潮梅地区外,还兼有闽南、赣西南,地域广阔。从西晋开始,这里曾先后出现东官郡、义安郡、海阳、潮阳等名称。隋开皇九年(公元589年),“潮州”一名首次出现,北宋宣和三年,设揭阳县隶属潮州,基本上稳定在榕江(揭阳江)一带,为潮州所管辖。从历史上看,揭阳因有揭岭而产生,是揭岭之阳的地方,“揭阳”比“潮州”见之文献要早出700年。
 
   揭阳江又称榕江、鮀江,这是后来的名字,它在粤东是仅次于韩江的第二大河。由主干河———南河和一级支流北河汇合而成。全长210公里,流经丰顺、揭西、揭阳、普宁、潮阳、潮州,在汕头牛田洋入海,流域面积4408平方公里。榕江流域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包括山地、丘陵、冲积平原、海滨低地等多种地貌,在沧海横流的洪水年代,这里还有大片沼泽地,后来才陆续形成海积平原、洪泛平原、沼泽平原。从地都经棉湖到揭西(河婆),北回归线横穿本境,提供了一个亚热带的生态环境。
 
   今天的揭阳市全境管辖揭西、榕城(原揭阳县)、揭东、普宁、惠来。古揭阳文化是潮汕文化的组成部份,地下文物分布很丰富,可以追溯至史前,先秦时期,根据历年考古资料的积累,地下文化遗存的地点达200多处,包括有古遗址、墓葬、窑址、石器制造场和文物散布点,基本上覆盖了今天揭阳市全境。
 
   1994~1996年,我们对榕江流域进行了人类学考察,取得了很大的收获,在使用原揭阳县榕城和揭东县发现的114处先秦时期文化遗存资料制作遗址分布图时,发现这些遗存多数分布在北榕江以北的大小支流附近的山地,少量分布在南榕江西岸及其支流,为数更少的一些分布在东南面的桑浦山的西侧。从分布图上可看出古文化遗存大致分成五个聚落群,由西而东分别为白塔群22处、玉湖群22处、黄岐山群44处、桑浦山群8处以及榕江南岸仙桥群18处。其中黄岐山、北溪河、车田河、埔田一带遗址点分布十分密集,许多地点的文化层还呈现出多层文化的连续性。黄岐山是一座海拔高度不超过100米的丘陵山岗,位于榕城区东北方向,在这里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存23处,新石器时代、浮滨文化时期遗址6处、新石器时代、周代时期遗存6处,浮滨文化时期遗存(墓葬)6处,周代时期遗存3处。位于埔田车田河河旁的宝山岽遗址傍山面河,有1米多厚的文化堆积物,文化内涵包括三组不同时期的遗物:
 
   1、鼎、釜、罐、豆、盘等陶器和镞、锛、凿类石器的新石器时代组;
 
   2、属浮滨文化的尊、钵、豆、器座、罐、釉陶片及石戈、矛、环、璧、玦等玉石类;
 
   3、饰虁纹的周代陶罐。
 
   以上情况说明很早以来,先民就已稳定地择居在榕江流域这片沃土上(1)。
 
   二
 
   追溯榕江流域的远古文化,那里是它历史脚步的起点?我们注意到揭阳博物馆馆藏的两件打制的手斧形石器。从田野记录上得知,它们分别来自埔田车田村马头崠、新亨和硕村老鼠山。车田马头崠标本上略呈三角状、燧石石片打制,器身保留小部分原砾面,采用两面交互打击加工,左右两个长边均修理较好的刃缘,底部较宽厚,有一个破裂面,经修整后呈弧球面方便手握,顶部修理成尖锋,长9.5、宽8、厚2.4厘米;老鼠山标本亦为燧石打制,形状大小稍近似车田马头崠标本,略作长身,两端呈弧形,较窄的一端为较钝的尖锋。器身采用两面交互打击方法加工,可清晰看到第二步加工剥落的小石片疤,加工精细,两侧形成较锋利刃缘。底部保留有部份砾石面,长9.7、宽7、厚2.9厘米,这两件手斧石器不同于广东沿海贝丘、沙堤遗址出土的尖状石啄(蚝蛎啄),其打制工艺十分精细,成熟程度与之相距甚大,具有明显的旧石器时代风貌,在广东地区是首见,它们可能是揭阳人类最古老历史的见证。
 
