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南澳海上走私贸易

    南澳位于闽粤交界韩江口外的一个大海岛,是我国东南门户,向来扼商旅通洋之途,素有“闽粤咽喉,潮汕屏障”之称誉。
 
     南澳海运贸易悠久,据《马来西亚南来之发展史》称,唐时已有“巨舶往业海上,运载土货至广州及闽、浙,或远达南洋、日本,转贩外货输入”。说明在唐时,南澳已与海外建立贸易关系了。
 
     明朝开国不久就实行海禁,洪武七年(1374),把设在广东、福建、浙江的三个市舶司撤掉,禁止民间对外贸易,不准沿海人民造双桅船出海,甚至禁止民间买用番货,对外贸易实行“朝贡制度”。这一海禁制度,对南澳及至潮汕沿海地区在宋、元时代发展起来的海运贸易事业打击很大。可是潮汕人民不惧禁令,继续下海通番。洪武二十四年(1391),朝廷以南澳民“顽梗”为由,尽发海门千户充军;永乐七年(1409)因倭寇劫掠,难以防御,又将南澳居民徙入苏湾下二都安插,导致南澳成为“私商”“海盗”活动之地,也是番倭互市之地。日本商人把贸易船开到南澳岛来。招引沿海一些奸商小贩,进行非法贸易。地方官曾用木石填深澳港口,日本人以善水者捞其木石,澳口复通。开始时,他们还是定期往来,日久,竟盘踞岛上,建造房舍,开放市肆,作为对闽粤沿海进行非法贸易的据点。《潮州志》记述当时情况云:“中国欲知倭寇消息,但令人往南澳,饰为商人,与人交易,即廉知其来与不来,数不多寡,南澳近在肘腋。而倭得以肆意如此,盖具时将领,未有不通于倭者”。可知当时日本人在南澳岛上贸易的繁盛。
 
     闽粤接壤的漳潮一带,明代海寇规模之大及频繁不断,已见于明人著述。胡宗宪称:“今之海寇,去计数万,皆托言倭奴。……大略福之漳郡居其大半。”《南澳志》称:“终明之世,漳潮无安堵,寇乱较唐宋元为尤烈”。戴《广东通志》则谓:“贼之所以横行者,皆缘本处熟识为乡导也。……近年海贼劫萧延昌,据擒获大半皆潮阳之土著可概矣。”明代著名海寇如许栋、许朝光、谢策、严山老、洪迪珍、张维、张琏、萧雪峰、林国显、吴平、曾一本、林凤、林道乾、刘香等,无一不是漳潮之人。漳潮二地之海寇又多以闽越交界之南澳岛为巢穴。顾炎武指出南澳“洪武间,居民负险作乱,逐为贼巢”。
 
     早在明嘉靖年间,南澳便是海商云集的地方,每年“定期于四月终至,五月终去,不论货之尽与不尽也。其交易乃搭棚于也,铺板而陈所置之货,甚为清雅,刀枪之类,悉在舟中”。可见,南澳港早期的贸易时间较短,每年约一月左右,交易的场地较简陋,只有临时搭盖的木棚草蓬之类,到嘉靖末年,已有所发展,“自福建之浯屿,移泊南澳,建屋而居”,海商已在南澳岛上建立固定的场所和商店,进行经常性的贸易活动。这时,不仅沿海人民和商人,冲破海禁的束缚,纷纷到南澳港贩卖货物,而且世界各国的“四方异客”也相继到南澳进行贸易活动,每当汛风季节,往返于南澳的各种商船,相望于道,南澳的交易,盛况空前,南澳已成为中外海商接触最频繁的港口之一。
 
     南澳岛的海上走私贸易,为明朝政府与武装海商集团斗争焦点。嘉靖四十四年(1565),明朝政府派遣戚继光与俞大猷联军剿灭吴平,“剿斩万五千人”,吴平兵败,出走安南(今越南)。其后曾一本、林道乾、林凤等相继为首,仍据南澳,横行闽粤间。林道乾“据闽粤不遂,又遍历琉球、吕宋、暹罗、东京、交趾诸国”,最后落脚大年(今泰国南部)。林凤也“为官兵所逐,因奔外洋,攻吕宋玳瑁港,筑城据守,且修战舰”。隆庆五年(1571)海商杨志等三十余只大船停泊南澳港,海防同知罗拱辰“统发兵船追杀之”。明朝末年,海寇倭患息微,原因除了俞大猷、戚继光等名将的围剿之外,与清兵南下,民族矛盾上升,以及在海上武装集团中势力最大的郑芝龙海商集团先是接受朝廷招抚,参与剿击海贼,继而来往沿海及在海上开展抗清活动,为筹取军饷垄断海上贸易有关。
 

作者: 
陆集源
来源: 
汕头特区晚报(2010.06.06)
浏览次数: 
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