汕头开埠史事的若干思考

    去年年底,邓特同志在《党史与方志》上发表了有关汕头开埠时间的文章,副题标为《本地重要历史问题新探索》,提出应以1860年1月1日对美“先行开市”为汕头开埠的确切时间,并阐明不能把开埠口岸说成是由潮州改为汕头。无疑,这是正确的论断,“新探索”不失为一篇有理有据的好文章。
 
     但是,有必要指出,上述论断的确不是去年的新发现。早在1994年7月,《潮学研究》第3号上就发表了汕头大学教授赵春晨的《汕头开埠史实考》,洋洋洒洒1.2万多字,考证十分翔实。接着,1996年林伟雄《关于汕头何时开埠的几点看法》、陈历明《关于汕头开埠诸问题》(二文均见《社科大观》),1997年杜桂芳《潮汕海外移民》,2000年洪松森《潮汕古近代经济琐谈》,2001年赵春晨、陈历明《潮汕百年履痕》,都相继明辨地论述了上述观点。当尚有不少操同观点的著述问世,如胡粤平发表于《广东文史》的有关文章,惜我孤陋,未及尽见。不过,能引发新一轮的对汕头开埠问题的热论,这对我们学术界来说,自应是“新探索”一文发表的最具实质性的大贡献。
 
     毋庸讳言,这似还有些不同见解。或曰1861年就1861年,相差也不外一年,何必改来改去。我们说,不对,史学研究重实际,重严谨,考证清楚就得改。当然,这是从学术的层面上说的,而纪念日,或纪念年的确定,则是党政领导部门的事,学界只是按考订情况提供领导决策参考而已。或曰条约或者换约就是法律依据,1860年1月1日之说尚怕难服人。对此,可从以下几点来简要阐明:
 
     一、所谓开埠,就是贸易口岸对某个或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开市通商”,其主要标志就是设关收税,将非法的“向来、现在并将来必有船只贸易”(华若涵语),换句话说,即一直存在的海上走私贸易,通过海关收税而合法化。
 
     二、中美于1859年8月18日换约后,尚有4个半月的时间才设关开市。这4个半月足以让双方进行讨价还价的谈判、协商、议定,也足以进行有关的筹办工作,并不像有的文章所说“无可能公文到达即不经准备就即时宣布开埠的”。此类文章所说,公文“自北京至广州,按驿站转送,行程需40-58天,从广州送至潮州也需6-8天”,这更是想当然的推测。
 
     三、中美协议结果,确定按美方提出的咸丰九年十二月初九日为开市时间。按阴阳历互换,笼统地说,咸丰九年即1859年。但一仔细查对,十二月初九已非1859年,刚好是1860年元旦。这有如林大钦出生于明正德六年十二月初六日,一般都省去月日,注为1511年。不久前抵状元府,见壁上也如此加注。错了,其生已过元旦,应是1512年1月5日。美方提出的十二月初九日,经何桂清、劳崇光具疏上报,得到了清政府的明确谕允(详见1859年11月“军机大臣密寄”何桂清的几次“上谕”)。“新探索”文中论及开市5天后的咸丰九年十二月十四日“朱批:知道了”,断定是皇帝对协定的御批,这未免失之疏讹。在清政府早已寄谕“加恩著照所请”,并已按期实施设关开市之后,何劳咸丰再来“御批”?所谓“知道了”,当应只表明皇帝对汕头开埠各节的了解,并表示再无异议罢了。
 
     不过,咸丰帝前此却另有一次“知道了”的朱批。何桂清1859年11月8日有关华若涵“请俟十月初九日起,扣至两个月后(按即十二月初九日),在潮州、台湾开市”的奏疏上,咸丰帝于十月二十日(即11月15日)确已有过“知道了”的御批。要说“知道了”可视同同意,倒是11月15日就同意了。华若涵之所以选定十二月初九日,窃以为,应不排除他已先行查明,是日即为西历新年元旦。倘若要确定开埠纪念日,这当是个再好不过的日子,它既是汕头诞生的确切时间,不管是畸形的,还是难产的,而且十分好记。
 
