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汕文化的特征

    一、历史性
   哪里有潮水,那里就有潮汕人;
   哪里有潮汕人,那里就有潮汕文化。
   潮汕文化,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上古年代人类活动的轨迹。潮汕文化是灿烂的中华文化宝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由于受历史、地域、气候等条件的制约和周边文化的影响,也有其独特的一面。精耕细作的农业技术,典雅、形象的潮州方言,富有哲理性的潮汕工夫茶,精美的抽纱、木雕、陶瓷,美味的潮菜,动人的潮剧,幽美、儒雅的潮州音乐,无不蕴涵和体现着潮汕文化的精髓和特色。然而,潮汕文化又不仅仅是一种地域性的文化。它的存在和影响,早已超越本土,跨越重洋,在东南亚乃至世界各地生根、开花、结果。
   远在距今天七千多年前的原始社会时期,粤东已有人居,是为今天潮汕人的始祖。古代潮汕人以渔猎为生,逐步由采集进入原始锄耕农业。劳动的日益复杂,使原始潮汕人的思维日益丰富,不仅能反应外界的直接刺激,且初步显现文明的起点。
   大约在商、周年间,潮汕已进入阶级社会。当时的潮汕地区,地广人稀,自给自足,“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由部落和部落联盟的首领“都老”统领,以铜鼓为号。至公元前219年,秦统一六国以后,平定南越,潮汕正式归入秦王朝的疆域。南迁的中原仕民,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文字),使古代潮汕政治、经济、文化均发生深刻的变化,开始与中华民族正统文明接轨。
   然而,由于潮汕远离京畿,又是开放较慢的地区,无论经济或文化、政治,都存在着落后、丑陋的方面。正如唐代杜佑所言:“五岺之南,人杂夷獠,不知礼义,以富为雄”,“是以汉室,常罢弃之。大抵南方遐阻,人强吏懦,豪富兼并,役属贫弱,俘掠不忌,古今是同”。
   唐代的中国社会,经武则天到玄宗,发展到空前繁荣的鼎盛时期。然而,当时的潮汕仍是“地僻人稀”的“蛮荒之地”,全州人口只有26745人,为王室贬谪官宦的州郡之一,各方面相当落后、愚昧。元和14年(820年),韩愈被贬来到潮汕,祭鱷除害,关心农桑,释放奴婢,而最大的贡献却在于恢复、兴办潮汕的文化教育事业。韩愈治潮,为时仅七个月,而他对潮汕文明的贡献、却对后代产生了极其积极的历史作用。
   韩愈之为潮人所传颂和尊敬,是和后代的文化人对他的拔高和溢美分不开的。然而,包括韩愈在内的一批京官被贬谪来到潮州,却对潮汕文化的开发和繁荣起着重要的作用。
   宋代的潮汕,由于环境相对安定,生产得以发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与毗邻州郡相比,处于领先地位。昔日韩愈诗文中所描述的“毒雾瘴气,日夕发作”的令人恐怖的地方,已成为饮誉内外的“海滨邹鲁”,为“地平如掌树成行,野有邮亭浦有梁。旧日潮州底处所,如今风物冠南方”的赞叹所取代。作为这一历史时期的产物的潮汕文化,也相应得以较大的发展。
     二、平民性
   传统的节日风俗文化,是中华民族在悠久的历史进程中逐渐而自然地形成的传统文化,在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史乃至世界文明史中始终占有一定地位,具有积极的意义,对政治、文化乃至经济均产生重要作用。到了盛唐年代,传统的节日文化始由“神秘型”转变为“娱乐型”,如元宵节虔诚的“祭太乙神灯火”遂演变为单纯的”玩灯”、“赏月”。明代董谷《碧里杂存》中云:“四方风俗,皆本以京师,自古然矣”。可见不少年节风俗、食俗,都是通过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的“钦赐”而得以沿袭的。透过传统的节日文化,人们既能认识到其具有的民间性、娱乐性的一面,又能认识到民族的传统习惯和悠久的文化渊源。
   在长期的生存、生活和生产劳动中,我国人民以自己高度的智慧和艺术才能,创造并逐渐形成了富有民族风格和生活情趣的节日文化。我国自古代始即有“四时八节”的说法。所谓“四时”,即春、夏、秋、冬。所谓“八节”,即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年复一年的每个传统节日,都是民族文化心理的生动、具体的体现,包含着一定人群的某种共同感,显示出某种群体普遍的心愿特征。因此,节日风俗历来是有着共同心理素质的群众集体场面壮观的社会文化活动。