   上个世纪50年代末,潮安陈桥村发现了含蚝蛎啄、尖状手斧、砍砸器等打制石器、刀、铲、凿、锥等骨器及夹砂夹蚌片陶器和墓葬遗迹的贝丘遗址(2)。陈桥人过着渔猎采集生活,已能制造粗糙陶器和使用较多不同质料的生产工具,距今年代约6000年。1991~1993年,考古工作者在广东南澳海岛一个叫象山的临近海湾的丘岗上发现了一个含细小石器的遗址(3),石器标本多为黑色、棕色、灰白色燧石制作,石器形体扁薄细长,在2—4厘米之间,品种包括尖状器、刮削器、雕刻器、石钻等,刮削器的刮刃有多种形式,以人字形凹刃刮削器最具特色。大部份石器为单向加工,部份为两面交互加工,少数采用错向加工;但象山细小石器开头多不规则,反映出打制石器的随意性。把象山细小石器分别与福建漳州一带发现的“漳州文化”的细小石器(4)、广东南海西樵山发现的细石器文化(5)相比较,从石器原料,器形、制作工艺等方面观察,与前者相同而与后者相异。考古工作者推断,象山细小石器的年代暂定为距今8000年,这一发现使韩江流域的史前年代有了突破。这类文化遗存在榕江流域也有发现,上世纪80年代,丰顺县进行文物调查中,曾在附城邻近的汤屋山采集到4件燧石石器材料,有人字形多边刃刮削器,多边凹凸刮削器和两片长薄石片,与南澳细小石器的材料相同,应属同一文化系统(6)。丰顺位于揭阳北邻,是北榕江河的源头,丰顺汤屋山的发现为我们提供了在本区追踪细小石器的线索。
 
   在榕江流域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多属山岗和台地型,贝丘遗址仅发现洪岗遗址一处,位于地都洪岗村榕江边的小山丘上,东坡堆积含陶片、石器、动物骨骸的蚝壳层,陶器有夹陶、泥质陶,其中部份器表涂有赭红陶衣,这个特点可与陈桥村相比较,但陶器纹饰已有复线梯格纹,年代上有晚于陈桥村的成份(7)。当然,在揭阳寻找像陈桥文化那样的古遗址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如在玉湖岗村发现的一处湖岗遗址,出土一批夹砂陶片,器壁粗糙,厚薄不匀,手制,低火候,陶片上饰细绳纹,可辨器形有侈口圜底釜、罐等,年代可能与陈桥相近;又如在玉窖乌犁村的伯公垭、曲溪五堆的山边园各采集到一件打制的盘状砍砸器,前者系用扁圆状砂页岩砾石在周边用交互打击法加工刃缘,直径11、厚3厘米,后者为盘状可用于切割的砍砸器,两面均有打击加工,并且工在一个不大宽的边缘上加磨刃缘,刃口锋利,直径6.5、厚1.5厘米,这两件石器与陈桥村出土的石器有相似之处。
 
   1982年,考古工作者曾在普宁虎头埔发掘了一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窑址,共清理了十五座残窑,窑的结构基本上以平面8字形的横穴窑占多数,另有长方形、圆形、圆角方形,直壁平底的地穴式窑。个别圆形窑后壁有长方形烟道向外伸出,已很进步。
 
