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凤凰装”看畲族民俗文化的演变

    服饰是有关人体外部装饰的总称。无论是从社会的横断剖面还是从历史的纵向发展来看,服饰都是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民族的服饰变化,是与其民俗文化的演进紧密联系的。只有在一个民族的民俗文化背景下,才能对该民族的服饰做出深刻的理解。
 
   服饰有其自身的古老传统,既有历史的继承性,又有不同时代的革新与创造。服饰在历代民俗传承中形成了多种类型和品目,它们又构成了多采多姿的民俗风貌。服饰还是一个民族共同文化心理的外在体现的主要形式,由民族传统和各民族差别形成的装束上的特色,是服饰的最鲜明的标志。换言之,民族服饰集中体现着民族文化,是区别一个民族的重要外部特征之一。
 
   畲族是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总人口70余万,主要分布于闽、浙、赣、粤、皖、湘、黔七省的一百余个县(市)。“民国以后,畲族服饰汉化”。“由于长期与汉族杂居,解放前夕,畲族的服装样式已与汉族无多少差别”。“1949年以后,随着社会生活水准的提高,畲族男女青年平时服装的款式选用布质和汉族无大差别,在婚礼和节日喜庆活动场合,仍穿用传统服装。”
 
   中国民间服饰,通常有四种习俗惯制,即实用服饰、观赏服饰、礼仪服饰和信仰服饰。畲族也不例外。畲族传统服饰,以女性服饰最有特色。而畲族女性服饰,又以畲族女性的礼仪服饰“凤凰装”,为最有代表性的服饰。本文试图从“凤凰装”入手,对畲族民俗文化的演变做一探索。
 
   一
 
   “凤凰装”这一名称的出现,是近十多年的事。此前,关于畲族服饰,古籍多有记载。干宝的《搜神记》、范晔的《后汉书·南蛮传》中说畲族早就“织绩木皮,染以果实,好五色衣服”。清·李调元《卍斋琐录》:旧时畲族基本上为“男女椎髻跣足”,男子“不巾不帽”,多穿无领大襟短衣,且多为青蓝颜色,以自织麻布为主。清·范绍质《瑶民纪略》描述畲民服饰:“其男子不巾帽,短衫阔袖,椎髻跣足……”
 
   关于畲族妇女服饰,文献也有记载。《卍斋琐录》:“妇人不笄饰,结草珠,若璎珞蒙髻上”。清·傅恒《皇清职贡图》题记:“妇以蓝布裹发,或戴冠状如狗头,短衣布带,裙不蔽膝。常荷锄跣足而行,以助力作。”旧《贵溪县志》:“女子既嫁必冠笄,其笄以青色布为之,大如掌,用麦秆数十,茎著其中。又结蚌珠缀四檐,服之刁刁然。”清末民初,改梳高头,盘髻于顶,以尺许绣边蓝色巾覆之。同治《景宁县志》:畲族妇女“跣脚椎髻,断竹为冠,裹以布,布斑斑;饰以珠,珠累累,皆五色椒珠”。《畲族社会历史调查·浙江》:……但妇女却有民族服装。头上梳发髻、戴银冠(是用个小竹筒,长约3寸余。在竹筒两边镶有银片,并有2条珠链子连着,顶上用块红布裹着,但也有不用红布的),穿花边衣,裹三角令旗式的绑胆和穿高鼻绣花鞋。夏天则穿自织的粗麻布衣服。长期以来,由于畲汉杂处,两个民族在经济生产和生活上逐渐融汇,进而影响到畲族生活习俗部分起了变化。近年出版的相关的地方志,充分注意到这一点,并体现在有关畲族服饰的记叙上。《广东省志·少数民族志》“民国以后,畲族服饰汉化”。《铅山畲族志》:“由于长期与汉族杂居,解放前夕,畲族的服装样式已与汉族无多少差别”。《闽东畲族志》:“1949年以后,随着社会生活水准的提高,畲族男女青年平时服装的款式选用布质和汉族无大差别,只有在婚礼和节日喜庆活动场合,仍穿用传统服装。”上述史籍和地方志关于畲族服饰,尤其是关于畲族女性服饰的记叙和描述,均无“凤凰装”的记载。
 
   二
 
   何谓“凤凰装”?
 
