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潮人文化初探

    潮汕地区是中国的著名侨乡,有大量民众移居海外,经长期积聚,在本土潮人文化的基础上衍生出海外潮人文化。拙文仅就海外潮人文化的有关问题,做初步探讨。 
   海外潮人文化溯源 
   海外潮人文化的形成,肇于潮汕海外移民。潮汕地区与海结下不解之缘,远古时这里是一片汪洋,后来又经历了多次的海陆变迁,直至唐代,海潮仍至潮州城下,家乡濒临海洋,就为潮人移居海外提供了便利条件。 
   潮汕地区虽草木清华、四季常青,属丰饶之地,但自然灾害时有发生,并伴有海啸。人口密度在广东省内仅次于广州府,尽管“山之坡、路之旁、江之洲、水之滩、田之沟、墓之隙”都被充分利用,且精耕细作,仍解决不了耕地有限与人口剧增的矛盾,加上宋末元初战火弥蔓,江山易代,社会动荡,还有苛捐杂税的重负,更是苦不堪言,无奈之下,潮汕民众便“靠海吃海”,走上越洋求生之路,开始出现海外移民高潮。 
   明、清两代,潮汕海外移民呈发展趋势。到康熙二十三年(1684)初弛“海禁”之后,潮汕地区海外移民高潮再起,位于澄海东北部、韩江出海口处的樟林港,不仅是当时潮汕地区最大的贸易港口,而且成为粤东地区(含梅州)以至福建闽南地区民众出洋的著名移民口岸,据《观一揽胜》的有关资料统计,自乾隆四十七年(1782)至同治七年(1868)的86年间,从樟林港乘“红头船”出洋民众,累计达150万之多。另据《汕头海关志》记载,1864年至1911年间,“潮汕地区约有294万人离乡别井,远涉重洋谋生”。 
   有学者指出,环境(包括自然、社会环境)是人类生存和文化创造的先决条件。我们虽不是环境决定论者,但不否认一个遗世独立的环境对人类变化所产生的影响,仅就国内而言,便有明显的文化差异,一代文豪鲁迅曾如是说:北人的优点厚重,南人的优点是机灵。再按省份细分下去,又有燕赵、三秦、三晋、齐鲁、关东、吴越、荆楚、岭南等地域文化,构成了多采的“文化地图”。事实表明,的确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且形成一方文化,出外谋生的潮人生活在与家乡迥然不同的异域环境之中,经过长年的磨合、积淀,便逐步形成了不同于本土潮人文化的海外潮人文化。 
   海外潮人文化特色 
   从本土潮人文化“母体”衍生的海外潮人文化,是海外潮人在异邦艰苦奋斗过程中所创造的宝贵精神财富,具有与“母体”文化不同的特色,即已注入了海洋文化的元素,又留存了本土潮人文化的精华,并且完美地融为一体,既有深厚的底蕴,又充满着活力。海洋文化的基本特征,就在于它的开放性。这种开放性在海外潮人文化中,主要体现在如下几方面。 
   眼光深邃、勇于进取。海外潮人、即潮籍的海外侨胞走上外出谋生之路以后,接受了大风大浪的洗礼,开始认识到“风物长宜放眼量”,不再是偏安一隅、坐井观天。刚踏上异国他乡的土地,举目无亲、一无所有,为了生存必须“背水一战”;获得“立锥之地”以后,又须审时度势、深谋远虑,勇敢地直面各种困难和激烈竞争,不断地开拓进取,以求得进一步发展,最终在当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众多海外潮人正是凭借这种新的理念,以海洋文化赋予的深邃眼光,不断地进行前瞻性的思考,并象高功率的推土机,在人生道路上披荆斩棘、自强不息,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业绩,有“华商教父”之称的李嘉诚便是杰出代表。早年的他由茶楼的跑堂改当一家小塑料制品公司的推销员时,就看好塑料制品这一新兴行业的巨大发展潜力,有意识地建立起产品的销售网络,为日后自己创业做好准备。办起长江塑胶厂以后,他便成为世界顶级塑料花大王。随着竞争日趋激烈,塑料行业随时可能面临危机,他就适时地转入投资房地产产业,在1967年香港地价暴跌时便迅速出手,以低价购入一批土地储备;1972年,他又将旗下的长江地产进行重组,建起长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上市。由于他高瞻远瞩、拓展有方,“长实”已成为香港股市和香港楼市的“大佬”直至世界华人首富。 