   窑址地面及窑室内发现陶器和大批残陶片及制陶工具,陶器火候有高低不同,流行印纹陶拍打,有条纹、间断条纹、长方格纹、曲尺纹、圆圈纹、圈线纹、叶脉纹、编织纹等多种,陶器多为口部大小,颈部长短的矮圈足罐,陶器纹饰拍打均是通体拍打,腹部或肩部多贴饰附加堆饰泥条,少见素面陶器。纹饰以单一纹饰为主,组合纹的种类和数量都较少,只有部份圆圈纹与叶脉纹或编织纹为组合纹(8)。虎头埔窖址的曲尺纹流行于圈足罐类,可与曲江县石峡新石器文化相比较(9),纹饰中见云雷纹、虁纹,组合纹少而简单,以上特征基本上可以把它的上限放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我们把它称为虎头埔类型或虎头埔文化,因为它在榕江流域有相当的典型性。
 
   虎头埔类型的陶器流行于揭阳境内的许多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如仙桥赤岭口、埔田宝山岽、锡场三担村、东山黄岐山虎头岭、埔田金鸡岽、埔田世德堂水库、磐东南河村、地都华美等处,都出土有虎头埔类型陶器或陶片。已发掘的虎头埔窑址是一处规模很大的陶器生产场所,产品带有较多土著特点,它与上述诸遗址当有商贸交换关系。对应这个时期珠江三角洲印纹陶种类繁多的佛山河宕遗址,虎头埔文化的年代可确定在距今4200~3600年间。
 
   三
 
   在揭阳博物馆的藏品中,有多件完整或可复原完整的带提梁陶器,以其造型被称为“鸡形壶”,也是一种具地方特色的典型陶器。在玉湖关爷石、新亨老鼠山、仙桥粮所后,仙桥戏院后、云路中厦、曲溪五堆都有发现完整器物或可辨认的残陶片。仙桥粮所后的一件,为泥质黄褐陶,器宽体身长、侈口,器上部一侧有较大的流口,相对另一侧有斜翘的小管状流,联结这两端之间有宽扁提梁把手,器腹斜折,折线恰好在器身中部、圜凹底,自颈部以下饰方格纹,通高15.5、口径10、身长21.8厘米;云路中厦出土的一件,除器身高瘦窄体圆腹外,其它结构均与仙桥标本相似,通高14、口径8、身宽13.6厘米。
 
   这类鸡形壶早在上世纪40年代就曾发现过,麦兆汉的《粤东考古发现》(香港考古学家会1975年出版)记录了一件南澳出土的鸡形壶。在历年考古中,鸡形壶的踪迹在龙川坑子里、华城狮雄山、深圳咸头岭以及和平、饶平、香港都有发现,但数量最多的一批则是在榕江流域的普宁境内被发现。1983年,考古工作者在普宁流沙附近的后山村一处高约30多米的小山岗进行考古发掘,清理了墓葬10座,获得了一批来自上、下部地层及墓葬的石器、陶器。后山遗址发掘的主要收获是认识了代表一个时期的一群陶器组合,主要有方格纹鸡形壶、方格纹凹底折肩罐(至少有五种不同的型)、平底罐、钵、豆、杯等(10)。后山遗址还出土了10余件被称为“锉磨器”的石拍,是一种具有海洋文化特色的工具,有可能是制作树皮布的拍打用器。
 
   在这群组合陶器中,凹底罐最具特点,多为尖唇、敞口、折腹,器底浅内凹,颈以下拍打方格纹或细菱格纹,形式变化多,完整器总数20件之多;鸡形壶用做随葬陶器的一种,个体有7件,其中完整复原器2件,均属宽长身型,拍印方格纹或细方格纹。我们把有以上特点的文化遗存称之为后山类型(11)。
 
