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潮帮侨批业对我国金融市场的贡献

    本文以清朝潮帮批业为个案,截取公元1775年——1890年前后,即乾隆三十九年西班牙首发国际双柱法定银洋,至清光绪十六年首发“光绪元宝”这大约一个世纪前后的时间,就潮帮侨批业对我国原始金融市场的促进与贡献,进行讨论探索。
 
   从金融业之发生和发展的观点看,清代潮帮侨批业是一笔集腋成裘的巨额流动资本,也是一股足以操持“商贸互动”“盈亏互补”的强大资力。其最大的贡献在于:当清廷处于封关锁国的年代,它率先在我国和东南亚之间,“凿”开了一道商贸的“运河”,让觉醒的“红头船”劈波斩浪,涌进世界的经济大潮;当市场处于外国银洋充斥的年代,它实践萌发了管理的理念,让地方金融市场免遭其害,进而推进国家原始金融业诞生,并逐步走向成熟。
 
   首先,必须从西班牙首发国际双柱银洋说起。公元1775年,老牌殖民者西班牙于国际首发一批在其殖民地墨西哥铸造的法币(机制)——双柱银洋。因其图案“一面绘双柱,一面绘国王头像”故名。这是国际金融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标志着“物物交易”的金融闭塞时代从此被彻底埋葬!但在此之前,西班牙实际上已经发行了两次货币 (非法定货币)。第一次大约在我国明朝的中末叶,那是用人工打制的“里亚尔”,即俗称“切割银”。“切割银”是一种可以视交易需要而随意切断的薄片“银饼”,潮人据其形状称之为“锄头支”。其图案“一面绘皇冠,一面绘十字架”;第二次在公元1732年,用螺旋压印机压印的所谓“花边双柱地球”银洋。值得注意的是,纵观这三次发行的银洋,其成色90.3%,面值1/2 R、1R、2R、4R、8R,都是如此之一致。而且仅系在其殖民地墨西哥制造的。本来,按其规矩,前两次发行的银洋,只能限于在其殖民地范围内行使,但必须关注的是,我国东南沿海,如浙江的宁波港、福建的泉州港、漳州月港、广东粤东的樟林港,却一样通行无阻。可见其金融侵略的蓄谋之久,其野心膨胀之恶,已到达了如此地步!但是,话又必须说回来。自明万历中叶至清乾隆末叶,这大约200年期间,正值漳州月港中落,而粤东樟林港崛起的一段“潮帮商贸日旺,移民日增”的黄金时期。据福建名士张燮《东西洋考》记述,至乾隆末年,日趋衰落的月港,“每年流入西班牙‘切割银’,至少仍以26万两以上计”,而“毗邻商贸批业呈旺之樟林港,无疑累以倍增”。张燮的话一点没错。樟林港自乾隆十二年 (公元1746年),正式“解除”海禁,清廷特诏“准商人领照到暹逻贩运大米”,商人纷纷造船出海以来,不多久时间,便一跃而成为粤东的“通洋总汇”对外贸易和移民的重要口岸,成为闽西南,赣东南和粤东的一片热土。其时的贸易情况,正如乾隆名宿黄蟾桂在《晏海渺论》中所描述那样,“商船六十余号,各载糖包满载,每船载三千至四千包,连船身计,一船值银数万两。”由此略见一斑。
 
   至嘉庆间,樟林港“八街六社”的港埠格局已经形成;其时,红头船成群结队,每年乘季候风,浩浩荡荡,北上宁波、苏杭、天津、日本,南下雷琼及南洋群岛各地。出口以陶瓷、红糖、靛蓝、樟脑、渔网、棉布为大宗;转运出口的有苏杭的丝、绸、缎、绢和福建、江西土特产;进口的大米,木材、豆类为大宗,其余如名贵黄金、玉器、犀角、象牙、香料等,历史上的“闽商浙客,巨舰高桅,扬帆挂席,出入往来,濒海之一大都会也。”指的就是这一黄金时代。据《嘉庆·澄海县志》,自乾隆始,粤海关在澄海设立樟林、东陇、南洋、卡路、南关等五个税口,每年从这“五口”征收总税银洋,占广东全省的五分之一。可见其时外国银洋,源源不断流入粤东之数额之巨。此其一。
 
