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大钦和他的《廷试·策》

    
    潮州唯一的一位文状元林大钦,因年轻夺魁,在中国科举史上实属罕见,而为人们所津津乐道,广为传颂。但他夺得状元桂冠,不是一帆风顺,而是经过周折之后,以其《廷试·策》打动嘉靖皇帝才能获得的。
    林大钦上京赴考,参加礼部主持的会试,原因科举考试答卷,早已有规定格式,当时的主考官——礼部尚书夏言,也一再告谕诸生“毋立异”。但血性方刚的林大钦却毅然突破成格,只好考获第十二名贡士。后来是都御史汪鋐阅处其卷,大为惊叹,推荐给大学士张孚敬,并呈明世宗(即嘉靖皇帝)亲裁,“拔之常格外”;又在御试那一天,他写成了“咄嗟数千言,风飚电烁,尽治安之猷,极文章之志”的《廷试·策》,深得了皇帝器重,亲擢为状元。由此可说,《廷试·策》是林大钦的成名作、早期的代表作。
    但是,林大钦不作“迂阔空虚无用之文”,而为文风格酷似“三苏”,实实在在地阐发“剀切时病”之论的《廷试·策》,又是与其家庭出身、生活环境息息相关的。
    林大钦,乳名大茂,字敬夫,号东莆居士,海阳县东莆都山兜乡(今潮安县金石镇仙都村)人,生于明正德五年(1511年)的农历十二月初六。少时家境贫寒,父亲林毅斋是个贫穷儒生,单生他一人。童年时,他曾在村前桑浦山麓至石壁头一带牧牛,此处的白鸟寺旁有一书屋,他常在书屋外听读,私塾老师知其家贫无力入塾读书,又察其聪颖无比,勤奋好学,遂准予塾附读,并格外予以资助。他年青时,又因父亲逝世,家境愈加拮据,曾在毗邻村塾教书维持生计。他熟读苏洵、苏轼、苏澈文章,故下笔气势磅礴,酷似“三苏”。明嘉靖十年(1531年),他到广州参加乡试,被录取为第六名举人。明嘉靖十一年二月,他上京赴试,被录取为第十二名贡士。同年三月五日,他又参加殿试,在一天之内写成近五千字的策论。嘉靖皇帝观看后,叹为奇才,特意钦点为状元,赐进士及第,授翰林院修撰(从六品),负责修史工作,开始了他短暂的仕途生涯。几个月后,他便接慈亲到京师奉养。但在那权奸当道,积重难返的时代里,毫无政治背景的林大钦壮志难酬;又因其母不习惯北方气候,久病不愈,至嘉靖十四年,他即上表乞请回故里侍养,得到了恩准。辞官归家后,他一面进修,一面讲学,“结讲堂华岩山(今桑浦山),与乡子弟讲贯六经,究性命之旨”,又与“海内贤士大夫相寓书,言学问之意”。嘉靖十九年,其母病逝,他哀伤过度,害了一场大病,于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病卒。
    从其家庭出身可以看到,林大钦来自社会最底层,童年放过牛,特别是年青时教过书,被人们称誉为“孩童先生”,有过亲身体验民生疾苦的社会经历,又加上耳濡目染,对当时的社会现象早已了解得十分真切,才有可能在御试时,写出内容深刻、切中时弊的《廷试·策》,夺得了举世瞩目的状元桂冠。
    其实,林大钦在乡试中,便初露锋芒。其文《李纲十事》已充分显示出他忧国忧民和治国兴邦的政治情怀,以及“医国”的独到见解;大有苏文笔韵,崇论闳议,证例充实,文情慷慨激昂,恰如明薛侃为他撰的《传》所说;“考据详核,词旨凛烈,读之觉奕奕有生气。”当时巡按御史吴麟也大加称赞说:“必大魁天下”。因此,林大钦借廷试的难得时机,写出了整治时弊、怀抱兼济天下的《廷试·策》,也就不是偶然的了。
    我们还应该看到,明朝初期,资本主义已开始萌芽,而封建君主专制却又加强,这样各种社会矛盾便全面显现出来。到了嘉靖时,面对严重的社会积弊,嘉靖皇帝开始还是想有所作为,锐意救治的。但是,到了后期,他却越来越昏愦,特别是到了林大钦应试之时,明朝已经步入了由治到乱的阶段,各种社会弊端暴露无遗。林大钦的《廷试·策》正是针对当时“百姓冻馁流离”的社会现实而策论的。
    在洋洋近五千字的《廷试·策》中,林大钦开门见山地写道:“臣方欲为根极政要之说,明切时务之论,而不敢饰为迂阔空虚无用之文,以罔陛下。”按此为文目的,他引用大量的史实,对应嘉靖皇帝发问所略举的“耕者无几而食者众,蚕者甚稀而衣者多;又加以水旱虫蝗之为害,游惰冗杂之为害,边有烟尘,内有盗贼”等严峻的社会现象,深刻而又中肯地指出“天下之所以长坐于困乏”,其原因在于游惰、冗杂之弊。他认为“游惰之病二者,一曰游民,一曰异端。游民众则力本者少,异端盛则务农者稀”;“冗杂之弊三者,一曰冗员,二曰冗兵,三曰冗费。”并深刻地分析了游惰的产生,“盖起于不均不平之横征,病于豪强之兼并”,以及“三冗去而财裕矣”的道理。因此,要去“游惰之弊”,必须“颁限田之法,严兼并之禁”,“又择循良仁爱恻怛之吏以抚劳之”,并“禁以防其奸贪”,安辑游民,令其归农;要去“冗杂之弊”,特别是冗费,“陛下端身以率物,节己而居俭”。若“入赀之途太多,任子之官太众,简稽之责不严,练选之道有亏”,则“冗费之弊,不能悉举”。同 时,一针见血指出:“后宫之燕赐不可不节也,异端之奉不可太过也,土木之役不可不裁也”。这是因为“京师之一金,田野之百金也,内府之百金,民家之万金也”,而“以百万民家之资,费之于一燕飨、一赐予、一供玩者”,“则其势将横征极取,天下不至于饥寒冻馁、大败极敝不已”。紧接着,他针对造成当时百姓“冻馁流离”的时弊,提出了“均田”,“择吏”、“去冗”、“省费”、“辟土”、“薄征”、“通利”、“禁奢”八项“治弊治法”,并层层深入地论证了“田均而业厚,吏良而俗阜,冗去而蠹除,费省而用裕,土辟而地广,征薄而惠宽,利通而财流,奢禁而富益。”但这还是不够的 ,更重要的是他直言不讳儆告皇帝所说的:“毋以深居无事而好逸游,毋以海宇清平而事远夷,毋以物力丰实而兴土木,毋以聪明英断而尚刑名,毋以财赋富盛而事奢侈,毋羡邪说而惑神仙。澄心正极,省虑虚涵。”林大钦的《廷试·策》可谓是震古铄今的雄文伟论!
 

作者: 
林树源
来源: 
潮州日报(2007.9.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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