   1989年出版的《畲族风俗志》,首次使用了“凤凰装”这一名称。作者施联朱先生在书中描述:畲族妇女的服饰别具风格。其中以“凤凰装”最具特色。畲族妇女喜爱红头绳扎的头髻,高高盘在头上,象征着凤髻;在衣裳、围裙上刺绣着各种彩色花边,多是大红、桃红夹着黄色的花纹,镶绣着金丝银线,象征着凤凰的颈、腰和美丽的羽毛;那后腰随风飘动的金黄色腰带,象征着凤凰的尾巴;周身悬挂着叮叮当当作响的银器,象征着凤凰的鸣转。
 
   1995年,蒋炳钊先生在《凤凰装凤凰山风凰山祖坟畲族文化奥妙的揭示》一文中写道,从多次到畲区调查发现:各地畲族都称自己的服饰为“凤凰装”,称发饰为“凤凰头”,称头冠为“凤冠”。而且,各地畲族妇女称她们的发型,分别象征凤凰身体的某一部位。如称罗源式的发型象征凤凰鸟的头部,高耸的红毛线球的头饰为凤鸟的丹冠;称福安式发型象征凤鸟的身子,发顶象征凤鸟的背部.外敞的发髻象征凤鸟收起的翅膀;称霞浦式高髻象征凤鸟高翘的尾巴。特别是罗源式的服饰,她们所作的解释更为奇妙,把少女、年青妇女和老年妇女服饰的不同打扮.比喻是依小凤凰、大凤凰和老凤凰的模样打扮的。年青妇女的头髻象征凤冠,衣领、衣边和袖口的花边,分别象征凤凰的领脖、腰和翅膀,围兜象征凤凰的腹部,还有身后二条绣花的飘带象征美丽的凤尾,各种濒色的脚绑和绣花鞋,则象征凤凰的脚爪。
 
   在1998年出版的《浙江民俗大观》一书中,雷先根先生以《景宁畲族妇女的高笄凤凰装》为题,对“凤凰装”作了更为全面、细致的介绍:
 
   凤凰装主要体现在头饰和服装上。头饰即妇女戴的笄,畲语音“gie”,过去每位妇女都必置,娶媳妇人家则男方办,招赘人家多为女方自办,结婚时始戴,节日与出门客皆戴,平时劳动时裹蓝布方巾或毛巾代之,死后戴着入棺。
 
   笄的具体装扮是:头发梳单辫盘于后脑,别以银簪,套以发网,形成发髻。发脚四周绕上三尺长八寸宽的黑色绉纱。头顶置银箔包的竹筒(直径约1寸,长3寸,富户全部用银,需12块银元),以包红帕,用四串白瓷珠和一串红黑相间的瓷珠连接笄顶穿插绕入绉纱以固定。每串瓷珠两头系有小银牌,垂于两耳至胸前。景宁的高笄式,则竹筒两端各固定一根银簪,前长后短,与竹筒组成后靠的钝角三角形。右耳上还插一支挂有银链和多只小银牌的粗银簪。低笄式没有此二件,所以有人说高笄是雄凤凰,冠高;低笄是雌凤凰,冠低。两耳都戴银耳垂。
 
   花边衫,畲语称“蓝观衫”。女子花边衫都为大襟衫,长度过膝,襟处镶有多种色布条或彩色花边,绣上凤凰图案;领口镶鼠牙式花边,领下四周镶繁多的花边;袖口、摆处镶有一至三种花边。布质以往都为自织的麻布、棉布或生丝绸,布色只有青蓝二种。与上衣相配的裤子,裤脚镶有三条花边。彩带,是畲族女子的传统手工艺品。作裤带、扎腰带、拦腰带、刀鞘带及纪念品等用。彩带图案有文字、花草、鸟兽等。拦腰,即围裙。浙江景宁、文成、泰顺等县的短式,都是自织麻布,青色或蓝色,长一尺宽一尺五,镶红布拦腰头,两角钉上彩带。其他县的长拦腰多为蓝色土布,长二尺宽一尺八。
 
   花鞋,厚布底,蓝布里,青布面,四周绣有花纹,前头钉上鼻梁系有红缨。旧时结婚、喜庆、访亲走友都穿,现在只有少数老人做寿鞋用。
 
   戴笄,穿花边衫,扎以拦腰,穿花鞋是畲族妇女凤凰装的整套打扮,体现了畲族的传统衣着文化和宗教信仰感情,也是识别畲族的一种标志。至此,“凤凰装”奠定了它在畲族服饰中的特殊地位,并以后来居上的姿态,成为畲族民俗文化的象征性符号。
 
   三
 
   虽然上述关于畲族“凤凰装”的记叙和描述不失具体细致,甚至还有几分诗情画意。但由于服饰在一定程度上是民族外在的象征,“凤凰装”更是“体现了畲族的传统衣着文化和宗教信仰感情”,从传统文化和宗教信仰的层面上看畲族女性服饰,有两个问题使人感到困惑:如何理解畲族的盘瓠图腾信仰?如何看待古代文献的有关记载及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一些学者如沈作乾、史图博、凌纯声等的畲民调查及其论著?
 