   其二、集腋成裘的侨批银洋,其数与日俱增。原始批业(指系带“人、信、财、物”的水客时期)的网络已遍布潮汕各地,这和此时潮人出国形成高潮有着密切的关系。据《嘉庆·一统志·卷五五二·暹逻条》:“澄海县商民领照赴暹逻买米,接济内地民食,虽行之已阅四十余年,但此项米船,据称回棹者,不到十之五六。”这则文献资料告诉我们,自乾隆十二年正式解除海禁以来,搭乘米船之便,向海外移民的人,至嘉庆间从没间断。实际上还不断增加。据《观一揽胜》一则资料统计:“自公元1782年至1868年,潮人出国谋生,累计达150万人以上。”又据英国人巴素的《东南亚之华侨》一书统计,  “1864年——1888年,约有30万……来自汕头或香港的华工在苏门答腊的不老湾登陆,来这里从事烟草的种植”等等。
 
   “赚有钱银加减(多少)寄,寄回唐山养公婆”。这是这支来自一个“不持武器而又勤恳的民族”,远涉重洋移居“暹逻、高棉、马来半岛、北婆罗洲、爪哇、苏门答腊、菲律宾和澳大利亚等地”的庞大人群心态的忠实写照。那时,樟林月窟村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一刘姓新唐,赴暹逻后,立即向老唐乡亲借银洋二元寄平安批,他在批上写道:“信一封,银二圆,寄往唐山美娇妻;仔儿着教示,教伊读书孬赌钱;田园克苦做,大猪也着饲。等我赚着银,即刻回家买田共买地”这封充分表达出国人心愿,发自肺腑的誓言,由于朗朗上口,立即变成一支民谣,一直流传至今。综上述可断,其时粤东批业之盛,外银流入多,若与漳州月港比较,的确如张燮所说,可谓“累以倍增”矣!
 
   侨批既是一笔集合性、流动型的灵活巨资,又是一股足以操持“商贸互动”“盈亏互补”金额实力。如当年樟林港最大的红头船主蔡彦、陈伍合(孝天)等人,都是集海运业、侨批业和贸易业于一身的鼎鼎巨贾。他们操持资本“互动”、“互补”的本领,简直难以想像。如他们从港埠全局的利益出发,为保护小船主之货船平安抵达,便动用侨批业盈利之款项,倡办“红船债”。何谓“红船债”?据黄光舜《闲堂杂录·卷四》红船债条:“红船债者,洋船能平安往返,则厚纳其利,否则一笔勾销之债务也。”嘉庆间,樟林埠发生过一次重大之海难事故。某乡小货船十九艘,于外海深处遇飓风触礁全部沉没。因该船队向陈伍合(孝天)贷“红船债”款,事发后,陈承其诺,除一笔勾销全部债务外,还抚以巨额银两及代垫所收批款,又帮助生还者重造新船,确保生者翌年正常开航营业,侨眷也免遭损失,一时传为佳话。
 
   清代潮帮侨批业对促进国家和地方原始金融市场及其管理逐步走向成熟,有其重要的功绩。据余继明《中国早期外国货币图鉴》一书统计,至道光三年,外国货币流入我国市场已达26种之多;流入东南沿海各埠及本埠的有:西班牙、英国、墨西哥、葡萄牙、日本、菲律宾、安南、荷兰、美国、德国、法国、法俄、印度、马来群岛等国。其中除西班牙“本洋”双柱、墨西哥“鹰洋”、英国“站洋”、美国“远东贸易银币”和日本“龙洋”较受欢迎外,其余驳杂伪劣,加之假币伪币纷纷出笼,充斥市场,鱼目混珠,真假难辩,连大银庄也无奈他何。故上当受骗,损失惨重,叫苦连天者,经常发生。当时,樟林港流传一首民谣:“白鹭鸶,担畚箕,担来河沟■,拾着一个‘暗孬钱’  (指假伪币),买糖丸……”正是这一时期金融市场极端混乱的“直录”。
 