     四、指出汕头开埠就是条约上所议的潮州开埠,这说的是:汕头是潮州所属诸多口岸中的一个,约开潮州、台湾,都有个具体口岸的选定问题,具体口岸一经确定并开市,就是条约的实施。这意思应是十分明白的,有的文章却硬是批评说“有人把它(潮州)与汕头等同”,“潮州与汕头绝不应等同看作一个地方”。这恐有“莫须有”之嫌。
 
     五、关于潮州商民抵制英领事坚佐治入城事,据考,反入城斗争,从1860-1866年,一共5次,均在汕头开埠之后。事实上,汕头对美开市不久,英法两国已接踵而来,“援一体均沾之例”,同年即取得了在汕头的通商权。坚佐治已于1860年年中在礐石设立领事署。任英国领事的他,还兼任了法国领事。其进潮州城的目的,始终没有涉及要在潮州什么“府城口”开市通商,而实是别有借口。潮州市王槐已于1998年著文,对此缕述甚详。至于咸丰“谕军机大臣等”的“上谕”中有个“改”字,那是要领事坚佐治“改驻通商地方(即汕头埠)”。有的文章坚持说,由于潮州商民的反入城斗争,终使通商口岸在1861年“从原条约潮州府城口而改为汕头”,完全是于史无稽的杜撰。稽诸文献,事实上,洋人所谓府城口指的就是府城外的口岸。
 
     众所周知,汕头开埠之后,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势力旋即侵入汕头。继美国之后,英、法、德、挪威、丹麦、日本和奥匈帝国相继在汕头设立领事署(府);汕头潮海关设立后,华若涵之弟华为士任首任税务司,大批洋员控制海关。一如清末海阳人杨少山诗所云:“新关查饷皆洋史,不许华人上吊桥”。洋人的领事馆和被洋人控制的海关,以及随之而来的传教士不仅为资本主义国家对地方的经济侵略和文化侵略服务,还任意干涉中国内政,窃取地方情报,为其政治侵略和军事侵略服务。
 
     洋行的开设是资本主义列强经济侵略、掠夺的重要途径。最早开设的是开埠当年设立的英国的德记、怡和洋行。及后又有德国的鲁粦,英国的太古、新昌,美国的美孚等洋行。至1876年,汕头的洋行已激增至23家。洋行既经营进口贸易,又开设工厂,垄断航运交通。大批洋货涌进汕头,输往潮汕各地。而且鸦片在很长的时期内占据了大宗,仅1864年一年进口鸦片就值29万多元,并逐年增加,至1911年48年间,鸦片的入口使每年从汕头外流白银达300多万两。其次为机制棉纺织品,这严重打击了民间手工工业。在列强经济势力的冲击、排挤下,潮汕地区原有的封建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都受到了严重的摧残。地方民族经济日益凋蔽,大批贫民进城当苦力,甚或流落街头,行乞度日,城乡人民的确更加痛苦不堪。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但是,我们又必须实事求是地看到,由于清政府的盲目自大,长期实行闭关锁国,根本不知开放为何物,要其主动自开商埠是绝对不可能的。为此我们不能仅仅从消极的一面去审视汕头的开埠。问题还有另一面:由于被迫约开商埠,却也促成了地方的对外开放,促成了潮汕地区社会经济文化发生根本性的变革。
 
     首先,由于开埠之后,资本主义经济强势进入,客观上极大地加速了潮汕地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瓦解,刺激了社会经济的嬗变,从而促进了潮汕经济的兴起和发展,大大地加速了潮汕地区近代化进程。
 
     如所周知,汕头开埠前原已有一定的贸易基础,因而才被列强看中。开埠后经济的发展,最显而易见的还是进出口贸易的迅速增长。开埠当年,从汕头进出口货物合计617万6千多银元,此后每年都有较快的增长。但近代潮汕贸易的致命弱点是一直处于严重的入超状态。巨大的入超全靠侨汇来弥补。侨汇大大增强了当地的购买力,为维持潮汕进出口贸易和城市的表面繁荣作出了极大贡献。
 