   先谈第一个问题。如何理解畲族的盘瓠图腾信仰?对这个问题,蒋炳钊先生在谈“凤凰装”时已经注意到了。他接下来就说:畲族服饰除有“凤凰装”解释外,还有一种与盘瓠图腾信仰有关的解释,如福安式妇女上衣大襟角均绣上顶尖朝内的三角形红布饰.她们认为这是高辛皇帝留给祖先的一半方印,还有一半留在高辛帝那里;又如福鼎式妇女有边大襟上有二条长过衣裾的红色飘带。她们认为这是高辛帝敕封的标记。
 
   同样是畲族女性服饰,却出现了两种有关文化和信仰的解释。蒋炳钊先生显然对此进行过深思。他作了如下分析:“凤”是汉文化中的一种吉祥物,畲族笃信盘瓠,二者显然不同。是否与汉文化互动所产生的影响,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畲族向汉区入迁,汉文化不能不对畲文化产生影响,突出的例子,闽东的畲族把盘瓠传说中的神犬称为“龙麒”,把象征祖先的“祖杖”,也有将神犬头改为龙头,又别称“龙拐”。“龙凤呈样”是汉文化中的吉祥物,畲族服饰的“凤凰装”之称这种文化上的奥妙,是否透露出她们民族来源的信息,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
 
   同样是围绕这个问题,有学者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如“畲族服饰的最大特点是表现对凤凰的尊崇意识特别强烈”:畲族凤凰装是“畲民求吉意识的反映”;畲族女子凤凰装“是凤鸟图腾信仰的遗迹”,或由凤凰装推断出“畲族双图腾现象”等等。
 
   关于凤凰装的来历,通常的解释是一个传说:畲族的始祖盘瓠王因平番有功,高辛帝把自己的女儿三公主嫁给他。成婚时帝后给女儿戴上凤冠,穿上镶着珠宝的凤衣,祝福她象凤凰一样给生活带来祥瑞。三公主有了儿女后,也把女儿打扮得象凤凰一样。当女儿出嫁时,凤凰从广东的凤凰山衔来凤凰装送给她做嫁衣。从此,畲家女便穿凤凰装,以示吉祥如意。
 
   此外,畲族还流传另一个传说:凤凰山的青年猎人盘阿龙善待凤凰,得到凤凰帮助得到凤凰装,顺利娶亲并且夫妻恩爱。
 
   根据“传说是历史的影子”这一理论,上述传说有力地支持了“凤凰装”说。
 
   现在谈第二个问题。今天研究畲族服饰,应该如何看待历代文献(包括地方志)有关畲族服饰的记载?如何看待20世纪前期一些学者如沈作乾、史图博、凌纯声等的畲民调查及其论著?
 
   一般说来,研究畲族服饰,应该先读一些书,尤其是与畲族服饰有关的文献。研究者还要广泛地做田野调查。
 
   在我们所能看到的文献里,无论是东晋:宝的《搜神记》、南朝宋范晔的《后汉书·南蛮传》,还是宋代以降的有关文献,如宋代刘克庄的《漳州谕畲》,清代李调元的《卍斋琐录》、傅恒《皇清职贡图》和范绍质《瑶民纪略》,还有各个时期的有关地方志,以及20世纪上半叶一些学者如沈作乾、史图博、凌纯声、胡先辅、王虞辅、凌纯声等的畲民调查及其论著,都没有“凤凰装”的记叙。20世纪50年代,由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中央民族学院和畲族地区的有关单位编写的民族问题丛书中(如《畲族社会历史调查》),也没有“凤凰装”的记载。在近年出版的省级地方志中,如1999年出版的《浙江省少数民族志》、2000年出版的《广东省志·少数民族志》中,均没有“凤凰装”的记载。
 
   畲族女性服饰尤其是头饰,因涉及畲族传统文化和信仰,倍受关注,也是学界争论的话题之一。如现今人们称畲族新娘头戴的笄为冠,但是,古代文献和20世纪上半叶一些学者,则对此另有一番表述,称其为“狗头冠”。如清·傅恒《皇清职贡图》题记:“妇以蓝布裹发,或戴冠状如狗头,……”又如当代学者何星亮《中国图腾文化》:“据凌纯声三十年代调查,畲族妇女头戴的狗头冠为图腾装饰中最显著之一。狗头冠的形式因地域或氏姓的不同而稍异其形,但主要结构完全相同。因其冠象征狗形,故均有狗头、狗身、狗尾三主要部分。”有的文献较为详细、客观地记述了畲族妇女的服装和头饰。如哈·史图博和李化民的《浙江景宁县敕木山畲民调查记》(1932年出版),就以“服装”、“头饰”为题,专门介绍了敕木山地区妇女的服饰,重点记叙了妇女的头饰,甚至连头饰各部分的名称和价格都列了详细的清单。但是,文中既没有“狗头冠”之类的记载,也没有“凤冠”、“凤凰装”之类的描述。
 