   潮汕虽然地处一隅,但其节日风俗和节日文化和全国是一致的。潮汕人所说的“时年八节”,即各地的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重阳节、中秋节、冬节、等等。
   著名潮汕籍散文家秦牧说过:“中国众多乡民都是泛神论者,对一块怪石、一株老榕,有时也向它烧香磕头,他们认为到处都充斥着神灵,天有天神,山有山神,海有海神,村头有社神(土地),驾驭雷电的有雷公、电母,甚至连厕所、房间里都有神(这就是‘紫姑’、‘床头姑’之类了)”。
   和中国众多的民众一样,潮汕民众也是崇拜、敬畏心理相当严重的“泛神论者”。因此,潮汕的传统节日文化是和祭祀文化紧密相连的。历史上的潮汕人,以自己的勤劳、勇敢和智慧,战胜了风、水、旱、涝等自然灾害和战祸造成的破坏,克服重重困难,走过曲折道路。忧患心理和乐观心理并存、交织,开拓、生息,把属于自己的这一方土地建设成美丽、富庶的家园。因此,比起其它地区来,潮汕的节日文化、祭祀文化便来得更加多样和频繁。除了约俗的节日之外,尚有“七样羹(正月初七)、“妈生”(三月廿五)、“施孤”(七月初七)等繁多的节日。其中,尤以“妈生”最为隆重。
   传说中的妈祖,原名林默,原本是五代时期闽王统军兵马使林愿的第六个女儿,生于北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年)三月廿三日。只活了28岁的林默自幼聪慧,乐施好善,终身未嫁,她的兄长从商航海,遭遇风险,被她驰救。死后“屡次显灵海上”,被奉为“护航女神”,康熙时封为“天后”。对妈祖的崇拜,从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扩散至世界各地。而潮汕人对“妈生”的重视,除了普遍的祈福、禳祸之外,还和瀕临南海的地域性心理密不可分。
   多姿多彩的潮汕传统节日文化,从文化意识的角度上来看,其实是一类风俗、习惯性的文化意识的综合体现。通过心理的、行为的、物质的载体,展现出群众文化、饮食文化、商业文化、族游文化、家居文化、建筑文化乃至祭祀文化、戏剧文化、灯彩文化、烟花文化、游乐文化等诸多文化现象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每一个节日,不只是一项或两项活动,而是多种活动的集合体,最集中的表现却是应时的节令食品和文化活动、祭祀活动。潮汕节日文化是潮汕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形态和形成却直接反映了潮汕人的性格、心态的某些特点,具有相当浓郁的韵味。
     三、装饰性
   著名潮汕籍散文作家秦牧先生在《艺海拾贝》一书中,曾饶有情趣地谈过“装饰美”的问题。他指出:“在工艺美术中,反对‘装饰美’的人大概是不会有的;但是在文学工作中,一提到装饰美,就往往有人想到‘装腔作势’、‘涂脂抹粉’那上头去”。“其实,可以装饰、应该装饰的东西,装饰还是不能马虎的。姑娘们的发北辫上,不是常有个蝴蝶结吗?儿童使用的刺枪上,不是常扎个红缨吗?在旗幡上,不是常常饰有飘带吗?在一把把葵扇、纸扇上,不是常常画有梅兰竹菊吗?”“没有好的思想,好的内容,文采无所附丽,然而有了这一切先决条件,文采就可以使它们更加焕发光辉”。“装饰美是值得注意的,这是文明,这是艺术”。
   秦牧先生文中所指出的“装饰美”,其实上是潮汕文化的一个相当突出的特征,而最典型的例子便是潮汕的民居建筑文化。在潮汕地区,历来有“潮州厝,皇宫起”的说法。潮语中,“厝”指宅居,“起”指建筑。历世历代,潮汕的民居建筑都把带有强烈外部形式感的装饰作为重要或主要部分。特别是富有人家的宅第及居屋,无论是建筑的格局、规模及至内部、外部的装饰,都十分考究,其款式设计和精巧工艺,均可与富丽堂皇的皇宫相媲美。
   在建筑格局上,潮汕民宅、民居有“四点金”、“下山虎”、“驷马拖车”、“三进第”、“三门面”、“双背剑”、“单背剑”等各种不同的形式。至清代的“郎中第”,既有潮汕传统民居建筑的“皇宫”特色,又吸取了适用的西方建筑艺术。