     开埠后经济的发展,还体现在潮汕地区近代工业的兴起。最早出现的要数食品工业。接着相继出现的是面粉加工厂、果子厂、罐头厂、自来水厂、棉织厂、火柴厂、肥皂厂、电灯厂等。当然,潮汕近代工业一直规模较小,数量较少,且多依赖侨资,深受国际市场影响。工业兴起的同时,潮汕也开始拥现了华人自办的新式近代化交通和电讯工业,其发展似乎比工业还要来得快。其中很值得一提的是1906年建成通车的潮汕铁路。民用航空事业也开办得较早,始于1933年。
 
     汕头开埠的巨大影响,更体现在文化上。由于内外环境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使潮汕文化的演进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笔者曾著文提到,潮汕文化是个聚合形态,由三种文化融合而成,一是作为移民的中原文化,二是作为土著的百越文化,三是作为侨胞的海外文化。前两种颇能展现潮汕文化的古远、悠久,潮汕文化的确有很多丰富的历史积淀。而对海外文化(在一定含义上即是西方文化)的吸纳,使潮汕文化的内涵空前丰富,色彩异常鲜明,影响十分广泛,则主要的还在于汕头开埠后这一百多年的时间里。潮人移居海外,虽古已有之,但由于“通海”长期被朝廷悬为厉禁,真正出现多次移民浪潮的,也是这一百多年来的事。潮汕文化以精细、精明为最主要特征,潮人勇于开拓,善于经商,富有凝聚力的文化心态,所有这些能得到发扬光大,并为世人所瞩目,也还是这一百多年来的事。
 
     显然,认为汕头一词较晚出,没什么文化,故不能称潮汕文化而应称潮州文化的人,既不考虑行政区域名是最权威的地名,不考虑以其作冠首所必然赋予的概念范围,更也是无视潮汕文化这一最重要的发展时期。杜经国教授曾指出,潮汕文化“从整体上看,它是一个晚出的文化”,是中华文化“一个新生的分歧”;“似乎越古老,越光彩。这显然是传统观念在作怪,并不符合实际。其实,文化象人一样,并不是越老越好”。显然,潮汕文化的优势所在,正在于它既擅长于承传优秀的传统文化,蕴蓄深厚,又能在与世界多元文化的撞击、互补、交融之中,不断优化、创新,乃至转型。
 
     汕头开埠,还有一个最直接的客观后果,那就是汕头市的崛起。作为粤东一个近现代新兴城市,汕头的形成,毫无疑问,那是完全得益于海港,得益于对外贸易。当年以港口经济为中心,货场集散,商旅往米、商行栉比,城市经济得以迅速兴起;由于众多侨胞和粤东地区多位富商的参与,市政建设也呈飞快之势,街道纵横,骑楼鳞次,水陆交通、邮电、电灯、自来水、餐饮旅业,都相当兴盛,许多设施在当年还居于全国城市的前列。1921年设市之后,没多久就发展成粤省第二大城市,从而逐渐取代了潮州,成为潮汕和整个粤东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汕头作为近现代的一个新兴城市,理所当然地也是移民城市。潮汕各地,各行各业的精英人物,以至多种工艺的能工巧匠,都先后汇聚汕头,这既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发展,也使汕头自然而然地成为集潮汕文化之大成的新城。散处潮汕各地的各有特色的文化内涵在这里得以传承、融汇,也受到挑战、考验和变通、升华,使潮汕文化更具明显的发展优势。可以肯定地说,开埠就是开放,开放对外贸易,成就百载商埠的繁荣,并以港口为中心,汇聚四方人才,多方发展城市经济,而后借助强劲的经济,建构潮汕新文化。
 
     故此,当我们回首开埠史,探索汕头的发展时,我想,抓工业固然重要,而如何加快港口建设、如何大力发展对外贸易,以及如何重新汇聚散逸了的人气,繁荣本埠商旅业,应是潮汕一分为三(或曰一分为四)之后的重要思考。关于后者,一个也许是肤浅的设想是,应可充分发扬汕头的临海优势,大力发展假日经济,建成高档次的海上度假村和大众化的潮人海上度假基地。澳洲黄金海岸,就是“他山之石”,当可借鉴。
 
 

作者: 
黄赞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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