   后山类型在榕江流域有广泛的分布,而且范围扩大至韩江流域、东江流域甚至珠江三角洲、环珠江口。后山类型以圜凹底代替虎头埔头类型的矮圈足是陶器制造工艺的简化和进步,在蛇形壶的基础上新增加了鸡形壶,象征着这里的土著山民把鸟图腾也带进了社会生活中,使原有的图腾崇拜更加复杂化。1997年在香港马湾岛东湾仔清理的一座属浮滨文化墓葬(编号C1044),出土陶器4件,另外有玉石饰物,其中长颈圈足壶、陶杯、罐等都具浮滨文化早期特征,另一件被称为双流壶的陶器形似皮囊,双小流口,鼓腹、素面平底、提梁消失,已不见后山类型鸡壶那种生动形态,但仍可看到两者之间的渊源关系(12)。在浮滨文化中,鸡形壶最后终于消失了。
 
   后山类型陶器纹饰较之虎头埔类型,种类与数量都锐减,为后来衔接的以素面、条纹、刻划符号、泥丸为装饰的浮滨文化陶器的出现做了准备。后山类型在榕江流域存在的时间经为距今3500~3300年,终于在浮滨文化的巨大冲击下,出现了新的局面。以鸡形壶为特征的后山文化遗存是榕江流域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向青铜文化过渡的一种地方特色的土著文化。
 
   在榕江流域这类遗址中发现一种橙黄色或橙红色的陶器,在环形器身的一侧有高颈的壶口,全器似盘身昂首的蛇形,我们暂称其为“蛇形器”,有壶、盘两种。前者在黄岐山、华美等处有发现,马头岽发现的盘形器为夹砂灰褐陶,浅腹,圜平底,沿上接一圆柱形执把,呈蛇首状。黄岐山蛇形壶通高8、口径4.5厘米(图版)。这类陶器在广东其它地方或邻近的赣闽均未见发现,可视为榕江流域先民的土著特色,反映了土著居民的蛇图腾崇拜。
 
   以凤凰山与潮州分隔的饶平,是浮滨文化的最初发现地。1974年,考古工作者在饶平县浮滨塔仔金山、联饶顶大埔山清理了二十一座土坑竖穴墓,出土遗物物200多件,连同早些时间已出土的器物多达300余件。石器类有戈、矛、锛、斧、凿、砺石及璜、环等饰物,陶器类有大口尊、尊、壶、豆、杯、盘、钵、盂、罐和陶纺轮。陶器质有夹砂红陶、黑陶、泥质灰陶,少数施酱褐色釉的釉陶。发现有的陶器的腹部或肩部上刻有符号有文字,其中有以石戈、石矛、大口尊、深腹豆最具特色(13)。浮滨的考古发现后,考古学家曾把它作为一种文化类型来研究,称之为浮滨类型。它有下列的几个方面引起人们的注意:
 
   1、仿铜石戈数量很多,流行广泛,个别遗址发现有铜兵器及小件铜器,说明浮滨类型已属青铜文化;
 
   2、浮滨类型的文化内涵带有若干中原商文化的色彩,如墓坑设置二层台陈放随葬品,出土较多的大口尊,基本特征是大敞口、平唇、长颈敛内收、折肩小平底、肩部饰乳钉泥丸。仿铜石戈形状与商代青铜直内戈完全一致,且制作精美;
 
   3、文化分布范围随着时代的推进,比之虎头埔类型,后山类型更为扩大,除了粤东地区比较稠密外,在闽南地区也有许多发现,形成一支地跨粤、闽,分布在韩江、榕江、九龙江、晋江等流域的考古学文化,可以称之为浮滨文化(14)。
 
   考古资料显示,榕江流域是浮滨文化分布的密集区,原揭阳县发现的114年先秦遗存中,浮滨文化遗存或含浮滨文化遗存占了33处,在前面提到的黄岐山聚落群中,浮滨文化遗存占了12处。十年前,我们在榕江流域进行人类学考察时,已经注意到本区新石器时代晚期除了土著特征的蛇形壶、鸡形壶外,已表现出文化因素的多重性,此后,浮滨文化这支带中原色彩的文化融合了原有的后山类型土著文化,终于在榕江两岸出现了浮滨文化遗址群(15)。
 