   在建筑的外部装饰上,潮汕民宅的丰姿、多采充分地显示着潮汕人文的特色,令人目不暇接。流连在任何一座潮汕古代民居建筑或庙宇、殿堂,你都会被多种多样精致的装饰所吸引,陶醉在一个极富潮汕地方特色的建筑装饰的氛围中,顿处美不胜收的感觉之中。屋檐上,五彩的瓦棱和精湛的潮汕嵌瓷,栩栩如生的各种古代传说人物、动物、花卉,可称为潮汕建筑装饰中最具地方特色的佳构,无不使人为其精巧的构作和技艺所叹服。屋宇内外,支柱、附墙柱上的花饰纹样,门廊、窗套上的泥塑,通廊、石柱、梁上的装饰浮雕和通雕,门斗、墙面、地面上的各种彩色的釉面砖,阴刻、阳刻以及各种形式的石木构件,圆形、方形、拱形和各种不规则形的门窗,无不体现装饰之美。
   潮汕地区是全国闻名的工艺美术之乡。潮汕人生产、制作的抽纱、木雕、石雕、陶瓷以及各种类形的栩栩如生的工艺品,比较起其它地区的同类工艺品,明显地带着一种独特的韵味,那就是强烈的装饰性、张扬性和精细性,使人第一眼看去便产生了相对震撼的视觉效果,紧接着便是爱不释手。
   闻名世界的潮汕抽纱工艺,至今仅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却倾注着几代抽纱艺人的心血。传入潮汕的欧洲抽纱,经民间艺人的再创造,变成了新型的潮味浓郁的工艺品。传统的勾织、刺绣工艺,加上新颖的图案,使人耳目一新。潮汕的书法艺术,熔古今各家于一炉,独创一格。无论是楷、行、隶、草,都可以看到一种蕴含在精雕细刻之中的装饰和张扬。
     四、儒雅性
   960年,后周大将赵匡胤在开封东北的陈桥驿发动兵变,废黜后周皇帝,建立宋王朝,定都东京(今河南开封)。北宋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割据局面,环境比较安定。宋王朝为稳定统治秩序,采取了某些有利于发展生产的措施。由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辛勤劳动,使生产得以较快的恢复,并有进一步的发展。
   据《太平寰宇记》和《元丰九域志》记载,从北宋太宗太平兴国到神宗元丰的100年间,潮汕人户增长幅度很大,从5831户增至74682户,增长达⒓8倍。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和大量未垦种的可开垦耕地,吸引着各方仕民。南移的中原人,带来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促进潮汕的发展,使潮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
   宋代的潮州,稻可双熟,城里商贸繁盛,瓷窑成行,不仅是潮汕政治、文化、经济中心。而且向周边循州、梅州等地辐射,远及闽西、闽南、赣南等腹地。正如诗曰:“从此方舆载人物,海滨邹鲁是潮阳”,“旧日潮州底处所,如今风物冠南方”。
   宋代潮汕的文化事业有很大发展,州学、县学进一步巩固发展,先后创办了韩山书院、蓝田书庄、得全书院,元公书院,形成了以周敦颐、朱熹、二程为代表的学术气氛的盛势。据《潮州府志》载,当时的理学家、儒师朱熹曾先后二次来潮汕,在潮汕各地游泮讲学,因赞许潮汕民风淳朴而题书“落汉鸣泉”。朱熹在潮汕的学术活动,使被封建后期统治阶级尊为“儒学正宗”的程朱学说在潮汕得以弘扬。
   曲院春风啜茗天,
   竹垆榄核手亲煎。
   小砂壶瀹新鹪嘴,
   来试湖山处女泉。
   清末爱国诗人丘逢甲客居潮州时所写的诗句,高度地慨括了潮汕工夫茶道的时序、特定环境、冲泡器具、特殊燃料、茶品、用水以及品尝时的情景。潮汕工夫茶有一套讲究的茶具、茶叶、用水、冲法、品尝的茶经,是一种合乎道德、科学和艺术的高雅的享受,既是流行于潮汕一带的雅俗共赏的一种风尚,也是我国茶艺之林中的佼佼者。工夫茶不仅在本乡本土受到人们的喜爱,还流传至大江南北以及海外,受到很多专家、名人、学者的赞叹。
   潮州弦诗是原味原汁的潮汕本土地方音乐。经历两千余年的发展、沿革、变化,逐渐定型。受民间小调、民谣、民歌、渔歌和戏剧、曲艺等地方音乐的熏陶,后不断吸取历代历朝来自京城、中原、客家汉调以及道教、佛教等宗教音乐的成分,兼妆并蓄,融合而成。浩瀚的弦诗曲谱中,有土腔土调的《姜春萝》、《北山茶》,有流传自北方的《琴挑》、《浪淘沙》,有潮人出埠过番引进的《暹逻诗》、《番仔歌》,有唐、宋大曲遗响《寒鸦戏水》、《昭君怨》,有粤调《蝶恋花》、《金不换》,有汉乐《絮阁》、《柳摇金》,有外江调《小桃红》、《到春来》,有南北曲牌《柳青娘》、《西江月》,有佛曲《南海赞》、《渔家乐》,还有历代潮州音乐人士自创、自编的《七月半》、《中秋月》,等等。