   泰国盘谷银行的创始人陈弼臣,于1935年自己创办了星原货栈商行,并开设亚洲保险公司,专营水、火、汽车保险和人身意外保险,业务冠泰国诸同行。在春风得意时,他仍牢记“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当20世纪40年代初风云突变,世界上战争烽火四起,陈弼臣所经营的公司受到打击时,他就能保持冷静的头脑,谋求不断发展之路。“二战”期间,泰国政府封闭了操纵该国银行业的英、法等外资银行,这就为本国银行业的发展提供难得机遇。陈弼臣便紧紧抓住这一机遇,果断地创办了盘谷银行;战争造成惊人的通货膨胀,使人们对贵金属的需求激增,黄金交易的利润十分丰厚,他又专心经营此项业务。因此,仅用3年(1942至1945)时间,就使他一跃成为富有的金融家。这些海外潮人精英所以能获得成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具有战略的眼光和开拓进取的能力、智慧,能够准确抓住商机、适时规避风险。 
   胸怀开阔、有容乃大。海外潮人外出谋生,亲身感受到海洋的浩瀚无垠,直接受到海洋文化的薰陶,不再是眼光短浅、胸襟狭窄。他们不仅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以求发展,而且在事业有成时不只是为了光宗耀祖,而且是竭诚地报效桑梓。汕头民族工业的先驱高绳芝,曾侨居泰国、日本,学成以后,在家乡兴办各种工业企业,走实业救国之路。为了扶持因受洋布冲击而陷入困境的澄海织布业,高绳芝在赴日经商的父亲的支持下,于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从日本引进新式织布机械和织布技术,在澄海县城创办了振发布局。为了解决城市用电、用水紧张的问题,高绳芝除了自己投资,还公开向社会招股募集资金,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创建了“商业汕头开明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开明电灯公司),使汕头成为当时少数拥有电力照明的城市之一。在此之前的光绪三十三年(1907),他也通过招股筹资,创建了“商办汕头自来水公司”,宣统元年(1909),高绳芝又投资架设了潮汕地区第一条长途电话线路———汕头至澄海之间的电话线路,后来再增加投资、设备,并于1911年创办了汕澄电话公司和锦发、昌发两家机器榨油厂。汕头利生火柴厂、同化罐头厂,潮州励华火柴厂、昌明电火(灯)公司,揭阳捷和金属制造厂以及汕樟轻便铁路等等,都是海外潮人回到家乡投资兴建的。澄籍的泰国侨商陈黉利家族,则在汕头投资房地产业,在20世纪20至30年代,动用500万银元在永兴街、永泰街、永和街、永安街、升平路(俗称“四永一升平”)和商平路、海平路、福合埕、中山公园前一带,兴建了400多座新楼房,约占这一时期汕头市区楼房总数的十分之一;据统计,汕头市在20世纪20至30年代兴建的楼房,海外潮人投资约占三分之二。此外,海外潮人还投资发展商业、农业、服务业和公路交通、海口内河航运业等。由此可见,海外潮人在造就近代汕头辉煌上功不可没。 
   他们还谒尽全力支援祖国抗击日寇。凡此等等,都体现出“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高尚情怀。 
   团结相护、同舟共济。如上所述,海外潮人是赤手空拳在异国他乡创业,面临着重重困难和激烈的竞争,这样的环境条件,使他们深刻体会到“一根筷子易折、一把筷子难断”的道理,更加紧密团结、互帮互助,以求生存、谋发展。海外潮人的“抱团”精神闻名遐迩,其凝聚力之强,令人赞叹不己,突出表现在海外潮人社团上。各种类型的海外潮人社团遍布世界各地,据不完全统计,仅泰国已逾1000个,马来西亚、香港各有100多个,新加坡也有60多个,欧、美、澳有40多个,而马来西亚的马六甲潮州会馆,早在清道光二年(1822)就已成立。众多的海外潮人社团都以联络感情、增进乡谊、互助提携为宗旨,成为海外潮人永久的温暖之家和团结、力量的象征。1980年8月,在马来西亚云顶高原召开的“东南亚潮团联谊座谈会”上,与会香港、泰国、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代表达成了一个历史性决议:今后每两年分别在各地区(或国家)召开“国际潮团联谊年会”。1981年11月,首届“国际潮团联谊年会”在香港召开,宣示着这个世界性潮人社团的诞生,至今已举办了14届,其成员包括台湾北台市潮州同乡会、高雄市潮汕同乡会、台南市潮汕同乡会和丹麦、比利时潮州同乡会,澳洲潮州同乡会,非洲潮人联谊会等,充分彰显出海外潮人的强大凝聚力和对桑梓的向心力。 
     