   在云路和新亨发现了三片釉质陶大口尊肩部残片有浅浮雕的符号,分别于大小圆圈与斜线相连接(图一),形成一个中间为圆心,四周近似X状的图形。我们曾以此符号辨析,认为存在一个以榕江平原为中心,地域相连的“浮滨王国”(16)。
 
   著名学者饶宗颐先生在观摩了实物之后,指出我们摹写失真,他对符号的重要性另作了推测,指出这是很重要的一种天象认识,即“四维及中央五星之状”,是王国对天象有某种信仰(17)。
 
   有关天象的信仰或祭祀,《揭阳文物志》曾记录了1984年埔田金中岭莲花心小丘岗的发现,该地修建小学施工时,在地下深60厘米处出土了九组陶制小明器有罐、钵、高颈壶等,每组九件按十字形排列,各组排列相距均匀,每组中高颈壶壶口倒放,其余陶罐口朝天,陶器群外围有一圈大河卵石,类似民族学中常见的祭祀圈,可能是一种宗教祭祀的场面(18)。
 
   接着要讨论的是仙桥出土的两件石璋,这是揭阳境内浮滨文化的最重要发现。榕江南河的仙桥镇也是浮滨文化分布的密集区,仙桥镇附近就有仙桥山、赤岭口等几处含浮滨文化的遗存,1975年仙桥镇山前村出土了两件石璋。标本Ⅰ为灰黑色砂质板岩,璋身作长板状,顶端凹刃两歧成叉状,双尖略不对称,柄端内削出阑形榫状(或短柄),通长25.5、刃口宽6.2、厚1厘米;标本Ⅱ为浅灰色砂质板岩,质疏松有风化状,器身也作长板状,顶端凹刃,两歧成叉状,双尖对称,下端无阑,距柄端7.5厘米处有一圆孔,通长27.9、刃口宽5.6、厚1厘米。这两件标长均无鉏牙或扉棱。与石璋一起出土的其它遗物有石戈、三角形石矛、石锛、釉陶折腹豆、凹底带把流壶、折肩凹底罐,应是保留有后山类型因素浮滨文化器物群。石璋源自中原的玉质牙璋,出现于龙山文化,流行于夏商之际,近年来在香港南丫岛大湾遗址的墓葬中也有出土(19),古人崇尚美玉,在诸玉礼器中,璋是众所周之的商代重要的礼器和祭祀中的宗教神器,仙桥石璋的出土,说明夏商文化的礼器随着中原文化向四方扩展、传播,其南下的一支在浮滨时期进入岭南。
 
   榕江流域的浮滨文化遗存已被发现,以墓葬居多,清理过的地点在霖磐中学、炮台坡林、白塔大盘岭、地都油甘山、埔田金鸡岭、云路梅林坑山等处。梅林坑山有釉陶大口尊、圈足豆以及石、锛、凿等,还有青铜容器残件(20)。
 
   浮滨文化的居住遗址发现不多,1995年考古工作者发掘了其中的普宁下架山镇牛伯山遗址,发现了浮滨人的居住遗迹、地窖、蓄水设施等,获得了一批浮滨文化的遗物(21)。牛伯公遗址发掘的意义很大,第一次揭示了浮滨文化的聚落形态,同时也测定了一批可供参考的碳十四年代数据,6个标本的年代范围在距今2870—3390年之内。
 
   浮滨文化在岭南的出现,是商文化在南渐的过程中,一方面融合了土著文化,另一方面也接受了土著文化的影响而发生变異产生的新群体。它在陶器、石器、铜器以至埋葬习俗与商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某些石器如凹石、印纹陶、条纹釉陶、有段铜锛等则反映了浮滨人所具有的土著特质。上述看法若能成立,华夏文化与南疆的土著文化的第一次融合则由此被大大提早了,我们有理由认为在古揭阳(粤东)这片土地上,浮滨文化是“潮汕文化”积淀的底层及其渊源。
 