   工夫茶和弦诗,异曲同工地营造着潮汕文化的另一类神韵。这种神韵,就是和潮汕人文和风土、世情有着较大的反差的儒雅、幽静和哲理性。而这种反差,既是两种不同文化的相互补偿,也是其不同的需要。
   弦诗从配器、曲式及至旋律的旋法、主题的表达,乃至节奏、音区等,无不透射着一种闲逸、清淡、文静的儒雅底韵。就是在表现激昂、强烈或欢快、愉悦的情绪时,也总是那么慢条斯理、从容不迫、不卑不亢。潮州弦诗音中,不乏节奏、旋律都颇为紧凑、兴奋之曲目,如《画眉跳架》、《狮子戏球》等。然而,比较起同类型的广东音乐《喜洋洋》、《春郊试马》、《赛龙夺锦》来,总不乏那么一种“小家碧玉”的玲珑的感觉。
     五、不规则性
   潮汕文化所具有的种种特征和色彩,除了受历史、地域、气候等客观条件和周边文化、外来文化的影响和制约之外,还有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就是和它的创造者潮汕人的性格、心理、人文等息息相关,互为因果。潮汕人历来推崇、褒赞、识赏“活头”,把“活头”视为人格的最高规范,既有其狭隘性的一面,也有其科学性的一面。所谓的“活头”,按照现代心理学的科学分类,应是活跃型的多血质性格。这种性格的人,聪明,活泼,行为、思维敏感快捷,外向而善于交际,行动奔放,不习惯束缚,易感情冲动,热心工作,不怕劳累,兴趣广泛多变。当然,因此也有精力分散,缺乏细心和毅力,缺少意识等缺点。
   诚如现代心理学家、社会学家所指出,如果说民族性、国民性是由各不相同的性格决定的,恐怕有言过其实之嫌。因为文化传统、历史沿革、地理气候、政治制度等条件,无疑对不同的族群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和作用。但是在社会组织的构结方式等方面,却可以看到这种现象。世界上较大的人种,有欧美的白种人和亚洲的黄种人。西方和东方的种族不同,形成了风格迥异的社会规范和社会节奏。
   潮汕人和绝大多数的亚洲人一样,同属活跃型的多血质性格。他们有原始文明的科学思想,风俗、习惯和文化生活丰富而多彩,从而形成了散文式的、具有浪漫性和广阔的客观性、轻意识而重感情、给人以暧昧感的思维特征,具有潜在、丰饶、不规则等特点。
   源于南戏的潮剧,是植根在潮汕土地上的乡土性、地方性的艺术形式,历史悠久,卷帙浩繁。从1975年12月22日潮安县西山溪排涝工地古墓里发掘的刘希本《金钗记》看,自明代宣德年间至今,已有570年的演出历史。据林淳钧、陈历明先生编纂的《潮剧剧目汇考》包括有内容简介的剧目达2400个。而据约略统计,至少达4500余出之多,可见历史上潮剧演出盛况之惊人。
   因为是植源在潮汕土地上的艺术演出形式,潮剧便带着相当浓厚的潮汕地方气息和地方特色,深刻地表现着潮汕人的思维、意识、感情和喜恶,传达着潮汕人所特有的喜、怒、哀、乐,演绎着在这片土地上土生土长、原味原汁的性格、特征和色彩。
   正因为如此,几百年来的潮剧艺术便自然而然地带着纤细、精巧、雅致、通俗等明显的潮汕特色。抒情时,荡气回肠,缠绵迁延。叙事时,跌宕起伏,银瓶乍迸。强烈的外部形式,深沉的情感变化,吸引着无数的来自社会各层次的观众,可谓达到了“雅俗共赏”。
   正因为如此,比较起苍劲、典雅的京剧和委婉、妩媚的越剧,比较起色彩斑斓、热气腾腾的粤剧,比较起各种各样的戏曲艺术,潮剧的独特的艺术特色和风格便更加显明和突兀。在浩如烟海的潮剧剧目中,和所有的戏曲同样具备“生、末、净、旦、丑”的各种行当和各种人物形象。然而,长期以来受潮汕观众喜爱并接受的,并不是“大江东去”的慷慨高歌,也不是“小桥流水”的儿女情长,而有它独特的选择。
   潮汕观众之所以接受并钟爱潮剧艺术中的旦角、丑角,正是这种性格心理的反映和表现。潮剧中的彩衣旦,如《陈三五娘》中的益春、《苏六娘》中的桃花、伶俐、活泼,天资可爱。《柴房会》中的李老三,《荔镜记》中的乳娘,则以另一种美的艺术形式演绎着社会生活中的另一类群体。丑行之所以长期以来深受观众欢迎并在潮剧乃至各种戏曲艺术中独树一帜,正在于它独特的美学价值和观念。无论是旦角、丑角,都以一种外向性极强的取向传达着真挚善良的思维及意识。而这种外向性极强的取向,正是潮汕人性格、心理的特征所在。

作者: 
谢锡全
来源: 
潮阳风(20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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