   海外潮人文化在积极汲取深洋文化的丰富“营养”时,并没有完全变为洋气十足的“海派”,而是依然蕴含着本土潮人文化的精华,成为海外潮人文化的根柢。其中,最为突出的有如下两方面。 
   刻苦耐劳、坚忍不拔。远古的潮汕,并非象当今一样的富饶美丽,而是荆刺丛生、燠热多瘴,随着时代的变迁,这里又变成人口多耕地少,自然灾害频发,战争烽火不息,潮汕本土的潮人在这恶劣的环境中,培育出刻苦耐劳、坚忍不拔的精神。众多海外潮人出洋谋生时,正是弘扬了这种可贵的精神,冒着可能葬身鱼腹的危险,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最后终于成就了一番事业。他们象榕树种子一样,即使是落在石缝里、土墙上,都能顽强地活着,长成枝荣叶茂的大树,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在这方面的佼佼者不乏其人。旅泰的爱国侨领郑子彬,热心参与发起组织中华会所、潮州会馆和改组华侨报德善堂,为人们所敬重。而他的童年是在半耕半读、半饱半饥中度过,远渡重洋去泰国谋生时,起初是在一家商号卖劳力,每月报酬仅二三铢钱,经过刻苦努力,在曼谷创立郑春和店号,经营锅当,后来再创办和丰发酒号、永协兴当铺,终于成为经营饷当业起家的富商。有“鳄鱼大王”之称的杨海泉,1926年出生于泰国北榄府海口村,由于家境贫寒,童年时代进过3所小学,就读时间总共不够1年,而且都是半工半读。10岁时就去打工补贴家用,先后当过小佣工、照相馆和客栈的杂工、金铺的小伙计。20岁以后骑着自行车推销肥皂、火柴等日用品,与同学合作开小杂货店,经过艰苦奋斗,最后走上养殖鳄鱼的成功之路,目前,他独辟蹊径创办的“鳄鱼王国”———北榄鳄鱼湖,已拥有面积300多英亩的养殖场,并辟有动物园、游乐园,除养着3万余条鳄鱼外,还养有老虎、大象等,成为闻名于世的旅游胜地,每年接待200多万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海外潮人的成功表明,磨难的确是民族的财富,生活的艰辛使人变得越刚强。 
   以诚为本、言而有信。这一本土潮人文化的精华,在海外潮人文化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因为海外潮人深刻地认识到,笃诚守信是一种最有远见的“理性计算”,只有诚信才能获得别人的信赖,才有事业发展的基础。因此,许多海外潮人都恪守“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的天则。1984年,香港爱国实业家、时任亚洲最大的饲料企业之一———香港屏山企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陈伟南,乘内地改革开放的东风,前往广州洽谈合资兴办饲料厂事宜一开始就真诚地宣布寻求合资办厂的目的,主要是在自己有生之年,为祖国畜牧业现代化作绵薄的贡献。1985年3月,陈伟南与广州市畜牧总公司合资兴办的穗屏企业有限公司宣告成立,他只任副董事长。合资公司要进口生产设备,穗方委托陈伟南一手操办,结果设备的总投资额比原计划节省了三分之一以上。为了让“穗屏公司早日投产”,陈伟南还专门派出屏山饲料厂厂长和7名工程技术人员,无偿地为合资企业安装设备、给穗方人员传授操作技术。为了办好“穗屏”这家合资企业,陈伟南毅然让已获得博士学位、在加拿大一家公司任研究员的儿子陈幼南返港来穗协助管理。后来,陈伟南又真诚地提出,将1987年所得的利润全部再投入,增建饲料二厂和浓缩精料厂,短短数年,便创造了“一厂变三厂”的发展奇迹。由于陈伟南弘扬了“以诚为本、言而有信”的精神,使合资企业被国家科委誉为“中国饲料企业的先进典型”,美国《国际饲料》杂志称之为“中外合资企业的典范”。 
   著名的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历史研究》的巨著中指出,“海洋:是一个伟大的解放者”。海外潮人文化的形成过程说明了:“真正的改变不是改变世界,而是改变自我”。海洋的伟大之处,正是在于解放海外潮人“自我”的思想,更新了原有的理念,使他们的认识产生了新的飞跃,从而造就了许多侨界精英。 
   海外潮人文化启示 