   在揭阳新亨新岭矿场遗存中,有四件打制石胚用的石锤,是一类穿孔砂岩砾石,器身多见有砸击疤痕,这种石器又称穿孔石器,曾见于岭南新石器时期早期的洞穴遗存。这种石器除用作敲打的石锤外,还是一种多功能的工具。在遗址内还发现有许多经打击加工的半成品和石料,应是一处石器制造场所。新岭矿场遗存出土有双肩石器、有段石器和常见于浮滨文化时期的凹刃石锛,说明这处石器制造场延用的时间很长,最早可能在新石器时代,晚到青铜时期。
 
   榕江流域的青铜时代遗存,仅旧揭阳县境依《揭阳文物志》统计有30多处,除了属浮滨文化之外,属周代遗存,以东周居多。遗址有山岗、台地,沙堤遗址极少,地都华美的埔垅就是其中的一处,该遗址文化层埋在滨海成陆的沙滩上,出土许多陶器和一件铜斧钺,斜肩弧刃长方銎,长6.9、銎宽3.4、刃宽5.5厘米,陶器有夹砂陶的罐、豆、器支座,泥质陶的罐、小尊等。陶器装饰花纹有粗绳纹、篮纹、粗格纹、编织纹、曲折纹、方格纹、鳖甲纹等为西周时期(22)。埔田马硕村西北的马头岽是一处有文化层叠压的遗址,显示人们在这里居住的连续性,叠压在浮滨文化堆积之上是东周时期的遗存,出土虁纹、云雷纹与方格纹组合纹饰陶片,水波纹饰陶盂、云雷纹饰瓿陶等。
 
   地都蜈蚣山遗址是一处年代跨越新石器时代、浮滨文化、周代的遗存,其中2A层以虁纹、重圈乳点纹、方格纹组合纹饰为主要特征,器形有支座、鼎、杯等,石器有锛、刀、镞,属东周时期,与之类似的有仙桥赤岭口。
 
   云路石厝岭遗址则见有虁纹陶瓮、罐和米字纹陶瓮、重方格交叉纹罐等出土,年代包括春秋与战国。
 
   曲溪金山项遗址山上瓮、罐、盒、钵等。瓮饰斜格云雷纹与方格纹组合,也有通体方格纹,盒饰水波纹与弦纹、罐饰云雷回形纹或米字纹、瓿的肩部饰∽形假耳,已是典型的战国陶器组合。以上情况可以说明浮滨文化时期粤东闽南已很大程度上呈现文化一致性,继之,周时期榕江流域的古代文化与周邻地区又很大的融合,它体现在珠江三角洲南越土著先民创造的虁纹陶东进,随后吴越地区器皿上流行的米字纹装饰也在这里日渐增多。
 
   在埔田茂林山、仙桥平林、云路中厦、揭西坪上赤岭埔都清理过一批晚于浮滨文化的周墓,大部份属东周时期。茂林山墓出土有完整的罐、缶、钵及铜斧、铜钺。陶器饰有云雷纹、虁纹、方格纹组合。平林村的一座土坑墓出土米字纹瓮、蓆纹陶盂和青铜剑。云路中厦面头岭共清理了15座长方形土坑竖穴墓,其中一号墓规模较大,长4、宽3.3米,坑底铺有本炭防潮,出土铜鼎3件、铜剑、铜钺各1件、环首细把铜削刀一件。这批墓有大、中、小型的差别,出土铜器有越式鼎、盘、有胡戈、“王”字矛、剑、镞、削、刮刀等,陶器有瓮、罐、瓿、钵、纺轮并有原始瓷器、盅、杯、盒、碗等。陶器装饰花纹有方格纹、蓆纹、方格交叉纹、重方格纹、米字纹,刻划水波纹与弦纹的组合等。四号墓山上大中小三件原始瓷盅,用作量器,其容积是小者两盅可装一中盅,中者两盅可装一大盅,是目前广东年代最早的一套量器。
 