   据陈月亭《侨闻佚录》第四章“侨批金融”记曰:“道光三年,安南侨贾陈孝天,因联号樟林批业,深谙侨眷屡遭伪银骗局,尤以小户为甚,苦不堪言其状。遂联合樟林各社乡绅、诸大号船主,倡议成立批业联合公会。合约曰:各大商号、大船号、大银号,于是日同心执事,收银一律以‘打截’为记,以杜绝假冒伪劣。如有违者,刀劈火烧,天地共诛加罚款一万鹰洋,(指其时最具信任状之墨西哥银洋。)由是市场井然。”又记曰:“其时港埠此举,传至京师大内,道光皇帝闻之,龙颜大悦,遂召各省大臣面谕,以严督外币银洋流入事,逐月上报朝廷。”
 
   外国银洋充斥我国很多地方市场,百弊而无一利。其危害最大的就是出现了用银洋换购本国银锭(元宝)的走私活动,导致白银大量外流,扰乱国家金融市场,使国库损失惨重!这于道光九年十二月上谕中便写得一清二楚:“联闻外夷洋钱,有大髻、小髻、篷头、蝙蝠、双柱、马剑诸名,在内地行使,不以买货,专以买银;暗中消耗,每一文抵换内地纹银计折耗二三分,自闽、广、江西、浙江、江苏渐至黄河以南各省,洋钱盛行,凡完纳钱粮及商贾交易,无一不用洋钱,番舶以贩货为名,专带洋银至各省海口,收买纹银,致内地银两日少,近年银价日昂,未必不由此。”清廷腐败,道光皇帝虽然发觉问题的严重性,而自铸银币一事,却迟迟议而不决。此事历经咸丰、同治、光绪三朝,直至1890年(光绪十六年),才由张之洞督办广东钱局执行,广东钱局由于缺乏铸银经验,造成1889年的两次毁版第一次因“工艺精湛,份量偏重,成色亦佳,原意制币略重,得使人民欢迎,逐渐驱逐外币,但事实上一旦投入社会试用,因质量优重量足的关系,多被民间收藏私毁,借图薄利,反而不能进入正常流通领域,不久,此币停铸。”  (见《中国银币目录》华光普编著,P179;)第二次是因“铸就后尚未发行,便引起部份清廷大臣非议,认为‘仍置洋文于面,体制未合’敕意亦然,逐再度易模改铸第三版龙洋”(引文同上)严重损失之后,以难产姿态投入市场。
 
   至此,汕头开埠已达30年之久。但奇怪的是,侨批业并不因为清廷腐败而受丝毫影响,相反,“病树前头万木春”。汕头埠各类金融行会、侨批局(馆)、大银庄、大银行、如雨后春笋,纷纷拍档而出;侨批网络如织,批脚如云。为了保护侨乡与侨眷利益,各侨批行会与金融行会,主动联合大银行、银庄,商议如何规范地方金融市场对策,终于创生了从“直平七兑银(原封)”至“七兑银票”的地方虚位货币,这种虚位货币的行使,既有力地抑制了洋银驳杂的局面,使资金得以统一和管理和入库,又推进了国家法币的早日诞生。直至“光绪元宝”龙银在市场行使备受“商民乐用”“效果显著”之时,侨批业已进一步发展成为国家、地方的一笔“无形输出”,为填补国家和地方每年贸易入超以及满足大企业投资需要,为促进我国原始金融业,从发生走向不断成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历史贡献!
 
   侨批,是一项比“洋务运动”更早的“金融通洋活动”!有人认为,“洋务运动”是我国近现代资本主义萌芽的开始;但鄙见认为,近现代的资本主义萌芽,应该始于侨批的“金融通洋活动”。因为“洋务运动”毕竟以失败而告终,而侨批的“金融通洋活动”,却以胜利的大笑涌进世界的经济大潮,使东南沿海诸商埠,成为“天子之南库”!可见它对国家、地方的金融业所作出的历史作用与功绩是无可估量的!
 
   侨批虽然已经告别了历史,但它留下的经验与教训值得我们好好去汲取和借鉴。
 
 

作者: 
迅先
来源: 
潮州日报(2009.11.17)
浏览次数: 
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