    2006年华人富豪500榜显示,李嘉诚稳居首位,其他还有刘銮雄、罗康瑞、谢国民、李泽楷、陈有汉、罗鹰石、李泽钜、马化腾等,他们都是海外潮人,在本土潮人中能在世界称雄者只有黄光裕。美国学者曾指出:“文化是当今世界所面临的许多重大事件的真正根源”(《美国文化模式》引言),据此,我们试图以海外潮人文化为镜,透过这种现象,冷静地审视本土潮人文化。 
   毫无疑问,本土潮人文化源远流长,既蕴含着中华文化的“基因”,又具有自己鲜明的特色,然而,切不能陶醉其中而不思进取,否则,辉煌也会成为继续前进的负担,诚如世界未来研究联合会主席、意大利籍的玛西妮博士所言:“中国和意大利一样,有着值得骄傲的灿烂文化,但在走向未来的过程中,也产生一种传统文化的惰性,要注意克服。”因此,还得从文化创造的先决条件———地理环境及人文环境的分析入手,理性地考察本土潮人文化。从地形图上不难发现,潮汕地区在“省尾国角”,三面靠山、一面临海,这样,潮汕地区便处在一个开口的“大盆”里。在这封闭、半封闭状态的地理环境中形成的本土潮人文化,主要弊端便是狭隘、保守,具体表现为:眼光短浅、急功近利,正象俗话所说的“百赊不如五十现”,急于“套现”、“变现”;心胸狭小、包容性差,没有宰相的肚量、大将的风度;坐井观天,夜郎自大,就很容易自以为是,孤芳自赏,即柏杨所言的“虚骄”,凡此等等。 
   不少有识之士曾直言本土潮人文化的弊端,他们决非“数典忘祖”的“不肖子孙”,而是真正守护本土潮人文化的“卫道士”,因为“爱之深、痛之切”。本土潮人文化,既有优势、也有劣势,既有精华、也有糟粕,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而转移的客观存在。它也跟其民系文化一样,其内涵是动态的,即随着历史的变迁、社会的发展不断地推陈出新,抛弃落后的糟粕,传承优秀的精华,并且创造新的元素,唯有如此才能与时俱进、充满生命力,“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就是这个道理。想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有承认自己确有短处的勇气,邓小平说得好:“要承认落后,承认落后就有希望了。”(《邓小平文选》第二卷P40)坦诚地承认落后、有糟粕,是进步的新起点,若是象阿Q那样忌讳自己的“疮疤”,那真的没治了。潮籍著名剧作家郭启宏“壮着胆子”写了《漫议潮人》一文,(《潮声》2004年1、2期),直陈本土潮人文化的优劣,就因为有一位潮籍学者“大概很不愿触犯潮汕人,声称自己‘愿意永远做一个潮汕文化的旁观者”。这位“深深爱着生我养我的这方土地”的剧作家,在文中引用另一位潮籍学者的话:“优秀潮人的事业差不多都是在走出以后做出的”,“连享誉全世界的李嘉诚,还有郑午楼、陈弼臣、谢慧如、林百欣、陈伟南衮衮诸公,也并非本土锻造!”于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突现了,我们可爱的潮汕本土怎么啦?”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本土潮汕文化的缺失。回顾17世纪初,日本跟清政府一样,也实行闭关锁国政策,直到中国鸦片战争发生13年后(1853),才被美国东印度舰队总司令佩里才率领4艘军舰逼开日本的国门,使日本政府中止长达250年的封闭政策,从而了解到世界发生的变化和日本与西方的巨大差距。1868年(清同治七年),明治天皇即位,便进一步废藩设县,决心“破陋习,变古格”,进行明治维新,将西方文化移植到日本,实施了本土文化再创造,使日本迅速发展成为一个军事上强大的帝国。由此可见,民族的复兴,必须高度重视文化的复兴,而文化再创造,直接关系到一个地区以至一个民族的兴衰。实际上,海外潮人文化的形成,就是在异域对本土潮人文化的成功再创造。为此,作为海外潮人文化“母体”的本土潮人文化,有必要反过来以海外潮人文化为样榜,通过新陈代谢,进一步优化自己的内涵,使优秀的传统文化充满新时代的气息,为潮汕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为强劲的精神动力。 
 

作者: 
王炜中
来源: 
海陆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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