   研究榕江流域青铜文化,揭西坪上赤岭埔遗存及其丰富的出土文物,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赤岭埔是一座高50米的山岗,西距揭西县城4公里,在山坡下南面500米有南榕江由西向东流经。1940年,曾发现有24座土坑墓,出土青铜兵器剑、刀、玉璧和大量几何印纹陶器,可惜这批文物流失海外,至今不知其踪。上世纪60年代以来又陆续发现了一批土坑墓,出土了不少遗物,大部份珍藏在揭西博物馆。这批文物大致可分为时代不同的两组。
 
   第一组陶器有灰陶、褐陶,包括瓮、罐、瓿、碗、小碗,纹饰以组合纹为特征,如方格凸块与方格纹,编织纹与方格纹,勾连云雷纹与方格纹,席纹与方格纹、云雷纹与方格纹等。器物特征瓮、罐垂腹圜平底或凹底,碗直口或敞口浅腹,个别器物有刻划符号,陶器最大径在腹下部。铜器有钺类,长方銎,刃面两侧折出呈扇形。
 
   第二组以灰陶为主,高火候,釉陶已近原始瓷水平,器形有瓮、罐均饰方格纹或小方格纹蔌复线方格交义纹、或米字纹。瓿类划有篦点。弦纹与方格纹组合,刻划符号较多,有、、↑、○、○、等,器形特征为:瓮、罐、瓿宽肩,腹下斜收,碗类敞口下腹内收,器物的最大径在上部。青铜器种类较多,有矛、剑、斧、钺,矛类有长短身两种,銎口均凹下,斧长身长方銎腰微束,钺銎部较长,刃面两侧折出,刃缘近平。
 
   第一组遗物与属春秋期的五华屋背岭遗存相近,第二组遗物与揭阳中厦战国中晚期墓遗物同一类型。此外,赤岭埔遗物中还有新石器时代晚期有段石锛、浮滨文化的酱褐釉陶豆、西周时期的石犁等遗物,赤岭埔遗物的文化多重性及青铜器墓葬的发现,对我们寻找古揭阳县是一个重要线索(23)。
 
   四
 
   秦统一岭南,西汉对揭阳县的建制使榕江流域获得了可持续的发展。可以初步推定的汉代遗址有埔田鼎盖山、玉窖三虎山、埔田马头岽、新亨九肚村、地都狮尾山、曲溪五堆、梅云石马等处。揭阳南边的普宁、潮阳、澄海都发现了一批汉代遗址和聚落。
 
   鼎盖山出土陶器有瓮、罐、纹饰有方格纹,部份有米字形戳印,少数陶器施酱色釉。三虎山出土陶瓮、罐、钵、盒等,纹饰有水波纹、方格戳印纹。九肚村发现一窖芷陶瓮,内贮汉代五铢线36公斤,狮尾山发现一件凹字形,刃两侧外凸的汉代铁锸。五堆的汉代遗址除出土方格戳印纹陶片外,还收集到两枚铜镜,其中有汉代常见的昭明镜。这个时期的墓葬未作专门调查,偶有零星暴露,经过发掘清理的有白塔宝联寨山汉墓,为一土坑木椁墓,坑长5.35、宽3.2米,椁长3.95米、宽1.67米,发现时椁木完好,板厚25厘米,随葬品有陶器瓮、罐、小爹、壶、纺轮及铁削、镊、砺石及残铜器。器物有较多汉式风格,估计墓主人为南迁汉人或汉化的土著。
 