   当然,田野调查能发掘许多鲜活的材料,以补充文献的不足。这是民俗学、民族学通常采用的研究方法。但这种调查,必须有时间、地点,被调查者的姓名、性别、年龄都要记录在案。否则,结论就有仓促、草率之嫌。
 
   事实上,由于畲族文化的区域性特点,分散在东南诸省的畲民,其民俗事象往往出现明显的差异,正所谓“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在这种背景下,说“各地畲族都称自己的服饰为‘凤凰装’”,显然是以偏概全的结论。
 
   四
 
   如前所述,服饰是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畲族女性服饰,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畲族民俗文化的象征。“凤凰装”问题的提出,不仅有关一种民族服饰;这里涉及的,还有政治、经济、历史和文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畲族作为一个弱小民族,曾遭受历代封建统治者的欺压与凌辱。政治压迫,民族歧视,经济落后,使畲族在文化上也不可避免地处于劣势。在这样的背景下,对畲族历史文化的记叙,可能有偏见。但这不是问题的全部。畲族自身的变化所引起的文化观念上的更新与要求,更值得关注或许,这正是认识和解决问题的关键。
 
   长期以来,“汉族强势文化的逼迫与深入,畲民家族对盘瓠传说进行了针对性的重新改造、理会与解说,家族的人们对原有的纯动物的原型,进行了顺应汉文化的重塑,盘瓠遂成了龙与麒麟的组合,并命名为‘龙麒’;或者,以麒麟与凤凰的组合,而命名为‘麟凤’。”明清以降,畲族加快了自身的演变和发展,包括从迁徙到定居;从刀耕火种到佃耕水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畲族从被压迫被歧视到翻身得解放,当家做主人,其间的变化,是跨越式的,可谓天翻地覆,沧海桑田。随着畲族政治和经济地位的提高,他们对文化的复兴与重塑提出了相应的要求。在对盘瓠传说进行/顷应汉文化重塑的同时,畲族女性服饰必然要做出积极地回应。于是,“凤冠”代替了“狗头冠”,“凤凰装”取代了“五色衣服”。这是畲族女性服饰适时的改造和解说,与畲族文化的整体要求保持了一致。与此同时,“畲族凤凰崇拜”说,“畲族双图腾”说也应运而生。
 
   至此,我们可以说,畲族女性服饰的后面,是畲族盘瓠信仰的确认抑或重塑。如果说“凤凰装”是畲族女性服饰的一种全新诠释,那么“畲族凤凰崇拜”说和“畲族双图腾”说也是畲族盘瓠信仰的一种变异性传承。对畲族女性头饰的争论,实际上是对畲族早期图腾崇拜对象的争论。透过畲族女性服饰习俗这一视角,经过从“生活民俗”层面到“信仰民俗”层面的阐释,我们可以作出如下推论:畲族盘瓠信仰在前,凤凰信仰在后;“狗头冠”是对盘瓠信仰而言,“凤冠”、“凤凰装”则是盘瓠信仰发生变异之后,即凤凰信仰语境中的表述。总之,畲族女性头饰,见证了畲族图腾崇拜的变异,见证了畲族民俗文化的演变。
 
   五
 
   民俗是一条流动的河,不变的民俗是不存在的。变异性是民俗的基本特征之一。民俗的变异,是由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的变化决定的。此外,民族间、国际间的文化交流,也是民俗变异的重要原因。民俗的演变,一般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民俗自身为协调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而进行的自我调试;另一种是作为政府行为的外部干预,如民族政策的制订及相关的法规的实施。
 
   畲族民俗文化的演变形式,除上述两种形式外,还有一种值得关注的倾向:知识分子的参与。无论是早期畲族民俗文化的建设,还是当代对畲族民俗文化的重塑,知识分子都充当了重要的角色。旧时的修族谱,绘祖图,建宗祠,立族规,少不了文人的介入。新中国成立后,五十年代对畲族的社会和历史进行的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八十年代至今多次对畲族历史文化的研讨,更离不开知识分子的参与。事实上,早在20世纪初就开始了的畲族历史文化的研究,基本上是知识分子唱主角。
 
   由于畲族有语言无文字,知识分子的参与,对畲族民俗文化而言就有了特别的意义。知识分子的思想观念、感情色彩、知识结构,尤其是民族学、民俗学等方面的学科意识,都会表现在对民俗文化的认知和阐释上。换言之,知识分子的参与,对畲族民俗文化是一把双刃剑:可以起积极的作用,推动畲族民俗文化的健康发展;也可以起消极的作用,制造伪民俗,消解畲族民俗的本真性,糟蹋畲族民俗文化。因此,知识分子也要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力争进入“文化自觉”的状态,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保护和应用作出贡献。
 
 
 
 
 
 
 
 

作者: 
邱国珍
来源: 
江南视野,20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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