   东山黄岐山的一座土坑墓发现时已受破坏收集到2件方格纹陶罐。九肚村龙溪东发现一座已破坏的土坑墓有陶盆、钵、罐共三件,分别饰方格戳印纹、方格汶或施青绿釉。
 
   普宁里湖围村发现一座东汉墓,随葬陶器有罐、壶、三足釜、酒樽等。
 
   两汉时期埋葬已有一定制度,墓地多在县城郊外四周,有计划寻找成片汉墓对于确定揭阳县的所在有重要作用。
 
   最后还要提及两汉时期水上交通的出土文物,榕江、韩江流域均为古代百越之地,百越民族生活在江河、湖泊和海边,是擅长水事的民族。榕江流域以往出土过几只独木舟,地点分别是新亨九肚村、揭西棉湖、揭西石湖港,时代包括先秦到两汉,有的保存完整,有的已炭化残朽。1975年棉湖出土的一只独木舟,船身用一条大樟木凿成,长10.7、宽1.3米,保存完好,是目前为止广东保存的古代独木舟中最大的一只,推断为汉代,是水上交通的证物(24)。
 
   五
 
   以上综述是我们根据地下出土文物的未完整资料勾划古代揭阳先秦两汉历史文化的大概轮廓。榕江及其毗邻的韩江构成粤东古文明产生的两河流域,先秦、两汉时期曾以开放的胸怀吸纳和融合中原及周邻先进文化为我所用,在这些水乳交融的文化积淀的基础上后来形成了有个性、有风格、有特色的潮汕文化。
 
   “古人不见今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随着今后考古文物工作的深入和开展,相信人们会看到更多更精彩的历史画面。
 
   注释:
 
   (1)邱立诚等:《广东揭阳先秦遗存考古调查》,《南方文物》1998年第1期。
 
   (2)广东省文管会:《广东潮安的贝丘遗址》,《考古》1961年第11期。
 
   (3)南澳县海防史博物馆等:《广东南澳县象山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与文物》1995年第5期。
 
   (4)龙玉柱主编:《漳州史前文化》,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出版。
 
   (5)曾骐:《西樵山东麓的细石器》,《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4期。
 
   (6)邱立诚等:《广东丰顺县先秦遗存调查》,《考古与文物》1998年第3期。
 
   (7)张宗仪等主编:《揭阳文物志》,1986年揭阳博物馆。
 
   (8)广东省博物馆等:《广东普宁虎头埔古窖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第12期。
 
   (9)广东省博物馆等:《广东曲江石峡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7期。
 
   (10)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广东普宁市池尾后山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8年第7期。
 
   (11)邱立诚等:《对榕江流域先秦考古的几点认识》,《汕头史志》1996年第1期。
 
   (12)香港古物古迹办事处等:《香港马湾东湾仔北史前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9年第6期。
 
   (13)广东省博物馆等:《广东饶平县古墓发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第8辑,文物出版社1983年。
 
   (14)邱立诚等:《论浮滨文化》,《潮学研究》(6),汕头大学出版社1997年。
 
   (15)邱立诚等:《榕江流域考古文化初论》,《潮学研究》(4),汕头大学出版社1995年。
 
   (16)曾骐等:《仙桥石璋》,《华学》(2),中山大学出版社1996年。
 
   (17)饶宗颐:《浮滨文化的石璋、符号及相关问题》,《岭南学报》(香港)新第一期1999年。
 
   (18)张宗仪等主编:《揭阳文物志》,揭阳博物馆1986年。
 
   (19)区家发等:《香港南丫岛大湾遗址发掘简报》,《南中国及邻近地区古文化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4年。
 
   (20)广东省博物馆:《广东东部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存》,《考古》1961年第12期。
 
   (21)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广东普宁市牛伯公山遗址的发掘》,《考古》1998年第7期。
 
   (22)邱立诚等:《广东揭阳华美沙丘遗址调查》,《考古》1985年第8期。
 
   (23)邱立诚等:《揭西先秦文化之考察》,《潮学》1997年第1期。
 
   (24)《揭西县文物志》,揭西县博物馆印发1985年。
 
 

作者: 
曾骐
来源: 
《第五届潮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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